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60年

自序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我到了新加坡和澳洲休假；這兩個地方都較香港清靜，朋友聽見，都說新加坡和坎培拉的城市生活十分沉悶。我不怕沉悶，平日很少應酬，正好趁休假，白天做研究，晚上寫些自己喜歡的東西。結果，放假大半年，共完成兩部書，一部交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書名為《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去年增訂，書名改為《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復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另一部記述自己對香港過去的所見所聞，交由明報出版社出版，書名為《目睹香港四十年》。

為什麼提起以上兩部書？2012年，我從教學完全退下來，也減少公職服務，騰出的時間正好用來修訂自己過去的著作，首先想到的是香港中華書局替我出版的《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後來用了一年的時間，把全書增修完畢。雖說是修訂，大部分是重新編寫，時隔二十年，香港的社會政策很多方面都改變了。《香港政策的觀念和制度》於去年6月出版後，為我打點編輯工作的，是香港中華書局的黎彩玉女士，她提起我的著作中有《目睹香港四十年》一書，不知是否有興趣重新出版，記述香港回歸前後的情景。

其實，2007年時，我剛滿六十歲，已有意思把《目睹香港四十年》翻新。這樣的翻新工作，在1997年曾做了一次︰《目睹香港四十年》1990年出版，到1997年，我在原書增添新材料，書名改為《見證香港五十年》，於1997年出版。可是，2007年翻新的意念並未成事，但重修此書的衝動未有減退。

為什麼我有這個衝動？我在《目睹香港四十年》序言中說︰「我突然有這個衝動，寫下我過去看到的社會現象，並把我內心的感受寫出來，多少也受到去年北京民運事件的影響，……我感覺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將出現很大的變化，我不知道香港社會將變成怎樣的面貌，但香港的過去是我認識的，我感受到有責任把曾經出現的一切記錄下來。」

在《見證香港五十年》的序中也寫着︰「從八九年到現在，轉眼又過了七、八年，到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便要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自己也剛過『知天命』之年。回顧過去十年的情況，香港又經歷了無數改變，這些改變不單是多了幾棟高樓大廈，而是香港的整體結構，從基本的生活條件、家人間的關係、權益的觀念、對香港政府和中國的態度，都出現了複雜和難以理解的變化。在九七回歸之前，我希望補述這些變化，……」

香港有什麼變化而令我有執筆的決心？首先，香港社會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我熟悉的貧窮，情況很不一樣。三十年前，我認為香港的貧窮已非「吃不飽、穿不暖」，今天再這樣形容貧窮，看來也不再貼切？其次，常說香港的收入分佈極不平均、貧富懸殊，香港的穩定會受到破壞嗎？第三，香港的住屋問題轉化為階級矛盾，抨擊「地產霸權」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的房屋建設為什麼淪落到如斯地步？第四，香港的家庭顯得支離破碎︰年輕人不結婚、不生育，老人被形容為「社會包袱」，親情去了哪裏？最後，香港人追求的「獅子山下精神」是怎麼一回事？「獅子山下精神」仍存在嗎？

我無法解答以上問題。香港社會發展到了今天，很多事情並非當初所預料的︰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簽署後，誰能預測中國出現的變化？97年回歸後，誰會想到香港的經濟如此大起大落？「港人治港」受到如此重大考驗？如果要解釋這一切，無論我做多少研究，相信也徒勞無功，但我可以做的，是把看到的現象記錄下來。

《目睹香港四十年》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過去十多年裏，我曾在報章和雜誌上，斷斷續續的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評論，多是介紹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或分析一些社會問題。在這些文章裏，我很少談到自己的感受，一來文章以分析為主，二來我希望客觀的討論問題，不想在文章裏加入自己的喜惡。」我繼續說︰「為了表達我的感情，單是分析問題是不夠的，我決定以第一身來記述香港社會經歷的轉變，在這書裏我加入多個我親身看到或聽來的故事。這些故事或許並非曲折離奇，但卻有血有肉，我相信也只有真實的故事，才可把香港過去的四十年描繪出來。」

