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研究與展望（簡體書）

楊海濤，女，1978年出生，吉林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自從教以來講授的課程有《公共政策分析》、《申論》、《政府公共關系》等。吉林大學行政學院行政管理專業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公共政策分析。曾在《東北大學學報》、《長白學刊》、《吉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等學術期刊上發表多篇論文，并參與多項教育部、吉林省社會科學課題研究。

第一章 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創新性研究
一、管理模式創新研究
二、黨建創新研究
三、實踐創新研究
四、技術創新研究
五、結論與討論：本書的研究目的

基礎理論篇
第二章 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概述
一、理解社區：含義與特征
二、城市社區管理
三、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
四、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理論基礎

實踐應用篇
第三章 我國城市社區管理的歷史沿革
一、街居制與單位制同步發展階段（20世紀50年代）
二、單位制全面發展與街居制邊緣化階段（20世紀六七十年代）
三、單位制衰落與社區制興起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來）
第四章 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背景研究
一、社會轉型對傳統城市社區管理模式提出了現實挑戰
二、傳統城市社區管理的弊端
三、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信息技術的普及為這一模式提供了技術支撐
四、國內外基層管理的實踐為城市社區管理創新提供了經驗借鑒
第五章 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發展階段及典型案例
一、城市社區網格化管理的整體概況
二、注重管理階段——北京市東城區“東城模式”
……

（一）管理觀念落后，政府本位導致回應性差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形勢的變化，以政府本位為價值追求的城市社區管理服務理念和工作方式已經無法與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相適應，弊端日顯。由于基層官員的任命與晉升主要取決于上級而不是取決于民眾，因此上級旨意處于價值鏈前端，而公民需求則常常處于末端，導致基層政府的出發點是自身需要而非公民需要，行為對上負責而非對民眾負責。在傳統政府本位思想的影響下，個別基層干部工作的方式、方法簡單粗放，與群眾之間缺乏緊密的溝通和聯系，造成群眾利益訴求渠道不暢，群眾呼聲得不到足夠重視，群眾的各種困難和問題得不到準確傳遞和及時回應，從而導致基層社會管理出現“盲區”和“空白”。正是由于基層政府對民眾的需求變化反應遲鈍、回應性差，一些矛盾和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從而使得一些本可以化解的群體性事件最終被激化。長此以往，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基層政府的公信力，導致黨群干群關系趨于緊張，部分群眾對基層政府不擁護，重大項目推進難，社區不和諧因素大大增加。
（二）管理體制僵化，社區行政化傾向嚴重
傳統城市社區管理體制是單一的行政管理體制，受嚴格的等級制影響，基層政府基本上是區域公共事務的權力中心，信息滯后、管理被動、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現象嚴重。基層政府事務繁雜，城市社區管理與服務往往涉及多個執法機構和行政事業單位，每個部門各管理一部分。由于管理責任界定不清，各管理部門之間機構重疊，既各自為陣又重復浪費，政出多門、無人管理、交叉管理“綜合癥”頻發。僵化落后的管理體制嚴重制約城市社區管理功能的發揮，致使城市社區管理無法形成合力，管理效率低下，并且管理機構龐大、人員眾多，運營成本居高不下。由于長期以來沿襲管制型管理模式，在城市社區管理和服務的操作上依然有著明顯的行政化傾向，習慣于以管理者身份和統治者身份，通過“條條”實行自上而下的層層管理，即習慣通過約束和控制而非協調和溝通來達到管理目標。在城市社區管理過程中，垂直的命令與服從關系滲透方方面面，主要依靠簡單的行政命令和強制手段，而忽視了法律手段、經濟手段和宣傳教育手段的綜合運用。
（三）管理機制不暢，條塊分割嚴重
我國行政管理體制中既有地方政府管理序列，即“塊塊”管理，也有職能部門的垂直管理序列，即“條條”管理，中央政府通過條塊橫縱向的行政體系網絡來保證中央政策的有效執行。在基層管理中，地方政府擁有職權對各個職能部門實行領導，條塊部門都能通過地方政府進行整合。而在行政化的城市社區管理體制中，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是社區治理的主體，要對接上級政府的各個不同部門開展工作。街道辦事處屬于政府派出機構，不是一級政府，而社區居委會雖然是法律意義上的社區自治主體，但其本質上屬于民間社會組織，兩者均沒有權限統合政府各個職能部門。因此，在地方政府能夠協調的條塊矛盾在街居體制的城市社區管理中卻行不通。條塊分割帶來的問題在于：街道和居委會（俗稱為“塊”）雖然與居民聯系較多，了解居民的需求，但是對轄區內的條線部門缺乏足夠的制約和統合能力，而市和區政府的各個部門（俗稱為“條”）往往從自身部門出發來推行政策，無法深入基層社區與居民相聯系。如此一來，在城市社區管理中就形成了條和條以及條和塊之間的分割，由于處理問題時無法及時調度各部門的資源，在工作中很容易造成職責不清、管理混亂、互相推諉、協調合作困難等問題。
（四）管理方式粗放，服務效率低下
條塊分割的結果使得街道成為三級管理中最吃重的層級，除了要管理轄區內事務之外，還要應付來自上級職能部門的任務。由于街道掌握的治理資源有限，加上各類矛盾糾紛和管理事務的增多，于是街道開始將相當多的行政工作往下轉移到居委會，以致本來屬于群眾自治性組織的居委會也變成了一個行政執行機構，擔負起從反恐到計劃生育、從統戰到公共安全的各項任務。“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是當前對城市社區工作煩瑣龐雜的形象比喻，一切事務進社區的工作局面使得每個城市社區工作者都異常繁忙。然而，條塊分割形成信息孤島，信息獲取的滯后導致各部門往往疲于應對，經常以事后處理為主，管理狀態十分被動。由于管理方式粗放，管理對象不具體，信息無法共享、資源難以整合等問題，導致許多城市社區工作者的工作效率是十分低下的。此外，在城市社區管理過程中，還存在著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重眼前利益輕長遠利益的工作態度。轄區內管理人員對許多事件的處理往往表現出一種粗放的經驗式管理，缺乏系統的現代化管理手段。這種依靠直覺決策和粗放管理的結果，導致基層矛盾問題突出，事件處理效率低下，城市社區管理狀況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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