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語法（上下冊）

本書由師承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等國學大師，歷任清華、北大教授的著名語言學家王力所著，是學習中國現代語法的經典之選。

王力（1900-1986）中國語言學家。字了一，廣西博白人。曾就讀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事梁啓超、王國維、趙元任。後留學法國，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教授，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第四、五屈委員和第五屆常委。一生從事漢語教學與研究工作，致力於繼承中國古代語言學的優良傳統，吸收國外語言學的優秀成果，對漢語語音、語法、詞匯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精深的研究。著有《中國現代語法》、《漢語詩律學》、《漢語史稿》、《古代漢語》等，重要論著编入《王力文集》。

我研究中國語法，已經二十一年了。就研究的歷程而論，大約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妄的時期。我二十歲做高等小學的國文教員。地處偏僻，風氣未開，有些學生的年紀比我大，然而他們的國文（文言文）還沒有達到通順的程度。當時我在父親的書架上看見了周善培的《虛字使用法》，覺得很有趣，就拿來稍為改編，參加一些自己的意見，教給學生，我滿以為只要他們對於“虛字”會用了，國文也就可望通順，以至於雅馴了。誰知結果是大失所望。不用心的學生不必說，其中有一兩個學生絕對信仰我的教法，結果是他們的虛字用得無可指摘，然而文章變得生澀硬湊，倒反不如其他學生來得自然。由現在看來，當時我是誤解了語法的功用，以為它可以令人文章好。

第二個時期是蔽的時期。我因家貧失學十年，沒有唸中學，直到二十三歲，纔到上海入某私立大學，我的英語也是從那時候纔學的。我對於英語的語法特別感覺興趣，喜歡拿《馬氏文通》比著讀。二十五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我的論文題目就是《中國古文法》。這論文雖曾博得先師梁任公先生的好評（‘卓越千古，推倒一時’），然而由現在看來，除了死文法和活文法的分別，及詞有本性準性變性的說法頗有可取之外，其餘也就殊無足觀。當時的毛病是只知有詞不知有句；只知斤斤於詞類的區分，不知中國語法真正特徵之所在；只知從英語法裏頭找中國語法的根據，不知從世界各族語裏頭找語法的真詮。當時我儘管批判別人‘削足適屨’， ‘以英文法為楦’，其實我自己也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第三個時期是疑的時期。二十六歲入巴黎大學，論文題目仍想要做中國語法。中國學院院長格拉奈先生(Granet)勸我不要做，因為這不是三五年做得出來的，而且不能像《馬氏文通》那樣做。於是我改學實驗語音學了。回國後，在清華教的是語言學，語音學和中國音韻學，也沒有功夫研究中國語法。這樣，我對於中國語法的研究乎是停止了八九年，其實我因語言學裏有語法部分的緣故，腦子裏仍舊常常考慮到中國語法上的問題。一九三六年間，我在《清華學報》上發表了一篇〈中國文法學初探〉，纔算正式回到中國語法的園地。在這一篇文章裏，我對於以前的中國語法學（連我自己在內的），表示很大的懷疑。然而當時我的破壞力雖大，建設力卻不足；批評人家的地方雖然大致不錯，而自己創立的理論卻往往陷於觀察不確。

第四個時期是悟的時期。這時期可說是從一九三七年我在《清華學報》上發表〈中國文法中的繫詞〉的時候起。我開始覺悟到空談無補於實際，語法的規律必須從客觀的語言歸納出來的，而且隨時隨地觀察還不夠，必須以一定範圍的資料為分析的根據，再隨時隨地加以補充，然後能觀其全。迄是年夏天，中日戰事起，輕裝南下，幾於無書可讀。在長沙買得《紅樓夢》一部，寢饋其中，纔看見了許多從未看見的語法事實。於是開始寫一部《中國現代語法》，凡三易稿。一九三八年秋，我在西南聯合大學擔任‘中國文法研究’，始將此稿印為講義。後來覺得仍未滿意，所以另行排比，重加修改。又相信聞一多先生的話，把它分為兩部書，一部專講規律，一部專談理論，相輔而行。至一九三九年冬，纔各完成上冊，又一九四二年夏，纔各完成下冊。現在先將專講規律的一部《中國現代語法》付印；至於專談理論的一部《中國語法理論》，希望也跟著出版。

這樣說來，我對於中國語法，是由妄而蔽，由蔽而疑，由疑而悟的。悟了，夠不夠呢？自然是不夠的。悟了，是脫離了迷津，是走上了正當的途徑，卻不是已經達到了完善的境界。中國語法學者須有兩種修養，第一是中國語史學(Chinese Philology)；第二是普通語言學(general linguistics)。缺一不可。若只精於中國語史學（如所謂‘小學’），而不精於普通語言學，就只知道從古書中大事搜羅，把若干單詞按照英語的詞類區分，成為一部‘新經傳釋詞’。若只精於普通語言學，而不精於中國語史學，就只知道運用若干術語，把中國的語事實硬湊上去，成為別開生面的‘削足適屨’。即以現代語法而論，若沒有歷史的根據，也難免於穿鑿附會，所以葉斯泊生《現代漢語法》的全題是《以歷史為根據的現代英語法》(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我對於中國語史學和普通語言學都不能精，自然不敢相信我的研究是完善的。不過，十餘年研究的結果，總該讓它有一個‘問世’的機會；在識者的品評之下，試看我所謂悟者是否真悟。

在這裏，我應該首先感謝吾師趙元任先生，當年他對於我的《中國古文法》本曾給予一句褒語，這是消極地不獎勵我走上‘蔽’的道路。他在那篇論文上所批的‘說有易，說無難’六個字，至今成為我的座右銘。前年我在西南聯大所編的講義上冊，又承他他給予很多的指正；在本書裏，他所指正的地方大致都改了。

我又應該感謝李方桂、馮芝生（友蘭）、朱佩弦（自清）三位先生。李先生替我看了本書導言至第三章第十八節，馮先生看了第一章，朱先生看了全書，都能不吝指教。

此外，舊同學張清常張琨兩先生替我校閱原稿，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研究助理何善周先生替我謄正，也都是值得道謝的。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博白王力序於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