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約星期二：一個老人 一個年輕人 和一堂人生課（簡體書）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年逾七旬的社會心理學教授莫裡在一九九四年罹患肌萎縮性側索硬化，一年以後與世長辭。作為莫裡早年的得意門生，米奇在老教授纏綿病榻的十四周裡，每週二都上門與他相伴，聆聽他最後的教誨，並在他死後將老師的醒世箴言綴珠成鏈，冠名《相約星期二》。對於作者米奇·阿爾博姆而言，與恩師“相約星期二”的經歷不啻為一個重新審視自己、重讀人生必修課的機會。這門人生課震撼著作者，也籍由作者的妙筆，感動了整個世界。

米奇·阿爾博姆（1959- ）

美國著名專欄作冢，電臺主持，電視評論員，此外還是活躍的慈善活動家。迄今為止，阿爾博姆已出版九部暢銷著作，其中紀實作品《相約星期二》在全美各大圖書暢銷排行榜上停留四年之久，被譯成包括中文在內的三十一種文字，全球累計銷量超過一千一百萬冊，成為近年來圖書出版業的奇跡。2003年，阿爾博姆六年磨一劍的小說《你在天堂里遇見的五個人》將“星期二神話”繼續延伸，迄今已累計售出八百萬冊，成為當年惟一有能力在排行榜上與《達芬奇密碼》叫板的作品。 2006年10月，阿爾博姆推出最新小說《一日重生》，再度以奇巧動人的構思和輕盈感性的文字征服全球讀者。迄今為止，這本書在美國的各大排行榜上均在前五位長踞不墜，無可爭議地成為去冬今春銷售業績與讀者口碑最好的全球暢銷書。 米奇·阿爾博姆目前與妻子簡寧居住在美國密歇根州。

《相約星期二》推薦：一個老人，一個年輕人，和一堂人生課。余秋雨教授推薦並作序！ 《相約星期二》的作者是美國一位頗有成就的專欄作家、電台主持，步入中年以後雖然事業有成，卻常常有一種莫名的失落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得知昔日自己尊敬的老教授身患不治之症，便前往探視，並與老教授相約每週二探討人生。《相約星期二》的主要篇幅就是記述這些談話的內容。最終，老教授撒手人寰，但作者卻從他獨特的人生觀中得到了啟迪，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義。《相約星期二》語言流暢，寓意深遠，在美國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且有可觀的市場潛力。 臨終前，他要給學生上最後一門課，課程名稱是人生。上了十四周，最後一堂是葬禮。他把課堂留下了。課堂越變越大，現在延伸到了中國。我向我向過路的朋友們大聲招呼：來，值得進去聽聽。 三部感動了整個世界的故事，一個創造了出版奇蹟的名字。米奇?阿爾博姆情感療傷佳作《相約星期二》、《你在天堂裡遇見的五個人》、《一日重生》、全球累計銷量突破兩千萬冊。

最後的課程

——《相約星期二》中文版序

一

我們人類的很多行為方式是不可思議的，有時偶然想起，總會暗暗吃驚。

譬如，其中一件怪事，就是人人都在苦惱人生，但誰也不願意多談人生。稍稍多談幾句的，一是高中畢業生，動筆會寫“生活的風帆啊”之類的句子；二是街頭老大娘，開口會發“人這一輩子啊”之類的感嘆。兼有人生閱歷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談人生了，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問題太淺?顯然不是。

因為這個問題太深?有這個因素，但人們歷來都有探求艱深的好奇，就連大得無法想像的宏觀世界和小得無法想像的微觀世界都成了熱鬧的研究對象，怎麼對人生問題的探求卻寥落至此?

我覺得，大多數智者躲避這個問題，是因為領悟到自己缺少談論的資格。再大的專家也不能說自己是人生領域的專家，一時的感悟又怎能保證適合今後、適合別人?一個人在事業上的成功遠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個領導者可以在諸多方面訓斥下屬卻必須除開人生。

——越有教養越明白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談論。

但是，誰都想听聽。

身在人生而蒙昧於人生，蒙昧得無從談論，無從傾聽，這實在是一種巨大的恐怖。能不能試著談起來呢?有人這樣做過，但結果總是讓人遺憾。大多是一些淺陋而造作的小故事，不知真有其事還是故意編造的，然後發幾句評述，吐一點感慨，好像一談人生，作者和讀者都必須一起返回到極幼稚的年歲；也有一些著名學者參與談論，像歐洲的那位培根，但不知怎麼一談人生就丟開了推理分析過程，只剩下了一堆武斷的感想和結論，讀起來倒也順暢，一到實際生活中卻難於印證，聯想到作者本人不甚美好的人品和經歷，這些談論的價值自然就不會很高。

