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儒家三聖（下）：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論宋明儒學

本書以現代儒家三聖──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其學為主軸，聚焦於三聖對宋明儒學的關注，並略及三者對釋道的闡釋。梁、熊、馬嘎然獨具的學術造詣，除來自於生命的特殊體歷及不斷精進外，亦緣於時代的衝擊撞擊，及歷史的反芻與汲攝。

當代新儒學可謂為現代版的宋明儒學，既接引宋明儒學的道德心性之學，亦汲納宋明儒學內聖外王的思維模式，或以新程朱的風貌，或以新陸王的樣態呈現，而其內涵實多為宋明儒學的具現。

梁、熊、馬既上有所承，則其對宋明學術的關注焦點有何殊異？其續承於宋明儒學的實質內容與模式為何？宋明儒學與當代新儒學所臨對的議題為何？三者對宋明學術如何進行現代發皇、改造、轉化乃至納歸己用？又三者對當代新儒家或當代儒學的裨益、開展與影響又如何？三聖其人其學雖路線迥異，然卻屢有交會及碰撞，透過比較分析，得以釐清三者在現代學術史上的角色與定位，亦可通觀民初儒學的典型暨風貌。

本書共分五章

第一章索探梁漱溟對宋明理學的關照面向與現代發皇，了解梁漱溟對宋明學術的整體評價、如何汲攝朱王、泰州學派及相關各家，如何發揮其直覺說、理性觀，終與宇宙生命通合為一。

第二章論述熊十力對宋明理學的思考向度與現代回應，亦即如何綜評宋明學術、如何疏決朱王、推闡船山、評騭各家，如何發揮心學思想、提出體用哲學。

第三章續探馬一浮對宋明學術的圓融思維與續承課題，藉觀馬一浮如何評價宋明學術，如何和會朱王、汲納諸儒、勘破今古對立、漢宋執著、圓融儒釋道三教，並續承宋明課題，提出其本體論、心性論、工夫論等。

第四章由三聖續承宋明對儒釋道三教的關注、汲攝及批判出發，以比觀三者持論之異同。第五章則回顧前列各章要義，綜結三聖之學的特色外，並略索三聖的學術迴響。

本書聚焦於三者對宋明儒學的關注。

導言

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打，連帶震出東與西、舊與新、傳統與現代、保守與激進、釋孔與批孔的另一場激戰，一方是迅雷般猛地竄起的反儒批孔勢力：太平天國的鞭撻孔學，革命民主思潮的排孔無聖，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儒學革命、排孔浪潮等接踵而興；一方則力圖透過儒學的護衛與改造，重新穩立儒學價值體系：維新變法下的孔子改鑄、守舊復辟下的尊孔與讀經、國故派、學衡派、東方文化派、乃至現代新儒家的返本開新等，相繼?起。在劇烈震盪、此消彼長的競逐中，開展出另一個思想史上的春秋戰國。

而梁、熊、馬三者，作為民初學術界重振儒學的三名大將：梁漱溟執持「新孔學」的旗幟，以「行動的儒者」封號，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提出「文化三路向」之說，為當代新儒學的發展首闢徯徑。

而熊十力則以《新唯識論》一鳴驚人，右手護衛孔子，左手批判歷代小儒，而獨樹一幟的体用理論與心學立場，成為當代新儒學的陣前先鋒。至於深具隱士性格的馬一浮，既被譽為「一代儒宗」、「傳統文化僅存的碩果」，而其致力發皇六藝內涵、調停各家之說，亦成為現代儒學的先驅。

何謂「當代新儒家」？其定義與特徵向來多端，如李澤厚認為「在辛亥、五四以來的二十世紀的中國現實和學術土壤上，強調繼承、發揚孔孟程朱陸王，以之為中國哲學或中國思想的根本精神，並以它為主體來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哲學以尋求當代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現實出路」者；如方克立：「現代新儒家是產生於本世紀二十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接續儒家「道統」、復興儒學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學（特別是儒家心性之學）為主要特徵，力圖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為本位，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以尋求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一個思想流派，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思潮。」

二說均強調當代新儒家對先秦與宋明儒學的繼承、服膺與發揚，並傾向內聖為體、外王為用的思想格局，以及對西學的會通。另如顏炳罡則強調當代新儒家其外在價值的兩項創新，一是具備一種自我批判意識，二是明確區分學術的儒學與制度的儒學；以及內在義理的四點創新，一是重新調整儒家文化內聖外王的義理結構，融攝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實現道統、政統、學統的三統並建；二是在思維方式上，由原儒家的「圓而神」，融攝西方「方以智」的智慧，重新達到新的「圓而神」；三是強調道德的形上學、道德宗教；四是主張開出「見聞之知」的獨立型態。

