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科(精)

一九六三年生，四川省達縣人。一九八六年畢業於西南師範大學政治系。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在西南師大師從著名邏輯學家蘇天輔教授攻讀遲邏輯。一九八七年至一九八八年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習法語。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三年在法國普羅旺斯大學哲學系進修，師從韋爾納(Paule-monique vernes)教授，先後獲得哲學──認識論碩士學位(DEA)和人文科學博士學位（哲學學科）。一九九三年六月回國，被母校西南師範大學聘為副教授，一九九八年六月晉升為教授。一九九八年六月至十二月在法國杜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作學術訪問，師從解構主義哲學創始人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研究哲學、政治學和歐洲問題。現任職於廣州師範學院，從事外國哲學和倫理學教研工作。

1987年10月，在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部，我開始了十分緊湊的法語學習，班上其他同學都在忙於寫信給法國的大學聯繫導師，有的同學很快便有了法國大學的接受函，而我還在邏輯學與歐洲哲學間徘徊。學邏輯學是繼續我的專業，學歐洲哲學則是另闢天地。為了填表，我也開始查閱資料，當時有一個基本動機是想師事名流大家，邏輯學方面沒什麼資料，也就沒有發現法國邏輯界大師的名字；在翻閱資料的過程中看見了一串當代法國哲學家的名字：傅科、列維、里柯……，其中傅科已逝，列維不在大學工作，里柯健在，且為巴黎第十大學教授。我給里柯去了一封信，里柯很快回音告訴我他已退休，不再帶研究生，但表示非常願意在巴黎接待我並以他個人的名義指導我的哲學學習，我既失望又高興。我雖沒作成他們的弟子，但第一次知道了他們的大名，並與他們有了初次「交往」。這次拜師失利使我在法語學習上用功更勤，以便將來學名流之思，與大師對話。到了法國再聯繫大學及導師或服從調配，隨遇而安。

 

1988年6月底，我隨其他留法同學乘機到了巴黎，後又「兵」分數路，各奔東西南北中。我們幾個學文科的南下參加普羅旺斯大學暑假法語學習。9月開始專業法語學習。9月5日早上八點左右，在校方的安排下，我去哲學系跟曼(Nguyen Van Philippe Minh)先生學哲學專業法語。我和曼先生幾乎同時到達系認識論研究班資料室。我們進了資料室，室內有豐富的藏書，米黃色的窗簾還沒拉開，但陽光從窗簾的幾條縫隙直射進來，其中有一道光剛好照在一本書上。我還不知曼先生選用什麼教材，正發愁時，他已把被陽光照著的那本書遞給了我，這本書就是傅科(Michel Foucault)的Les Mots et les Choses（《詞與物》）。曼先生說，這是傅科的代表作，使傅科在歐洲思想界一舉成名，他建議我致力於研究傅科哲學，並願意為我在本系找一位知名教授作導師。那天，我們一起讀了《詞與物》序言的開頭，我還似懂非懂，但已對傅科思想產生興趣。這是因為序文一開始就援引了清朝李汝珍的長篇小說《鏡花緣》關於動物的分類，初步異域，只要發現與中國有關的東西就深感親切；又因為有老師曼先生的善良建議、悉心輔導與平等對談；以及傅科的文筆多姿多彩，思想博大精深，方法獨特新穎。現在想來，我選擇傅科哲學，這三條原因缺一不可，無疑起了決定作用。後來，法國教育部把我分配到里昂大學哲學系學習，我堅持不去，並以這三條理由留了下來。在與曼先生一起讀《詞與物》的同時，我從校圖書館借回里柯(Paul Ricœur)的De l'Interprétation: Essai sur Freud（《解釋：論弗洛伊德》），此書於我，難度不亞於傅科的《詞與物》。我根本沒有讀懂里柯，為里柯花去的日日夜夜白費了，而在曼先生的指導下對傅科稍解其義，進步日漸明顯，已迷戀於傅科這部著作了。

 