我曾設想過，什麼樣的人談人生才合適。想來想去，應該是老人，不必非常成功，卻一生大節無虧，受人尊敬，而且很抱歉，更希望是來日無多的老人，已經產生了強烈的告別意識，因而又會對人生增添一種更超然的鳥瞰方位。但是，找啊找，等啊等，發現相繼謝世的老人們很少留下這方面的言論，他們的最後歲月往往過得很具體，全部沉溺在醫療的程序、後事的囑託、遺產的分割等等實際事務上，在病房雜亂的腳步聲中，老人渾濁的雙眼是否突然一亮，想講一些超越實際事務的話語?一定有過的，但身邊的子女和護理人員完全不會在意，只勸老人省一點精神，好好休息。老人的衰弱給了他們一種假象，以為一切肢體的衰弱必然伴隨著思維的衰弱。其實，老人在與死亡近距離對峙的時候很可能會有超常的思維進發，這種進發集中了他一生的熱量又提純為青藍色的煙霞，飄忽如縷、斷斷續續，卻極其珍貴，人們只在挽救著他衰弱的肢體而不知道還有更重要的挽救。多少父母臨終前對子女的最大抱怨，也許正是在一片哭聲、喊聲中沒有留出一點安靜讓他們把那些並不具體的人生話語說完。

也有少數臨終老人，因身份重要而會面對一群寧靜而恭敬的聆聽者和記錄者。他們的遺言留於世間，大家都能讀到，但多數屬於對自己功過的總結和感嘆，對未競事業的設想和安排，也有人生意蘊，卻不以人生為焦點。死亡對他們來說，只是一項事業的中斷；生命樂章在尾聲處的撼人魅力，並沒有以生命本身來演奏。

凡此種種，都是遺憾。

於是，冥冥中，大家都在期待著另一個老人。他不太重要，不必在臨終之時承擔太多的外界使命；他應該很智慧，有能力在生命的絕壁上居高臨下地來俯視眾生；他應該很了解世俗社會，可以使自己的最終評判產生廣泛的針對性；他，我硬著心腸說，臨終前最好不要有太多子女圍繞，使他有可能係統有序地說完自己想說的話，就像一個教師在課堂裡一樣——那麼對了，這位老人最好是教師，即便在彌留之際也保留著表述能力，聽講者，最好是他過去的學生……

這種期待，來自多重邏輯推衍，但他果然出現了，出現於遙遠的美國，出現後又立即消失。一切與我們的期待契合。

他叫莫里·施瓦茨，社會學教授，職業和專業與我們的期待簡直天衣無縫。他已年邁，患了絕症，受一家電視台的“夜線”節目採訪，被他十六年前的一位學生，當今的作家、記者米奇·阿爾博姆偶爾看到，學生匆匆趕來看望即將離世的老師，而老師則宣布要給這位學生上最後一門課，每星期一次，時間是星期二。這樣的課程沒有一位學生會拒絕，於是，每星期二，這位學生坐飛機飛行七百英里，趕到病床前去上課。

這門課講授了十四個星期，最後一堂則是葬禮。老師謝世後，這位學生把聽課筆記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題目就叫《相約星期二》，這本書引起了全美國的轟動，連續四十四周名列美國圖書暢銷排行榜。

看來，像我一樣期待著的人實在不少，而且不分國籍。

……

四

老人的這種胸懷，是宣講性的，又是建設性的，直到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建設。因此，請原諒他把最後的課程延宕到如此危急的時分，他的有些感受，是剛剛才獲得的。譬如他此刻又流淚了，是為自己沒有原諒一位老友而後悔。老友曾讓自己傷心，但現在他死了，死前曾多次要求和解，均遭自己拒絕。現在莫里一回想，無聲地哭泣起來，淚水流過面頰，淌到了嘴唇。但他立即又意識到，應該原諒別人，也應該原諒自己，至少在今天，不能讓自己在後悔中不可自拔。人生，應該沉得進去，拔得出來。

這是一種身心的自我洗滌，洗去一切原先自認為合理卻不符合關愛他人、奉獻社會的大原則的各種污濁，哪怕這種污濁隱藏在最後一道人生縫隙裡。他把自己當作了課堂上的標本，邊洗滌、邊解剖、邊講解，最後的感受就是最後一課，作為教師，他明白放棄最後一課意味著什麼。

由此想到天下一切教師，他們在專業教育上的最後一課都有案可查，而在人生課程上，最後一課一定也會推延到彌留之際，可惜那時他們找不到學生了，縹緲的教室裡空無一人，最重要的話語還沒有吐出，就听到了下課鈴聲。

畢竟莫里厲害，他不相信一個教師張羅不出一個課堂，哪怕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時分。果然他張羅起來了，允許電視鏡頭拍下自己的衰容，然後終於招來學生，最後，他知道，這門課程的聽講者將會遍布各地。既能在任何時候準備講課內容，又能在任何情況下設計講課環境，這才是真正合格的教師，瘦小的莫里當之無愧。

一天，他對米奇說，他已經擬定自己墓碑的碑文。碑文是：“一個終身的教師。”

十分收斂，又毫不謙虛。他以最後的課程，表明了這一頭銜的重量。

現在，他已在這個碑文下休息，卻把課堂留下了。課堂越變越大，眼看已經延伸到我們中國來了。我寫這篇文章，是站在課堂門口，先向中國的聽課者們招呼幾聲。課，每人自己慢慢去聽。

