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1821-1849（簡體書）

本書是約瑟夫·弗蘭克所著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傳記的第一卷。在這部廣受讚譽的傳記中，弗蘭克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也許是現代最偉大的思想小說家——的人生和創作進行了重要的重新詮釋。第一卷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年生活寫起——從他在莫斯科的童年，到他的父親之死，一直寫到他因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激進團體而被流放西伯利亞。本書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窮人》、《雙重人格》和《涅托奇卡·涅茲萬諾娃》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因為它們反映了他早年所受的某些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而且顯示了將會繼續在他那些最偉大的作品中出現的重要主題的發展演變。

戴大洪，1982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光學工程系。譯有《古拉格：一部歷史》、《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1821-1849》。深圳十大好書評選2013年度致敬譯者。

由約瑟夫·弗蘭克所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種子1821-1849)(精)》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窮人》、《雙重人格》和《涅托奇卡·涅茲万諾娃》——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因為它們反映了他早年所受的某些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而且顯示了將會繼續在他那些最偉大的作品中出現的重要主題的發展演變。本書曾獲一九七七年美國大學優秀學生聯誼會“克里斯蒂安·高斯獎”；一九七七年美國現代語言協會“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獎”；一九七七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當代思想類作品”提名。

本書是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與作品的一部系列專著的第一卷。根據目前的計劃，這部專著由四卷組成，按照年代順序，每卷涉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不同時期。整部專著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提綱，在其他工作允許的情況下，我希望能在合理的時間之內陸續出版其餘各卷。整個寫作計劃大約萌生於二十年前我應普林斯頓大學克里斯蒂安·高斯研究生院的邀請前去舉辦系列講座時。研究生院當時由E．B．O．博格霍夫主持，我們很快成為好友，他罕見地兼具紳士的魅力和學者的嚴謹，至今仍然讓熟悉他的人記憶猶新。那時我對流行的存在主義文學——它在二戰結束之後不久開始引起人們的注意——很感興趣，因此選擇“現代文學中的存在主義主題”作為我的講座題目。為了提供一些歷史背景，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當作人們在法國存在主義作品中所發現的氛圍和主題的先例著手進行分析。我對這部作品的闡釋源於列夫·舍斯托夫和尼古拉．別爾嘉耶夫，我強調了地下室人的非理性和不道德， 因為他不顧自然法則可悲並且挑釁性地堅持他的個人自由，無論自己和他人需要付出什麼代價。不過，我在闡述這種觀點時心存憂慮，認為這還遠遠不夠。它所強調的作品含義沒有問題；但是，還有很多別的東西，對於存在主義解讀來說，它沒有提供任何線索。