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簡體書）

本書詳細研究十七、十八、十九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闡釋了學術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相互轉化的原因，從哲學和思想層面分析清代的學派、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提出了諸多新見解，是公認的空前佳作。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大概創作于1923年至1925年春之間，原為梁啟超在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等校任教時的講義。在這部共計十六講、二十余萬字的講義中，作者將近三百年的學術變化，數以十計的學科概貌，上百種的專門論著，幾百位儒士學者，縱橫論列，巨細兼顧，條分縷析，深入淺出，洵梁氏學術論著之代表。

一、反動與先驅
這部講義，是要說明清朝一代學術變遷之大勢及其在文化上所貢獻的分量和價值。為什么題目不叫做清代學術呢？因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做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適當，所以定名為《近三百年學術史》。
今年是公歷1923年。上溯三百年前至1623年，為明天啟三年，這部講義就從那時候講起。若稍為概括一點，也可以說是17、18、19三個世紀的中國學術史。
我三年前曾做過一部《清代學術概論》。那部書的范圍和這部講義差不多，但材料和組織很有些不同。希望諸君預備一部當參考。
這個時代的學術主潮是：
厭倦主觀的冥想而傾向于客觀的考察。
無論何方面之學術，都有這樣趨勢。可惜客觀考察多半仍限于紙片上事物，所以它的效用尚未能盡量發揮。此外還有一個支流是：
排斥理論，提倡實踐。
這個支流屢起屢伏，始終未能很占勢力。總而言之，這三百年學術界所指向的路，我認為是不錯的——是對于從前很有特色而且有進步的，只可惜全部精神未能貫徹。以后憑籍這點成績擴充蛻變，再開出一個更切實更偉大的時代，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這回演講的微意。
凡研究一個時代思潮，必須把前頭的時代略為認清，才能知道那來龍去脈。本講義所講的時代，是從它前頭的時代反動出來。前頭的時代，可以把宋元明三朝總括為一個單位——公歷1000至1600——那個時代有一種新學術系統出現，名曰“道學”。那六百年間，便是“道學”自發生成長以至衰落的全時期。那時代的道學思潮又為什么能產生能成立呢？（一）因為再前一個時代便是六朝隋唐，物質上文化發達得很燦爛，建筑、文學、美術、音樂等等都呈現歷史以來最活潑的狀況。后來，這種文明爛熟的結果，養成社會種種惰氣。自唐天寶間兩京陷落，過去的物質文明已交末運，跟著晚唐藩鎮和五代一百多年的紛亂，人心愈發厭倦，所以入到宋朝，便喜歡回到內生活的追求，向嚴肅樸素一路走去。（二）隋唐以來，印度佛教各派教理盡量輸入，思想界已經攙入許多新成份，但始終儒自儒、佛自佛，采一種不相聞問的態度。到了中晚唐，兩派接觸的程度日漸增加，一方面有韓愈一流人據儒排佛，一方面有梁肅、李翱一流人援佛入儒。（注一）到了兩宋，當然會產出儒佛結婚的新學派。加以那時候的佛家，各派都衰，禪宗獨盛。禪宗是打破佛家許多形式和理論，專用內觀工夫，越發與當時新建設之道學相接近，所以道學和禪宗，可以說是宋元明思想全部的代表。
（注一）梁肅與白居易交好，是天臺宗一員，護法健將。李翱是韓愈朋友，著有《復性書》，拿佛理解釋儒書。
道學派別，雖然不少，但有一共同之點，是想把儒家言建設在形而上學——即玄學的基礎之上。原來儒家開宗的孔子不大喜歡說什么“性與天道”，只是想從日用行為極平實處陶養成理想的人格。但到了佛法輸入以后，一半由儒家的自衛，一半由時代人心的要求，總覺得把孔門學說找補些玄學的作料才能滿足。于是從“七十子后學者所記”的《禮記》里頭抬出《大學》、《中庸》兩篇出來，再加上含有神秘性的《易經》作為根據，來和印度思想對抗。“道學”最主要的精神實在于此。所以在“道學”總旗幟底下，雖然有呂伯恭、朱晦庵、陳龍川各派，不專以談玄為主，然而大勢所趨，總是傾向到明心見性一路，結果自然要象陸子靜、王陽明的講法，才能徹底地成一片段。所以到明的中葉，姚江（王陽明）學派，奄襲全國，和佛門的禪宗，混為一家。這是距今三百五六十年前學術界的形勢。
