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

【關於本書】
本書既非為毛澤東立傳，也非中共黨史模式的編年敘事，而是將毛澤東其人其事及其文置於中共自成立到武裝奪權成功的脈絡中夾敘夾議，做出應有的歷史審判，為必須伸張的轉型正義提供一連串嚴正的證詞。最後一章結語部分特別濃縮綜述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禍國殃民的史實，與此前的正文強烈呼應，相映成趣，從而揭示出中共自打天下直至坐天下近百年來一貫反國家、反民族、反人類的本質。——康正果
 
到目前為止，有關毛澤東的材料已經相當豐富。難的是對這些材料加以分辨、解讀和綜合概括，而《還原毛共》這本書的價值就在這裡。該書不僅僅是讓我們瞭解那一段歷史，瞭解毛共的罪惡，而且也是讓我們重建對正義的信念。我們不應該不顧善惡而一味地崇拜成功。我們不應以成敗論是非，以成敗論英雄；而且，我們還要敢於蔑視那些罪惡的成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終戰勝邪惡。——胡平

〈推薦序〉
拒絕成王敗寇—序康正果《還原毛共》◎胡平

羊年（2015年）春節，初一初二兩日，毛澤東的誕生地湖南韶山人潮湧動。巨大的毛澤東銅像迎來了逾二十萬來自各地的祭拜者，銅像下花籃滿地，焚香區煙霧繚繞。除平民百姓外，祭拜者中也不乏政府官員與商家老闆，他們都祈求毛澤東的亡靈保佑他們生活平安，仕途順暢，財運亨通。

眼下這幅場景，自然會使人聯想到文革期間對毛的狂熱崇拜。兩者有同也有不同。當年的毛崇拜，是把毛當作革命導師革命領袖；如今的毛熱，卻是把毛當作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

可是，毛怎麼能當作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呢？毛統治中國大陸二十七年，各種運動接連不斷，舉國上下反覆折騰。毛的名言：「七億人，不鬥行嗎？」在毛時代的中國，從平民到官員，沒多少人過過幾天安定日子。至於個人發財致富，毛時代被批為「走資本主義道路」，連有這種念頭都是政治不正確，要挨批挨整的。毛時代的中國，不是均富是均貧。偏偏是這樣一個最喜歡折騰治下臣民，最見不得老百姓發財致富的獨裁者，如今卻被當作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這該是何等的諷刺，何等的荒誕。

當今中共，是太子黨掌權。可是臺上這些太子黨們，其父輩幾山，成了沒有皇冠的開國皇帝。這在不少人看來，該是多麼了不起的巨大成功。時至今日，還信奉共產黨那套歷史觀，還用它去解釋毛領導中共革命偉大勝利的人大概很少了，但是其他的解釋又出來了。例如唐德剛的歷史三峽論，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等等。照這些人看來，毛既然取得了這麼大的成功，那總是他做對了什麼。成王敗寇，以成敗論英雄，以成敗論是非，是很多人的思維定式。還原毛共之不易，還原毛共之必要，就在於它正是要打破這種思維定式。

人類的歷史，並不一定是好人不斷地戰勝壞人，善不斷地戰勝惡的歷史。海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在《通向奴役之路》一書裏專門有一章分析「為什麼最壞者當政」，講的就是在極權主義運動中，為什麼偏偏是最壞的人每每取得成功。不過話又說回來，當那些持有上述思維定式的人，竭力從毛的巨大成功中發掘出善的價值和進步的意義，固然很迂腐、很強詞奪理、很牽強附會，但那也表明他們畢竟還在意善的價值，還在意歷史的進步。因此還不算最惡劣。更惡劣的一種對成功的崇拜是，他們崇拜成功者，僅僅是因為他的成功，而不管他的成功是善還是惡，也就是說，哪怕他們明知他的成功充滿罪惡，但只要他成功，他們就崇拜。

