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類學視野中的現代日本地域藝術文化研究：以蕨座劇團為個案（簡體書）

《文化人類學視野中的現代日本地域藝術文化研究：以蕨座劇團為個案》主要從研究日本蕨座劇團的社會實踐研究入手，通過分析日本蕨座劇團的成立、發展及其成長過程中經歷的風風雨雨，講述了這個劇團創作演出的很多音樂劇，從而系統分析現代日本地域藝術文化的現狀和發展趨勢，具有一定學術價值。

侯越，日本千葉大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目語學院副教授，跨文化交際系主任。1989年至2000年留學日本。曾任大東文化大學國際比較政治研究所、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民俗學與民族音樂學系、日本干葉大學社會文化研究科訪問學者。

引論
一、地域文化
二、地域文化研究的意義
三、前人研究概述
四、研究思路
第一章 地域藝術文化研究的文化人類學視角
一、地域社會在日本社會中的位置
二、地域藝術文化的多元化表現
三、對地域藝術文化的認知
第二章 地域藝術文化探索之歷程
——蕨座劇團60年
一、蕨座60年歷史軌跡
二、蕨座與日本社會
第三章 地域藝術文化之核
——舞蹈的身體語言
一、藝術形式的演變
二、身體語言的構成
第四章 地域藝術文化之魂
——音樂劇主題解讀
一、構成音樂劇主題的素材
二、音樂劇主題
第五章 地域藝術文化之路
一、地域與舞臺
二、地域藝術文化之路的調整
結語
后記
附錄一 蕨座主要活動年表
附錄二 蕨座音樂劇一覽表
附錄三 蕨座主要獲獎及特別公演作品一覽表
附錄四 蕨座結構圖
參考文獻