在本講義所講的時代開始之時，王陽明去世已將近百年了。（陽明卒于嘉靖八年，當公歷1529年。）明朝以八股取士，一般士子，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幾乎一書不讀。學術界本身，本來就象貧血癥的人，衰弱得可憐。王陽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學術象打藥針一般，令人興奮，所以能做五百年道學結束，吐很大光芒。但晚年已經四方八面受人妒嫉排擠，不得志以死。陽明死后，他的門生，在朝者，如鄒東廓守益、歐陽南野德；在野者，如錢緒山德洪、王龍溪畿、羅近溪汝芳、王心齋艮，都有絕大氣魄，能把師門宗旨發揮光大，勢力籠蓋全國，然而反對的亦日益加增。反對派別，大略有三：其一，事功派，如張江陵居正輩，覺得他們都是書生迂闊，不切時務。其二，文學派，如王弁州世貞輩，覺得他們學問空疏，而且所講的太干燥無味。其三，勢利派，毫無宗旨，唯利是趨，依附魏忠賢一班太監，專和正人君子作對，對于講學先生，自然疾之如仇。這三派中，除勢利派應該絕對排斥外，事功、文學兩派，本來都各有好處。但他們既已看不起道學派，道學派也看不起他們，由相輕變為相攻。結果這兩派為勢利派利用，隱然成為三角同盟以對付道學派。中間經過“議禮”、“紅丸”、“梃擊”、“移宮”諸大案，（注二）都是因宮廷中一種不相干的事實，小題大做，雙方意見鬧到不可開交。到最后二三十年間，道學派大本營，前有“東林”，后有“復社”，都是用學術團體名義，實行政黨式的活動。他們對于惡勢力，拼命奮斗的精神，固然十分可敬可佩，但黨勢漸成以后，依草附木的人口多，也不免流品很雜。總而言之，明朝所謂“士大夫社會”，以“八股先生”為土臺。所有群眾運動，無論什么“清流濁流”，都是八股先生最占勢力。東林、復社，雖比較的多幾位正人君子，然而打開天窗說亮話，其實不過王陽明這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和魏忠賢那面大旗底下一群八股先生打架。何況王陽明這邊的末流，也放縱得不成話，如何心隱本名梁汝元、李卓吾贄等輩，簡直變成一個“花和尚”。他們提倡的“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把個人道德社會道德一切藩籬都沖破了，如何能令敵派人心服。這些話且不必多說。總之晚明政治和社會所以潰爛到那種程度，最大罪惡，自然是在那一群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巴結太監，魚肉人民。我們一點不能為他們饒恕。卻是和他們反對的，也不過一群上流無用的八股先生，添上幾句“致知格物”的口頭禪做幌子，和別人鬧意見鬧過不休。最高等的如顏習齋所謂“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至矣極矣。當他們筆頭上口角上吵得烏煙瘴氣的時候，張獻忠、李自成已經把殺人刀磨得飛快，準備著把千千萬萬人砍頭破肚，滿洲人已經把許多降將收了過去，準備著看風頭檢便宜貨入主中原。結果幾十年門戶黨派之爭，鬧到明朝亡了一齊拉倒。這便是前一期學術界最后的一幕悲劇。
（注二）欲知四大案簡單情節，看趙翼的《廿二史札記》最好。
明亡以后，學者痛定思痛，對于那群閹黨、強盜、降將，以及下流無恥的八股先生，罪惡滔天，不值得和他算帳了。卻是對于這一群上
流無用的道學先生，倒不能把他們的責任輕輕放過，李剛主說：
“……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死神于舉業，不唯圣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谷，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中國嚼筆吮毫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蜂起，大命遂傾，而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恕谷集•書明劉戶部墓表后》又說：
“宋后，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夫子之言，一一乖反，而至于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豳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日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河決，生民涂炭。嗚呼，誰生厲階哉！”《恕谷集•與方靈皋書》
朱舜水說：
“明朝以時文取士。此物既為塵羹土飯，而講道學者又迂腐不近人情。……講正心誠意，大資非笑，于是分門標榜，遂成水火，而國家被其禍。”《舜水遺集•答林春信問》顧亭林說：
“劉、石亂華，本于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日‘一貫’，日‘無言’。
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肱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蕩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貢，及為石勒所殺，將死，顧而言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日知錄》卷七《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亭林既憤慨當時學風，以為明亡實由于此，推原禍始，自然責備到陽明。他說：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有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衍）之清談、王介甫（安石）之新說；其在于今，則王伯安（守仁）之良知是也。孟子日：‘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諸正，豈不在后賢乎？”《日知錄》卷十八王船山亦以為王學末流之弊，從陽明本身出來。他說：
