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大戰：20世紀的衝突與西方的沒落

在1900年之後百年，無疑是現代史最血腥的世紀，也是人類歷史上最暴力的時代，就相對值以及絕對值而言都是如此。顯然，有更大比例的世界人口在主宰這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殺，超過之前在地緣政治幅員上可相比擬的任何衝突。

雖然「強權」之間的戰爭在前一世紀中是更加頻繁，但兩次世界大戰就它們激烈（每年的戰爭死亡）以及密集（每國家每年的戰爭死亡）的程度，則是無與倫比。就任何標準來說，二次大戰是有史以來人造的最大災難。然而儘管它們從史家那裡所得到的關注，世界大戰只是許多二十世紀衝突中的兩件。

有超過一打的其它衝突中，其中死亡人數或許越過百萬門檻。而在死亡比例可相比擬者，則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青年土耳其人（Young Turk）政權、1920年代到1950年代的蘇聯政權、1933年到1945年之間的納粹國家社會主義政權，更不用提在柬埔寨的波布政權，這些政權對平民人口進行種族屠殺或「政治屠殺」戰爭。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之間以及之後，沒有任何一年沒見證到大規模組織性暴力發生在世界的這部份或另部分。

何以如此？是什麼使二十世紀，特別是從1904年到1953年的50年，特別血腥？這時代會特別地暴力似乎是個弔詭。畢竟在1900年之後的百年是段史無前例的進步時期。

在所有這些進展中，要解釋二十世紀異常的暴力，單純地說有更多的人更緊密生活在一起，或是有更具毀滅性的武器存在，並不足夠。當我是學校學生時，歷史教科書對二十世紀暴力提出種種的解釋。有時候將其關連到經濟危機，宛如經濟蕭條及萎縮能夠解釋政治衝突。一個偏好方式是將威瑪時期德國的失業率，關連到納粹選舉票數的增加以及接著希特勒「奪取」權力，而這又被認為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生。

但我開始懷疑，有些時候經濟快速成長難道不會跟經濟危機一樣會造成動盪？接著有理論認為這世紀是關於階級衝突：革命是暴力主要原因之一。但比起所謂普羅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所謂的鬥爭，族群分裂不是在實際上來得更重要嗎？另一個論證是二十世紀的問題是政治意識型態極端化的結果，特別是共產主義（極端化之社會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極端化之民族主義），以及之前邪惡的「主義」們，特別是帝國主義。但是如宗教之傳統系統，或是其它表面上是非政治性的想法以及假設，卻仍然具有暴力性的意涵，其所扮演之角色又當如何呢？還有，究竟是誰在打二十世紀的戰爭？在我還是孩童時所讀的書籍裡，通常是民族國家扮演主導性的角色：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美國以及等等。

這些政體之中有一些或所有，不是在某種程度上都是多民族、而非單民族的國家？尤其是舊的教科書將二十世紀的故事說成是段冗長、痛苦但終究令人滿意的西方勝利。英雄（西方民主政治）面對一連串惡棍（德國人、日本人、俄羅斯人）的挑戰，但最後還是邪不勝正。世界大戰以及冷戰因此是在全球舞台上演出的道德劇。但它們是嗎？西方真得贏了二十世紀的百年戰爭？

同樣地，經濟危機亦不能解釋這世紀的劇烈動盪。如已經提過，或許在現代史學作品中，最為人所知之因果鏈是從經濟大蕭條帶到法西斯主義崛起和大戰爆發。但這討人喜歡的故事在更仔細檢驗下，便會瓦解。並非所有受到大蕭條影響的國家都變成法西斯；也非所有法西斯的政權便會從事侵略戰爭。

納粹德國在歐洲發動戰爭，但只有在它從經濟大蕭條中恢復過來之後。蘇聯先是站在希特勒這邊來發動戰爭，但它是與世界經濟危機隔離開來，但最後卻動員並且犧牲比其它交戰國更多的士兵。就整個世紀來看，這裡沒有普遍規則可以被辨識出。有些戰爭是在經濟成長時期之後；其它則是經濟危機的原因而非結果。有些嚴重的經濟危機沒有帶來戰爭。

