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基礎理論

原名「五版教材」，大陸全國中醫院校組織教材編審委員會編輯。 本套教材為中醫大學課堂習課之用，有課程時數範圍之限。因而其特色為精簡，適合學習者熟讀精讀，以掌握各科的核心內容，紮好中醫之根基。本套教材之編輯觀念，重視傳統，以經典為中心；讓學習者能瞭解中醫理論的基本架構與發展軌跡，以便將來臨床應用與研究創新，故名為《承啟版教材》。本叢書排版為珍惜學子之眼力，特採用約4號大字，字體大而清晰，久讀而不倦。本社《高等中醫研究參考叢書》是以本教材為基礎擴編而成，內容完備，標明出處，重視探源理解。兩套叢書配合使用，學習效果令人驚喜！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陰陽五行
第三章藏象
第四章氣、血、津液
第五章經絡
第六章病因與發病
第七章病機
第八章防治原則
名詞術語索引

第1章 緒 論



中國醫藥學有數千年的歷史，是中國人民長期抵抗疾病的極為豐富的經驗總結，是我國優秀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古代的世界觀、科學觀和方法論的影響和指導下，通過長期的醫療實踐，它逐步形成並發展成為獨特的醫學理論體系，為中國人民的保健事業和中華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第一節　中醫學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
中醫學是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和防治等的一門科學，它有獨特的理論體系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中醫學的理論體系受到古代的世界觀、科學觀和方法論──陰陽五行學說的深刻影響，以整體觀念為主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和病理為基礎，以辨證論治為診療特點的醫學理論體系。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急劇變化，政治、經濟、文化都有顯著發展，學術思想也日趨活躍。在這種形勢下，出現了我國現存的醫學文獻中最早的一部典籍──《黃帝內經》。《黃帝內經》總結了春秋戰國以前的醫療成就和治療經驗，確立了中醫學的獨特的理論體系，成為中國醫藥學發展的基礎。

《黃帝內經》系統地闡述了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治療和預防等問題，奠定了中醫學的理論基礎。其內容包括藏象、經絡、病機、診法、辨證、治則及針灸和湯液治療等。它在闡述醫學理論的同時，還對當時哲學領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諸如陰陽、五行、氣、天人關係、形神關係等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它一方面用當代的先進哲學思想為指導，從而推動了醫學科學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在醫學科學發展的基礎上，豐富和提高了哲學理論，把先秦以來的哲學思想向前推進了一步。《黃帝內經》中許多內容已大大超越了當時的世界水平。在形態學方面，關於人體骨骼、血脈的長度、內臟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記載，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如食管與腸的比是1：35，現代解剖是1：37，兩者非常接近。在血液循環方面，提出“心主身之血脈”（《素問‧痿論》）的觀點，認識到血液在脈管內是“流行不止，環周不休”（《素問‧舉痛論》）的。對動靜脈也有一定的認識。以上這些認識比英國哈維氏在公元1628年（明崇禎元年）發現血液循環早一千多年。

《難經》是一部與《黃帝內經》相媲美的古典醫籍，係秦越人所著，成書於漢之前，其內容十分豐富，包括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各個方面，補充了《黃帝內經》的不足，與《黃帝內經》一樣，成為後世指導臨床實踐的理論基礎。

兩漢時期，中國醫藥學有了顯著的進步和發展，東漢末年，著名醫學家張仲景（公元150～219年）在《內經》、《難經》等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總結了前人的醫學成就，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寫成了《傷寒雜病論》，即後世的《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傷寒論》是中醫學中成功地運用辨證論治的第一部專書，為辨證論治奠定了基礎。《傷寒論》在《素問‧熱論》的基礎上，確立了六經辨證論治的綱領，提出了六經（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的形證和分經辨證治療的原則。

《金匱要略》以臟腑的病機理論進行證候分證，記載了40多種疾病，262首方劑。它發展了《黃帝內經》的病因學說，提出：“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給後世三因學說以深刻的影響。

