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美國最具權威的馬克思研究專家
具有清晰解讀馬克思著作的天賦、思想界的巨人──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重讀《資本論》，對21世紀資本主義提出尖銳批判

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問題重重
根據錯誤理論的錯誤政策，使得經濟困境更加複雜難解，
導致社會騷亂、更加不幸，甚至出現「反資本主義」運動。

資本主義的成敗，如何影響我們？
資本主義就像我們所呼吸的空氣，無論是好是壞，大多數人很少去質疑。但了解資本主義的成敗根源，對長遠前景和全球經濟影響至關重要。

馬克思《資本論》的權威教授：哈維，檢視資本流動的內在矛盾，解析其為何衍生成近年的危機。他指出，雖然這些矛盾增強了資本體制的彈性和韌性，它們當中也含有系統性災難的種子。許多矛盾是可駕馭的，但有些是致命的。

這些矛盾與壓力造成：全球大量人口長期失業問題、歐洲與日本經濟陷入衰退漩渦，以及中國、印度和其他金磚國家蹣跚前進的根本原因。

資本主義能走過一個又一個危機而蹣跚存活嗎？
資本體制向來能夠藉由「空間方案」擴張，將以前不在其勢力範圍內的國家與人群納入其疆域中。它能否繼續擴張沒有定論，但哈維認為中期而言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資本主義的疆域已無法大幅擴張，近年的金融危機便是一個預兆。

哈維對全球資本體制及其不公不義的分析批判十分銳利，他剖析和質疑我們的經濟體制的根本矛盾，同時揭示人類社會在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可能走向。

哈維說：我想要知道，資本主義經濟引擎如何運作、為何有時會發生斷斷續續和熄火、為何有時會處於崩潰邊緣。我也想要指出，為何這個經濟引擎應被置換，以及用哪種新引擎加以置換。

本書分為「根本矛盾」、「移動的矛盾」、「危險的矛盾」三部，以17個章節來討論17個矛盾，「後記」則提供17項建議，協助轉型到公平、合理且永續的社會。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紐約市立大學（CUNY）研究所人類學教授，全球最常被引用的人文學者之一。他開設的馬克思《資本論》課程，是累積四十多年經驗與學生發展出來的成果，自2008年出現在CUNY網站後，已被兩百多萬人下載。
著作有：《社會正義與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後現代狀況》（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資本的極限》（The Limits to Capital）等。2010年出版的《資本之謎》（Enigma of Capital），贏得國際好評。

譯者簡介
李隆生（譯第1-10章）
現任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系專任教授。密西根州立大學物理學博士、康乃狄克大學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靜宜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主任等職。
譯著：《給青年數學家的信》、《失靈的眾神》、《石油效應》、《以信仰為本的管理》、《國家競爭力》、《索羅斯帶你走出金融危機》、《當中國統治世界》、《歐元美金大風暴》、《世界，沒你想的那麼糟》、《多少才滿足》。

張逸安（譯第11-14章）
專業譯者。

許瑞宋（譯第三部）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與責任編輯，亦曾從事審計與證券研究工作。2011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
譯作有：《品格致勝》、《數位新分享時代》、《柏南克的四堂課》及《哈佛商學院最實用的創業課》等書。

國外學者、名家、媒體好評
哈維是學院派的激進人士，他的寫作充滿事實及深思熟慮的想法。
──森內特（Richard Sennett），倫敦政經學院百年紀念社會學教授

哈維在他的領域激發一場革命，並且激勵了新世代的激進知識分子。
──克萊恩（Naomi Klein），加拿大知名記者、作家和社會活動家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是哈維長達40年馬克思主義研究生涯的昇華代表作。
──香港文匯報

在精準的時點呼籲推翻資本主義……優美之作……神氣活現，趣味盎然。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重新闡釋馬克思學說的活力之作……充滿關鍵洞見和脫俗的分析。
──社會主義勞工報（Socialist Worker）