當然，雖然馬克斯主義者長久以來試著去做，現在已經不可能說服人，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果；相反地，是大戰結束了一段具有相當的高成長和低通膨的非比尋常全球經濟整合。

因此當然可以辯稱說戰爭之發生是與經濟無關的理由。艾力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稱之為「短暫的二十世紀」（1914-1991）為「一個宗教戰爭的時代，雖然最好戰以及最血腥的宗教，是從19世紀當代最經典世俗意識型態所收穫而來」。

在意識型態光譜的另一端，保羅‧約翰森（Paul Johnson）責怪這世紀的暴力是因為「道德相對論的崛起、個人道德的敗壞以及放棄猶太-基督教價值」。但是新意識型態的崛起或是老舊價值的衰敗就自身而言，不能被認為是暴力發生的原因，雖然這可以用來理解集權主義之知識起源。在大部分的現代史，一直都有極端的信念系統被提供，但它們只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地方會被廣泛地接受，並據之來行為。在這方面反猶主義是個好例子。同樣地，將戰爭的責任歸諸一些瘋狂或卑劣之人，則是重複《戰爭與和平》之中，托爾斯泰所大加輕蔑的錯誤。自大狂或許會命令人去入侵俄羅斯，但人們何以要服從？

將這世紀的暴力主要歸諸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亦沒有說服力。雖然二十世紀的政體發展出史無前例的能力，去動員大量人口，但這些可以、或是已經被輕易地被運用在和平，就如用在暴力的目的。比起之前時代，1930年代的國家當然可以進行更多的「社會控制」。它們雇用像是兵團數量一樣多的公務人員、稅吏以及警察。它們提供教育、年金以及，在某些情形下，補貼保險，來預防疾病及失業。它們若沒實際上擁有鐵路及道路的話，還是會去加以規範。

但所有這些能力在1945年戰後的年代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可是大規模戰爭的頻率卻反而減少。甚至通常是最具全面性福利的國家，最不可能在1950、1960及1970年代捲入戰爭。正如之前在較早戰爭方式所發生的革命，轉變了早期近代國家，所以或許有道理是全面戰爭本身，反而促成福利國家的出現，創造出規劃、指揮及規範的能力，因為沒這些能力的話，那貝弗里奇報告或是詹森（Johnson）的大社會（Great Society），必然無法被構想出。所以當然不是福利國家帶來了全面戰爭。

那與國家如何治理有關係嗎？現在變得很流行去假設民主政治與和平之間的正相關，理由是民主政體之間往往不會彼此交戰。當然根據那基礎，民主政治在二十世紀期間長期的崛起中，理應降低戰爭的發生。它或許會降低國家與國家之間戰爭的發生，然而至少有證據顯示在1920、1960及19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後面緊跟著內戰以及分離戰爭爆發頻率的增加。

這引導我們到一個核心點：我們太常純粹以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來思考二十世紀的衝突，而忽略了在國家之內組織性暴力的重要性。最惡名昭彰的例子當然是納粹及其合作者，針對猶太人所發動的戰爭，結果有將近六百萬人因此毀滅。納粹同時設法消滅其它被認為「不值得生存」的不同群體，特別是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的德國人、被佔領之波蘭社會菁英和新提人（Sinti）及羅瑪人（Roma）。總計其它這些團體共有三百萬人被殺害。在這些事件之前，史達林對付蘇聯境內的少數族群，以及處決或監禁犯罪或被懷疑政治異議的俄羅斯人，犯下可堪比擬的暴行。

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或中亞的大約四百萬非俄羅斯人中，估計有一百六十萬人因為所受的艱苦而受難喪命。蘇聯在1928年到1953年之間所有政治暴力的全部受害人，最低的估計是兩千一百萬人。但族群屠殺※則是已經發生在集權主義之前。如我們將見，鄂圖曼（Ottoman）帝國末年刻意針對基督徒少數族群所進行的強迫遷徙及蓄意謀殺政策，根據1948年的定義，就是等於種族屠殺。