前二說與後說分別呈現出早期與近期在定義取向上的若干殊別。至於哪些人得躋列當代新儒家之林？

如大陸學者方克立臚列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錢穆、馬一浮、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余英時、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等十五名；至於劉述先則提出「三代四群」的架構：第一代第一群為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第一代第二群為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第二代第三群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第三代第四群為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等；另黃克剛編《當代新儒學八大家集》則選列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及方東美。

雖然諸說不一，然梁、熊躋身當代新儒家之列則眾口歸一，至於馬一浮是否堪列其間，則仍有歧見，端依各家對當代新儒家的定義與衡定標準的寬泛與狹隘而定，因此如方克立、劉述先、樓達人、唐亦男等即將之擇納其間，而黃克剛、顏炳罡、劉樂恆等即將之排除在外。

就本書言，則採行寬泛定義：凡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能上接孔子的生命與智慧，而其本身亦是一真生命真智慧的真儒；並具豐富強烈的文化意識，能在儒學的現代轉進過程中做出個人獨特貢獻者均屬之，是以本書將梁、熊、馬等均納列當代新儒家之林。

又誠如方克立所言，當代新儒家的特徵之一，是服膺宋明理學，特別是儒家心性之學為主要特徵，檢視三者學術，宋明儒學正是其學術生命的臍帶，供給其豐沛養分殆無疑議，而三者亦均致力於原始儒家及宋明儒學的心性之學的闡揚，因此牟宗三稱梁漱溟「開啟了宋明儒學復興之門」；賀麟稱熊十力為「陸、王心學之精微化系統化最獨創之集大成者」；戴君仁稱馬一浮為「現代朱子」。

而本書下冊亦即聚焦於此，欲求索三聖承繼宋明儒學的模式與內涵，及其如何轉化闢拓出為世所用的獨到學術。

本書上冊以「三聖其人」為焦點，由生命氣象、同聲相應、履道如弦、群英共輔四大面向，觀察三聖個性特質之迥異、論學交誼之軌跡、學術交鋒與問難、教育堅持與扞格，及友朋弟子薈萃交織之景況。下冊以「三聖其學」為主軸，唯三聖之學面向寬廣，因此又縮聚於三聖的宋明儒學，並略及三者對釋道的闡釋。

章次有五：第一章索探梁漱溟對宋明理學的關照面向與現代發皇，了解梁漱溟對宋明學術的整體評價、如何汲攝朱王、泰州學派及相關各家，如何發揮其直覺說、理性觀，終與宇宙生命通合為一。

第二章論述熊十力對宋明理學的思考向度與現代回應，亦即如何綜評宋明學術、如何疏決朱王、推闡船山、評騭各家，如何發揮心學思想、提出體用哲學。第三章續探馬一浮對宋明學術的圓融思維與續承課題，藉觀馬一浮如何評價宋明學術，如何和會朱王、汲納諸儒、勘破今古對立、漢宋執著、圓融儒釋道三教，並續承宋明課題，提出其本體論、心性論、工夫論等。

第四章由三聖續承宋明對儒釋道三教的關注、汲攝及批判出發，以比觀三者持論之異同。第五章則回顧前列各章要義，綜結三聖之學的特色外，並略索三聖的學術迴響。

導言

第一章　梁漱溟對宋明儒學的關照面向與現代發皇
第一節　宋明儒學的整體評價
第二節　宋明諸儒的思想關照
一、朱王學術的掌握與取捨
二、泰州學派的啟導及涵攝
三、其他各家的關注和挹取
第三節　宋明心性之學的現代闡揚
一、直覺說的多方涵攝
二、理性觀的回轉修正
三、宇宙生命的通合為一
結　語

第二章　熊十力對宋明儒學的思考向度與現代回應
第一節　宋明儒學的綜合評價
一、宋明學風論評
二、宋明儒學分期
第二節　宋明諸儒的思想評議暨融攝
一、朱王學術的汲攝與會通
二、船山思想的契應與問疑
三、其他各家的品評與賅納
第三節　宋明心性之學的現代闢拓
一、明心
二、見體
結　語

