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漢書(二)表

本冊為《漢書》的八表，是從《史記》的「表」發展而來。「表」是紀傳體史書中的一種體例，與紀、傳相表裡，它通過寓簡於繁的形式，把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極為扼要地概括反映出來，在史書中有很重要的作用。清人萬斯同說：「表立，然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不讀表，非深於史者也。」
八表中，尤以專記職官的〈百官公卿表〉最為重要。由於「百代皆行秦法制」，秦漢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基本為歷代王朝所沿襲，本表首次對此體做出完整的敘述和記錄，因此受到後人的推崇，是研究中國古代官制和政治制度史的重要參考。
而〈古今人表〉則是《漢書》在史書體例中的一個創新，表中以人的道德品行為主，以事功及學術等為內容，作為品評人物的標準。這篇帶有強烈歷史感與歷史評判標準的篇目，是借評判古人，給今人立一個標準，歷史的「古」與現實的「今」，在超越現實政治道德標準上相結合，歷史本身也就有了意義。

主要注譯者：
吳榮曾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劉華祝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導讀(節錄)
三、《漢書》在史學和文學上的地位
《漢書》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斷代史。唐代劉知幾將從古到漢的史書分為六大類，《漢書》屬於其中的一類。《漢書》成書在《史記》之後，因而有些地方是在摹倣《史記》，但其結構和內容方面都比《史記》為完善和豐富。《漢書》為後世斷代史的編撰奠定了基礎，甚至對斷代史以外如《九通》一類的著作也有相當的影響。清代章學誠以為，班固的《漢書》是後世史書的「不祧之宗」。確實，《漢書》成為後代修史者所遵奉的範式。
班固是東漢時有名的賦家，實際上他在散文寫作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詣。《後漢書‧班固傳》對他的文章評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後世不少人指出班固文風的特點，還有嚴整的一面。他不僅長於敘事，也善於刻劃人物，在語言文字的錘練方面有很深的功力。早在南朝蕭梁時，蕭統的《文選》就收了《漢書》中某些紀傳之贊。很明顯在《文選》這部著名文章選集中，班固的《漢書》也獲得了蕭統很大的肯定。後代人受其影響，在古文選集中選錄《漢書》中的文章者頗多，如清乾隆時姚姬傳的《古文辭類纂》，收入《漢書》中的若干篇書、疏類的文字。宋以後人將班固的散文作品和韓、柳等的文章同等看待，作為後人學習古文的楷模。清代著名史學家梁玉繩認為《漢書》「卓然為史家之宗」，同時也認為其「文章雄跨百代」，如此的評論對《漢書》來說無疑是很合適的。
四、《漢書》的版本和注釋
保存至今的宋版《漢書》有好幾種。一是過去稱為北宋景祐本者，商務曾將其收入百衲本的二十四史中。現經查明，此書雖為北宋人所刻，但至少後來經過南宋人的遞修。又一宋本是南宋慶元時劉之問刊本。現國內僅存一部，在北大圖書館。此書收入北宋劉攽、劉敞、劉奉世和宋祁的校記，這對於校訂《漢書》的文字是極有用的資料。明代嘉靖九年有南監本和北監本，這是官修的《漢書》。明代其他刻本較多，有嘉靖時汪文盛刊本，這和明末清初毛氏汲古閣本都被稱為善本。
清乾隆時刻《二十三史》於武英殿，其中《漢書》以明監本為底本，據南宋慶元舊本「補缺訂訛」、「尤加詳慎」。故殿本《漢書》素稱「校勘精善」。道光四年，新修殿版，錯字很多。清末莫友芝和後來民國時的傅增湘，都以為此本「多為淺學誤改」。而清末時光緒廿九年上海五洲同文書局石印本的殿版《漢書》，如將其和殿版原刻本相比，文字差異不少，知道石印本依據的乃道光本。而從民國至今，各種所謂影印殿本，也多據清末石印本，和殿版原刻本有差異。唯民國五年商務印書館涵芬樓影印殿版《漢書》出於乾隆刻本，勝於其他覆本。
早在東漢末，就有服虔、應劭為《漢書》作注。到魏晉時尤盛，有李奇、鄧展、文穎、蘇林、張晏、如淳、孟康、晉灼、臣瓚等。唐劉知幾以為：「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又說：「至于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
臣瓚其人的歷史不詳，其年代或在西晉時。他把各家注集合為《漢書集解音義》廿四卷，各家注從此就不易失散了。南朝末的蔡謨，將臣瓚的《集解音義》散入《漢書》，這也是《漢書》帶上各家注的開始。