簡而言之，二十世紀的極端暴力極為多樣。這並非全然是武裝者之間的衝突而已。在所有歸諸二次大戰的所有死者中，至少有一半是平民。有時候他們是被歧視的受害人，如當人們因為其種族或階級而被檢選出來加以殺害。有些時候他們是不分青紅皂白之暴力的受害人，如英國及美國空軍將整座德國城市轟炸成廢墟。有些時候他們是被外來的入侵者謀殺；有時候則是喪命在自己鄰居的手上。所以很明顯地，任何要解釋這殺戮全然的規模，必須要超越傳統的軍事分析。

對我而言，要解釋二十世紀極端的暴力，以及特別是何以如此之多會發生在某些時間（特別是1940年代初），以及某些地方（特別是在中歐、東歐、滿州及朝鮮），有三件事是必要的。這些可以被綜合為族群衝突、經濟波動以及帝國衰落。就族群衝突，我所意謂的是某些族群團體中社會關係的斷裂，特別是已經有相當發展之同化過程的崩解。

因為種族差異理論裡遺傳原則的散播（即使那原則已經在政治領域裡已經消退），以及因為族群混居聚落處所在之「邊界」地區在政治上極為碎裂，這過程在二十世紀受到極大的刺激。就經濟波動，我指的是經濟成長率、物價、利率以及就業的變動，以及所有隨之而來的社會緊張及壓力。而帝國衰落，我所指的是在這世紀開始之初，主宰世界之歐洲多民族帝國的瓦解，以及因為在土耳其、俄羅斯、日本及德國裡出現了「帝國國家」（‘empire-states’），挑戰舊帝國。這也是在我指出，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發展是「西方的沒落」時，我心中所想到的。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1964年生於蘇格蘭格拉斯哥，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研究專長為國際歷史、經濟史及英美帝國主義。

哈佛大學國際歷史教授，牛津大學耶穌學院資深研究員，史丹福大學胡佛學院資深研究員。
著有1914: 戰爭的憐憫（The Pity of War），世界大戰：歷史的仇恨時代 (The War of the World)，紙張及鋼鐵（Paper and Iron），羅斯柴爾德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金錢關係（The Cash Nexus），大英帝國：英國如何型塑現代世界（Empire），巨人：美利堅帝國的興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等書，也擔任虛擬歷史（Virtual History）編輯。

與英國Channel 4電視台針對三本著作（1. 大英帝國：英國如何型塑現代世界（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 貨幣崛起：金融資本如何改變世界歷史及其未來之路（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3. 文明：決定人類走向的六大殺手級Apps（Civilization: The West and the Rest））

合作推出歷史紀錄片而聲名大噪，2004年獲選為時代雜誌百大影響力人物，2011年為彭博電視台特約編輯及新聞週刊專欄作家。弗格森是國際知名的歷史學者，同時因政治立場偏右、挺身為帝國主義辯護等鮮明立場頗受關注，常與知名學者如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筆戰引發不同話題。

譯者簡介 
翁嘉聲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專任教授
專業領域為希臘羅馬古典文明以及古代教會史。

地圖
導論

第一部份 火車大對撞

第一章 帝國與種族
第二章 東方快車
第三章 斷層帶
第四章 戰爭的傳染
第五章 民族墳場

第二部分 帝國國家

第六章 計畫
第七章 陌生的人
第八章 一個偶然的帝國
第九章 護衛那無法護衛的
第十章 和平的慈悲

第三部分 殺戮空間

第十一章 閃電戰爭
第十二章 透過鏡像
第十三章 殺人者與合作者
第十四章 地獄之門

第四部分 玷污的勝利

第十五章 戰爭的滲透
第十六章 故障

尾聲 西方的沒落

附錄 從歷史視角看世界大戰

史料及書目

誌謝

珍珠港的邏輯

日本在東南亞稱霸的唯一障礙是美國。一方面，日本很清楚美國對戰爭沒什麼胃口，在亞洲或任何其它地方。另方面，美國也沒什麼慾望見到日本成為中國唯一的主宰，遑論整個東亞。但是那些主導美國太平洋政策的人相信，他們無需動武，便能禁止此事發生，因為日本依賴與美國的貿易，因此容易受制於貿易的壓力。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日本進口是來自美國，包括數量極豐的棉花、廢鐵以及石油。她對美國重機具以及工具機的依賴甚至更高。