惡也是有魅力的，越是大惡越有魅力。習近平效仿毛是出於這種心理，習鍾情於毛的是毛的那套統治術。毛故居的朝聖者也是出於這種心理。這和那種古老的迷信方式很相似。在那種迷信裡，一個人或一個神被崇拜，並不是因為他善良公正，而是因為他強大，因為他厲害。崇拜實際上是巴結討好，是諂媚賄賂，骨子裏是恐懼。

為什麼他們要把毛當作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呢？就在中共領導人中，鄧小平不是比毛澤東更有資格被當作他們平安與財富的守護神嗎？為什麼他們不去崇拜鄧小平卻要崇拜毛澤東呢？那當然不是因為毛比鄧更善良更公正，那是因為毛比鄧更強大更厲害，因為鄧只是毛的下屬，因為鄧是毛的手下敗將。對毛的崇拜無非是對權力的崇拜，而且是最純粹的權力崇拜。

我們切切不可忘記，當今中國的毛熱或毛崇拜乃是興起於九〇年代即六四之後。這絕不是偶然的。六四屠殺摧毀了很多人對正義的信念，摧毀了他們對歷史與現實的應有的道德感，於是他們就接受了成王敗寇的邏輯，轉向對權力的崇拜。

讀老康的《還原毛共》，不僅僅是讓我們瞭解那一段歷史，瞭解毛共的罪惡，而且也是讓我們重建對正義的信念。我們不應該不顧善惡而一味地崇拜成功。我們不應以成敗論是非，以成敗論英雄；而且，我們還要敢於蔑視那些罪惡的成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最終戰勝邪惡。正像卡爾‧波普（Karl R.Popper）所說：「我們不應以先知自居，我們必須成為我們自己命運的締造者。我們必須學習，盡量做得更好，並且找出我們的錯誤。因此，只要我們放棄權力的歷史是我們的裁判這個概念，只要我們不再侷促不安，憂慮到歷史是否會替我們辯解，那麼終有一天我們也許可以控制權力。這樣我們甚至又可以為歷史辯解，歷史是迫切地需要這種辯解的。」

在一個邪惡的政權強勢崛起，普世價值面臨嚴峻挑戰的當今世界，我們尤其應該如此。

自序
有位朋友曾寫信對我說：「在清理本民族的文化病毒以真正為世界和人類文化服務的層面上，俄國人交出了史達林，德國人交出了希特勒。」接著他大發感慨，為中國人不但沒交出毛澤東，還把毛當作民族的驕傲以示人的現狀而深感失望。我回信告訴友人：「確切地說，並不是中國人至今還不交出毛澤東，而是中共不准中國人民交出毛澤東，是中共不願意，也不敢交出，交出毛澤東就等於交出了他們自己。」中共集團與毛澤東相依為命，毛身雖死，毛魂猶活，其陰影至今仍籠罩華夏大地，更擴散到海峽這邊的人群中。所以要批共就必須同時批毛，要揭示中共反國家、反民族和反人類的本質，應首先從清算毛的罪行入手。

在辨認毛共本質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只受黨化教育的大陸居民盲點深重，包括台灣人在內的不少海外華人也都是認識很模糊的。前不久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親民黨領袖宋楚瑜出面祝賀，他當場竟背誦毛澤東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與柯相勉，而柯市長居然也竪起大拇指，開懷笑納。從今日台灣民眾「去中國化」和建樹「台灣主體性」兩點最基本的國民意識出發來看這個問題，竊以為，宋楚瑜在媒體聚光燈下背誦毛澤東詩詞，那種作秀的行動本身就有政治不正確之嫌。然而台灣媒體竟予以容忍，並未見發出多少嚴正的批評言論。由此可見今日台灣輿論的反共意識疏忽麻痹之深。對於藍綠兩不自覺地回歸著善緣。」

那部回憶錄出版後，我隨即在批共評毛的課題上努力補課，決心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時期，紮實修煉我推進善緣的「正動」能量。我開始大量閱讀毛澤東著作以及與毛和中共黨史相關的書籍文章，特別是讀到像張國燾、龔楚等與毛澤東共處過的中共高層人物所著紀實回憶之作，始得以阿凡達一樣穿越歷史迷霧，加入到他人的經歷中近距離感知毛澤東在價值階序上的低劣原貌。