以動態的方式重寫馬克思……充滿關鍵洞見與打破傳統的分析。
──每周之書（Book of the Week）

前言
近年來的資本主義危機
危機對資本主義再造是重要的。正由於在危機的進程裡，我們遭遇到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接著重新塑造及改造以創造出資本主義的新版本。許多事物被放棄和浪費掉了，好留空間給新的事物。之前的生產基地變成廢棄的工業廢址，舊的工廠被推倒或轉型作為新用途，藍領社區進行都市更新。在其他地方，小農場和其所屬財產被大規模工業化農業或嶄新豪華的工廠所取代。創業園區、研發基地、躉售倉庫和配銷中心，在郊區住家的大片土地上到處蔓延，並透過高速公路網路相互連接。各大城市競相建造高聳華麗的辦公大樓、如詩如畫的文化建物和市郊區許許多多的超大型購物中心，機場裡充斥各國無數的遊客和商務人士，某些城市規模甚至倍增。發始於美國的高爾夫球場和封閉型社區，現在也可在中國、智利和印度看到，只不過周遭被許多四散違建構成的貧民窟所包圍。
但危機的重心並不在於景觀的大幅改變，而是思想和理解方式、機制和主流意識形態、政治忠誠和過程、政治主觀性、科技和組織形態、社會關係，以及表彰日常生活的文化習俗和品味的大幅改變。危機嚴重動搖了我們對世界和在世界裡所處地位的認知。此外，作為新世界永不停息之參與者和寄居者的我們，不論是否贊同或被迫，都必須適應新的事物──即使當我們僅能透過我們所做的、思考和行動的方式，為這個混亂世界的本質產生微不足道的貢獻。
身處危機中，很難看到出口的可能位置。危機並非奇特事件，雖然自有其明顯的觸發因素，但他們所代表的結構改變卻要多年之後才會開始產生影響。1929年股市大崩盤危機所產生的長期效應，在世界經歷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1940年代的世界大戰之後，最終要到1950年代方才完全解決。類似的是，1960年代末期國際貨幣市場騷動，以及1968年發生在許多城市（從巴黎、芝加哥到墨西哥市和曼谷）街頭事件所呈現的危機，之後經歷1944年所建立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國際貨幣體系在1970年代早期崩潰、1970年代紛擾不安的勞工運動，以及直到發生美國雷根總統、英國柴契爾夫人、德國柯爾總理、智利皮諾切特總統，和最終中國鄧小平的新自由主義政治興起與鞏固之後，這場危機到了1980年代中期方才真正落幕。
這是後見之明的好處，在危機完全發展完成之前，我們不難找出許多問題的徵兆。例如，1920年代貨幣財富和所得不均的浪潮，以及美國1928年房地產市場爆發的資產泡沫，都諭示1929年的大崩盤。事實上，從某個危機逃離的方式，本身內含了下一次危機的種子。1980年代開始的高水準負債和日增的全球解除金融管制，原意是透過促進跨區移動，用於解決和勞工之間的衝突，但結局卻是導致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的殞落。
雷曼事件發生後，轉眼已超過五年，該事件導致金融崩潰的骨牌效應。如果歷史可資參照，此時此刻可以大膽預期應會看到重生資本主義出現的清楚徵兆（如果可能重生的話），但現在對於到底哪裡出錯仍眾說紛紜，並存在各式各樣的改革方案。新思路或政策的貧乏更令人感到驚異，我們的世界即使沒有更深化強調新自由、供給面和貨幣主義者的處方──緊縮才是治癒我們疾病的適當用藥，世界如歐洲和美國廣泛兩極化了；某些版本通常片面採取凱因斯需求面和負債擴張政策（如中國），卻忽略了凱因斯對較低所得者進行所得重分配的重要主張。不論採取上述哪種政策，結果都是對富人階級有利，他們現在已在國內和全球（如媒體巨擘梅鐸﹝Rupert Murdoch﹞）層次建構了日益強大的權貴政治。在其他地方，富人變得愈來愈有錢，對於排名全球前一百位的巨富（從中國、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和印尼，以及從北美和歐洲這樣的傳統財富集中地）來說，單單在2012年一年，他們的財富合計增加2,400億美元（根據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這些錢足以在一夜之間結束世界的貧窮）。相對而言，大眾的福祉最佳狀態不過是停滯不前，或甚至較為可能的是加速（即使不是災難式的）下降（如希臘和西班牙）。
中央銀行的角色，應該構成近年來重大的機制差異──美國聯準會（Fed）在全球層次擔任了領導（即使不是主宰）的角色。但從引入中央銀行之時起（英國在1694年是最早的例子），央行的角色便是為了保護和對銀行家紓困，而不是照顧一般人民的福祉。事實上，從統計的角度，美國在2009年夏天便可脫離危機，且幾乎全球各地的股市都已光復之前的跌幅，而這些和美國聯準會的政策完全無關。這是否意謂我們的世界屬於由各國央行獨斷管理的全球資本主義？這些銀行家最重要的職責是否為保護銀行和權貴階級的權力？若是如此，則對於解決目前全球大眾經濟停滯和生活水準下降的問題，看起來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希望。