即使美國人沒有在軍事上干預，他們也有能力將日本的作戰機器掐死，特別是假如他們切斷石油的外銷。這正是何以美國外交官以及政客，如此難以預期到日本對珍珠港的攻擊。身為一般正常會避開風險的人，他們無法想像日本人在經濟上對其不利之因素是如此嚴重時，竟會這般衝動行事，將賭注押在一場非常迅速的勝利。美國人假設在日本入侵印度支那之後，他們所加諸的部分制裁，必然會送出足夠明確的信息，來嚇阻日本人。但結果卻恰恰相反。

太平洋戰爭之路是由經濟制裁鋪設的。一九一一年日美商業條約在一九三九年七月終止。年末時，日本（與其它交戰國）都受到羅斯福針對「飛機製造必須物質」做的「道德禁運」所影響到；這實際上是指鋁、鉬、鎳、鎢以及釩的禁運。同時之間，國務院開始對美國公司施壓，禁止出口有利於航空汽油生產的科技到日本去。

一九四○年七月的國防法案中，總統被授與權力可以對戰略商品及製造品出口做出真正的禁止。在月底，經過國務院及財政部的冗長爭執後，同意禁止出口高級廢鐵以及鋼材、航空汽油、潤滑油以及混合了四乙鉛劑的燃料。在九月二十六日這禁令擴及所有的廢鐵；兩個月之後，鐵及鋼的出口需要得到出口許可的執照。沒人確切知道這些限制的效果會將如何。有些人，如國務院遠東事務的顧問史坦利‧洪百克說它們必然會讓日本軍方跛著腳走；其他人，如美國住東京大使約瑟夫‧格魯，則是會激怒日本軍方。兩者都不正確。

這些制裁來得太晚，無法制止日本去考慮作戰，因為日本自從在中國戰爭爆發後，已經一直在進口以及囤積來自美國的原物料。但只有一樣經濟制裁被東京視為是戰爭發生原因，而這就是石油禁運。這在一九四一年七月發生，之後隨著所有日本在美國的資產受到凍結：這是回應日本佔領南印度支那。從那點起，美日在太平洋的戰爭多少已經無法避免。

有一段長時間日本外務省發覺實在難以想像美國會拿起武器來對付德國、義大利及日本這勝利的組合，特別是蘇聯與那組合正處於友好的關係。這想法一個引導性的假設是：美國公眾是強硬的孤立主義者，而日本及其盟友的勝利，必將強化、而非反轉那種情緒。軍方也不願去與美國衝突，希望日本征服歐洲在亞洲的資產時，可以在沒有促成美國干預下完成。直到一九四一年九月日本海軍戰略專家是唯一準備思考與美國進行戰爭。

然而他們發現要贏得勝利，除了在開始之初要對美國海軍做出擊倒的重擊之外，別無它法。很方便地，美國艦隊的主要太平洋基地已經在一九四○年移到夏威夷；假如它仍在加州海岸，閃電一擊必然是不可能的。到一九四一年四月，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相信，停泊在珍珠港的船艦可以在一番強烈猛撲之下給擊沈。這需要用到日本所有六艘航空母艦、一些潛水艇以及大約四百架裝配魚雷或是穿甲彈的飛機。在十一月一日，鈴木貞一中將（軍需部長）在一個聯絡會議中，＊向所有與會者確保從佔領區所提供的補給，將能符合日本物資上的需求。他宣布說，「假如我們進行戰爭，我們在一九四三年的物資狀況，將會遠遠更好。」

這不等於說日本的物資狀況足以去面對大英帝國、荷屬東印度以及美國的戰爭挑戰。鈴木所有的意思是：只要在戰爭開打耽誤得越久，日本的物資狀況就注定要惡化。單單海軍每一小時在待機狀態下，就會耗去四百噸的石油；在經過十八個月之後，燃料庫存將全部用磬。因此他得到的結論是現在打，比等待來得更好。假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午夜之前沒有外交上的突破，這其中的道理便足以讓日本投入戰爭。