正要擱筆，腦海中怎麼也揮不去遠方老人的身影。他在調皮地眨眼，說“我早就知道你想打我”，說“千萬別把我燒過了頭”……那麼，我們真的不要在另一個意義上把他“燒過了頭”，即便大家都接受了他的課程。是的，他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師，講了一輩子課，最後一課有關人生。

余秋雨

1998.10

最后的課程——《相約星期二》中文版序
必修課程
課程大鋼
學生
視聽教學
入校
教室
點名
第一個星期二——談論世界
第二個星期二——談論自憐
第三個星期二——談論遺憾
視聽教學，第二部分
教授
第四個星期二——談論死亡
第五個星期二——談論家庭
第六個星期二——談論感情
教授，第二部分
第七個星期二——談論對衰老的恐懼
第八個星期二——談論金錢
第九個星期二——談論愛的永恒
第十個星期二——談論婚姻
第十一個星期二——談論我們的文化
視聽教學，第三部分
第十二個星期二——談論原諒
第十三個星期二——談論完美的一天
第十四個星期二——道別
畢業
結尾

與此同時，我第一次真正見到了死亡。我最親近的舅舅，我母親的弟弟，那個為我取名、教我音樂、教我駕駛、和我開姑娘的玩笑、和我玩足球的人——那個在我眼裡仍是個孩子、也是我長大後要學習的楷模——在他四十四歲那年死於了胰腺癌。他是個矮小、漂亮的男人，長著濃濃的鬍子。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年我一直陪伴著他，我住在他樓下的一間公寓裡。我看著他強壯的身體一天天瘦削下去，然後又開始浮腫，看著他整夜整夜地受罪：身體趴在餐桌上，手按著肚子，閉著眼睛，嘴巴痛得都變了形。“嗷——上帝，”他常常呻吟不止。“嗷——耶穌！”其餘的人——我舅媽、他兩個年少的兒子，以及我——則站在一旁，默默地收拾著盤子，眼睛躲避著這痛苦的場面。
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無能為力的時刻。
一天晚上，那是在五月，舅舅和我坐在他寓所的陽台上。天氣很暖和，微風習習。他望著遠處，從牙縫裡硬擠出幾句話來，他說他看不到他的兒子讀下一個學期了，問我能不能照顧好他們。我讓他別這麼說。他哀傷地望著我。
幾個星期後他去世了。
葬禮之後，我的生活改變了。我感覺到時間突然變得寶貴起來，年華似水，而我卻追趕不上。我不再去空著一半座位的俱樂部彈琴，不再呆在屋子裡寫那些沒人要聽的歌。我又回到了學校，讀完了新聞專業的碩士學位，並找到了一份體育記者的工作。我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轉而開始寫那些渴望成名的運動員。我給報紙和雜誌專欄撰稿。我夜以繼日、沒有節制地工作著。我早上醒來後，刷完牙便穿著睡衣坐到了打字機前。我舅舅過去在一家公司工作，他後來十分怨恨這份工作一一天天老一套——於是我發誓不要有他那樣的結局。
我從紐約又跳槽到佛羅里達，最後在底特律找了一份工作，當《底特律自由報》的專欄作家。這個城市對體育有著瘋狂的需求——它有職業的橄欖球隊、籃球隊、棒球隊和冰球隊——這給我雄心勃勃的理想提供了機會。幾年後，我除了撰寫體育報導評論外，還開始寫體育方面的專著，製作廣播節目，經常在電視上拋頭露面，對暴富的橄欖球明星和好矯飾的大學體育活動評頭論足。我成了淹沒這個國家的傳媒風暴的一部分。人們需要我。
我不再租房，開始買房。我買了一幢山間別墅。我買了汽車。我投資股市並建立了有價證券組合。我就像一輛推到最高擋速的車子運行著，任何事情我都規定了最後日期。我玩命似地鍛煉身子，發瘋似地開著汽車。我賺的錢超過了我的期望值。我遇上了一位名叫詹寧的黑髮姑娘，她很愛我，不嫌棄我毫無時間規律的工作。經過七年的戀愛我們結了婚。婚後一個星期我便回到了工作堆裡。我對她說一也是對自己說——我們會生兒育女成立一個家庭的，這是她渴望的事情。可那一天卻遙遙無期。
相反，我仍熱衷於工作上的成就，因為只有成就感能使我相信我在主宰自己，我可以在末日到來之前享受到每一份最後的快樂。我認為舅舅的厄運也將是我命中註定的結局。
至於莫里？是的，我時常會想起他，想起他教我如何“做人”，如何“與人相處”。但這一切總顯得有些遙遠，似乎來自另一種生活。這幾年裡，凡是從布蘭代斯大學寄來的郵件都被我扔進了廢紙簍，我認為它們無非是來募捐的。因此我毫不知曉莫里得病的情況。那些能告訴我的人早已被我遺忘了，他們的電話號碼早已束之高閣，埋在了頂樓小屋的某個盒子裡。
要不是那天晚上我隨手調換電視頻道時偶爾聽見了那幾句話，我的生活仍會這樣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