對於利用科技手段處理目前經濟難題的前景，存在非常多的討論。雖然新科技和組織形態的結合，總是對促進解決危機有很大的幫助，但這個組合從未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近年來，「以知識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成為未來希望的焦點（生化醫療、基因工程與人工智慧位於最前線）。然而發明總是有正反兩面的影響。畢竟在1980年代，透過自動化造成了去工業化，例如在1960年代對工會勞工支付良好薪資的通用汽車。此外，取通用而代之的沃爾瑪也是如此，沃爾瑪目前是美國最大的私人雇主，雇用了大量非工會的低薪勞工。如果現今科技可以將我們帶向某個方向，則勞工雇用機會的減少和資本之智慧財產權報酬/經濟租的增加便會是唯一方向。不過，如果每一個人都嘗試尋租且無人投資於製造，則資本主義會清楚地將朝向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危機發展。
一方面，資本主義菁英及他們智識和學術的追隨者，看起來無能作出根本性的改變，或是對低成長、停滯、高失業率和國家主權轉移至債券持有人之手這些令人不滿的危機，找不出可行的出路。另一方面，傳統左派的力量（政黨和工會）明顯不能動搖資本的力量，他們在過去三十年被右派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攻擊所擊垮，而民主社會主義也已失去大眾的信任。1989年以後，既存共產主義的謎樣真實崩潰和「馬克思主義的死亡」，讓事情變得更糟。殘餘的基本教義左派目前主要存在於任何機構或組織的反對管道之外，他們冀求透過小規模的行動和當地行動主義，最終能導致某種令人滿意的巨觀選項。對自由主義者、甚至對反國家主權之新自由主義產生奇特和鳴的左派，他們在智識上受惠於像是傅柯（Michel Foucault）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在難懂的後結構主義（偏好身分認同和認同政治、避開階級分析）大旗下重新組合後現代殘片的學者。自治論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地方主義者的觀點和行動到處可見，便為明證。然而，因為左派在不掌權的前提下尋求改變世界，造成權貴資本主義階級更加團結，他們主宰世界，卻不受限制的權力始終穩固。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受到了擁有安全和監視力量的政府幫助，而這些政府絕對會以反恐之名，毫不猶豫使用它的警察力量來鎮壓任何形態的不滿。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寫了這本書。我的取向有些不正統，雖然遵從了馬克思的方法，卻未完全接納他的處方，我們還擔心讀者會因此不能完全接納本書的論點。但如果人們想要跳離目前經濟思想、政策和政治的漏洞，則在此智識貧乏的時代，會明顯需要不同的探究方法和心態認知。畢竟，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顯然已身處困境，像蹣跚而行的老爺車，不是發出霹啪聲，就是沒有預警隨時會故障停下來、或是到處發出間斷性的爆裂聲。對每一個處在道路上某處的人而言，危險的徵兆大量出現在豐富生活前景的所有轉折裡。對於資本主義如何、甚至是為何陷入如此的麻煩，看起來並無一致的了解。但始終一直如此，如馬克思所說，全球危機總是產生自「中產階級經濟裡所有矛盾的實質聚積和有力調整」。1弄清楚這些矛盾應能大幅揭露嚴重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無疑，這值得努力一試。
將本書與眾不同思考模式應用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了解，以得出可能的結局和政治後果，應該也值得我們一試。乍看之下，這些後果不太可能發生，更不要說實務上可行或政治上可被接受，但重要的是提出選項（不論看起來多奇怪），且如果條件成熟、情勢需要則加以使用。如此，我們便擁有了未曾想過、未曾碰觸的許許多多的可能性。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全球論壇，以考量資本在何處、可能流向何處和應該怎樣處置。我希望本書能對相關辯論產生一些幫助。