總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以六經辨證、臟腑辨證的方法對外感疾病和內傷雜病進行論治，確立了辨證論治的理論體系，為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內經》、《傷寒雜病論》的基礎上，歷代醫家都從不同角度發展了中國醫學理論。如隋代巢元方等編著的《諸病源候論》，是中醫學第一部病因病機證候學專書；宋代陳無擇的《三因極一病證方論》，在病因學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學說”；宋代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又開創了臟腑證治的先河。金元時期，更出現了各具特色的醫學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丹溪，後人稱為“金元四大家”。劉完素以火熱立論，倡“六氣皆從火化”、“五志過極皆能生火”之說，用藥以寒涼為主，後世稱他為寒涼派。他的學術觀點給溫病學說的形成以很大的啟示。張從正認為病由邪生，“邪去則正安”，攻邪祛病，以汗、吐、下為攻去病邪的三個主要方法，後世稱他為攻下派。李杲提出了“內傷脾胃，百病由生”的論點，治療以補益脾胃為主，後世稱他為補土派。朱丹溪倡“相火論”，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治病以滋陰降火為主，後世稱他為養陰派。總之，劉、張、李、朱四家，其火熱論、攻邪論、補土論、養陰論，立說不同，各有發明，各有創見，但都從不同角度豐富了中醫藥學的內容，促進了醫學理論的發展。明代趙獻可、張景岳等提出命門學說，為中醫學的藏象學說增加了新的內容。

溫病學是研究四時溫病的發生、發展規律及其診治方法的一門臨床學科，是我國人民長期抵抗外感熱病的經驗總結。溫病學理論源於《內經》、《難經》、《傷寒雜病論》等書，經過漢以後歷代醫家的不斷研究、補充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一門獨立的學科。明代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提出，“溫疫”的病原“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成”，其傳染途徑是從口鼻而入，不是從肌表而入。這對溫病（特別是溫疫）的病因學是個很大的發展。至清代，溫病學的理論日趨完善，葉天士、吳鞠通等溫病學家，創立了以衛氣營血、三焦為核心的溫病辨證論治理論和方法，從而使溫病學在因、證、脈、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論體系。

此外，如清代醫家王清任重視解剖，著《醫林改錯》，改正古醫書在人體解剖方面的錯誤，發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論，對中醫基礎理論的發展也有一定的貢獻。

近年來，中西醫學工作者在整理研究歷代醫學文獻的同時，運用現代科學方法研究中醫基礎理論，在經絡與臟腑的實質的研究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進展。

第二節　中醫學理論體系中的唯物辯證觀
《自然辯證法》中指出：“不管自然科學家們採取什麼樣的態度，他們總還是在哲學的支配之下。”醫藥學和其他自然科學一樣，總要受一定的世界觀的支配和影響。由於中國醫藥學是在長期的醫療實踐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在其形成過程中，又受著古代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的深刻影響，因而在它的理論體系中，始終貫串著唯物辯證的觀點。

一、唯物觀
人稟天地之氣而生　中醫學認為世界是物質的，是陰陽二氣相互作用的結果。故曰：“清陽為天，濁陰為地。”（《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氣是運動著的物質實體，其細無內，其大無外。一切事物都是氣運動的結果，故曰：“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素問‧至真要大論》）“萬物”當然包括人在內，“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素問‧寶命全形論》）中醫學把人看成是物質世界的一部分，肯定了生命的物質性。

“生命是整個自然的結果”（《自然辯證法》），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天地是生命起源的基地；有了天地，然後“天覆地載，萬物方生。”（《素問‧陰陽離合論》）所以說：“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素問‧寶命全形論》）這種對生命的樸素的唯物認識，雖然不能也不可能像現代科學那樣地解決生命起源問題，但在數千年前就有這樣的認識，確是難能可貴的。

中醫學認為精（氣）是生命的本原物質。這種精氣先身而生，具有遺傳特性。故曰：“夫精者，身之本也。”（《素問‧金匱真言論》）“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靈樞‧本神》）這裏的“精氣”是指稟受於父母的精氣，故稱之為“先天之精”。父母之精氣相合，形成胚胎發育的原始物質。沒有精氣就沒有生命。“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為幹，脈為營，筋為剛，肉為牆，皮膚堅而毛髮長。”（《靈樞‧經脈》）“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靈樞‧天年》）人生下來之後，先天之精又要靠後天之精的培養和補充，才能使生命活動生生不息。由此可見，精氣是構成和維持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