唐太宗貞觀年間，顏師古為《漢書》作注。師古之叔遊秦，就作過《漢書》注，因此師古注帶有家學的特色。顏注屬於清人所說的「遍體施注」型，對於出現於書中凡涉及到史實、典章制度、地理等方面的重要內容，都會作出必要的詮釋，甚至對有些人們所不太熟悉的單字，也作出釋義或注音。注的順序是，先引用前人的注釋，然後表明自己的看法。清《四庫總目提要》認為，顏注「條理精密，實為獨創」。確實，後世讀者依靠顏注，閱讀《漢書》就比較容易了。前人把顏注和杜預的《左傳注》相比，以為顏注是《漢書》的「功臣」。
宋人在《漢書》整理方面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北宋的宋祁、三劉都有關於《漢書》的校注成果。宋祁據當時他所能看到的多種《漢書》抄本而作出校記，這是極有用的校勘材料。三劉皆精於漢史和《漢書》，他們對顏注有所匡正，對於《漢書》字句的解讀也提出了不少有用的看法。南宋時刻的有些《漢書》，把宋和三劉的校注都補在顏注之後，這對讀者很有用處。乾隆時的殿版，盡量把宋祁和三劉的注都收入書中。
宋人還就《漢書》中的〈志〉作專題研究，如南宋的王應麟作《漢書藝文志考證》。錢文子作《補漢兵志》。《漢書》有專記兵制、刑制的〈刑法志〉，但兵制部分太簡略，故錢氏從《漢書》等書中輯出有關兵制的記載，彙輯成《補漢兵志》，對讀者很有用處。
清代學界的證經考史之風大盛，整理研究《漢書》的著作數量極多。
一、為全書作注解的有沈欽韓的《漢書疏證》、錢大昭的《漢書辨疑》、周壽昌的《漢書注校補》。
二、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念孫《讀書雜志》，三書中都有《漢書》部分，對某些字或辭彙有考證。
三、對有些〈志〉、〈表〉、〈傳〉的考證。清人這方面的著述數量也很多，以〈地理志〉為例，有王紹蘭《漢書地理志校注》、錢坫《新校注地理志集釋》等十餘種。屬於〈表〉的有萬斯同《漢將相大臣年表》、夏燮《校漢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傳〉的方面有徐松《漢書西域傳補注》。
四、以集解的形式為《漢書》作注釋。王先謙的《漢書補注》，實際上是為《漢書》作集注或集解。他把魏晉到清的各家注釋、考訂的成果都吸收進來，故資料極其豐富，對讀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王氏曾對《尚書》、《詩經》和《莊子》、《荀子》等書作過集釋，使他在整理古籍方面獲得豐富的經驗。這是他在對《漢書》所作的注解工作能達到更好的水平的重要原因。他作的注釋具有以下一些特色：一是對文字的校正。版本方面的主要依據是宋祁引用的許多宋抄本的資料，並利用了殿本的校勘成果。另外，也根據唐宋類書或《通鑑》的引文以校正《漢書》。二是對書中的單字或辭彙，按照訓詁學的方法作出合理的釋讀。王對歷史地理較為擅長，書中凡涉及這方面的內容，他都有詳盡的闡明，這也是此書受到後人稱許的一個方面。三是對《漢書》所涉及到的史書或典章制度，詳加考證。大多言必有據，態度謹嚴，可信程度高，對深入研究漢史很有用處。
《補注》刊行於清光緒二十六年，在此以前或以後，集注或補注一類的作品不少，從其資料的豐富程度和論斷的謹嚴方面，都不如《補注》。目前大家公認，王著是現有《漢書》中的最佳注本。
從宋到清，讀《漢書》的人，無論是從史學的角度，還是從文學的角度，都有不少的讀後心得。這些心得對想要深入了解《漢書》的讀者頗有啟發的作用。明晚期的凌稚隆，把前人讀《漢書》的心得匯集起來而編成《漢書評林》，隨後又有鍾人傑、陳仁錫諸家編集了補《評林》之類的書。這些書一般都是把評論放在書中有關內容的書眉之上，或是放在文末。這可使讀者免去一些翻檢之勞。
《漢書》中古字或異體字、通假字不少，這給初學者帶來不少麻煩。凌稚隆在書中特別摘錄出古字、借讀字、同讀字，這對初學者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王先謙站在清代樸學家的立場，對《評林》頗有微辭，以為「明代史評大暢，競逐空虛」。這樣的評價未免太過分，這可能忽略了不同的讀者會有不同的要求。

北京大學歷史系　吳榮曾

第二冊



卷十三 異姓諸侯王表第一 四三三



卷十四 諸侯王表第二 四五五



卷十五上 王子侯表第三上 四八九



卷十五下 王子侯表第三下 五二六



卷十六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第四 五五九



卷十七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第五 六四五



卷十八 外戚恩澤侯表第六 六八三



卷十九上 百官公卿表第七上 七三七



卷十九下 百官公卿表第七下 七七七



卷二十 古今人表第八 八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