史學大師孟森的明史講義：從洪武到南明的深度探索

政治鬥爭×文化變遷×學術發展
揭露皇帝與大臣的權力鬥爭，揭示文化與學術繁榮
學術真實與文學情感的結合，探尋明朝興衰的歷史軌跡

❚過去與現在：明朝的起伏
作者將明朝的歷史分為多個時期，從其建國之初的洪武年間，到後期的萬曆時代，再至明朝的終結與南明的短暫存在，每一個時期都有其獨特的政治背景和社會變革。不僅提供了詳盡的歷史記述，更深入探討各個時期的政治鬥爭、經濟發展、文化交流等重要事件。

❚皇帝與大臣：權力遊戲的核心
書中特別強調明朝皇帝與大臣之間的關係，從早期的太祖洪武帝與他的功臣，到萬曆帝時期與大臣的矛盾關係，這些關係不僅影響明朝的政治局勢，更深遠地影響了明朝的命運。

❚文化與學術：明朝的繁榮與變遷
明朝不僅是政治和經濟的繁榮時期，也是中國文化和學術的一個重要時期。從早期的洪武年間的學術發展，到萬曆時期的文化變遷，再到明朝末期的學術衰退，每一個時期都有其獨特的學術思潮和文化特色。

❚南明與遺留：明朝的最後時刻
明朝的終結並不意味著明朝文化的消失，南明雖然短暫，但其存在意味著明朝文化的延續。作者對南明的描述既有歷史的真實性，也充滿了文學的情感。從弘光、隆武到永曆，每一位南明皇帝都有其獨特的命運和故事。南明不僅是明朝歷史的延續，更是中國歷史中重要的組成成分。

本書特色：本書是一部深入淺出、詳盡而有趣的明史研究著作。深度探索了明朝的興衰起伏與學術研究，提供全面的歷史視角，揭示出明朝歷史的複雜性，並強調政治與文化之間相互作用的重要性。既有學術的價值，也具有文學的魅力，對於有興趣研究明史的學者和讀者來說，這無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書。

孟森（西元1868～1938年），字蓴孫，號心史，別署純生，江蘇武進人。中國歷史學家，對明清史研究影響深遠。1929年，就聘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主講清史。1931年，被聘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未曾擔任系主任），專門研究明清史。代表作有《清史講義》、《明史講義》、《清初三大疑案考實》等。

第一章　洪武之初：天下從此改姓朱
第一節　太祖起事之前提
第二節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
第三節　明開國以後之制度
第四節　洪武年中諸大事

第二章　靖難之役：薑還是老的辣
第一節　建文朝事之得失
第二節　靖難兵起之事實
第三節　靖難後殺戮之慘
第四節　靖難以後明運之隆替
第五節　靖難兩疑案之論定
第六節　仁宣兩朝大事略述
第七節　明代講學之始

第三章　奪門之變：一山不容二虎
第一節　正統初政
第二節　土木之變
第三節　景泰即位後之守禦
第四節　景泰在位日之功過
第五節　奪門
第六節　成化朝政局
第七節　弘治朝政局
第八節　英憲孝三朝之學術

第四章　議禮之爭：血濺左順門
第一節　武宗之失道
第二節　議禮
第三節　議禮前後之影響
第四節　隆慶朝政治
第五節　正嘉隆三朝之學術

第五章　萬曆之怠：不郊不廟也不朝
第一節　沖幼之期
第二節　醉夢之期
第三節　決裂之期
第四節　光宗一月之附贅

第六章　明亡之兆：內憂外患，何去何從
第一節　天啟初門戶之害
第二節　天啟朝之閹禍
第三節　崇禎致亡之癥結
第四節　專辨正袁崇煥之誣枉
第五節　崇禎朝之用人
第六節　李自成張獻忠及建州兵事