本書既非為毛澤東立傳，也非中共黨史模式的編年敘事，而是將毛澤東其人其事及其文置於中共自成立到武裝奪權成功的脈絡中夾敘夾議，做出應有的歷史審判，為必須伸張的轉型正義提供一連串嚴正的證詞。原稿的敘述終止於內戰結束，後來接受出版社主編廖志峰先生建議，我又特別補寫最後一章，一口氣縷述了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禍國殃民的史實。在此我首先要對廖志峰表示感謝，是他的建議促使我寫成足以與本書正文部分相映成趣，形成強烈呼應的結語，從而突顯出從毛時代到後毛時代發生的重大變異。我就此也便把批共評毛的書寫告一段落，算是給讀者做出了完整的交代。

身為一普通的中文教師，本人實在談不上有多少作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學院學養，更不擁有解密檔案或得自當事人談話的珍稀資料。寫這部敘事與議論摻雜的厚書，我無意在史料發掘上出奇取勝，而只滿足於從已經面世的史料中勾勒線索，搔到癢處，做些舉一反三和點到即止的工作。歷史意識的覺醒如今在大陸已遍及民間，從體制外和非學院立場上批共評毛的作者群日益壯大，中共不交出毛澤東的禁錮現狀正在被堅決要交出毛澤東的民間人士分段拆除，逐步突破。在撰寫此書過程中，我特別借重了幾位五〇、六〇後一代作者的著作，其中有堅守在體制外，埋頭作獨立研究的蘆笛、陳小雅和顧則徐，還有人在學院內教書，卻敢於摒棄官方話語的高華、單少傑和楊奎松，他們的研究成果使我獲益良多。

老友周劍岐更是我要在此加倍感謝的重量級人物。讀者若讀過我《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一書，當會對周君的思想及論述留有印象。周君經常通過電郵傳給我他在網上發現的資料，還借給我他自費購買的書籍。我寫稿中有所疑難，停滯不前時，他及時開導疏通我的思路。我每完成一章，他總會及時閱讀初稿，提出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在埋頭寫稿的三年歲月中，若無周君一再鞭策，我很可能會在寫作中途氣餒而輟筆。通過電話和電郵互相交流，周君可謂自始至終地參與了我這部書稿的寫作。

我還要感謝友人胡平和台灣政大的陳永發教授為本書撰寫導讀序言。在深入瞭解中共黨史以及毛澤東其人其文的閱讀方面，兩位學者的有關論述均對我有不少啟發。我自 1994 年移居美國即訂閱胡平主編的《北京之春》，可以說自從那時起，該刊上登出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胡平的文章，都影響到我寫這部書的思路。陳永發所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一書，史實詳盡，敘述縝密，也是我寫稿過程中一直參照的歷史坐標。

我最後要感謝耶魯大學東亞系的領導及各位教授在我退休時授予我榮休（emeritus）待遇，這待遇使我在退休後能享有與在職教員同等的借書特權。如果沒有耶魯圖書館東亞部豐富的收藏供我盡量參閱，我這個「還原毛共」的工程根本就無從下手。我同時還要感謝耶魯東亞研究中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一直資助我從事共產文化研究的豐厚經費，使我得以到台灣查找和購求所需的大量書籍。

隨著讀網者日增，讀書者日減，台灣書籍出版業的營銷也日益艱難，經營者在出版選擇上大都偏重市場效果。再加上中共方面的出資收買和文化滲透，島內的不少書商在涉及大陸的敏感問題上便顯得膽小怕事，也幹起了自我審查的操作。像允晨文化這樣不太過份計較收益，更不在乎中共當局好惡，而始終堅持其出版原則的出版社已越來越少了。我因此要再次感謝廖志峰及其他相關的主管人士。

書稿提要
自 序
推薦序 拒絕成王敗寇—序康正果《還原毛共》/胡平
導 言 什麼功？誰之罪？

第一章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
一、從自鳴得意的詠蛙詩說起
二、揚己抑父敘家事
三、《倫理學原理》批註：自我崇高的臆斷
四、差等生及其反知識精英的精英姿態
五、「真小人」道德觀
六、理直氣壯的惡人哲學
七、陳小雅追出的毛案線索
八、由「向惡轉」到「向左轉」

