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至1945年為東亞歷史最動盪的時期，也是臺灣青年至當時殖民宗主國日本接受新式教育返臺，在抗爭與接收之間擺盪，不斷尋求臺灣與自身定位的時期。本書從文學作品分析，擴展至社會史及政治文化史範圍，企以研究臺灣知識份子的思想轉變，重新審視在臺日重疊歷史的五十年間，歷史的事實與經驗給臺灣帶來的深刻影響。

作者身為一位臺日文學研究學者，廣閱中日文獻與史料，從中梳理臺日雙方歷史的脈絡，探討當時知識份子所指「臺灣文化論」本質，並討論「臺灣文化協會」舉辦的諸多文化活動，所帶動的社會轉變及引發效應。而《臺灣青年》、《臺灣》、《臺灣大眾時報》、《臺灣民報》、《民俗臺灣》等報刊文章亦反映了臺灣知識份子自我認同的困難處境，以及積極參與及表達自己思想的反應與改革的企盼。書中並從農民運動的發生，窺探社會主義與知識份子的關係；從多部大東亞共榮圈時期的文學作品，剖析其思想本質及鄉土意義。這些知識份子所接觸與創造的各種文化及社會面向，即為臺灣「近代化」的指標。

作者簡介

張修愼
．苗栗通霄人
．臺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畢
．京都教育大學東洋史學學士
．大阪大學大學院言語文化學碩士、博士

現任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曾任
．文藻外語大學助理教授
．日本關西大學客座研究員
．京都產業大學客座研究員

專攻
．臺日近現代史
．臺日思想文化
．臺日政治思想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

著作
．《近代台湾知識人の軌跡－1920年前後の思想－1920-1945》（第一版）／臺北市致良出版社有限公司
．《大正時期以降の台湾知識人における「祖国」「近代化」と「回帰」という思想》（第一版）／臺北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日本における「近代の超克論』のアジア的反射－台湾の場合－〉《台灣史學雜誌》第15集／台灣歷史學會發行
．（戦時下台湾における「郷土意識」と柳宗悦の「民芸思想」－雑誌『民俗台湾』と『月刊民芸˙民芸』との比較－〉，刊於《桃山歷史˙地理》第47號／日本國京都教育大學發行
．〈東亜同文書院と台湾の知識青年〉，刊於《桃山歴史．地理》第50号／日本國京都教育大學發行
．其他學術論文數十篇

書摘/試閱

1931年滿州事變發生後，隨著臺灣文化界生態的改變，基於「同化」政策的根本考量，書籍文化所擔任政治性的角色也逐漸加重。隨著殖民政策的推展，1930 年代中期，臺灣文學中的「臺灣日本語文學」也正式登場，「皇民化文學」也是其中的重要的部分。
一般論及所謂的「皇民文學」時，吾人馬上浮現腦中的就是周金波（1920 －1996）的〈志願兵〉、王昶雄（1916－2000）的〈奔流〉以及陳火泉（190－ 1999）的〈道〉等三部作品。三篇著作各有其時代背景，而且作者本人歷經戰後國民黨的政權統治，對於當時的寫作態度有所說明，然而現在檢視當年在臺灣實施的「皇民化運動」，對於臺灣知識份子的影響到底達到何種程度也是有一定的困難。因此，本節藉著「皇民化作品」的爬梳，同時配合當時的歷史條件，解析臺灣知識份子在面對「皇民化運動」時思想轉變的歷程。
從〈志願兵〉及〈奔流〉兩部作品的內容看來，兩篇作品內主人翁的心理徬徨，同時也都包含了類似「旅愁」似的傷感情懷，這也是他們到目前為止，被稱為「皇民化作家」而備受批評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仔細查尋作家的背景資歷，除了陳火泉之外，其他兩人同時都具備了日本留學的經驗；同樣都是接受「近代化」思想洗禮的臺灣青年。換言之，在作品中描繪出同樣人物像的周金波和王昶雄，現實中也具備與作品主人翁類似的經驗與心情。
1940 年代的日本，與殘留著封建習慣的臺灣比較，臺灣不只是被強制實施「皇民化」的殖民地；對臺灣知識青年而言，在宗主國學習的「近代化」思想，可以說就是知識份子心中憧憬的桃花源。小說故事中，主人翁在日本讀書期間，極力隱瞞身份、使用假名，不能公開自己是臺灣人的事實；隨著故事的進行，作家以極為冷靜的筆調，描繪主人翁在面對「皇民化運動」時顯現出的心理徬徨。
小說裡的兩位主人翁，在進入1940年代的戰爭時期，藉著留學宗主國吸收「近代化」知識的同時，即便警覺到自己文化的後進性，個人對母國傳統社會中文化滯留的狀況，心中也深深抱持著強烈的無力感。另外，從原本日本社會的結構看來，在殖民地普遍存在臺日民族間「差別意識」的問題，無非也是日本傳統社會結構中所含「差別意識」的問題。
「差別化」的根本性問題，本來就屬於日本社會的結構性問題，那是根源於日本民族性的基本結構。當今我們在討論日本國內的「部落問題」甚至明治時期之後，甚至對於北海道愛奴問題的處置，無一不都是根源於「差別性」的結構。以此事實所得到的結論，戰前的日本帝國對殖民地人民所謂「一視同仁」的口號，只不過是一種標語罷了。
乍看之下，被歸類為「皇民化文學」的小說〈奔流〉，其內容實際上包含著不少問題。其中，筆者認為特別重要的是，作者透過主人翁的「自己」，提起對於兩個文化的疑問。對於當時的臺灣知識青年來說，為了要走上「皇民化」的道路，為什麼就非得一定要放棄自己的出身？這是隱藏在臺灣人內心的疑問，對多數的臺灣人而言，那是日本文化與漢民族文化差異的本質性問題，許多政策教條式的規範，終究抵不過現實生活上被要求「差異性」的殘酷事實。
而且，筆者想到〈奔流〉的內容時，常常聯想到的就是日本作家松本清張（1909－992）的小說《砂之器》。當然由於故事內容的相異，也許難以完全類比，然而兩個故事的共通點，就是提出了人為了出世是否非放棄自己的過去不可的疑問。作家在小說〈奔流〉裡提到的文化衝突，不僅僅是戰爭下存在的民族差異的問題而已，也與日本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差別意識」也是息息相關的。而且此「差別意識」的存在，與單純的時代性無關，應該是日本民族及文化的特性，完全存在於日本民族內部的本質。
同樣對於追求「皇民化」之路的描寫，也見於小說〈志願兵〉中。主人翁張銘貴回臺灣的目的主要是確認經由「皇民練成」、「生活改善運動」、「改姓名」、「志願兵制度」等政策的實施，主人翁經常思考的是「臺灣會如何改變」的問題。小說內的張銘貴每周去一趟圖書館，主要是去看有關臺灣的新聞，也因為「皇民練成」或「生活改善」等議題常見於版面；小說中言及「要成為日本人」的信念，是兩位作家心中一致的目標，只是兩篇小說對於「方法論」顯現出不同的看法。（摘錄本書第四章〈1930 年代之後的「近代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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