氣是維持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氣的運動變化及其伴隨發生的能量轉化過程稱之為“氣化”。氣化運動是生命的基本特徵，沒有氣化就沒有生命。氣化運動的本質就是有機體內部陰陽消長轉化的矛盾運動。“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沒有升降出入就沒有生命活動，故曰：“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素問‧六微旨大論》）升降出入就是氣的運動的基本形式。生與死也就寓於升降出入的矛盾運動之中。

綜上所述，中國醫學承認生命是物質的這一基本前提，用樸素的唯物觀點，把生命看作是一個陰陽對立統一，運動不息的發展變化過程。

形與神俱，不可分離　形神學說是中醫學基礎理論之一，它是在唯物的自然觀的基礎上形成的。形即形體。神，廣義是指人體生命活動外在表現的總稱，包括生理性或病理性外露的徵象；狹義是指精神意識思維活動。但在中醫學理論中，“神”的概念很廣泛，其含義有三：一是指自然界物質變化功能：如荀子說：“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謂之神。”（《荀子‧天論》）天地的變化而生成萬物，這種現象是神的表現，有天地之形，然後有神的變化。二是指人體生命的一切活動：中醫學認為人體本身就是一個陰陽對立統一體，陰陽之氣的運動變化，推動了生命的運動和變化，而生命活動的本身也稱之為“神”。神去則氣化停止，生命也就完結。可見，神是人體生命的根本，因此，只有“積精全神”，才能“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三是指人的精神意識：精神活動的高級形式是思維，故說“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素問‧靈蘭秘典論》）。“積神於心，以知往今。”（《靈樞‧五色》）心是主思維的器官。“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靈樞‧本神》）。任，擔任、接受的意思。任物是心通過感官接觸外界事物而產生感覺的作用，並由此產生意、志、思、慮、智等認識和思維活動，其過程一級高於一級。但從“任物”到“處物”，一刻也不能離開物。人稟天地之氣生，物質世界（天地之氣）先於人，不依賴於人而存在，因而所謂“任物”，只能是反映外界事物的意思。“物”不依賴於“心”而獨立存在，心只是起到反映外界事物的作用，這是屬於唯物論的反映論。

中醫學中的形神關係，實際上就是物質與精神的關係。形體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形是體，是本；神是生命的活動及功用。有形體才有生命，有生命才產生精神活動和具有生理功能。而人的形體又須依靠攝取自然界一定的物質才能生存。所以說：“血氣者，人之神”（《素問‧八正神明論》），“神者，水穀之精氣也。”（《靈樞‧平人絕穀》）神的物質基礎是氣血，氣血又是構成形體的基本物質，而人體臟腑組織的功能活動，以及氣血的營行，又必須受神的主宰。這種“形與神”二者相互依附而不可分割的關係，稱之謂“形與神俱”。形乃神之宅，神乃形之主。無神則形不可活，無形則神無以附，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離。形神統一是生命存在的主要保證。

中醫學理論中的形神統一觀，是養生防病，延年益壽，以及診斷治療的重要理論根據。故曰：“精氣不散，神守不分”（《素問‧遺篇‧刺法論》），“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蔽天地，無有終時。”（《素問‧上古天真論》）

疾病可知，又可防治　中醫學對疾病的發生，不但從自然界去尋找致病根源，更重要的是從機體內部去尋找致病根源，以說明病理變化，從而對生命、疾病和健康的內在聯繫作出了唯物主義的說明。它認為病邪侵犯人體，首先破壞陰陽的協調平衡，使陰陽失調而發病。“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素問‧調經論》）邪氣雖有發於陽和發於陰的不同，但發病的關鍵還在於人體正氣的強弱，即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遺篇‧刺法論》），“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素問‧評熱病論》）。並指出疾病是可以認識的，也是可以防治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靈樞‧九針十二原》）提出了“治未病”的預防為主的思想。未病之前，重視形體和精神的調養，主張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強調了以提高正氣抗病能力為主的攝生觀點。既病之後，則強調及時發現，早期治療，防止傳變。故曰：“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