前言　近年來的資本主義危機
緒論　關於矛盾

第一部　根本矛盾
矛盾1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矛盾2　勞動的社會價值與以貨幣來表示的價值
矛盾3　私有財產與資本主義國度
矛盾4　私人占用與公共財富
矛盾5　資本與勞動
矛盾6　資本是過程或東西？
矛盾7　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矛盾統合

第二部　移動的矛盾
矛盾8　科技、工作與人的可丟棄性
矛盾9　勞動分工
矛盾10　獨占與競爭：集中化與分散化
矛盾11　不平均的地理發展與空間的製造
矛盾12　所得與財富的不均
矛盾13　社會再製論
矛盾14　自由與控制

第三部　危險的矛盾
矛盾15　無止盡的複合成長
矛盾16　資本與自然界的關係
矛盾17　人性的反叛：普遍的異化

結論　幸福但有爭議的未來：革命人道主義的希望
後記　政治實踐構想

前言
近年來的資本主義危機
危機對資本主義再造是重要的。正由於在危機的進程裡，我們遭遇到資本主義的不穩定性，接著重新塑造及改造以創造出資本主義的新版本。許多事物被放棄和浪費掉了，好留空間給新的事物。之前的生產基地變成廢棄的工業廢址，舊的工廠被推倒或轉型作為新用途，藍領社區進行都市更新。在其他地方，小農場和其所屬財產被大規模工業化農業或嶄新豪華的工廠所取代。創業園區、研發基地、躉售倉庫和配銷中心，在郊區住家的大片土地上到處蔓延，並透過高速公路網路相互連接。各大城市競相建造高聳華麗的辦公大樓、如詩如畫的文化建物和市郊區許許多多的超大型購物中心，機場裡充斥各國無數的遊客和商務人士，某些城市規模甚至倍增。發始於美國的高爾夫球場和封閉型社區，現在也可在中國、智利和印度看到，只不過周遭被許多四散違建構成的貧民窟所包圍。
但危機的重心並不在於景觀的大幅改變，而是思想和理解方式、機制和主流意識形態、政治忠誠和過程、政治主觀性、科技和組織形態、社會關係，以及表彰日常生活的文化習俗和品味的大幅改變。危機嚴重動搖了我們對世界和在世界裡所處地位的認知。此外，作為新世界永不停息之參與者和寄居者的我們，不論是否贊同或被迫，都必須適應新的事物──即使當我們僅能透過我們所做的、思考和行動的方式，為這個混亂世界的本質產生微不足道的貢獻。
身處危機中，很難看到出口的可能位置。危機並非奇特事件，雖然自有其明顯的觸發因素，但他們所代表的結構改變卻要多年之後才會開始產生影響。1929年股市大崩盤危機所產生的長期效應，在世界經歷了1930年代的大蕭條、1940年代的世界大戰之後，最終要到1950年代方才完全解決。類似的是，1960年代末期國際貨幣市場騷動，以及1968年發生在許多城市（從巴黎、芝加哥到墨西哥市和曼谷）街頭事件所呈現的危機，之後經歷1944年所建立的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國際貨幣體系在1970年代早期崩潰、1970年代紛擾不安的勞工運動，以及直到發生美國雷根總統、英國柴契爾夫人、德國柯爾總理、智利皮諾切特總統，和最終中國鄧小平的新自由主義政治興起與鞏固之後，這場危機到了1980年代中期方才真正落幕。
這是後見之明的好處，在危機完全發展完成之前，我們不難找出許多問題的徵兆。例如，1920年代貨幣財富和所得不均的浪潮，以及美國1928年房地產市場爆發的資產泡沫，都諭示1929年的大崩盤。事實上，從某個危機逃離的方式，本身內含了下一次危機的種子。1980年代開始的高水準負債和日增的全球解除金融管制，原意是透過促進跨區移動，用於解決和勞工之間的衝突，但結局卻是導致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投資銀行的殞落。
雷曼事件發生後，轉眼已超過五年，該事件導致金融崩潰的骨牌效應。如果歷史可資參照，此時此刻可以大膽預期應會看到重生資本主義出現的清楚徵兆（如果可能重生的話），但現在對於到底哪裡出錯仍眾說紛紜，並存在各式各樣的改革方案。新思路或政策的貧乏更令人感到驚異，我們的世界即使沒有更深化強調新自由、供給面和貨幣主義者的處方──緊縮才是治癒我們疾病的適當用藥，世界如歐洲和美國廣泛兩極化了；某些版本通常片面採取凱因斯需求面和負債擴張政策（如中國），卻忽略了凱因斯對較低所得者進行所得重分配的重要主張。不論採取上述哪種政策，結果都是對富人階級有利，他們現在已在國內和全球（如媒體巨擘梅鐸﹝Rupert Murdoch﹞）層次建構了日益強大的權貴政治。在其他地方，富人變得愈來愈有錢，對於排名全球前一百位的巨富（從中國、俄羅斯、印度、墨西哥和印尼，以及從北美和歐洲這樣的傳統財富集中地）來說，單單在2012年一年，他們的財富合計增加2,400億美元（根據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這些錢足以在一夜之間結束世界的貧窮）。相對而言，大眾的福祉最佳狀態不過是停滯不前，或甚至較為可能的是加速（即使不是災難式的）下降（如希臘和西班牙）。