第二章 時勢激盪中的革命逆流——毛澤東與中共早期革命活動
一、蔡和森及其職業革命家的惡行禮讚
二、失意者如何成為革命者
三、布爾什維克的本質及其安插給孫中山的木馬
四、初步入圍：從參與建黨到積極跨黨
五、短暫還鄉後初次出馬
六、毛的階級觀：「粗俗的人的理智」
七、為「國家主義」正名
八、地痞流氓最革命
九、匪盜是全體農戶的敵人
十、鄉村社會的原有秩序以及農運造成的破壞
十一、終於找到綠林朋友

第三章 軍黨中蘇之糾結及其間的權鬥——從井岡山到陝北
一、由農運到匪運
二、龔楚眼中的朱毛差異
三、黨權與軍權的初步較量
四、毛澤東的「軍黨」權一路上升
五、關於AB團及蘇區血腥肅反
六、革命者的物化
七、前三次反圍剿戰況敘略
八、蘇區後勤工作者的貢獻
九、毛澤東「軍黨」權一時旁落
十、毛在權鬥中負氣出局
十一、周恩來接掌「軍黨」大權
十二、「洋房子先生」的建制
十三、局外人仍在干擾局內事
十四、暴虐的蘇區苛政
十五、西竄到遵義整頓和開會
十六、毛抓「軍黨」權三步跳
十七、從懋功會師到草地分裂

第四章 潰逃後的倖存、寄生和詭變——從延安窯洞到抗日前線
一、在新的形勢下繼續寄生
二、初至陝北即東征
三、為求蘇援又征西
四、再議「不抵抗」和「先安內」的現實情境
五、挾蘇自重，拉攏張、楊
六、張、楊的剿共遊戲及其瞑眩療疾的兵諫
七、聯蔣抗日及毛的現實對策
八、國軍浴血陣地戰 八路進山打遊擊
九、慘烈的太原會戰
十、毛後方玩拿手好戲 朱前線助國軍奮戰
十一、王明歸來：十二月會議
十二、王明在長江局
十三、六屆六中全會上的真假二重唱
十四、八路軍在華北搶佔地盤
十五、新四軍在江淮大搞摩擦
十六、皖南事變：項英找死
十七、國難中的竊國暗潮

第五章 毛共的修煉與成精——從整風前後到「七大」召開
一、反事實推想下的歷史虛線
二、毛澤東的理論情結
三、毛式思維硬化馬列
四、哲學的貧困源於庸俗的理解
五、罵街報告催發學習運動
六、文痞辱罵斯文
七、到底是誰在消極抗日？
八、延安之春把毛蛇引出了窯洞
九、從掩蓋真相到改造思想
十、延安知識分子的「小人下達」
十一、整風運動：逼人做鬼的運動
十二、從「審幹」到「搶救」：康生的魔鬼黨性
十三、強迫坦白和教唆說謊
十四、搶救、反奸到王明頭上
十五、中共延安開長會 國軍前線仍血戰
十六、「以人劃線」的七中全會決議
十七、修煉成精的黨代會

第六章 頭號戰犯毛澤東——從國共和談到血腥內戰
一、從「桃子該由誰摘」說起
二、搶先發動「摘桃戰」
三、美蘇軍援及其對國共的牽制
四、蔣要毛先交出軍隊，毛要蔣先放棄政權
五、中共的革命法統外在於中國的歷史進程
六、聯合政府：一閃即逝的歷史虛線
七、未得美援美已援
八、共軍終於在滿洲「接通蘇聯」
九、馬歇爾阻蔣幫倒忙 史達林助毛添虎翼
十、國軍強勢進剿 共軍殊死反擊
十一、從萊蕪到孟良崮：圍點打援的殲滅戰
十二、不是高招是敗筆
十三、粟裕頂住了毛澤東的「向南」衝動
十四、遼瀋戰役：一場豪賭獲險勝
十五、粟裕梟將，卒皆死士
十六、淮海戰役：從人海戰術到死人戰略
十七、毛的鬥爭邏輯：能消滅者一定消滅之
十八、進京趕考的路上