二、辯證觀
中醫學不僅認為一切事物都有著共同的物質根源，而且還認為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各個事物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是相互聯繫、相互制約的。所以說中醫學不僅包含著唯物觀點，而且還包含著辯證觀點。

人體是一個不斷運動著的有機整體。中醫學認為自然界一切事物的運動都是陰陽的矛盾統一。陰陽是“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整個物質世界運動變化的根源在於世界的內部，而不是世界的外部。故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不生不化，靜之期也。”（《素問‧六微旨大論》）人體亦然，生命始終處於氣化運動過程之中，沒有氣化運動就沒有生命。人的生命活動過程，就是人體的陰陽對立雙方，在不斷地矛盾運動中取得統一的過程。中醫學強調人是自然界一個組成部分，並與自然界有密切的聯繫，人體各個組織器官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不論是在生理上還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聯繫、互相影響的，從而確立了整體觀念的辯證觀點。

精神意識對機體健康的反作用。中醫學在長期醫療實踐的基礎上，認識到精神活動和生理活動的內在聯繫，如《素問‧天元紀大論》說：“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說：“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當然，人體的精神活動和生理活動之間的關係，並不一定像上述那樣機械，但就精神意識對形體健康的反作用這一辯證觀點，無疑是正確的。

中醫治療學也包含有辯證觀點。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標本緩急：所謂疾病的標本反映了疾病的本質與現象、原因與結果、原生與派生等幾方面的矛盾關係。中醫學在“標本緩急”理論中，已經觸及到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係問題。“本”，類似疾病的根本矛盾；“標”，類似被根本矛盾所規定和影響著的其他矛盾。在疾病存在的整個過程中，其根本矛盾，即“本”的性質沒有發生變化，但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由根本矛盾所派生的其他矛盾，即“標”，卻有的產生了，有的激化了，有的發展了。但是，治病必須抓住疾病的根本矛盾，即所謂“治病必求其本”。

正治反治：在區分了病的標本，確定了治療的主次先後之後，就要採取措施進行治療，使陰陽的相對平衡得以恢復。總的治療原則就是一個，即針鋒相對；證候所反映的陰陽失調狀況，我們就採用糾正這種陰陽失調狀況的治療方法。如寒者熱之，熱者寒之，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借以幫助機體恢復平衡狀態。中醫學關於應用與證候性質相反的藥物進行治療的原則，正是自發地利用了矛盾的對立之間既鬥爭，又統一的辯證法原理。正治反治不僅運用了矛盾的鬥爭性，也運用了矛盾的同一性。

異法方宜：中醫學認為疾病的種類和病人的條件是複雜多樣的。同一種疾病，由於方域、氣候、季節、生活、環境、職業、體質等不同，治法就應有所區別。治療疾病既要考慮矛盾的普遍性，又要善於認識矛盾的特殊性，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醫門法律‧申明內經法律》指出“凡治病不察五方風氣，衣食居處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藥不中竅，醫之過也。”中醫“異法方宜”的治療原則，確實蘊含著把事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結合起來的辯證法思想。

病治異同：所謂病治異同，包括“同病異治”與“異病同治”兩個方面，這是中醫治療上的靈活性。同一疾病，可因人、因時、因地的不同，或由於病情的發展，病機的變化，以及邪正消長的差異，治療上應根據不同的情況，採取不同的治法，謂之同病異治。不同的病證，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了相同的病機變化時，也可採取相同的方法進行治療，謂之異病同治。但是，不論是同病異治，還是異病同治，都必須遵照“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的原則。這說明中醫學是從運動的觀點而不是從靜止的觀點，從相互聯繫的觀點而不是從孤立的觀點，來看待疾病的發生和發展。注意疾病的階段性，是辯證觀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