有些時候有人認為東京的決策者陷入某種東方非理性的宿命論，這種印象被十月十四日東條的聲明所強化：「人有些時候必須能勇敢地從清水寺的頂層跳下來」。在對美國做出宣戰的決定，以及與武士道或是日本那種特別的被圍困心態（若不是集體歇斯底里）之間，有些關連被建立起來。但在許多方面，這樣的思考在起源上比較是西方，而非東方。在不知情下，東條是在呼應侯維格在一九一四年要德國對俄羅斯發動戰爭，以及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對西方強權發動戰爭的辯論，甚至在時間的架構上都是類似：

從現在起〔亦即一九四三年〕兩年，我們將會沒有汽油來供軍事使用；船艦會停止移動。當我想到美國在西南太平洋防衛的加強，美國艦隊的擴大，未竟的中國事件以及等等，我見不到困難的盡頭。對苦難以及緊縮，我們可以說得久久的，但我們的人民可以忍受如此的生活多久？…假如我們坐著不動，我害怕在兩三年之後我們將成為第三流的國家。

因此當東條說到「閉上眼睛跳下去」，他是在做一個非常德國的辯論：賭上一場立即的戰爭，而不是在不久未來中，屈服於逐漸的衰亡；要立即去使用那些假如持續閒置不用，必然會使我們國家破產的軍事資產。以最高指揮部上呈給一九四一年九月六日御前會議的政策文件來說，美國的目標是「要主宰世界」；為了這個目的美國準備「阻止我們帝國在東亞崛起以及發展。」日本處於「一個不得不的處境，在這裡我們必須訴諸最後的步驟，戰爭，來防衛自己以及確定自保」。另一選項則是「匍匐在美國人的腳下」。

日本人不是幻想家。對松岡來說，珍珠港是戰略錯估的災難極點。他假設與德國和義大利的三方協約加上與蘇聯的中立條約的組合，必然會嚇阻美國不去抵擋日本在亞洲的擴張。「三方協約是我最嚴重的錯誤，」他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發動攻擊那天，告訴他的助手齋藤良衛：「我希望阻止美國參戰。我要透過聯盟來調整與蘇聯的關係。我希望和平可以維持，而日本處於一個安全的地位。反而是…現在的災難…事件皆源自於聯盟」。

戰前最後一任日本駐華盛頓大使野村吉三郎一向偏好較溫和的政策，設法回到在中國門戶開放局面，而不是冒險與美國作戰。也非所有日本高階海軍軍官都被山本的計畫說服。海軍軍令部長永野修身辯論說日本「注定會自我毀滅，而且…注定會民族滅絕」，雖然他認為這戰爭，多少有些弔詭，是符合「在戰爭中護衛國家的精神。」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經濟動員局提出報告，結論說在經過兩年的敵意行為後，日本的經濟資源可能不足夠來維持空軍及海軍的行動。

永野早在一九四二年下半葉已經預期「局勢必然會越來越嚴重」。東條自己承認他不知道日本要如何做，假如戰爭在一九四三年繼續下去。因此並非日本的傲慢導致珍珠港，而是一種想法：認為寧可在戰爭中冒著戰敗的機率，也不要「被一無是事來折磨致死。」

或許真正的幻想家是美國人。就太平洋的軍事設施而言，美國是極易遭受攻擊，特別是菲律賓，但他們在戰前的最後幾個月對日本採取一個相當對立性的立場。英國則明顯地較為願意妥協，甚至暫時關閉滇緬公路（─大多數為崎嶇地形的七百哩公路，補給品循此可以送到中國─）來回應日本的壓力。但因為不太容易揣度的理由，羅斯福始終一致地誇大中國在實際經濟以及未來戰略的重要性，並且低估與日本作戰的危險。

他拒絕近衛的邀請，去參加在一九四一年夏天的高峰會議。國務卿柯代爾‧赫爾要日本軍隊完全撤出中國及印度支那；他不願聽到任何擱置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但這正是日本所要求的。在十一月二十六日一個重大的紀錄中，赫爾甚至提議彼此交出在中國的治外法權，實際上這是舊開放政策的結束，並且承認國民黨政府。美國在這時期對日本的政策，曾有些道理地被比為她在冷戰時期對付蘇聯的政策。