第三章　馬一浮對宋明儒學的圓融思維與續承課題
第一節　宋明儒學的學術定位
一、聖賢血脈的通渠
二、迴向六藝的要津
三、因應時勢的劑帖
第二節　宋明儒學的圓融視角
一、兼攝宋明諸子
二、勘破古今及漢宋執著
第三節　宋明儒學的課題續承
一、本體論
二、心性論
三、工夫論
結　語

第四章　現代儒家三聖的佛道關注
第一節　儒佛思想的衡度與會通
一、儒佛同構　內佛外儒的梁漱溟
二、由佛轉儒　出入空有的熊十力
三、儒佛互攝　生活入禪的馬一浮
第二節　道家思想的判別與抉擇
一、梁漱溟對道家思想的認知及掌握
二、熊十力對道家哲學的冥會與轉化
三、馬一浮對道家思想的詮釋與發揮
結　語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　本書的回顧與綜結
一、學行互動：篤交誼　互有激盪
二、學術養分：抉朱王　融採諸家
三、學術闢拓：重心性　取向有別
四、學術立場：振儒學　兼攝釋老
五、學術定位：勤耕耨　各有建樹
第二節　三聖學術的迴響與反思
一、學術迴響：才人出　後先崛起
二、學術反思：植根柢　微疵難免
第三節　三聖研究的後續開展

第一章　梁漱溟對宋明儒學的關照面向與現代發皇

民初西學東漸日盛，面對西方文化凌厲的衝激與撞擊，使繫於葦苕之勢的中國文化更趨雪上加霜，如何取捨因應，成為考驗當代知識份子的首要課題。

其時有主張棄守舊有、全盤更新，以《新青年》為主要發聲利器，陣營龐大、迴響熱烈的激進派，如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周作人、傅斯年、蔡元培等屬之；有守護固有、捍衛傳統，以《東方雜誌》為主要表意媒介的保守派，如杜亞泉、辜鴻銘、林琴南、劉師培、黃侃等屬之，東西文化論戰於焉開打，唇槍舌戰沸騰一時。

面對此等歷史背景與文化氛圍，梁漱溟自難置身其外，值處進退維谷的中國文化究應連根拔除或趁勢翻轉？如何由整體上比較各民族文化的特質異采，掘發其根本精神，進而替東西文化「於總關係中求個位置所在」，便成為梁漱溟的首務。

透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鄉村理論建設》《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等重要著作，梁漱溟提出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說、以認識及解決鄉村問題為未來重要方向、闡述中國文化的十四大特徵以見中國文化之早熟、由心理學角度以論述儒家思想，……究其目的均在為頓失方向的中國尋求出路。

鑑察中西特色，梁漱溟認為西方文化特長， 一是科學的方法，一是個性伸展，社會性發達；中國則崇尚藝術精神，缺乏對外在自然世界征服的意識與激情，而以安分自足、隨遇而安為特色。

就思維方法言，西方見長於理智，以外在世界為認識對象，側重思考分析、綜合的過程，目的在求真；中國善用直覺，以吾人的道德本性與事物美感為認識對象，目的在求善求美。就價值取向言，西方趨向功利主義；中國傾向不計較利害得失的生活態度。

至於就未來發展走向言，以意欲自為調和折衷為根本精神的中國，將取代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西方。他一面主張全盤接受西方的科學和民主，一面重新提出儒家態度，欲期藉「老根上發新芽」，以闢拓中國文化的新出路，而宋明理學正是其重建儒學的重要根柢。

本章將通過梁漱溟對宋明儒學的整體性掌握與評價，對宋明諸子的評騭、比較、思想融攝與回應，及對宋明心性之學的現代詮釋與發揮等三大面向，統觀宋明儒學發展至現代新儒家初期的實有風貌與相關內涵。

第一節　宋明儒學的整體評價

欲索探梁漱溟對宋明儒學的評價，當先洞窺其對歷代學術的發議；而欲窺知梁漱溟的歷代學術觀，則應先體認梁漱溟係以標舉孔子，做為檢驗各代學術良窳的標竿。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伴隨西學的強勢入侵，素為維繫傳統精神、代表固有核心價值的孔家思想，亦面臨更為嚴峻的檢視與考驗，而釋孔模式亦相對趨向殊異且多元，或採宗教模式釋孔：倡導最力者為康有為，在袁世凱為後盾下推動尊孔，成立孔教會，力圖使傳統儒學宗教化，以「昌明孔教　救濟社會」為宗旨，展開各項尊孔活動，其後更提升孔教為國教，聲稱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均以孔子的經義為根據，其極力尊孔的背後目的則在配合保皇、復辟等政治主張。

