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理性與信仰(平)

湖南邵陽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並獲中國哲學史碩士學位。歷任人民出版社哲學編輯室主任、出版社編審、高級職稱評審委員，1988年至89年應聘任新加坡東亞哲學所高級研究員，並任中國文化書院導師。1990年至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訪問研究。現任中國學社研究員，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主要箸作有《漢代思想史》、《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女化與時代新考》、《五四後人物‧思想論集》、《老子河上公章句時代考》等。

這本論文集，是從我的幾十篇中國哲學史論文中選收的，寫作時間從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下面聯繫其寫作時代背景，逐一作一簡短的論述。

 

《哲學：理性與信仰》，脫稿於1995年6月，是本文集寫得最晚的一篇文章，1996年發表於湖南《求索》第2、3期。文章的主旨是論述中國哲學與理性及信仰兩者的關係。這實質上是中國哲學之民族特點的問題。「五四」以後，中國哲學史研究全盤西化，幾乎所有大陸出版的中國哲學史論著，都絕不提理性與信仰的關係，似乎中國哲學與西方世俗哲學一樣，理性是其唯一的內容與基礎。似乎對哲學問題的探討，中國哲學亦莫不以主客對立為基礎，以認識論為中心，以成就出種種哲理之知識系統。實際上，西方哲學有兩個系統，希伯來神學哲學系統與希臘的自然知識系統。兩個系統雖然相互聯繫、呼應，但各有其獨立的對象與任務。前者以信仰為基礎與軸心，後者以理性、知識為基礎與軸心。中國哲學傳統與此不同，從來是政教合一、天人合一的，由此中國哲學具有與西方世俗哲學及神學哲學不同的內容與特點。不了解這一點，中國哲學的研究不可能獲得真正獨立的地位與恢復其光彩奪目的內容與充滿活力的生命與青春。所以本文的寫作，既是對幾十年來中國哲學史的反思，也是對個人從事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反思，也是個人對中國哲學史研究之新途徑的體悟。

 

《論孔孟荀思想與個人獨立人格或尊嚴之關係》。本文發表於《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原是與周繼旨先生商榷此問題的一篇文章。周先生的看法發表於《孔子研究》創刊號，其基本觀點認為：儒家早已確立了個人人格獨立與尊嚴的觀念。在方法論上，周先生強調的是先秦儒家哲學種種命題的純思想的普遍意義，忽略其具有的時代與實際經驗內容。本文則著重發掘了這些命題提出時的時代與經驗內容，指出這些命題在該時代所實際發揮的社會作用。歷史上凡真實的有生命力的哲學命題，莫不具有這樣的兩個方面。謹具前一個方面，它將是抽象的、貧泛的，不可能具有綿延的生命與活力。但如只有後方面，它就將是僵死的、局限的、片面的，是注定沒有生命活力的。儒家哲學某些基本命題之所以有永恆的生命與活力，正是由於其內在地含具有上述兩個方面。因此本文雖然著重指出了儒家思想在整個封建社會的實際經驗內涵，但並不排斥它可以在新時代條件下演變出新的內容而仍然具有活力與生命力。

 

《莊子對人類自由本性的探索及其貢獻》。這是為紀念湯用彤先生百年冥誕而寫的論文，載於1993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紀念論文集，內容主要是指出：莊子對自由人格的追求及由此而對於當時以禮教與等級為內容的世俗文化與名利人格之批判與決裂。莊子認識到：凡社會已成的定型的與權威的文化，對人性的發展是一種「異化」，一種異己的桎梏的力量，必須加以批判、否定。莊子對種種追求名利者之心靈及世俗文化的批判，是站在這樣的認識高度進行的。這是莊子之為莊子的真精神。它實際上為我們了解人類文化何以會不斷地推陳出新及其歷史發展，提供了一把鎖匙。

 

《剖析中國古代的宇宙模式》。中國何以不能發展出西方式的近代自然科學？中國自然科學是否只是近代才落伍了，十七世紀以前則走在西方前面？本文是對這一問題的探討與解答。這一解答基本上是認為，在宇宙模式及由此而來的自然科學之研究方法與思維方式上，中國自古就發展了與現代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相類似(幼稚的、樸素的)的「一套」，從而窒息了古希臘式的以機械自然觀為基礎的種種自然研究方法在中國古代產生的可能。這一答案，相對於將其原因歸結為「求幸福於內心說」；大一統阻礙科學發展說；儒家義利觀及「學而優則仕」阻礙中國發展科技說；本文的解答可能更符合於中國歷史的實際。

 

以上是關於先秦的三篇文章。下面兩篇是論述宋明理學的。

 