第七章 結語及後話：毛共的現形和蛻變——從毛時代到後毛時代
一、階級滅絕和政治種姓
二、公有制的建立及其施行的掠奪經濟
三、合作化以及冒進浮誇之風的動力根源
四、中共「八大」與毛澤東的「權力恐懼症」癥結
五、從反右到大躍進：毛共初露其卑劣原形
六、建立毛天下：大亂求大治
七、毛澤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八、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
九、撥亂反正：鄧小平與胡耀邦的分歧
十、鄧與胡走向決裂
十一、雙軌制、官倒和八九民運
十二、毛共的蛻變
十三、荒謬的歷史輪迴
十四、崛起進行曲
十五、新常態和新轉型
十六、中國夢／南柯夢
十七、轉型的動力在民間

第一章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毛澤東

一、從自鳴得意的詠蛙詩說起

此話是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時隨意寫在書頁上的批語，當時他正在長沙的一所師範學校讀書。毛從小即對自己有很高的期許，只可惜讓他父親耽誤到十七歲始獲准入讀新式學堂，老大年紀，才從高小讀起，基礎差和起點低遂成為他與同級學生間的差距，致使他一直都鼓不起在各門功課上全面求發展的動力。後來到長沙求學，他幾進幾出，猴子掰玉米棒一般換了好多所學校，最後才落腳到省立第一師範。1 在整個的求學期間，志大心高與能力不足的矛盾常令他在學業上感到不滿和煩擾。由此看來，毛澤東發出「極高之人」與「極卑之人」並存他一身的感慨，大概即出於此彆扭的心情。

但就整段批語來看，這句寫在段末的話主要還是由上承的那一連串排句延續下來的推論，從中可看出毛澤東自早年起就明顯流露的粗陋哲學思維和簡單武斷的論辯方式。泡爾生原文講的是有關基督教「永生」的信仰，他說這一抽象觀念遠超乎塵世的感官時間，但為求得普通人易於理解，只好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物象加以類比和描繪。泡爾生說來說去，所要闡述的只是一個用感性形象體現抽象概念的簡單道理。毛澤東當初披覽該書，常好抓見縫插針之機，趁勢作他的借題發揮之論。讀到此處，他顯然又有了觸類旁通的感悟，於是便信口開河，寫下了一段連珠炮批語：

余曰：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時間感官者即超時間感官者，形式即實質，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現在即過去及未來，過去及未來即現在，小即大，陽即陰，上即下，穢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質言之，萬即一，變即不變。

最後更追加說：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2

這種即興隨意的發揮所導致的誤讀、偏解和歪論是顯而易見的，實在不必在此費口舌一駁。但從中顯露的一個傾向則需在此點明：那就是毛澤東立論發言，自始即勇於亂噴混淆是非的大話，尤善於把他一己的偏執絮叨到誇誇其談的地步。倘若按這一毛式的「對立面等同論」任意推衍下去，只要他認為價值階序上的高價位必須拉低，而低價位應予捧高，他就會作出「高即低，低即高」的判斷。真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毛此後終其一生推行那「不斷革命」的事業，所熱心折騰的就是這一類顛倒名相的把戲。