經曼先生引薦，9月14日上午，我與康德專家韋爾納(Paule-Monique Vernes)教授在她的教研室會見。由於我對《詞與物》和《知識考古學》認真讀了一遍，有了一些交談基礎，原定半小時的會見，結果成了兩個小時的師生討論。韋爾納教授欣然接受我作弟子，不久註冊而正式成為普羅旺斯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會見快結束時，韋爾納教授要求我認真反覆研讀傅科的所有原著，碩士和博士論文題目自擬，兩個半月後相見並提交碩士論文題目、研究傅科哲學的基本書目（知識結構）和《詞與物》概要。會見前忐忑不安，會見後十分神氣。

 

從此，我開始了漫長的傅科哲學研究。1989年11月下旬以論文《傅科論說理論》獲得碩士學位(DEA)。韋爾納教授認為我已有能力繼續研究傅科，於是我又重讀傅科著作。我仍在韋爾納教授指導下做博士論文。1990年11月16日，我為博士論文擬了兩個題目：Epistémè chez M. Foucault（《傅科知識圖式論》）和La Mort de l'Homme（《人的死亡》），後來就此二題徵求曼先生和韋爾納教授的意見時，他們都建議合二為一，即Epistémè chez M. Foucault ou la mort de l'homme（《傅科知識圖式論──人的死亡》）。

 

《傅科知識圖式論──人的死亡》，我完成得很艱辛。做碩士論文時，傅科的大多數著作和論文都只是瀏覽，對所開書目更是如此。做博士論文時，韋爾納教授對我提出了十分嚴格的要求：精讀傅科幾部力作和所列書目（還增加了一些書目），泛讀傅科的其他著作及文章和有關傅科的評論著述。三次遞交文稿，三次被打回。屢次「失敗」，反覆閱讀，我清楚地認識到，知識考古學方法是自解的，即可用《知識考古學》來解讀《詞與物》。這篇論文探析了傅科知識圖式、人文科學與人類經驗，認為「人的死亡」是人類精神在近代知識圖式裡的毀滅，人並沒有成為人文科學的真正中心主題，提出了知識考古學與傳統思想史相異而並存的思想。第四次終於順利過了導師的關。這篇論文是在法國南部十分僻靜的鄉村城堡(Riperte)裡完成的。那孤獨、那苦衷，現在想起來相當可怕；另一方面又得到了城堡主人埃爾曼(Françoise Hellmann)和于德洛(Christian Hudelot)的熱情幫助，生活閒逸闊綽，至今我還極其留戀這種環境。這城堡及其主人給我的生活與寫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幸福和好處。提交論文之後，該為答辯作準備了。論文答辯獲得巨大成功，超出了我本人、導師、答辯委員會成員和四十多位聽者的想像。當初研究傅科的苦頭轉化成了後來的甜頭，我也更加明白了導師指導之勤之嚴的真正意圖。遺憾的是，該論文還以法文形式擺在我的書架上，至今不為國內讀者所了解。我現在沒功夫去把它改寫成中文，同時，也懷疑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傅科。在改寫之前，還是慎重些好。

 

1993年夏從法國回來的一年裡，我得以好好休息。因長期困讀而感到很累。事實上，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我又一次面對著「往那裡走」的困惑。也許長久「疲於」研究傅科，回國後「愛心」他移，如胡塞爾、維根斯坦、金岳霖、馮友蘭、德勒茲等（或開課，或演講，或作文），以尋「新的歡樂和刺激」，一輩子「鍾情於」傅科，不是容易的事，可是經過胡塞爾等人之後，又回到了傅科，曾經專門為研究生開設了「傅科哲學」課程。至今發表了幾篇討論傅科哲學的文章，如〈走向當代的近代監禁〉、〈傅科人論之分析〉、〈尋找新方法〉、〈傅科及其生平、著作和思想〉、〈理解與誤解：傅科在中國〉、〈試論傅科的人文科學考古學〉等。這說明傅科還是頗有魅力的。

 