1982年在杭州召開了國際宋明理學討論會，我在大會上發言，指出宋明理學的理性主義實質，當時受到批評；認為理學是蒙昧主義，為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強化中央集權服務，絕不能美化為理性主義。大會以後，我陸續寫了《概論宋明理學的思潮、人物、學派及其演變和終結》（《求索》1983年第3期），《二程唯心主義哲學的理性主義實質》（《中州學刊》1983年第2 期），《周易程氏傳思想研究》（《中州學刊》1984年第4期）等，對程朱哲學的理性主義作進一步的闡釋。在海外，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但當時在大陸，這些論述卻具有解放思想、打破封閉、僵化，活躍中國哲學史的作用。這裡收錄《程頤周易程氏傳思想研究》，著重強調程頤思想的崇尚變動與要求變革的辯證法方面，即是這一背景的產物。

 

《王陽明思想之與朱熹》。本文脫稿於1995年12月，實質是我研究朱熹思想的一部分，是針對兩種流行的觀點而發的。這兩種流行的觀點，一種是把朱王對立起來，認為一者是理學，一者是心學。另一種是認為，王陽明思想從早年到晚年的變化以及由朱熹到王陽明，是由理性主義到存在主義的演變。本文指出，這兩種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實際上，王陽明思想早年籠罩在朱熹「性即理」的影響之下，其「心即理」實際即是朱熹所講「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的思想。晚年，以《大學問》為標誌，王強調道德情感是道德的本源，是道德行為的真正的動力，脫離了朱熹天理的軌轍而回到了孟子式的「情感」本位。以西方現代哲學的存在主義類比王陽明是不恰當的。

 

近現代範疇的兩篇，第一篇《梁漱溟思想與新儒學》是1988年北京香山召開的紀念梁漱溟先生學術討論會的論文。本文主要是剖析梁先生「五四」後發表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基本思想，指出：梁先生對儒家文化及哲學的反思所得的認識，無疑比當時要高出一個層次或一個時代；因為當時（五四時期）對儒家的認識、批判全部集中於功利、政治、倫理、道德的層次，在這個層次中，儒家被認為是由一系列固定的觀念、教條與制度相結合而成的「文化結構」，可以用「綱常名教」四字來加以概括。所以當時陳獨秀把儒家思想就歸結為「綱常名教」四字，並認為這就是所謂「孔家店」的全部內容與貨色，從而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這樣的「孔家店」當然是應該打倒的。唯有打倒這樣的「孔家店」，才能建設中國的新文化；但這樣的「孔家店」實際上就是中國的封建意識形態及其相應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因此打倒了這樣的「孔家店」，並不就等於否定了儒家文化及其含具的深層的核心的價值觀念。打倒了這樣的「孔家店」，也不就等於建設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所以梁先生對儒家文化的分析，一開始就著眼於它的根本的核心的價值系統，並以人類的與世界的眼光予以觀察、分析和論定，確是高人一等，令人為之一驚，顯示出梁先生對儒家文化的特別的洞見與卓識。儒學在當時本來已經成為過街老鼠，似乎窮途末路了。經梁先生的點撥，卻立刻柳暗花明，不僅走出了黑暗，重顯生機，而且由中國而走向人類和世界。這是梁先生對儒學的貢獻，也是梁先生之為當代新儒學開山的有力的見證。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試論錢穆先生的治學方法、目標和眼光、胸懷》，本文實際是為恢復「國學」的真精神而作的。國學絕不是國粹，絕不是盲目的崇中、崇古、排外、排洋。相反，國學的眼光真正是世界的、人類的，是暢開胸懷、吸取西方及一切外民族的先進文化思想成果以為己用的；但「國學」絕不惟西方馬首是瞻，絕不以西方的東西為標尺去剪裁、硬套、取捨中國民族的文化。國學的真精神有如陳寅恪先生提出的：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新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錢穆先生一生之治學，其方法、眼光、胸懷即是此一方針的最好的體現與證明。在《「素書樓」浮想──訪臺雜感》一文中，我曾寫道：「在西方，宗教與學術分途；宗教育人成德，學術則育材增知。為學術而學術，是其傳統風尚，史學亦然。中國則完全不同。天人合一，政教合一，育人成德與育材增知合一，是中國學術之特點，故中國之史學，無不重視民族之光榮，先人之業績，人格之丰采與夫政治、軍事、世道、人心等等之得失，經驗、教訓的總結，擔負起傳道的重任。《易傳》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司馬遷作《史記》，秉承父親司馬談的遺訓：『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之，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即體現了這一傳統。但『五四』以後，學界惟西方馬首是瞻，片面崇尚『專業』眼光、學術標準、論點論據，中國史學的固有傳統被摒斥，以至史學論著逐漸變成了牛角尖、掌故集、考證癖、鬥爭史、規律論、八股文，符號與邏輯、數字與公式；見物不見人，不見道德、精神，可謂數典忘祖，昏憒糊塗到家了。錢先生不為時髦所動，其史學著作，中西結合，揚其長而避其短，情理兼融，文德並茂，有古史之遺風，其難能可貴，及其典型與示範之意義，今後將歷久而彌新。」（《中外論壇》1995年第5期）我對錢先生治學精神的論述，亦是有感於此的。