第七章　南明之殤：風起風又落
第一節　弘光朝事
第二節　隆武朝事（附紹武建號）
第三節　永歷朝事
第四節　魯監國事

第一節　太祖起事之前提（節錄）
《明史》斷代起於洪武元年，而敘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紀元為限，當以太祖起事之始為始。史本紀如此。陳鶴《明紀》，自注起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鑒》起至正十二年，皆與本紀相應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節之記述不可勝數外，自以正史為骨幹。而變其體，則有《紀事本末》、有編年之《紀》及《通鑒》。《紀事本末》成於《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於《明史》。後來《明史》既成，清代又以敕脩名義成《通鑒輯覽》之《明鑒》及《綱目三編》。《明紀》及《明通鑒》乃敢準以下筆。清代之治《明史》者終不免有應顧之時忌，此俟隨時提清。今欲知史之本義，莫重於為法為戒。人知明之有國，為明驅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當時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稱雄，顛覆舊政府，而使應時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為，乃統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稱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與天下更始也。敘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國珍為始。其實民得稱雄，已為較有知識、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禍犯令於清平之世，一皁隸縛之而遂就法，蓋已知綱紀盡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後動也。故推元末之亂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亂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無，大地之上，由亞而歐，皆其兵力所到，至今為泰西所震驚。乃入中國不過數十年，遂為極散漫、極脆弱之廢物。其故維何？所謂「馬上得之，馬上治之」，不知禮法刑政為何事。凡歷朝享國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漸壞，國祚漸衰。有經久難壞之制度，即有歷久始衰之國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漢之制度，即有漢之四百年；唐宋皆然。唯元無制度，其享國即在武力之上，其能箝制人民數十年而後動者，即其武力之橫絕歷代也。元之無制度，若但為其書不傳，則亦正有《元典章》等傳本，豈知元即有因襲前代之文物，元之當國者正絕不行用。此當從《元史》中於奏疏文求其反證，乃可得之。
順帝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云：『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不報。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不報。元至至正，已為末一年號，不過數年，瀕於亡矣，而猶以夷俗自居，曰「列聖未遑之典」，可知開國以來無不如是。其曰「議法之吏」，則固未嘗不言立法，唯法特為漢人、南人設耳。
元之國境廣大，民族眾多，蒙古謂之國人，中國本部謂之漢人，自餘謂之各國人，亦云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縱西僧為暴於國中。錄《元通鑒》一則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強市民薪，民訴於留守李璧。璧方詢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發，捽諸地，棰撲交下，拽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奔訴於朝，僧竟遇赦免。未幾，其徒龔柯等與諸王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語侵上，事聞，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詔，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之者截其舌。」皇太子帝母弟仁宗。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寢其令。
此時尚為元之全盛時代，混一中國未及三十年，其了無制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懾，然考之史，元亦並無經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饑窮為暴、脅眾覓食之故技，侵掠萬里，既得溫飽，即伎倆無復存焉，非若歷代軍制既定，威令久而後渝者比。再錄《元通鑒》一則見例：
成宗元貞二年丙申十月，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盜勢益熾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眾莫測其所為。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距賊營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置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眾悉散。軍中獲賊所為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霆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果密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軍功為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贓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當成宗時，去統一中國僅十餘年，元貞二年，距世祖之死僅二年，而蒙古在中國之兵力已如此。有事每倚漢人，唯宰相尚為世祖時顧命舊臣，能容漢人，漢人因亦樂為之用，間有盜亂，旋即平之。至順帝時之群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明史》敘群雄以方國珍為始，起於至正八年，順帝即位之第十四年。其前至元三年，順帝亦用至元紀年，與世祖同年號，亦其無法度之證。順帝即位之第五年，廣州朱光卿反，汝寧棒胡反，以後各地蜂起，久者亙數年不定。而元之所以處分此事，則蒙古既不足用，又仇漢人使不為用，夫然後群雄乃起，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輕逞其一朝之憤者也。其時中國之不能不反元者，據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廣州變起之後，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有馬者拘入官。是為因亂事而益歧視人民。是月，詔省院臺部宣慰司廉訪司及部府幕官之長並用蒙古、色目人。是為歧視人民而絕多數人登進之路。五月戊申，詔汝寧棒胡、廣東朱光卿、聶秀卿等皆系漢人，漢人有官於省臺院及翰林集賢者，可講求誅捕之法以聞。是為以種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於職。八月癸未，弛高麗執持軍器之禁。是為無自衛權者獨有漢人。又其前二月己丑，汝寧獻所獲棒胡彌勒佛小旗，偽宣敕，並紫金印、量天尺，時大臣有忌漢官者，取所獻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為邪？」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侍御史許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漢官或為漢人輕減反者罪名，則可將漢官皆坐以逆黨，而一律剷除之以為快。是歲，巴延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是為宰相起意屠戮漢人，先就人數最多之姓為始。以姓分應殺不應殺，設想已極不道，帝雖不從，此風聲已不可令天下聞矣。後於至正十一年，巴延已敗，托克托代為相。六月，《通鑒》又書云：「丞相托克托議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隨後來，遽令門者勿納。入言曰：『方今河南漢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蒙古、色目因遷謫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詿誤。』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紅軍者，是年劉福通起，用紅巾為號，謂之紅軍。未幾，芝麻李、徐壽輝相繼起，皆用紅巾，紅軍遂遍各行省。明年，郭子興起於濠，濠為太祖所居，遂亦相從而走險矣。《明史》所立群雄之傳，以方國珍為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滅者不計，即其以後如芝麻李之不久為元所滅者亦不計，以太祖所託始之故，郭子興不但有傳，且序於群雄之首。所為傳者共八人，其後三人：擴廓帖木兒、陳友定，雖起自義兵而能自發展，舉群雄略同。然既盡忠於元，在明代修《元史》時當入之，如擴廓之義父察罕帖木兒，已入《元史》矣，擴廓事亦附見。但從順帝出亡後，尚有屢圖興復之兵，《元史》竟截去不載。友定之殉元，尚在順帝未遁之時，何以亦不與察罕為同類？至把匝剌瓦爾密，尤為元之宗室，據其封國，不肯降明而死，何為與群雄同列？《元史》無宗室傳，故不輯為有系屬之傳，然有《諸王表》，亦未於雲南王忽哥赤之後列至把匝剌瓦爾密，遂以最後殉國之宗王，亦不入《元史》。至《明史》乃紀之為群雄之列。清修《明史》因之，於《明史》中列元臣傳。清又於《明史》中遺張煌言、李定國、鄭成功等，今乃入《清史稿》。此與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擴廓等若相應和。此一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