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王安石文選(二版)

王安石是一位勇於改革的政治家，他兼長經術之學與文章之學，且能實際付諸經世濟民的政治實踐，是北宋「士大夫之學」的典型體現。其為文取法韓愈，參酌韓非、墨子而自成一家，風格雄健簡練，嚴整勁峭，邏輯周密，敘議並鎔，名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本書精選王安石政論、書信、序跋、記敘、小品等十餘類文章六十餘篇，深入解題、注釋、語譯，能讓讀者輕鬆認識這位有魄力、有骨格的一代巨儒。

 沈松勤，1957年生於浙江省長興縣，文學博士。現任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浙江大學博士生導師。近十年來，先后承擔國家和浙江省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作者專項基金”項目，多次獲得省部級科研成果一、二、三等獎，被評為浙江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主要專著有《北宋文人與黨爭》、《南宋文人與黨爭》、《唐宋詞社會文化學研究》等，合著有《張先集編年校注》、《詞家之冠-_周邦彥傳》、《唐詩研究》、《唐宋詞匯評》等。

王安石（西元一○二一～一○八六年），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屬江西省）人。仁宗慶曆二年（西元一○四二年）進士。應簽書淮南判官、知鄞縣（今屬浙江寧波）、通判舒州（今安徽安慶），召為群牧判官，出知常州（今屬江蘇省），移提點江東刑獄。嘉祐三年（西元一○五八年），入為度支判官，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六年，遷知制誥。英宗治平四年（西元一○六七年），出知江寧府（今屬江蘇南京），尋召為翰林學士。神宗熙寧二年（西元一○六九年），除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因新法迭遭攻擊，辭相位，以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次年，復相。復相後，變法派的內訌，同僚呂惠卿的背叛，兒子王雱的病逝，使王安石陷入極度苦悶和孤立之境，不得不於熙寧九年再度辭相，以鎮南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十年，免府任，為集禧觀使，居江寧鍾山。元豐元年（西元一○七八年），封舒國公，後改封荊國公。哲宗元祐元年（西元一○八六年）卒，享年六十六，贈太傅，哲宗紹聖中，謚文。

王安石的時代，是社會衝突日趨激烈的時代，也是士大夫渴望通變救弊、更張法制的思潮日趨高漲的時代。宋太祖從後周的孤兒寡母手中奪取政權後，有鑒於唐末五代方鎮割據、兵革不息、蒼生不寧的教訓，收兵權和地方政權、財權悉歸中央，建立了一個高度一統的中央集權，這使得百姓消除了長年戰火之苦，安居樂業，努力從事生產。但是隨著這一集權制度的運作，各種社會衝突也隨之而生。冗兵、冗官、冗費之弊日趨突出，積貧積弱的窘況日漸嚴重。這種局面不斷加深了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們的不安與憂慮，也激發起通變救弊、更張法制的思潮。范仲淹的慶曆新政和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便是在這種思潮推動下的具體實踐。

王安石的時代，是儒學中興和義理之學盛行的時代。北宋是繼漢代以後的第二次儒學復興，但是北宋儒學具有了有別於漢唐儒學的特徵。北宋儒學的中興，始於仁宗慶曆年間（西元一○四一～一○四八年）。慶曆年間的儒者跨越了漢唐儒者拘守儒家經典的章句注疏之域，自出議論，發明儒典精義，義理之學開始盛行。他們倡導義理之學的目的，則在於經世致用，即如洛學領袖程頤所言：「語學而及政，論政而及禮、樂、兵刑之學，庶幾善學者。」（《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學篇〉）朔學的劉安世還認為：「學問必見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元城語錄》卷下）發明儒典精義，注重實用功能的經世之學，又成了士大夫入世的理論基礎，與他們的參政意識相輔相成，相互激發。

王安石的時代，又是知識分子的主體特徵和社會角色產生新變的時代。北宋知識分子有一個與漢唐士人不同的特徵，那就是融參政主體、學術主體和文學主體三位於一體，一般來說，其知識結構遠比漢唐士人淵博融貫，格局宏大。清人陸心源在〈臨川集書後〉中指出：

三代而下，有經濟之學，有經術之學，有文學之學，得其一皆可以為儒。意之所偏喜，力之所偏注，時之所偏重，甚至互相非笑，蓋學之不明也久矣。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能合經濟、經術、文章而一 之者，荊國王文公（安石）其一焉。（《儀顧堂集》卷一）

稱譽王安石兼長經術之學與文章之學而又施諸經世濟民的政治實踐。其實，這也是北宋知識分子所普遍具有的。在他們當中，大都既是參政的官僚，又是振興儒學的學者和繁榮文學的文士。政治家、學術家和文學家，有機構成了當時的「士大夫之學」。 在這個時代潮流中，王安石主導時勢，在他的身上，典型地體現了這個時代的精神和特徵。

