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倫理學與道德多樣性（簡體書）

《美德倫理學與道德多樣性》主要內容包括：當代美德倫理學的發展概況、新潮還是返潮：在當代關注美德倫理學、目的論、優良品質與實踐智慧：美德的意義與內涵、當代美德倫理學的基本共性與內部區分、普遍性批判：反思啟蒙以來的現代道德哲學、道德要求、道德理由與道德心理、生活經驗與美德倫理學研究等。

李義天，男，1979年生于湖北武漢，清華大學哲學系倫理學博士。現為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中央編譯局中國現實問題研究中心倫理與文化戰略研究室主任，《馬克思主義與現實》編輯部主任，中國青年倫理學會理事，主要從事美德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研究。
編著《知道點世界哲學》（2005、2007、2010）、《馬克思與正義理論》（2010）、等報刊上發表學術論文（及譯文）60余篇。

因為當一個行為者試圖發現某情境的適度之處時，他必須承認該情境是在一個群體生活中產生和存在的，所以該行為者所要發現的（甚至他所能發現的）“適度之處”，只能是被該生活群體所規定、所確認的“適度之處”。在這個意義上，所謂“適度”本就蘊涵著“適于生活群體的倫理要求之度”、“與生活群體的倫理訴求合拍”的含義。
假如行為者所揭示的實踐狀況，與整個群體的判定發生嚴重的沖突，那有可能意味著兩種情況：（1）他的發現和揭示是不恰當的、不能為群體所理解或接受（比如，某人認為，在現代社會，在一個遇見殺父仇人的情境中，最恰當的行為反應是自己動手取他性命）；或者（2）他的發現和揭示雖然恰當，但這個社會本身出了問題（風氣敗壞、制度腐爛或民眾遭到愚弄），不喜歡他的發現和揭示，進而釀成戕害良知與真理的歷史悲劇。
就情況（1）而言，這恰好表明，共同生活中的倫理共識有效地發揮了檢測功能：對行為者是否揭示當下情境的真實狀況、是否選擇了適度的行為反應進行檢測。由此可見，行為者在具體情境中所確認的“當下確定性”的成立與否，是多么地依賴于更廣泛的倫理共識。而對情況（2）來說，這種情況并沒有證明，行為者對當下情境之真實狀況的揭示就跟群體的認可無關。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該行為者沒有獲得群體的認可，所以他才會力不從心而寡不敵眾。對該行為者而言，由于他認為自己揭示了道德情境的真實狀況，因此，他的最大期待恰好就是得到群體的共同認可，而且他也必然堅信，自己的揭示與判斷將在一段更長的時間中獲得（比自己所處的社會群體）更多的支持（所謂“歷史會證明我是正確的”）。即便是對我們這些旁觀者來說，也只有當我們認為天下確實會有大多數人贊同他的看法，或者說，只有當我們認為他的看法能與一個更廣泛、更健全的倫理共識相合拍時，我們才會覺得“他確實揭示了真實狀況，而犯錯誤的是他所身處的社會”。所以說，情況（2）同樣（只不過是從反面）表明，行為者在當下情境所確認的“當下確定性”對于普遍倫理共識具有強烈的依賴性。我們無法拋棄這種依賴性。在情況（2）的局面下，我們只能責怪當時的倫理共識是扭曲的或荒誕的，而我們需要做的，則是改善這種共識以獲得一種新的共識。只有在更完善的倫理共識出現之際，該行為者才能充分地證明自己真的揭示了當下情境中唯一確定的真實狀況；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他才能回過頭去證明先前的倫理共識是虛假或錯誤的。但無論如何，關于當下情境的真實狀況（當下確定性）的實踐判斷要想成立，就總得基于這樣或那樣的倫理共識之上。
對于一個有實踐智慧的人來說，他的實踐推理正是從認識和領悟這些倫理共識而開始的。他的實踐推理之所以成功，關鍵也在于，他能夠把自己對于倫理共識的認識和領悟恰當地運用于具體情境--他只有首先承認、尊重并且了解群體生活的倫理共識，才能洞察當前情境究竟在哪個方面、哪個環節上與之發生關聯，才能知道當前情境究竟需要他在哪個方面、哪個環節上作出選擇，才能決定他究竟應當采取怎樣的行動方可與這些共識相匹配與合拍。而這些倫理共識，如前所述，實質上就是基于共同交往而形成的群體生活習俗和倫理規范。在完整的意義上，它的內容包含并表現為關于“幸福”的設想和訴求。因此，承認“幸福”概念在實踐推理中的指導地位（大前提），承認“幸福”是來自共同生活中已然形成的倫理共識，井且承認這些倫理共識對于道德哲學的優先性，這可以降低生活在一起的人們在具體情境中發生完全相悖的沖突和各說各話的矛盾的危險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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