中央銀行的角色，應該構成近年來重大的機制差異──美國聯準會（Fed）在全球層次擔任了領導（即使不是主宰）的角色。但從引入中央銀行之時起（英國在1694年是最早的例子），央行的角色便是為了保護和對銀行家紓困，而不是照顧一般人民的福祉。事實上，從統計的角度，美國在2009年夏天便可脫離危機，且幾乎全球各地的股市都已光復之前的跌幅，而這些和美國聯準會的政策完全無關。這是否意謂我們的世界屬於由各國央行獨斷管理的全球資本主義？這些銀行家最重要的職責是否為保護銀行和權貴階級的權力？若是如此，則對於解決目前全球大眾經濟停滯和生活水準下降的問題，看起來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希望。
對於利用科技手段處理目前經濟難題的前景，存在非常多的討論。雖然新科技和組織形態的結合，總是對促進解決危機有很大的幫助，但這個組合從未扮演決定性的角色。近年來，「以知識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成為未來希望的焦點（生化醫療、基因工程與人工智慧位於最前線）。然而發明總是有正反兩面的影響。畢竟在1980年代，透過自動化造成了去工業化，例如在1960年代對工會勞工支付良好薪資的通用汽車。此外，取通用而代之的沃爾瑪也是如此，沃爾瑪目前是美國最大的私人雇主，雇用了大量非工會的低薪勞工。如果現今科技可以將我們帶向某個方向，則勞工雇用機會的減少和資本之智慧財產權報酬/經濟租的增加便會是唯一方向。不過，如果每一個人都嘗試尋租且無人投資於製造，則資本主義會清楚地將朝向一種完全不同類型的危機發展。
一方面，資本主義菁英及他們智識和學術的追隨者，看起來無能作出根本性的改變，或是對低成長、停滯、高失業率和國家主權轉移至債券持有人之手這些令人不滿的危機，找不出可行的出路。另一方面，傳統左派的力量（政黨和工會）明顯不能動搖資本的力量，他們在過去三十年被右派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攻擊所擊垮，而民主社會主義也已失去大眾的信任。1989年以後，既存共產主義的謎樣真實崩潰和「馬克思主義的死亡」，讓事情變得更糟。殘餘的基本教義左派目前主要存在於任何機構或組織的反對管道之外，他們冀求透過小規模的行動和當地行動主義，最終能導致某種令人滿意的巨觀選項。對自由主義者、甚至對反國家主權之新自由主義產生奇特和鳴的左派，他們在智識上受惠於像是傅柯（Michel Foucault）這樣的思想家，以及在難懂的後結構主義（偏好身分認同和認同政治、避開階級分析）大旗下重新組合後現代殘片的學者。自治論者、無政府主義者和地方主義者的觀點和行動到處可見，便為明證。然而，因為左派在不掌權的前提下尋求改變世界，造成權貴資本主義階級更加團結，他們主宰世界，卻不受限制的權力始終穩固。這個新的統治階級受到了擁有安全和監視力量的政府幫助，而這些政府絕對會以反恐之名，毫不猶豫使用它的警察力量來鎮壓任何形態的不滿。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寫了這本書。我的取向有些不正統，雖然遵從了馬克思的方法，卻未完全接納他的處方，我們還擔心讀者會因此不能完全接納本書的論點。但如果人們想要跳離目前經濟思想、政策和政治的漏洞，則在此智識貧乏的時代，會明顯需要不同的探究方法和心態認知。畢竟，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顯然已身處困境，像蹣跚而行的老爺車，不是發出霹啪聲，就是沒有預警隨時會故障停下來、或是到處發出間斷性的爆裂聲。對每一個處在道路上某處的人而言，危險的徵兆大量出現在豐富生活前景的所有轉折裡。對於資本主義如何、甚至是為何陷入如此的麻煩，看起來並無一致的了解。但始終一直如此，如馬克思所說，全球危機總是產生自「中產階級經濟裡所有矛盾的實質聚積和有力調整」。1弄清楚這些矛盾應能大幅揭露嚴重困擾我們的經濟問題。無疑，這值得努力一試。
將本書與眾不同思考模式應用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了解，以得出可能的結局和政治後果，應該也值得我們一試。乍看之下，這些後果不太可能發生，更不要說實務上可行或政治上可被接受，但重要的是提出選項（不論看起來多奇怪），且如果條件成熟、情勢需要則加以使用。如此，我們便擁有了未曾想過、未曾碰觸的許許多多的可能性。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全球論壇，以考量資本在何處、可能流向何處和應該怎樣處置。我希望本書能對相關辯論產生一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