當我著手整理講義時，我決定對《地下室手記》進行更加徹底的研究，同時調查了解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顯而易見，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起點。這使我閱讀了凡能找到的關於那個時期的所有書籍和文獻，只要是我看得懂的語言，最終，當這一類原始資料的局限性變得越來越明顯時，我開始學習俄語。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發現， 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十九世紀俄國文化的痴迷程度不斷迅速增強的同時， 我對存在主義的興趣反而大大減弱了。我放棄了整理講義的計劃，轉而決定寫一本關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這是本書及其後續各卷由來已久的寫作起因，它幾乎完全出於偶然——儘管我在動筆時絕沒有打算寫這麼大部頭的一本書。但是，題材本身的引人入勝誘使我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結果我逐漸意識到，假如我想充分闡述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的話，那就必須大規模地重現他那個時代的社會文化生活環境，然後再在其中描述他。因為，這種看法可以簡單地歸結為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視為對他那個時代主要問題的高度藝術概括，當然，它只是一種個人表達， 不過，它是一種比大多數人都更關注自身之外那個世界的個人表達。這並非某種失常的精神狀態的狂熱發洩——我們在西方也常常傾向於這樣認為—— 那麼簡單，而是某種極具天賦的特殊氣質的激情表露。實際上，具體說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的一種方法是，在他將自己的個人困境與肆虐他身為其中一員的那個社會的災難熔為一體的能力中發現它。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生活的興趣於是受到嚴格限制，因此，任何想在後面的篇章中讀到一部常規傳記的人將會感到非常失望。此類著作已大量存在，而我絲毫無意再為它們增添一部。我簡略敘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個人生活的背景事件，但卻詳細介紹其日常經歷中在我看來具有某種重要關聯性的一些方面——只是對闡釋其作品有幫助的那些方面。因此，我所寫的這本書並不是一部傳記，或者說，即使它是一部傳記，那也只是在某種特定的意義上——因為我不是從生活寫到作品，而是繞道走了另一條路。我的目的在於闡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藝術，這一目的決定了我對細節的選擇以及我的視角。在我看來似乎一向自相矛盾的是，在偏愛個人軼事和私生活細節的一般傳記作品中，被忽略的通常是對於藝術家的人生最重要的那種東西——實際上，被忽略的是他的作品， 那才是我們對他感興趣的唯一原因。這樣的敘事也許有助於研究人類的特點，或者有助於研究它所描述的那個時期的社會史， 但是，它往往把藝術失落在背景中，充其量也只是將其當作更主要的生活經歷的副產品和附屬物。我採取了與此截然不同的做法，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成為一個附屬於他的藝術思考及其成果的人——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將使任何具有創造性的個人的人生更準確地對應其在社會價值體系中的實際地位。這樣做並不意味著我在藝術與“生活”之間發現了什麼不可逾越的鴻溝； 但是“生活”這個詞既可以用於食色男女，也可以用於藝術家，後者同樣在思想、精神和意識的層面上生活著。由於這個原因， 我寧願更為詳細地描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於其巾的社會文化環境，而不是把篇幅用在描寫其日常生活的一般瑣事上。他的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正是來源於這一環境，憑藉這種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他吸收消化了對其有用的生活經驗並且使之轉化成為他的藝術主題和技巧。我將努力證明，根據這種觀點對其生活進行的探索— —探索是在黑格爾稱之為陀思 More