傅科哲學是法國五○年代之後科學哲學潮流之一。法國科學哲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科學史、邏輯哲學、數學物理學哲學、生物科學哲學及人文科學哲學等。除傅科外，還可數出一大批當代法國科學哲學的代表人物：巴歇拉爾、貝拉瓦爾、布朗歇、康吉漢、科斯塔貝爾、達戈涅、多馬、吉爾、格朗熱、夸雷、列維─斯特勞斯、馬爾丹、梅洛─龐蒂、塔通、維伊曼等。他們在這一領域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傅科哲學具有歷史的厚實性。當然，不能因此斷定傅科科學哲學是歷史主義的，相反，傅科正是在科學史（基本歷史性）的背景中運用考古學和系譜學批判歷史的連續性和科學理性，彰顯被科學史掩蔽的歷史間斷性和非理性，努力使人們的注意力從正常現象轉移到奇異現象，從歷史學論說轉向考古學論說和系譜學論說。奇異現象（奇異經驗），是科學史和正統科學哲學所空缺的主題，還有許多我們從沒見過的東西，對這種東西的探索正是傅科哲學的魅力所在。傅科科學哲學是反歷史主義的，是考古主義的和系譜主義的，不同於庫恩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可以說，傅科按照自己獨特的構想創立了新的科學哲學流派：考古主義科學哲學和系譜主義科學哲學，或者說，傅科哲學是科學哲學中的傅科主義。「奇異現象」主題研究、考古學方法與系譜學方法，是傅科哲學的三大貢獻。傅科主義深受自己獨特的方法論（考古學和系譜學）支配，因此，我們可將傅科哲學發展分成兩個時期：考古學時期和系譜學時期。考古學時期包括心理學哲學時期、醫學哲學時期、文學哲學時期、人文科學哲學時期和考古學總結時期；系譜學時期包括權力哲學時期和倫理哲學時期。

 

怎樣才算接近了傅科而不是離他更遠？這一問題使我不知所措。本書對傅科哲學不可能一覽無遺，理解過程必是斷「章」取「義」式的。即使是傅科全部著作的翻譯，也絕不可能取得他完全的認可，研究論文更是如此。當然最好的辦法是直接閱讀其法文原著。一切理解都只是相對接近原作者。理解的過程實際上是使原著變形而發生誤解的過程。中國學者對傅科產生誤解的來源，主要是外國的評論家和研究者對傅科的誤解。因此，要澄清中國傅科評介者的誤解，必須首先清理外國研究者的誤解。只要清除誤解來源，產生於誤解基礎上的進一步誤解就自動站不住腳了。當然還有一面，中國學者的誤解也來源於對傅科原作、英譯本或根據英譯本轉譯的漢譯本的閱讀，這裡發生了理解性困難。這種誤解與前者不同，或更深刻，或更合理，這種誤解更難以消除。深刻而合理的誤解，也許與準確的理解一樣，亦是文化發展的通行規則。每位讀者都應保持獨立自由和我行我素的品格。有多少讀者就有多少「傅科」，這麼多「傅科」是原本的傅科生產出來的。傅科閱讀尼采，尼采就成了「傅科式的尼采」，尼采被他（傅科）「化」了，或者說，傅科和尼采「談戀愛」，「結婚」，直到「生育」「新嬰兒」，這是一個相當明顯而典型的例證。至關重要的是讀者要對作者（如傅科）的「生活」及其「思想」知道甚多，認識充分。在中國學者的筆下，傅科無疑被漢化了，但每位傅科專家心中的傅科形象又是有差異的。

 

我目前所從事的幾個重大課題都與傅科有關，這是一個十分廣闊而大有作為的天地。回想起來，我這十年間，久遊異域，攻習法文，苦讀傅科，譯其名著，始解其義，唯靠傅科以思無涯之學，以活有限之命。不過，我作為一個中國人，應當關心自己的民族文化問題，對傅科的治學方法作些創造性改造，致力於中西文化的融合與會通，使中國當代學術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只有堅持「批判借鑒、洋為中用」的原則，當代西學研究才會真正有益於中國，才算得完成了「向歐洲學習」的使命。

 

于奇智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日於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