 

歸結起來，確如紹崑兄所言，本文集之精神，借用張之洞的話來說，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用陳寅恪先生的話說，則是一方面吸收外來之新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陳先生說：「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來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示者也。」（《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陳先生深信這是「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遵循的方針。我亦深信如此。

 

1985年，得紹崑教授兄的熱情幫助，我曾來紐約參加第四屆國際中國哲學學術會議，當時思想尚完全籠罩在馬克思主義的支配之下。雖然1978年國內提倡思想解放、改革開放以後，我的思想產生了很大變化，曾率先撰文批判當時盛行於大陸中國哲學史研究中的黨性原則、兩軍對戰及對唯心主義一概否定的非科學的專橫武斷學風，但批判的鋒芒只是針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傾向，並沒有觸及馬克思主義本身。馬克思主義的種種基本原理對我仍然是天經地義。所以曾和紹崑兄有過激烈的爭辯。當會議結束，紹崑兄約我和湯一介先生至賓州他任教的大學等地訪問時，我們曾反復護衛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沒有絲毫懷疑和動搖。但隨著對西方文化學術的日益深入的了解，目睹「六四」的悲劇，1990年到普林斯頓大學以後，就逐漸完全擺脫馬克思主義框框的羈絆了。社會發展五階段論、資本剝削論、剩餘價值論、共產主義終極目的論等等，通通脫下了其科學的真理的外衣與一度享有的信仰與崇敬。思想獲得了真正的自由與解放。一種曾未有過的輕鬆之感湧現出來，以至愈到後來，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反省、回顧和重寫的願望就愈益強烈，真正希望有一個新的開始。第一篇《哲學：理性與信仰》就反映了這種心情。與1985年初到美國相比，十年之間，思想的變化真是何等激烈、巨大。但中國與世界，不也正是這樣嗎？現在又是歲暮了，送舊迎新。希望我的中哲史研究也能在未來有更好的成果，以不負湯一介先生及紹崑兄，不負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及同仁們的熱心支持和鼓勵。

 

1990年至現在，一直寓居於普林斯頓，此地鳥語花香，山清水秀，風景迷人。其高貴典雅的學術氣質和校園、街景，常令人置身於湖光山色、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及自由、高雅的文化氛圍之中，思想不覺也變得自由、滋潤和靈異起來。本論文集中，九十年代所寫的《莊子對人類自由本性的探索及其貢獻》、《試論錢穆先生的治學方法、目標和眼光、胸懷》、《論王陽明思想之與朱熹》及《哲學：理性與信仰》，就是在這種境界和氛圍中完成的。值此論文集出版之際，謹向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諸友人及中國學社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當然，普林斯頓對於我亦不是世外桃園。家事、國事、天下事，常令心緒為之焦慮起伏，無法寧靜，特別是母親與好些親屬、師友、故舊、同仁的亡故，更常使人悲痛難名，愧疚泣噓。但下面的兩條消息卻是印象深刻，很受鼓舞的：

 

世界日報《世界周刊》1996年10月20日報導，法國人重燃信奉天主教熱忱。報導說：「一千五百年來，天主教經歷了法國大革命以及現代科技的考驗，再加上七十年代的反宗教風潮，年青一代的法國人，對宗教抱著懷疑的態度，天主教不再吸引人，神父也後繼無人。許多教堂因信徒流失而紛紛關閉。然而，今天的年青人卻重拾信仰，竟導致神父不敷所需。有些村莊甚至舉行無神父的自助彌撒。信教的村民，星期天早上自己聚在一起討論《聖經》。」（賴慧芸）

 

世界日報《世界周刊》同年9月11日報導，美大學校園掀起宗教熱。報導說：「在賓州州立大學，學生宗教團體十年前只有十五個，如今卻增至三十個。……」亞特蘭大艾莫里大學康德勒神學院教授羅貝嘉‧喬普說：「美國人追求靈修的鐘擺前後擺動，我想我們目前正處於精神覺醒的時候。」

 

這是無法解釋的。真如一個鐘擺，擺來擺去。文明看似墮落了，又自己振興起來。信仰衰落了，又自己高漲起來。這也就是所謂「基督耶穌的復活」。理性與信仰，過去在支撐著人類文明，今後也將如此。中國人號稱沒有宗教信仰，但類似的信仰的復甦，顯然也是可以預期的。

 

但人究竟走甚麼路？向上或向下？是自己決定的。

 

亡友傅偉勳教授說：「我一分一秒都不敢浪費，每天不是教書就是寫書，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多寫點書，盡到身為學者的人生使命。」謹錄此以作為本書出版的自勉。

 

1996歲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