雖然知道日本軍隊正在從印度支那前往馬來亞及泰國，美國政府似乎對日本海軍南雲忠一（第一航空艦隊長官）攻擊武力的進展不以為意，這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發前往珍珠港。在何種程度上這是無能，以及在何種程度上這是陰謀（─準確來說，英國政府是刻意隱瞞有關日本海軍活動的情報─），仍在辯論之中。確實也很難理解，邱吉爾如何會認為美國太平洋艦隊若被摧毀，有助於英國的目的。美國干預亞洲的可能性，到這時候已經大到沒必要去如此粗魯地背叛兩國間橫跨大西洋的信賴，因為羅斯福已經給哈利法克斯（現在是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美國會支持的明確承諾，假如戰爭發生在十二月一日。這是珍珠港事變之前六天。

離心漩渦
日本人瞭解機會充其量是一半一半，而且在一九四二年之後發動，會越來越不利。但是勝利就是勝利，而且有一度看起來好像戰爭在一九四三年之前真得會贏。在對自己最小的損失之下，艦隊司令南雲忠一的攻擊武力＊在十二月七日對珍珠港大肆摧殘。沒錯，美國的航空母艦恰好離開基地，但能摧毀或嚴重損害八艘主力艦，三艘驅逐艦以及三艘輔助艦，更不用提一百七十七架毀損到無法修復的飛機，這仍是不小的成就。日本人在軍事行動中只損失二十九架飛機以及五十五人，相較於美國軍方的三千二百九十七名陣亡。美國復仇式的回應人盡皆知；但日本心滿意足的回應則少人知曉。文學批評家 Okuna Takao 回憶

對在中國的戰爭感到矛盾的普通人，甚至譴責這是入侵行為的知識份子，他們的態度在對抗英國及美國的戰爭開始後，開始轉變…有一股滿意的感覺，認為我們終於做這件事了；我們已經把重重的一拳打在那些傲慢的強權英國及美國身上，打在那些白種的傢伙上。當一個勝利接著一個勝利的消息傳來，憂慮退去，恐懼轉為驕傲及歡喜…所有來自落後國家有色人種對於那些來自開發國家白人的自卑感，在那一擊之中消失於無形…在我們的歷史中，我們日本人未曾對我們自己的為一種族，會如我們那時所做的一般，感受到如此的驕傲。

而這只是開場的炸射。之後日本軍隊在太平洋及東南亞以一個巨大的離心方向展開攻勢，以令人喘不過氣的速度及成功前進。在十二月八日，日本部隊登陸馬來半島的東部，兩天之後尾隨而來的是山下奉文將軍的第二十五軍。以西貢為基地的海軍飛機，在馬來亞之外擊潰英國海軍武力，炸沈威爾斯王子號以及驅敵號。飯田祥二郎中將的第十五軍急攻取下克拉地峽，進入緬甸核心，擊敗裝備更好、但較缺乏機動的英軍。英屬婆羅洲在十二月十六日被入侵；一個月又三天後投降。

香港一萬兩千名的駐軍在日本於十二月十八日登陸後，只堅守一週，在聖誕節投降。在此同時第二十五軍經過馬來半島，前往新加坡，利用腳踏車加速通過保養良好的農場道路。在二月十五日，亞瑟‧波希佛中將以及他的一萬六千名英軍、一萬四千名的澳大利亞軍以及三萬兩千名印度軍投降，完全不知他們三萬名敵人陷於疲憊、同時也幾乎彈盡糧絕的狀況。這比一九四○年五月敦克爾克之役，更是羞辱，但羞辱還會來的更多。仰光在三月淪陷，儘管中國努力協助緬甸被包圍的英國、印度防守者；曼德勒在五月一日淪陷，加上在孟加拉灣的安達曼群島。如亨利‧保諾爾將軍承認說，英國被「更好的士兵…更好的領導、更好的智慧以及更好的戰鬥打敗。」

相同之事發生在美國人身上。十二月八日，在空襲摧毀馬尼拉的防衛之後，本間雅晴將軍第十四軍前鋒幾個單位登陸呂宋島。接連在二十二及二十四日的登陸之後，菲律賓首都在一月二日投降。在中太平洋，關島、威克島以及俾斯麥島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結束時，全部落入日本人手中。在四月九日一個美國所領導的軍隊在巴丹半島投降，一個月之後那些仍然在科雷吉多島作戰的人投降；這實際上結束了在菲律賓的抵抗。一九四二年春天時也見到日本軍隊佔領阿德默勒爾蒂群島以及俾斯麥群島，包括所羅門島。荷蘭同樣在面臨日本攻擊時全面崩潰。