在這書裏，我也採用相同的敘述手法。《目睹香港四十年》和《見證香港五十年》書中出現的故事，五、六十年代的大致保留下來，我想今天年輕一代未必知道當日的情景。至於七十年代以後發生的事，大致上是新的，前兩書未有記載。故事敘述是本書的主軸，適當的地方我也加入一些統計數字和分析，但數字只有輔助作用，免被人懷疑以偏概全，社會變遷主要是透過親身的經歷來說明。

本書原先的計劃是想多方面的描述香港社會的不同面貌，但範圍太廣，難以掌握，而我過去專注的研究範圍是貧窮和社會保障，參與的公職也以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為主；所以，本書內容還是圍繞香港的貧窮面貌，以後有機會，再來記述其他方面。其實，貧窮面貌反映的，又何止限於窮人的生活？貧窮又豈可與社會其他現象分割？

寫《見證香港五十年》一書時，我在序言中說︰「……這個時候寫這部書，或許有點特殊的意義。九七到來，香港主權隨即移交，有說是香港的大限，有說是香港的契機，無論如何，大部分香港人仍在這小島上生活。香港過去出現的社會現象，是香港人奮鬥和求存的歷史，內中有勇敢的行為，也有令人噁心的故事，正是香港剛強和懦弱的寫照。我們未必要保留過去的一切，但對於社會現象的了解，正好幫助我們，迎接九七的來臨。」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已有十七年，回首這段日子，我們感到的是嘆息、迷惘、無奈，還是滿足、高興、期待？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曾說︰「我們身處的是富歷史性的時刻。」我十分同意。我們很難把香港特區經歷的十七年，與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比較，畢竟管治制度不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也有差異；我們必須向前走自己的路，並且從過去的經驗吸取教訓，這正是本書寫作的目的。

我深深的相信，只要我們如實的看待過去︰不加以醜化，也不張狂，我們總可作出結論，香港是怎樣的社會？這書既不是歷史，也不是傳記，唯一相近的是我中學時讀的《老殘遊記》；我相信只要如實的記錄，真相自可在其中尋見。

第一部分 八十年代前的香港──從物質匱乏走出來

第1章 五十年代：一窮二白的貧窮

貧窮是怎麼一回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貧窮也不是調查和研究發現的現象，是每個人在人生中，或多或少必然遇到的經歷和體驗。這些經歷和體驗，也非窮人才擁有；今天不少腰纏萬貫的富豪，他們發跡前，何嘗沒有經過一段艱辛的日子？

本書裏寫的貧窮面貌，指的是物質生活的匱乏，也旁及一些非物質的事，如夫婦之間的感情、家人的關係等，但範圍不會太廣泛，否則多寫幾部書也無法說清楚，我也力有不逮。

即使是限於物質生活的匱乏，若從第二次大戰結束計起，香港過去六十年經歷的，我怎能描述清楚？我可以利用一些數字來說明，如從1971年開始，公共援助轉以現金派發，只要翻查社會福利署歷年發表的報告，不難看到多少市民需要援助，他們窮的原因是什麼？有了這些數字，是否就對香港的貧窮有認識？我需要引用一些數字來說明香港的貧窮面貌，但數字是死的，我說的仍是自己的感受。

從「和昌大押」說起

今天，政府講起保育工作，常向外人介紹的，是修頓球場莊士敦道那邊的「和昌大押」。政府想要證明的是，自己並非單顧地產發展，還花了不少工夫保留舊建築物，作為市民的集體回憶。但這是怎樣的保育工作？「活化」得來什麼效果？現在的和昌大押搖身一變成為一所頗高檔的西餐館和酒吧，下層有中式食肆，兩間我都只光顧過一次，都是別人請客。