插圖目錄
音譯
前言
第一部莫斯科
第一章序幕
第二章家庭
第三章童年，少年，青年
第四章宗教背景
第五章文化背景
第二部聖彼得堡
第六章工程專科學校
第七章“一個了不起的高尚的人
第八章兩種浪漫主義
第九章果戈理時代（一）
第十章果戈理時代（二）
第十一章《窮人》
第三部引人注目
第十二章別林斯基及其身邊的文學貴族
第十三章別林斯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
第十四章別林斯基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二）
第十五章別克托夫小組
第十六章彼得堡小品文
第十七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
第十八章陀思妥耶夫斯基與斯佩什涅夫
第十九章帕爾姆杜羅夫小組
第四部自我發現之路
第二十章《雙重人格》
第二十一章彼得堡時期風格奇異的作品
第二十二章現實與“幻想家
第二十三章《涅托奇卡?涅茲万諾娃》
第二十四章後記
附錄
弗洛伊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病歷
索引 More

在十九世紀前半期所有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赫爾岑、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涅克拉索夫——中，只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出身於擁有土地的貴族鄉紳家庭。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對他本人作為一名作家所採取的立場產生了影響。像他晚年常做的那樣，在把自己與其偉大的競爭者托爾斯泰進行對比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後者所寫的東西定義為一個“歷史學家”而不是小說家的作品。因為在他看來，托爾斯泰描寫的是“長期定居於莫斯科的那些平靜、穩定的中上層地主家庭''的生活。在十九世紀，這種生活及其牢固不變的文化傳統和道德一社會準則只適用於“少數”俄羅斯人；它是“生活當中的例外”。另一方面，大多數人過的則是一種混亂不堪的生活，道德紊亂，社會秩序持續動盪，過去的所有傳統不斷遭到破壞。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自己的作品是與混亂的現實進行搏鬥的一種嘗試，而托爾斯泰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戰爭與和平》(這是他明確想到的幾本書)則是虔誠地試圖把正在逐漸消失並且注定將會滅絕的美妙貴族生活放進神龕供後人膜拜。(即使是在描寫十九世紀中期開始對貴族造成損害的某種道德動搖——這種動搖的後果可以在契訶夫的戲劇中看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托爾斯泰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曾有過的同情筆調描繪了貴族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家生涯後期所作的這種自我界定當然體現了他對自己的文學主張多年思考的精華。但是，它也將一道強光返射照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過去，從而幫助我們發現，早年的生活環境把他訓練成一個記錄者，記錄動盪和變革的道德後果，記錄俄國傳統生活方式的土崩瓦解。這並不意味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有什麼類似於我們在其小說中所看到的那種“道德紊亂”，儘管許許多多傳記作家試圖使我們相信這一點。關於他肯定親身經受過他施加在其各種各樣少年人物——尤其是《少年》的年輕主人公——身上的種種欺凌和侮辱的假設可以讓人想起那個早已被證偽的實證主義假說：文學只可能是作家本人生活的文字部分。雖然以這種攝影式的邏輯判斷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與作品的關係並不合理，但是，關於這一關係的一種不那麼死板的觀點卻不應不被我們予以考慮；小時候，他在家里肯定能夠感覺到的某種統一的社會傳統的缺失造就了他豐富的想像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背景帶有俄羅斯新舊生活方式衝突的明顯印記；我們可以由此看出某種與社會地位有關的令人痛苦的不穩定狀態，這有助於解釋他對社會不平等給人造成的心靈創傷的深刻理解。在父親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原先屬於立陶宛的一個貴族世家，其姓氏來自十六世紀某位祖先得到的一個小村莊(平斯克地區的陀思妥耶沃村)。從那時起，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姓氏經常出現在俄羅斯西南部那些混亂的邊境省份的地方誌上。這個地區是好鬥的民族和宗教(俄羅斯的東正教和波蘭的天主教)之間衝突不斷的地區之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不同分支為雙方而戰。儘管如此，信仰東正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仍然在困難時期逐漸衰落，成為社會底層的還俗修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曾祖父是烏克蘭布拉茨拉瓦鎮東儀天主教會的大司祭；他的祖父是同一個教會的祭司；他的父親出生在這個鎮子上。作為天主教的耶穌會士在主要信仰東正教的當地農民中間用以改變人們宗教信仰的手段，東儀天主教派是一種折中產物：東儀天主教徒繼續舉行東正教的儀式，但是承認羅馬教皇至高無上的權威。陀思妥耶夫斯基對耶穌會士走火入魔般的恐懼——他認為他們可以為了獲取控制人們靈魂的力量而採取任何邪惡的手段——最初也許是因為受到關於其祖先教義的一些議論的刺激。由於俄羅斯的還俗修士形成的不是一個階層而是一種職業或行業，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命中註定要與他的父親成為同行。但是，十五歲從神學院畢業之後，他悄悄離家出走去了莫斯科，並於一八。九年在那裡成功地被帝國外科醫學院錄取。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戰役期間，他被分配到莫斯科的一家醫院工作，作為一名軍醫，他在不同的崗位繼續服役到一八二一年，那一年，他接受了當時在莫斯科市郊為窮人設立的瑪利亞醫院的一個職位。在為國效力的過程中，他仕途平坦，即使不算輝煌；一八二八年四月，在“由於特別熱心的服務”榮獲聖安娜三級勳章之後，他晉升到專業委員會顧問的級別。這使他在俄國官方的等級制度中擁有了合法的貴族身份；於是，他趕緊提出了享有貴族特權的要求。一八二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他將自己及兩個兒子——分別為八歲和七歲的米哈伊爾和費奧多爾——的名字登記在莫斯科的世襲貴族名冊上。 P6-8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