第一章 地域藝術文化研究的文化人類學視角
文化人類學注重通過縝密的田野調查，將地域社會以及地域文化置于整體社會框架中，從地域內外兩個層面人手，綜合性地分析其文化意義、揭示文化的多樣性與嬗變原因。為了更好地通過蕨座這一個案，窺視現代日本地域藝術文化的發展機制與社會意義，本章首先從宏觀的角度對地域社會在現代日本社會中所處的位置進行定位，進而通過梳理地域藝術文化的多元化表現來映射其具有的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并著重從民眾的角度認識現代地域藝術文化發展的必要性。
一、地域社會在日本社會中的位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戰后恢復期以及經濟高速增長期，整個日本社會關注的焦點是如何通過推進工業化進程實現經濟復蘇和經濟實力的提升，因此社會發展的重點是環太平洋沿岸工業區的建設。當時，日本的許多地方城市發展為以東京為總部的“分店式”城市。這些地方城市成為大型企業的產品加工廠，追求產品的產量與就業率，但是卻出現了本地獨特文化和經濟獨立性喪失等諸多問題。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日本步人經濟穩定增長期，腳步放緩，人們開始靜下心來，重新審視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尋找地域社會發展不均衡、地方城鎮人口減少、經濟停滯等問題的解決途徑。“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日本普遍興起構建現代型地域共同體，實行地方自治的運動。從明治時期（1868-1912年）開始的現代化進程中建立起來的中央集權型國家逐漸向地方分權型國家轉型”。①
1978年7月，神奈川縣知事長洲一二在橫濱市召開的第一屆“地方的時代研討會”②上提出“地方的時代”觀點，使地域社會的發展有了明確的目標。長洲一二指出現代日本社會所面臨的超大規模城市的環境、資源、能源、糧食、社會管理、邊緣人群等問題是現代發達工業社會所共同面臨的。要解決上述問題，離不開地方自治體的力量。因此，充分發揮地方自治體力量，開創“地方的時代”十分必要。開創“地方的時代”不僅意味著要將政治、財政、行政的集權委任體制改為共同參與的分權制，而且意味著建立包括生活方式、價值觀的轉變在內的新型社會體制。換句話說，“地方的時代”的開創不僅僅是一場政治、行政體制的分權改革，而且是一場包括一般民眾的思想改變在內的全方位變革。當時正值1979年4月舉行的日本統一地方選舉④備選的敏感時期，“地方的時代”這一構想受到媒體、社會的關注，成為流行語。
“地方的時代”這一發展構想，當時特別受到神奈川縣、橫濱市、川崎市等日本首都周邊地區地方政府的支持。因此，當時，“地方的時代”可謂是東京以外的大型城市地方政府為謀求更大的自主權，遏制日本經濟向東京“一極集中”，強調地域社會影響力所做的最初的集體努力，并在當時的日本社會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支持“地方的時代”構想的地方自治體大多為東京周邊的縣、市，并未能推動日本廣大的地域社會取得實質性發展。
1979年大分縣知事平松守彥提出“一村一品運動”①，推動各地區打造自己的獨特產品。當時大分縣四分之三的地區屬于人口明顯減少地區，“一村一品運動”成功地“從精神上激勵了地域社會創造新型產業以應對新的商機”②。“一村一品運動”的主要目的是在地域社會內部創造新型產業，以激發當地的活力。這一運動提升了地域社會的經濟實力，增強了地域社會的自信心，彰顯了地域社會的力量。因此可將其視為“地方的時代”構想的顯現。
1981年日本政府推行的財政改革③使地方政府的財政資金減少，再次引發了人口的大量外流，大都市圈和其他地區間的地區差異日益擴大。大分縣知事平松守彥將這一時期稱為“考驗地方的時代”。
經濟的高速增長推動了城市化進程，使得城鄉界限模糊。“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人口的移動以及大眾傳媒的發展，整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在城市生活方式的基礎上趨于同一。而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推行的‘市村町合并’，進一步從行政區域劃分上模糊乃至消解了城鄉界限”④。這種生活方式的趨同是城市經濟模式、生活方式、價值觀向各地區的擴展，而并非二者間的相互借鑒、融合。此外，雖然城鄉差距逐步縮小，但不同地區在產業結構、國民收入方面的差距卻在不斷擴大。由于產業結構的差異而形成的地區間經濟力量的不平等問題（「地域格差」）在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后愈發凸顯。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農業主要集中于北海道、東北、北陸、中國、四國、九州等地區，制造業、商業和服務業更多地集中在南關東、東海和西近畿地區。“產業結構的地區差別，必然導致國民收入的地區格差。自1975年開始，日本國民收入的地區差異進一步擴大。于是，越來越多的人離開收入較低、生活條件較差的地區，流人收入較高、生活條件較好的地區，這種人口流動導致大城市的發展和農村及中小城市的衰退，從而使地區格差進一步擴大”。④為了縮小地域格差②，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推出了地域開發政策。早在1950年，中央政府就制定了《國土綜合開發法》，1962-1987年期間又相繼四次推出《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其目標都在于縮小乃至消除地域格差，但結果總是事與愿違，反而促進了人口和新興產業向大都市地區集中，進一步擴大了地域格差”。③
泡沫經濟破滅后的20世紀90年代，為了刺激經濟發展，日本各地開展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當地的就業情況。但是依賴于政府撥款的基礎設施建設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地域社會發展乏力的整體狀況。許多地方政府意識到坐等中央財政撥款無法真正激發本地區的經濟活力，開始更加積極主動地為地域社會的發展爭取機會。1998年在東京大學月尾嘉男教授的提議下，秋田縣、巖手縣、宮城縣、岐阜縣、三重縣、高知縣、島取縣的知事開展了“從地方改變日本”運動，積極向日本政府進言，力爭改革，以實現更大程度的地方自主。
為了改善政治、經濟功能向東京“一極集中”的現狀，矯正過度強調經濟效益的發展模式，激發地域社會的活力，日本政府于1999年公布了《地方分權一攬子法》（下文簡作《地方分權法》）。根據這一法律，包括城市規劃在內的475部相關法律均做出相應調整，這被視為繼明治維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進行的政治體制改革之后，日本進行的第三次重大改革和調整。“《地方分權法》是在日本經濟社會完成快速增長，進入一個相對穩定時期的大背景下產生的。具體而言，就是在人口增長放緩甚至減少、老齡化持續進展，上個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破滅后經濟持續低迷，各種城市職能向首都過度集中，中央集權的行政管理體制無法滿足市民多樣化需求的大背景下，通過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政府職責的一次嘗試，被認為是日本整體由快速發展的‘城市化社會’向成熟的‘城市型社會’過渡的標志”。①《地方分權法》明確規定了國家與地方政府的角色分工，廢除了機關委任事務②制度，對國家干預地方行政的行為進行了規范，以推動地域社會改革，賦予地域社會更大的自主權。由于現代化、城市化以及地區間差異擴大化面臨解體危機的地域社會的重建工作逐步展開。
2011年“3·11”大地震的災后重建更加凸顯了地域文化的重要性。這次地震使日本東北地區受到重創，重災區的災后重建規模不亞于日本戰后經濟復興期、高速增長期的建設規模，但是不同歷史時期民眾的社會意識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戰后經濟復興期以及經濟高速增長期，社會與民眾期待的是建設大規模的現代化設施，快速提高經濟實力。但是“3·11”大地震后的災后重建過程中，人們期待的不單純是原有設施的復原與硬件設施的進一步現代化，而是思考如何更好地保留東北地區的地域文化特色，增強地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