從毛澤東年少之日提筆寫詩，一開口詠物就詠青蛙的表白即可看出他這個人的品位和品味。無論是人還是物，其本身的質地與其所具有的價值都存在著相互的關聯。萬物中唯獨人具有本原性的善惡之分，至於其它事物，只有在它們與人發生關聯的情況下才可能鑑別出各自的優劣貴賤。因此在整個的價值領域內，本來就存在著高低之分的秩序，德國哲學家謝勒（Max Scheler）稱此為「價值階序」，並將此階序確定為價值自身的本質。3 這樣看來，我們面對外物，心生好惡，那反應就不只是單純的喜歡或不喜歡的問題。一個人只有具備了認知高級價值的能力，他才有可能選擇高級價值的對象，同理，一個人的認知能力若屬於低級水平，他自然只會喜歡低級價值的對象。大詩人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詩人詠物，不只在模擬形似上顯示功力，狀物的同時更力求體物寫志，即以所詠之物的特性來顯現詩人自己的品格。就傳統的詩品來看，不同的外物各有其不同的格致韻味，詠物者自身的品位和品味總會與他所詠之物發生對應的聯繫。這就是說，你是什麼人，便會詠什麼物；你有什麼樣的心性，就會欣賞什麼樣的物性。與杜甫的「開口詠鳳凰」形成相形見絀的對比，毛澤東開口詠嘆的竟是哇哇亂叫，歷代詠物詩常比之為「鼓吹」的青蛙。4 在古典詩詞譜系中，像青蛙這類吹鼓手形象的東西，其格致韻味明顯屬於下品。毛澤東開口詠物，就欣賞吵嚷的蛙鳴，可見他與此物有同聲相應的趣味。然而就連題詠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客觀對應物，初涉吟詠的毛澤東一時也拿不出「詞必己出」的東西，他最初的習作方式是順手牽羊，從他熟讀的末流詩作中攪拌出一首謄文公作品。按照上述「我即宇宙」的邏輯，我們不難想像，毛在詩詞創作上從起步就有視「他人之作即吾人之作」的習慣。我因此對他早年那首「詠蛙詩」的文本流通史心生好奇，便試著上「百度」網搜索了一下。結果發現，早就有不少論者指出，該詩是毛澤東從前人名下挪用過來，據為己有的應景之作：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在抄來的原作上僅置換了六個字，便完成其「奪胎換骨」的轉化。關於這首〈詠蛙〉詩，現可從網上搜索出三個不同的原作版本，5 三首詩大同小異，均為遊戲筆墨的玩意，應屬明清俗文學文本中流傳已久的逗趣老套。熟悉舊小說和筆記雜談的讀者肯定都知道，為附庸風雅，增添諧趣，此類散文敘事常會穿插些打油詩調劑閱讀的口味。毛澤東從小喜歡讀此類書籍，從中記誦的打油詩當會不少，他的詩詞根柢自然會受到那種放誕粗豪詩風的熏染和影響。

通觀毛這首詠蛙之作，那青蛙的口氣儘管很自大，卻難免一副裝腔作勢的模樣。它盤踞的池塘和蔭庇的柳樹，論地盤也不過比待在「井底」高出一層，實際上並沒有跳出該青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業障。不管它多麼精神抖擻地「虎踞」在那裡，充其量擺了個怒蛙的架勢，一股幼稚的蠻橫而已。中國人教育子弟，向來講究低調和謙遜，不管在家中還是在學校，父母或老師都不容許孩子有高傲自大的表現。毛就讀東山小學時吼出的這首言志詩明顯背離了傳統詩教含蓄和溫厚的原則，暴露出某些反社會草莽人士剛愎自用的抒情取向。只要對比一下黃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宋江—「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洪秀全—「天下太平真日出，哪般爝火敢爭光」—諸人狂妄的詩句，即可探測出毛澤東在人格特質和情意結構上與前現代造反型邊緣文人的譜系淵源。6「詩者，志之所之也。」這種唯我獨尊的聲音既能發而為詩，就會進而表現於日常的言行。據毛澤東的同學蕭瑜（子升）回憶，毛就讀東山小學期間，便多次與同學和校方發生過乖戾的衝突。有一次毛與一王姓學生就《三國演義》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展開爭論，王不同意毛把演義當作史實理解的說法，並對毛的強詞奪理反唇相譏，毛竟然拿起椅子向王抛去，並對另一個支持王的學生說出威脅的狠話。 細讀蕭瑜這段文字，其細節描寫似乎添了些戲劇化的筆墨，但不管怎麼說，一個十七歲的高小生那種不許他人「作聲」的氣勢已嶄露出他後來在黨內把持話語霸權的猙獰頭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