或採批判模式釋孔：代表者多為主張全盤西化者，如陳獨秀批判孔子三綱說為擁護君主統治的巨大繩索；吳虞批判以孔為主的儒家思想，其流毒不減於洪水猛獸；胡適認為二千年來吃人禮教都懸掛孔子招牌，應將之撞碎、燒去；李大釗認為孔子已是數千年前的殘骸枯骨，卻又成為歷代帝王專制的護符等。

或採整理國故方式釋孔：代表者如國粹派之劉師培、鄭實、黃節等，此間劉師培即主張孔子所立六經，均為周史所藏舊典，具體以言，《易》為哲學講義、《詩》《書》為國文教科書、《春秋》為近世史課本，《樂》為歌唱教本等，將孔學視為歷史上已然僵死的材料，而孔子儒學在當時亦不過九流之列耳！

至於梁漱溟、張君勱、熊十力等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則在辛亥、五四以來的中國現實和學術土壤上，強調以孔孟、程朱、陸王作為中國的根本精神，吸收改造西方精神以謀求出路。

以續承孔學自期的梁漱溟，1917年其應蔡元培之邀赴北大教授印度哲學時即表示：「我此來除替釋迦孔子去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1918年接踵成立「孔子哲學研究會」；1924年赴武昌師大講〈孔子人生哲學大要〉，……及至1973年批林批孔運動登場，梁漱溟仍透過〈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來詮釋孔孟思想與一己見地。

倘專就其作品觀之，1921年《東方文化及其哲學》出版，書中強調中國文化的核心，在於孔家的形而上學—《周易》，並闡揚「生生」之理，以及孔家的不認定、一任直覺、仁、性善、不計較利害、生活之樂等人生態度。其後在1923-1924年出版的《孔家思想史》中提出「仁」、「樂」、「訥言敏行」、「看自己」、「看當下」、「反宗教」、「毋意、必、固、我」、「非功利」、「非刑罰」、「禮樂」、「孝悌」、「不遷怒　不貳過」、「天命」等十三種孔子人生態度。

1949年則透過《中國文化要義》的出版，除申言「兩千餘年來中國之風教文化，孔子實為其中心」外，亦強調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具有「以道德代宗教」的特色，闡揚人類的特徵在於「理性」，凡此亦均扣緊孔學而發。1975年專為闡揚孔孟心理學的《人心與人生》完成，而其心跡透過如下表白更得以昭然：

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或許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係基於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並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後乃闡明其倫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於人類生命有認識，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證其得失。此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前人云：「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

在這看似狂肆的發語中，卻流溢深沉的憂患意識與道德使命。鑑於當時「西學有人提倡，佛學有人提倡，只有談到孔子羞澀不能出口。」因此梁漱溟乃挺身倡導過孔家生活，以周孔教化為慰勉人生、安頓人心的方帖。

亦由於其對現代孔學不遺餘力的提倡，而被封稱為「新孔學」的代言人，然當知之者，梁漱溟所謂新孔學，主要係通過宋明儒學，藉以抉發、闡揚孔子思想的精髓。而融合宋明理學的新孔學內涵，亦成為梁漱溟檢視歷代學術、評估學術良窳的不二量尺。

以發皇新孔學為畢生職志的梁漱溟，其對歷代學術與學者的評價，即是以孔學為標竿，切近者為佳，疏離者則差。孔子言「仁」，為儒家心性論提供一基本的思維模式與發展方向，而梁漱溟則以「仁是一種柔嫩篤厚之情」、「仁是人原來的心」、「仁就是從本心裡面流露出來的直覺」等具體說明之。

其後孟荀各有所承，孟子提出心性合一的道德主體論，為儒家的心性論奠立理論基礎，並開展其後之「道德心」一脈，影響宋明諸儒，至陽明則達至高峰；荀子則順承孔子外王一脈，彰顯禮義傳統，開展「認知心」一脈，伊川、朱子乃此間大家。

梁漱溟對歷代學術的關注與評騭雖屬有限，然著力點顯然偏向孟子一脈，在《孔家思想史》中曾專談孟子，申說性、命、義及自己對人類心理的觀察，突出孟子的「良知良能」、「仁義行」、「踐形盡性」、「盡心」等概念，肯定孟子對孔子仁學的推闡。

至於荀子重性惡，梁漱溟於《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指出其：「得於外面者多，得於內心者少。