王安石是一位勇於變革的政治家。仁宗嘉祐年間，他多次上書，條陳時弊，並就北宋社會政治全局性的問題，提出了系統的改革意見和措施。神宗熙寧初年當政後，便創立置制三司條例司，議行均輸、青苗、市易、免役、保甲等新法；同時，整頓學校，改革考試制度，使培養和選拔的人才適應新法的需要。這就是著名的熙寧變法。

不過，王安石的熙寧變法並沒有成功，最後以失敗而告終。其失敗的原因既來自司馬光等「老成」之人的竭力反對，又來自王安石自身的聽言不廣，擇吏不精，但關鍵更在於「變之不得其中」。朱熹說：「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藩鎮之權，兵也收了，財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虜騎所過，莫不潰散。」接著又論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耳。」（《朱子語類》卷一二八）所謂「一切收了」，就是指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而「變之不得其中」，則又指中央集權帶來的種種弊端，王安石沒有做到標本兼治，並且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產生弊端的本源──中央集權。他以經濟立法的方式，制定和實施了一系列新法，用以抑制「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而與「人主」爭利的經濟行為（〈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使整個社會財富成為國家的「專利」，由中央統一支配，嚴格控制；也即是在宋初以來「一切收了」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了中央集權，從而束縛了地方財政的手腳，使之處於支絀無措的境況，反過來又削弱了整個國家經濟的活力。

熙寧變法以理財為中心，以富國強兵為目的，體現了王安石的政治理想。然而，其政治理想是建立在高度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基礎之上的，故對造成弊端的中央集權不願改，也不能改。因此，王安石雖然在「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發動了大規模的變法運動，展示出果敢進取的政治風采和堅毅不撓的政治素質，但在實踐中，不可能真正達到救弊振衰的目的，也命中注定了熙寧變法的失敗。而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和實踐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託古改制；託古改制則又是其學術思想的一大表現形式。

嘉祐中，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指出：

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 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把「今之失」歸咎於「不法先王之政」，意即沒有利用儒家經典，進行改易更革，通變救弊。熙寧執政後，王安石便將「法先王之政」落實到變法實踐中。他在〈上五事劄子〉中稱新法「可謂師古」，如「免役之法，出於《周官》」，「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二〈新經周禮義〉按語曰：

熙寧中，介甫自為《周官義》十餘萬言。……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之。

《周官》即《周禮》。《周禮新義》和《詩新義》、《書新義》合稱《三經新義》，是表現王安石學術思想的重要著作。始撰於熙寧六年，成書於熙寧八年，旋即播諸學官，成為官學，「用其說者入官，不用其說者黜落，於是天下靡然雷同，不敢可否。」（《東都事略》卷一○五〈崔鶠傳〉）

王安石既是一位勇於變革的政治家，又是一位著名的學術家。在北宋諸學派中，他創立了「新學」，世稱「荊公新學」。而「荊公新學」與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變革實踐互為表裡，其代表作《三經新義》於熙寧八年之後，又作為改詩賦取士為以經義策論取士的教科書，成了當時的一種顯學。

與此同時，王安石又是北宋文壇、詩壇上的一位大家。其詩歌創作與蘇軾、黃庭堅和陸游齊名，散文創作則又被列為「唐宋八大家」的行列。而王安石的詩文創作往往出之於政治變革家的眼光和論調，熙寧以前創作的〈兼并〉、〈發廩〉、〈省兵〉、〈收鹽〉等一系列政治詩歌，便表達了作者通變救弊的熱望。在散文創作上，王安石又明確提出了「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的命題（〈與祖擇之書〉），主張以文學之文緣飾治道，使文學「務有補於當世」；在他看來，「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上人書〉）。如果「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上邵學士書〉）。「辭」即文，「理」即道。在文與道的關係上，主張兩不偏廢，但更加強調道的作用；強調道的作用，就是為了「求其根柢濟用」，則又與王安石在學術上認為聖人之學「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答姚辟書〉），亦即「通經致用」相一致。因此，其散文創作不僅強調「務為有補於世」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果，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成了「荊公新學」。而這正是融政治家、學術家和文學家三位一體的時代特徵，在王安石身上的典型體現。