今村均將軍的軍隊在北蘇拉威西島的荷蘭領土最先登陸。在二月末之前，所有的蘇門答臘已經被取下，而一支臨時湊成的同盟國艦隊也在爪哇外海被消滅掉。在三月八日荷蘭投降。同月他們在南婆羅洲的抵抗也崩潰。所有這些僅以比在滿洲或中國更小的軍力來達成。

德國人已經將「閃電攻擊」的概念變成他們的。但在軍事史中未曾有如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開始到一九四二年四月結束之間，在亞洲及太平洋，會有閃電攻擊發生在如此多的地方，帶來如此的破壞效果。此外，這所涉及的距離遠遠超過德國人在歐洲同時之間所涵蓋的。在它最遠的範圍，日本帝國從西到東延伸長達六千四百哩，從北到南有五千三百哩；它的周長有一萬四千兩百里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開始時，日本人可以有道理地去思考攻擊中途島、新喀里多尼亞、斐濟、薩摩亞、新幾內亞以及甚至澳大利亞、錫蘭和印度。

歐洲帝國就這樣凹陷下去，好像日本的攻擊暴露出一種根本自信心的喪失。一位英國的老師在聽到要緊急破壞新加坡與大陸之間的堤道時，詢問一位路過的年輕人這是什麼噪音。李光耀（他將成為新加坡獨立後的第一位總理）回答說：「這是大英帝國的終結。」而這看起來似乎如此。英國部隊見到日軍前進時，由他們軍官領導開溜的故事有許許多多。實際上，日本人所遇見的第一次有效抵抗是來自新幾內亞科科達小徑的澳大利亞人。美國最初的反應也不會特別令人驚豔。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從菲律賓撤出時，至少是倉促行動。

美國人的作戰精神也沒有比他們的英國伙伴好上太多。在一九四一年被日本俘虜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切斯特‧畢格斯說：「假如目的是好的，為那目的而死則是好的，但是死亡只是為了說：『我們戰至最後一人，不會投降』，則不是很好的目的。」在巴丹島也是相同的故事。如美國戰俘安德魯‧卡森回憶：

我們被訓練去本能地對命令做出反應，像「立正」、「稍息」、「向後轉」、「就戰鬥位置」以及「準備好後射擊」，但「投降」則是陌生的。這沒寫到我們的心中，因此沒有得到回應。

他及他的同志只能哭泣、發誓以及設法說服自己「我們已經盡力」。
美國人協助中國軍事行動，派出中將約瑟夫‧史迪威去監督送給蔣介石的美援，想藉此來得到迅速的報復，但這徒勞無功。這兩個人，不幸地，一開始就相處不好。史迪威告訴一位記者，「在中國的麻煩很簡單。我們和一位無知、文盲、迷信婊子的農夫兒子結盟。」史迪威想將中國的指揮系統合理化及集中化；他厭惡蔣介石宮廷裡的奢侈花費，私底下提到他為「花生」或「響尾蛇」。

他自己也因為尖酸刻薄的坦白，而得到「醋罈子約瑟夫」的綽號。他努力去控制在緬甸的救援任務，但因為中國第五軍指揮官杜聿明拒絕服從他的命令而受到阻擾。日本的回應是發動一連串攻勢，擊潰浙江省內的中國軍隊，掌控這區域裡的主要鐵路幹線。

所以東南亞的新主人覺得有資格威風四面，一點都不奇怪。日本軍事領導人在傲慢仍有不足之處，則由如下的「教育宣言」來大大補足：

日本是太陽：大地的保護者以及所有地球上生命光線的提供者。日本帝國將會在勢力以及重要性增加，就像太陽在空中越升越高：這是永恆的，而且也是日本這名字的意義。
在世界創造時，大地是最後的。而第一片土地是日本，太陽升起之地。沒有人可以挑戰日本，如此做就像冰雪在太陽熱度中融化。這是地球上的鐵則…那些反對日本的將會歷經如冰雪一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