他之說性惡，於儒家為獨異，此固由孔子不談性與天道，……但實由其未得孔子根本意思，而其所傳在禮─外面─所致也」；而「漢人傳荀卿之經，孔子人生思想之不發達固宜；而所謂通經者所得悉糟粕而已」；再往下至「三國魏晉，愈看見其時人思想之淺薄而無著落」；「此魏晉迄南北朝都可以說是孔子思想不但不實現，並且將其形式沖破了的時代」；「到唐時佛家甚盛，禪宗遍天下。以佛家態度與孔子如彼其異，而不見生一種抵抗，可見孔家思想，凘滅殆絕」；「五代亂世更無可說」；「元代似只宋人之遺，無甚特色」；「到清代實只有講經的一派，這未始於孔學無好處，然孔家的人生無人講究，則不能否認」；「此後講經家中有所謂今文家者出，到康長素、梁任公益呈特彩。……而假借孔經，將孔子精神喪失乾淨，歡迎了反乎孔子的人生態度思想進來。……中國人數千年來成了人生態度混亂的時代。」梁漱溟透過對歷朝各代學術的簡要評述，慨歎數千年來鮮能採用孔子意思、發揚孔學真諦，致所遺多為呆板訓條或貧乏糟粕，而其選擇以新孔學的闡揚者自居，欲圖重新啟動儒學的生命能量，重為復活僵死的傳統文化，實即立足於此歷史的痛心反省與時代的深沉憂患而發。

除上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外，梁於〈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一文中，復對歷代學術發出如下簡議：

中國文化之精英，第一是周公禮樂，其次乃是孔子道理。……漢代去古未遠，收拾餘燼，僅存糟粕，仍可支持，至魏晉而衰竭，不復能維持矣！

印度文化之佛教由是以入；唐代佛教盛行，中國人生於此呈一變例，由此異化之刺激而使固有路子稍得尋回，則宋人是矣；然內容雖見活氣，外面缺憾實多；明代繼有發明，而其味轉漓；有清三百年雖有顏李不世英豪，惜與墨子同為缺乏中國人的聰明者，自不足以繼往開來；而大體上中國的人生遠從兩千年（漢）近從八百年（宋）遞演至此，外面已僵化成一硬殼，內容腐壞發酵臭味；自歐化東來予一新穎而劇烈之刺激，近數十年乃一面為硬殼之破裂崩壞，一面為腐臭之宣播揚達；茍非殘生將次斷命，便是脫胎換骨之候。

「茍非殘生斷命，即是脫胎換骨」，梁漱溟深切體悟值處在危機四伏、亦是關鍵轉圜的時代，因此他選擇透過假孔的揚棄、真孔的表彰，並在已然質變的歷代學術中披沙揀金，欲圖煉鐵成鋼，作為抗衡西學的支拄。

對各代學術多發出訾議。唯一例外、尚能勉為合格者，即為宋明學術，梁曰：「宋明學家算是能把孔子的人生重新提出來的，大體上沒有十分的不對」、「宋人對於孔家的人生確是想法去尋的，所尋得者且不論他是與不是，即此想法去尋，也已經是千年未有的創舉了」、「從漢唐以至清代，其代表儒家者不過是經學家而已。宋儒明儒比較能在身心性命上理會孔門之學」、「漢學家所為經籍訓詁之學、古文物制度考據之學大都為學術所不可少的輔助工作。

卻與孔子所說的仁，曾未及體認之，豈不明白？宋明儒者於此，自是勝於漢唐解經之儒，以其志於孔子所志之學，切己反求，力行不怠，便在自家生命上有所體認而不虛也。」凡此均可看出宋明儒學所致力耕耘的心性內涵尚能引發其共鳴，而宋明儒學亦最能志承孔子、延續聖脈。

雖然如此，在其眼中的宋明學術仍不免有其缺陷疏失，是以梁漱溟仍對其發出若干批判：「他們把一個道理認成天經地義，像孔子那無可無不可的話不敢出口」、「孔家不走單的路，而走雙的路，……宋明大儒似均不分清此雙條的路，而尤忽於照看外邊，於是種種流弊毛病，遂由此生」、「其失似在忽於照看外邊而專從事於內裡生活」，前條批評宋明儒缺乏孔子不認定、不表示，唯變所適的調和精神與人生態度，因此易走入極端；後兩條承前說明孔學所重在由乎內而兼顧外，一任直覺而兼用理智，而宋明儒家深入心性之學的結果，則造成偏內而遺外之失。

雖然疏失難免，然而梁漱溟仍明確自表：「要了解孔家的真意義，不能不講宋明人的東西。」而宋明學術亦由是成為其釋孔詮孔、彰顯孔學的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