王安石的散文，多為有關政令教化和表述經世之學的作品，其中政論、書札、序跋、記敘和小品等，尤為突出。

政論文大都體現了作者的變革思想，直接為變法服務，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針對性。洋洋萬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針對北宋王朝面臨的內外衝突和危機，系統地提出了陶冶人才、更治法度的政治主張，是最早展示王安石變法思想的宏篇巨構。〈上時政疏〉則在分析前代的政治事件中，歸納出歷史教訓，建議仁宗正視宋廷的政治危機，更革「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為」的積習，及早實現「眾建賢才」、「大明法度」的方略。應神宗詢問而作的〈本朝百年無事劄子〉，在回顧了北宋建國百年的歷史狀況後，著重剖析了「累世因循末俗」，指出在表面承平的局勢之下所隱伏的種種危機，深刻闡明了更張法制的緊迫性。〈上五事劄子〉是總結新法推行情況的一封奏章，強調說明了「免役」、「保甲」、「市易」正待展開，至關厲害，能否「得其人緩而謀之」，乃是這三項新法的成敗所在。這些政論一方面都緊密聯繫王安石的政治實踐，為其宣揚變革思想和推行新法服務；一方面標榜師古據經，闡發作者的經世之學，時人稱之為「貫穿經史古今，不可窮詰」（《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五），據經而不拘，師古而不泥，帶有濃烈的託古改制色彩。在論述中，犀利透闢，樸摯峭厲，即梁啟超〈王安石傳〉中所云：「公論事之文，其刻入峭厲似《韓非子》，其強聒肫摯似《墨子》。」

王安石的書札，議政論學居多，長於說理，而感情色彩不濃。如〈答司馬諫議書〉、〈答呂吉甫書〉、〈答曾子固書〉，或申論變法，或探究學術，都表現出理直氣壯，果毅不撓，而能簡當精警地闡發個人見解。另外一些敘舊寫懷、陳述身邊瑣事的手札，如〈與參政王禹玉書〉、〈回蘇子瞻簡〉，也能運筆自如，略展心曲，言簡意賅，涵蘊不露。王安石自稱「某天稟疏介，與時不相值，平生所得，數人而已」（〈答孫少述書〉）。這種落落寡合的性格，可以從他的書札中窺知一二。他的序跋如〈老杜詩後集序〉、〈張刑部詩序〉和評論經籍的文字如〈周禮義序〉、〈詩義序〉、〈書義序〉等，均辭氣高古，筆力俊拔，又都簡核老當，絕無枝辭贅語。

王安石的記敘體散文雖然數量不多，但能別開門戶，引人矚目。如〈遊褒禪山記〉結合遊華山，闡述治學之道在於不避險遠；〈傷仲永〉則借早慧兒童變為庸才的事例，強調後天教育是成材的關鍵；〈芝閣記〉寫珍貴的靈芝在不同時期，或增聲價，或遭遺落，感嘆人才進退的機緣，常出於偶然。這些文字立意深遠，卓有識度，不專注敘事，而在於借題發揮，因事及理。寫法上由事件生發出見解，由感性上升到理性，敘述與議論相結合，具有引人入勝的效果。

王安石的小品文通常以簡潔的議論，抒寫一種別具慧心的見解。如〈讀孟嘗君傳〉、〈讀柳宗元傳〉、〈孔子世家議〉、〈太古〉、〈知人〉等，都是一二百字的短文，但言簡義深，使人領略不盡。〈知人〉裁剪王莽、楊廣、鄭注的歷史史實，說明奸佞善於矯情偽裝，以假象迷人，從而議論知人之難。全文僅僅一百餘字，論據充實，說理顯豁，惜墨如金。〈讀孟嘗君傳〉不滿百字，卻以斬釘截鐵的筆力，一下把「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的舊案翻轉過來，篇幅雖然極為短小，卻幾經轉折，文勢不平。這些短文，局段不凡，含意豐腴，文情迭宕，頗有「尺幅千里」之勢。

王安石為文主要取法韓愈，參酌韓非、墨子而自成一家。韓愈散文兼有平易條暢和奇倔勁峭。歐、王都追跡韓愈，而歐陽脩發展了韓文的平易，王安石則吸取了韓文的勁峭，運筆遒勁老當，使篇中迴盪著倔強之氣、峭折之勢，形成了一種峻法嚴整、峭厲勁拔的風格。梁啟超〈王安石傳〉謂：「公與歐公同學韓，而皆能盡韓之技而自成一家。」

這裡，我們據《臨川集》選錄了王安石除詩歌外的各類文體凡六十餘篇。《臨川集》共一百卷，係南宋紹興間詹大和校定重刊，後嘉靖何氏翻刻，有《四部叢刊》、《四部備要》本。王安石另有《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為南宋紹興年間兩浙東路刊本，有中華書局印影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校點本。該本與《臨川集》所收篇目大致相同，但編次有異，有些篇章的字句也有出入。本書所錄王文參校了《王文公文集》，個別文字據以校改。書中對於每篇文字，先作題解，以說明寫作背景及意圖，並且扼要提示作品的主要內容和藝術特色。接著是分段，每段有章旨、注釋、語譯。章旨概括段落大意，注釋力求準確明白，語譯則以忠於原文原意為宗旨，譯成現代漢語語體。但王安石散文涉及到政治、經濟、文教、制度、學術等諸多領域，對此作注解、闡述，難度頗大，加諸我們水平有限，書中錯誤在所難免，望讀者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