我為什麼提起和昌大押？因從我有明確記憶開始，到我小學畢業的十多年裏，我家就在和昌大押附近一棟唐樓的第二層。往日最底的一層稱一樓，第二層是二樓。我小時候曾入過和昌大押，是大姊帶我入去典當物品。記憶中的押店（那時稱當舖）並不可怕，尤其窮人朝不保夕，有東西典當已不算窮了。

我孩童時認識的灣仔，只限於修頓球場一帶。印象中，灣仔是龍蛇混雜的地方，而且十分破爛。我家住的一棟舊樓，原先沒有廁所，後來在屋內梯間底下加建，日間漆黑如墨斗，沒有通風和照明的窗，用廁時開着燈，曱甴就突然出現，嚇你一跳，只好急急完事。全層包括騎樓，三間板間房，走廊安放兩張雙層碌架床，屋的盡頭是廚房。屋內沒有浴室，洗澡是趁沒有人煮食時在廚房沖身，天冷就要燒熱水，一旦遇上「制水」，三、四天供水一次，洗澡是辛苦事。

我家住的一層面積有多大？走進現在的和昌大押便知道，應該不到一千平方呎（約一百平方米）。我家的一層共住四伙人，頭房（騎樓）是裁縫店，出入有五、六人，留住的有一、二人。我家共八人，父母親和六兄弟姊妹，父母佔了一間板間房，六兄弟姊妹睡在走廊的兩張碌架床。另外有兩伙人，各佔一間板間房，兩家合共有七人。全層住客共二十人，每人佔用面積約五十平方呎。

我家的居住情況並不算差，至少有瓦遮頭，那時蝸居是等閒事，只要有地方棲身，那怕一家八口一張床，住屋問題算是解決了。沒有居所的，只好在山邊蓋搭木屋，或在較寬闊的行人通道旁霸佔一角，放置床鋪並圍上布簾，這樣就是自己的家。莊士敦道到灣仔道兩旁，便有不少這樣的「臨時建築物」，每格床是一個家庭，隨時可以住大大小小四、五個人。

有些上了年紀的男女，他們應是孤家寡人，多在修頓球場圍欄外朝行晚拆，或在樓梯轉角處鋪幾張報紙便睡覺。我家樓梯便住了一名老婦，我有三個兄長，其中一個較佻皮，上落樓梯時把老婦的家當踢翻，老婦不知從哪裏拾來掃帚，追着我的哥哥打。老婦如何維持生計，我不知道，只知她有吸毒習慣，是「追龍」那一種，即把海洛英（白粉）放在錫紙上，加點水，下面燃起洋燭，然後用吸管去追。修頓球場附近的春園街，我看見不少「道友」（吸毒者）吸毒，一些用針筒，直接把海洛英注入血管。聽大人說，注射白粉很快死去，因白粉有雜質，注射白粉容易有併發症。我親眼看到「道友」暴斃街頭，路人不會理會，街坊通知警察派人來收屍便了事。

為什麼我好像終日流浪街頭？我並非諸事八卦的人，只是家裏有六兄弟姊妹，平日生活去哪裏玩，父母不會管這麼多，只吩咐我們不要閙事，不要只玩不做功課。住的地方既然擠迫，小時候很少留在屋裏，做完功課就往外跑，修頓球場最常去。另一處玩耍的地方，是幾座舊樓連在一起的天台，晚飯後總有十多個孩子聚集，大人也在乘涼。父親有空時，間中到天台放紙鳶，這是我唯一與父親說話的時候。後來天台蓋搭了木屋，我們也不到天台了。

導演方育平執導的電影《野孩子》，描述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情景。那時貧窮家庭佔大多數，誰家的孩子不「野」？我小時候的修頓球場，看到的人和事，只好說千奇百怪，嫖、賭、飲、蕩、吹，見怪不怪，對我的成長不知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唯一能確定的是，窮人的生活不好過，為了兩餐一宿，多少窮人能顧及自己的人格和尊嚴？