“姚江王氏陽儒陰釋誣圣之邪說，其究也，刑戮之民、閹賊之黨皆爭附焉，而以充其‘無善無惡圓融事理’之狂妄。”《正蒙注•序論》費燕峰說：
“清談害實，始于魏晉，而固陋變中，盞于宋南北。案：費氏提倡‘實’與‘中’兩義，故斥當時學派為害實變中。自漢至唐，異說亦時有，然士安學同，中實尚屬。至宋而后，齊逞意見，專事口舌，……又不降心將人情物理平居處事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為兩斷。一段好議論，美聽而已。……后儒所論，唯深山獨處，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蓋自性命之說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學者所當痛心，而喜高好僻之儒，反持之而不下。無論其未嘗得而空言也，果‘靜極’矣，‘活潑潑地會’矣，‘坐忘’矣，‘心常在腔子里’矣，‘即物之理無不窮，本心之大無不立，而良心無不致’矣，亦止與達摩面壁、天臺止觀同一門庭。……何補于國？何益于家？何關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費氏遺書•弘道書》卷中
平心而論，陽明學派，在二千年學術史上，確有相當之價值，不能一筆抹殺，上文所引諸家批評，不免都有些過火之處。但末流積弊，既已如此，舉國人心對于他既已由厭倦而變成憎惡，那么這種學術，如何能久存？反動之起，當然是新時代一種迫切的要求了。
大反動的成功自然在明亡清興以后。但晚明最末之二三十年，機兆已經大露，試把各方面的趨勢一一指陳。
第一，王學自身的反動。最顯著的是劉蕺山宗周一派，蕺山以崇禎十七（1644）年殉難特標“證人”主義，以“慎獨”為人手，對于龍溪王畿、近溪羅汝芳、心齋王艮諸人所述的王學，痛加針砭，總算是合空談而趨實踐，把王學中談玄的成份減了好些。但這種反動，當然只能認為舊時代的結局，不能認為新時代的開山。
第二，自然界探索的反動。晚明有兩位怪人，留下兩部怪書。其一為徐霞客，名宏祖，生萬歷十三（1585）年，卒崇禎十三（1640）年，年56。是一位探險家，單身步行，把中國全部都游歷遍了。他所著的書，名日《霞客游記》，內中一半雖屬描寫風景，一半卻是專研究山川脈絡，于西南——云、桂、蜀、貴地理，考證極為詳確。中國實際調查的地理書，當以此為第一部。（注三）其二為宋長庚，名應星，奉新人，卒年無考，丁文江推定為卒于順治、康熙間。是一位工業科學家。他所著有兩部書，一部是《畫音歸正》。據書名當是研究方音，可惜已佚；一部是《天工開物》，商務印書館正在重印用科學方法研究食物、被服、用器，以及冶金、制械、丹青，珠玉之原料工作，繪圖貼說，詳確明備（注四）。這兩部書不獨一洗明人不讀書的空談，而且比清人專讀書的實談還勝幾籌，真算得反動初期最有價值的作品。本條所舉，雖然不過一兩個人一兩部書，不能認為代表時代，然而學者厭蹈空喜踏實的精神，確已漸漸表現了。
（注三）潘稼堂（耒）《徐霞客游記序》云：“霞客之游，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其行不從官道，……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道如何分合，既得大勢，然后支搜節討。”又云：“沿溯瀾滄、金沙，窮南北盤江之源，實中土人創辟之事。……向來山經地志之誤，厘正無遺，……然未嘗有怪迂侈大之語，欺人以所不知。”
（注四）《天工開物》自序云：“世有聰明博物者，稠人推焉。乃棗梨之花未賞，而臆度楚萍；釜鬻之范鮮經，而侈談莒鼎。畫工好圖鬼魅而惡犬馬，即鄭僑晉華，豈足為烈哉！”丁在君（文江）《重印（天工開物>始末記》云：“三百年前言工業天產之書，如此其詳且明者，世界之中，無與比倫。”
第三，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日：歐洲歷算學之輸入。先是馬丁•路得既創新教，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于是有所謂“耶穌會”者起，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他的計劃是要傳教海外，中國及美洲實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于是利馬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陽瑪諾、羅雅谷、艾儒略、湯若望等，自萬歷末年至天啟、崇禎間先后人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名光啟，號元扈，上海人，崇禎六（1633）年卒，今上海徐家匯即其故宅。