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新學的展開(精)

浙江溫州人，一九三五年生，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著作有：《周易思想研究》、《朱熹思想研究》、《宋明理學研究》、《中國哲學範疇發展史》（天道篇）、《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雜反思》、《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文化的省察》、《周易帛書注譯》、《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戴震》、《周易與儒道墨》、《中國近代新學的展開》、《退溪哲學入門》、《退溪書節要》（主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主編）、《道》（主編）、《氣》（主編）等。

余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三十餘載，每授課自先秦而逮近代，其間雖有講斷代哲學者，但無有間斷。近十幾年來，主要與研究生授課。在備課和授課中每有所思或每有所得，間有記下（無記居多）而整理成文，公請報刊者，約壹佰伍拾有餘。這裏所收鴉片戰爭以後中國近代新學各篇，自六十年代至今，不謂不久，但就內容而言，還能貫通，自成系統。

 

回首壹佰伍拾年來中國，列強迭侵，國難頻起，民族恥辱，人民塗炭。之所以如此者，歸根結蒂，是因為中國落後，落後必然挨打。顢頇者，仍做其天朝帝國之夢；有識者，已覺其大廈即傾之危。就在這「舉國醉夢於承平」之時，而「定盦憂之，儳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龔自珍已清醒地自覺到，那是一個「將萎之華，慘於槁木」的時代，於是他呼喊：「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雜詩〉），期望著生氣盎然的新時代的出現。

 

清政府閉關自鎖，但關何嘗鎖得住？西方文化終於藉軍事力量和宗教力量，洶湧而來，不可抵擋，在中西文化激烈地衝突中，中國如何救亡圖強？對西方文化的挑戰做出回應，人們設計了各種各樣的方案。張之洞等人所倡導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當時文化論爭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種「中體西用」的思維模式，在五四運動之前，曾縱貫為早期改良派、洋務派、維新派和革命派。儘管其表現形式不同，內涵稍異，但在思維模式上未擺脫「中體西用」的制約。即使在五四運動以後，亦橫貫為自由主義的西化派和新儒家文化保守派。以至八十年代，仍有「西體中用」、「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中西互為體用」，和「中西為體，中西為用」的文化論爭。因而追溯以體用論中西文化的張之洞，是有裨益的。

 

戊戍變法維新運動的激進派譚嗣同，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氣概，呼喊著衝決社會一切網羅的口號，高揚著每個人都應有獨立的人格、尊嚴和價值，把西方天賦人權論、契約論以及自由、平等、博愛思想與中國傳統儒家、墨家、佛教等愛人、慈悲、仁等相結合，建構了「仁學」思想體系，他對於封建三綱五常的批判，對於封建制度於人性的摧殘、奴役和壓迫的揭露，可謂十九世紀末葉中國人權的宣言書。

 

譚嗣同「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梁啟超：《譚嗣同傳》）的精神，震撼中國大地，驚醒中國士人。四川青年鄒容懸譚嗣同遺像於座旁，哀悼「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翼後來者，繼超志勿灰」（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鄒容略傳》），而走上革命道路。他作《革命軍》，對清統治者的驕奢淫逸、嚴刑酷法、橫徵暴斂、壓榨剝削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他願作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軍中馬前卒」，提出建立獨立自由的「中華共和國」的方案，並制定「中華共和國」的二十五條綱領。《革命軍》在當時思想界起了巨大的影響，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各種不同的書名刊行。辛亥革命後，孫中山曾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簽署命令，追贈鄒容為「大將單」，認為「設非其人提倡之早，其書入人之深，今日收功，恐難若斯之速」（《蜀中先烈備徵錄》附編總目），決非過譽也。

 

由政治革命而及於思想、哲學、宗教的革命。佛教為適應近代社會發展的潮流，太虛法師提倡佛教革命。他讀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民說》、譚嗣同的《仁學》、嚴復譯的《天演論》、章太炎的《告佛子書》極為吸引，遂「陂然激發以佛學入世救人救世的弘願熱心」。後又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鄒容的《革命軍》，便認為「中國政治革命後，中國的佛學亦須經過革命」（《太虛自傳》）。太虛法師不僅是佛教改革的理論家，著《法相唯識學》、《真現實論》等宏篇，援入現代西方科學、哲學；而且是佛教實踐家，他提出「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行之自述》），以建設人間佛教，「改良社會，使人類進步，把世界改善罷了」（《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同時太虛法師也是佛教的革命家，使佛教由出世間法改為入世間法。如果說佛教禪宗把心外佛轉變、改革為心內佛，由外超越轉向內超越，為中國佛學第一次改革的話，那麼，佛學從出世主義向入世主義轉變，可說是中國佛教的第二次改革，這促使了佛教的世俗化和現代化。

 

本書還收了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所寫的論文和紀念唐君毅教授逝世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等。作者出於對中國文化深層的關懷，而提出建構傳統學的設想，把傳統學從文化學中分出來，而做為獨立的學科來建構。在為馮友蘭先生誕辰九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而作的〈新儒家哲學與新儒家的超越〉中，論述了中國宋明理學中理本論（程、朱理學）、心本論（陸、王心學）、氣本論（張載到王夫之氣學），而演變為本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的歷程。中國哲學在唐末五代大亂之後，中國傳統儒、道文化在吸收外來印度佛教文化的基礎上，創建了理學，使中國學術思想發生巨大的轉機，影響日本、朝鮮、越南，而成為東方文明的中心。明末清初之際，一批思想家在「天崩地裂」的悲憤中，由總結明亡的教訓中，批判程朱和陸王的理學和心學，也是促使中國學術思想發生轉機的時機，然而並沒創建新的思想、哲學體系。因而明清之際一批思想家的貢獻，較之兩宋時的思想家、哲學家便大為遜色。其間雖也出現過幾次不同思潮，都因沒有什麼創新，而影響即逝。即使在五四運動以後，要麼照著或接著西方的思想、哲學講，要麼照著或接著宋明理學講，而有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各派。馮友蘭四十年代作《新理學》，明確說是「接著宋明以來底理學講底」（《新理學》、《三松堂全集》第四卷，第五頁）。熊十力先生和賀麟先生雖未明言接著陸、王心學，而實與陸、王心學近，熊先生思想被五十年代後港臺新儒學發展為新心學，大陸中國哲學四十多年來發展了新氣學。現距北宋公元九百六十年已一千年，難道還要接著宋明理學中的理學、心學、氣學講？還要接著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講？這樣接著講下去，何時到一站？何時能了？這樣接著講下去，有何意義？有何價值？中國在現代西方文化、現代高科技文化的挑戰下，能否創新？創什麼新？特別是創造出與中國文化實際相結合的新文化，這是中國人的共同事業，也是世界華人的共同事業。筆者提出和合學的建構，雖基於上述的思考，只是拋磚引玉而已。若能引超世人對此的關心和自覺，愚的心願也就滿足了。但真正創建完善一種新學說的體系，就如宋明理學一樣，需要幾輩人或幾代人的心血和創造。中國人是聰明的，是富於哲學頭腦的，也是最有創造力的。因此，是能夠達到的。那時她將以自己深邃的、獨特的神彩，而為世人所矚目！

 

本書和《周易與儒道墨》，承蒙陳慧劍先生支持和幫助，並不辭勞苦審閱拙稿和聯繫，才得以付樟。謹誌謝忱。

 

是為序。

 

張立文

於一九九一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