五十年代的貧窮情景

二十年前，我在《目睹香港四十年》一書中，對五十年代的物質生活，有以下的描述：

五十年代香港攝製的粵語片，應是那個時代貧窮景況最貼切的寫照：一家八口一張床，或飽受風雨侵蝕的木屋。至於衣着，多十分樸素，勞動階層的男士還有穿着唐裝的，孩子多衣不稱身，衫褲是兄姐穿過的，看起來總是過大。那時失業十分普遍，沒有工作便沒有收入。所謂貧窮夫婦百事哀，拮据的生活產生各種問題：做丈夫的找不到工作，灰心喪志之下，或鋌而走險，或吸毒以逃避殘酷的現實；而子女缺乏適當照顧，男的誤入歧途，女的被騙貞操，被賣火坑，從此永不超生。

在書中，我加插了幾段見聞：

五十年代，我仍是一個小學生，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學校有救濟包派發，救濟包上印有兩手交叉緊握的標誌。後來修讀社會工作，才知是英國經援會的標誌。救濟包包括麵粉、芝士、奶粉等，麵粉和芝士多拿去賣錢，奶粉沖水做早餐，如一般中國人孩子，我不太喜歡。

我曾擔任基督教服務處執行委員會委員，期間有機會見到一些記錄五十年代貧窮情況的照片。香港基督教服務的前身是信義宗服務處，在戰後初期，曾替香港籌募大量救濟物資。照片中，可見領取救濟品的多是三四十歲的家庭主婦，看來她們的丈夫外出工作，她們留在家中看管子女。這些婦女沒有營養不良的面色，只是應付基本生活以外，還要救濟品補充。香港小童群益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成立的組織，戰後恢復工作，仍為失學的街童提供活動。小童群益會留有五十年代拍攝的影片，影片所見，男童上身多沒穿衣服，只穿短褲，腳上穿的是木屐，一部分赤足，他們來到中心，便好像返回學校一樣，由導師教導他們讀書寫字。還有一個有趣的片段，群益會各中心的小童在灣仔修頓球場舉行運動會，玩二人三足、麻包袋競跳；到了頒獎時，看到頒獎台上堆滿麵包，獎品正是這些可吃下去肚裏的東西，領獎的兒童看來十分喜歡這些獎品。

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是小童群益會前任委員羅怡基博士說的，在五十年代，他任校長的學校（聖保羅男女中學）辦有兒童會，參加的是附近貧苦人家的子女。兒童會也經常派發救濟品。有一次，救濟品中夾有芝士一塊，下一次兒童來參加活動時，聞到他們身上多有騷味。查問之下，才知芝士看似當日窮苦人家慣用的「勞工肥皂」，家人不知芝士為何物，只當是肥皂使用，可見當日物資何等的匱乏。

為什麼五十年代香港這麼多窮人？答案十分簡單。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五十年代初，短短六年間，香港的人口從六十萬驟增至二百二十萬，其中包括一百多萬從大陸（今稱內地）逃難來港的難民。這一百多萬難民，除少數過去從政或從商還有點金錢外，其餘皆身無長物，可說一窮二白。難民中有些是知識份子，部分擁有技能，但也有從農村來的；他們的背景雖有異，但遭遇同一命運，就是只得在香港掙扎求存，有兩餐溫飽已非常幸運。

難民原先只想在香港暫住，他們真的是為了避難才來香港，只待大陸情況穩定下來，他們便會回去。我家有六個小孩子，其實在廣州還有我們的大哥和大姐，他們年紀較長，可以照顧自己，父母沒有帶他們來香港，暫時把他們寄放在親戚家裏。與我家情況相同的難民，看來十分普遍。到了今天，在港七、八十歲的長者，很多在內地都有家人，一些在過去成功的申請內地家人來港團聚，但不少仍與家人分隔兩地。

五十年代的香港政府沒有安置難民的政策，只望中國盡快恢復秩序，難民便可離開返回大陸，所以不會為他們的前途作長遠打算，情願看着難民遍佈山頭和騎樓底蓋搭木屋，政府也袖手不理，唯一做的是確保環境衛生，按時「洗太平地」，免得疫症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