李涼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們來往，對于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統歷”，循元郭守敬“授時歷”之舊，錯謬很多。萬歷末年，朱世堉、邢云路先后上疏指出他的錯處，請重為厘正。天啟、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拿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屢次辯爭的結果，卒以徐文定、李涼庵領其事，而請利、龐、熊諸客卿共同參預，卒完成歷法改革之業。此外中外學者合譯或分撰的書籍，不下百數十種。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無用我再為贊嘆了。其余《天學初函》、《崇禎歷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歷算學界很豐厚的遺產。又《辨學》一編，為西洋論理學輸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農政全書》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實農學界空前之著作。我們只要肯把當時那班人的著譯書目一翻，便可以想見他們對于新知識之傳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品——如《幾何原本》之類擇一兩部細讀一過，便可以知道他們對于學問如何的忠實。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歷算學便是第二次。中國元代時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觸，但影響不大。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后此清朝一代學者，對于歷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小。（注五）
（注五）當時治利、徐一派之學者，尚有周子愚、瞿式耜、虞淳熙、樊良樞、汪應熊、朱天經、楊廷筠、鄭洪猷、馮應京、王汝淳、周炳謨、王家植、瞿汝夔、曹于汴、鄭以偉、熊明遇、陳亮采、許香臣、熊士旃等人，皆嘗為著譯各書作序跋者。又蓮池法師，亦與利瑪竇往來，有書札見《辨學遺牘》中。可想見當時此派聲氣之廣。
第四，藏書及刻書的風氣漸盛。明朝人不喜讀書，已成習慣，據費燕峰密所說：“《十三經注疏》除福建版外，沒有第二部。”見《弘道書》卷上固陋到這程度，實令人吃驚。但是，到萬歷末年以后，風氣漸變了。焦弱侯名竑，江寧人，萬歷四十八（1620）年卒。的《國史經籍志》，在目錄學上就很有相當的價值。范堯卿名欽，鄞縣人創立天一閣，實為現在全國——或者還是全世界——最古最大的私人圖書館。可惜這個圖書館到民國以來已成了空殼子了。毛子晉名晉，常熟人和他的兒子斧季扆，他們家的汲古閣專收藏宋元刻善本，所刻《津逮秘書》和許多單行本古籍，直到今日，還在中國讀書界有很大價值。這幾位都是明朝最后二三十年間人。毛斧季是清朝人他們這些事業，都可以說是當時講學的反動。焦弱候也是王學家健將，但他卻好讀書。這點反動，實在是給后來學者很有益的工具。例如黃梨洲、萬九沙、全謝山都讀天一閣藏書。汲古閣刻本書，流布古籍最有功，且大有益于校勘家。
第五，還有一件很可注意的現象，這種反動，不獨儒學方面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顯。宋、元、明三朝，簡直可以說除了禪宗，別無佛教。到晚明忽然出了三位大師：一蓮池，名襪宏，萬歷四十三（1615）年卒二憨山，名德清，天啟三（1623）年卒三蕅益。名智旭，順治九（1655）年卒我們試把《云棲法匯》蓮池著、《夢游集》憨山著、《靈峰宗論》蕅益著一讀。他們反禪宗的精神，到處都可以看得出來。他們提倡的是凈土宗。清朝一代的佛教一直到楊仁山為止，走的都是這條路。禪凈優劣，本來很難說——我也不愿意說，但禪宗末流，參話頭，背公案，陳陳相因，自欺欺人，其實可厭。蓮池所倡凈宗，從極平實的地方立定，做極嚴肅的踐履工夫，比之耶教各宗，很有點“清教徒”的性質，這是修持方面的反動。不惟如此，他們既感覺掉弄機鋒之靠不住，自然回過頭來研究學理。于是憨山注《楞伽》、《楞嚴》；蕅益注《楞嚴》、《起信》、《唯識》，乃至把全藏通讀，著成《閱藏知津》一書。他們的著述價值如何，且不必論，總之一返禪宗束書不觀之習，回到隋唐人做佛學的途徑，是顯而易見了。同時錢牧齋（謙益）著了一大部《楞嚴蒙鈔》，也是受這個潮流的影響。
以上所舉五點，都是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間學術界所發生的新現象。雖然讀黃梨洲《明儒學案》，一點看不出這些消息，然而我們認為關系極重大。后來清朝各方面的學術，都從此中孕育出來。我這部講義，所以必把這二三十年做個“楔子”，其理由在此。
“楔子”完了，下回便入正文。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