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候診室遇見佛陀：一位叛逆醫師的終極療癒之旅

因為生病，我們學會如何健康活著

看一身技藝的叛逆醫師，如何向候診室裡的佛陀，請益生命的奧秘——

優秀的婦產科醫師保羅．布倫納用針灸治癒了一批賽馬，讓他在醫學界中「怪咖」的名聲不脛而走。他想探究人為什麼會生病？又為什麼會痊癒？於是拋棄了白袍加深的光環，走上這條療癒的終極之路⋯⋯

在候診室，布倫納醫師遇見他的良師益友：比他還熟知最新療法的女權主義者，把他從「無所不知」的桎梏中解放；他以禪定與不能說話的僵直症患者溝通，發現醫師與病人間的「相互理解」才是治療之鑰；最令他震撼的是罹癌的艾瑞克，這五歲的孩子全然接納了生死的無常，淡定的態度給周圍的大人一記當頭棒喝！

約莫二十年前，布倫納醫師被診斷出罹患癌症，親身實踐這些佛陀傳授的道理，與病痛共存至今。擁有生命的智慧，無關年齡；真正的健康，不是不生病——我們唯有放棄控制的意念，接納了身而為人的平凡與無助，內心才能平安，活得神采奕奕。

《在候診室裡遇見佛陀》是一個醫生追尋終極療癒之道的故事，分享從患者身上學到的生命智慧，也進而思索現代西方醫學的極限與不足，重要是介紹了整體醫學運動，以全新的眼光看待健康與療癒，幫助我們接納自己，發現內在靈性中的微光。

真正的活著，就是活出獨特、出色的自己。
讓自己無懼地體驗人生的驚奇，
與眾生萬物合而為一。

【齊聲推薦】
吳佳璇＿身心科醫師／作家
洪浩雲＿外科醫師
詹定靜＿花精治療師
韓柏檉＿癌症關懷基金會董事

作者／保羅．布倫納醫學博士（Paul Brenner, MD, PhD）
1933年生，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健康體系（UCSD Health System）、聖地亞哥癌症中心的社會心理癌症學家（Psychosocial Oncologist, San Diego Cancer Center），演講遍及歐美和亞洲，並於2004年獲頒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布倫納是TED x Women 2013的講者，他也主持PBS系列獲獎無數的「溝通治療」節目，另著有《平衡問題》（Question of Balance）、《人生新眼光》（Seeing Your Life Through New Eyes）。
他曾經擔任SafeReach研究所主任、美國整體醫療協會（AHMA）的董事會董事、克里普斯紀念醫院（Scripps Memorial Hospital）婦科與產科部主席、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女性癌症手術教授與主任。
過去五十多年，他一直研究使人致病、痊癒的原因，藉由他在婦產科的執業、腫瘤外科輔導心理學的研究、探究生死，尋找答案。他在表觀遺傳學研究新領域可以找到答案，發現外在環境如何影響人類基因表現的祕密。

譯者／黃懿翎

中興外文與靜宜生態所畢，譯有《像山一樣思考》、《女性主義與基督教要點指南》，現為專職翻譯。

明心見性，花開見佛
／吳佳璇（遠東聯合診所精神科醫師、台大醫院腫瘤醫學部兼任主治醫師）

二○一五年五月中旬，我收到《在候診室遇見佛陀》譯稿，正值某高齡產婦因足月胎兒胎死腹中憤怒欲絕，跳過醫療爭議協調程序，直接找民代開記者會，指控婦產科醫師草率推拖的新聞熱潮中。身為第一線醫師，在日趨惡化的醫療環境拼搏，我不諱言展開書稿之初，思緒因新聞延燒浮動。奇妙的是，婦產科醫師出身的作者保羅．布倫納，四十多年來如何從西方正統醫療「出走」，重新找回自己與病人健康的故事適時出現，竟撫平我的神經。

《在候診室遇見佛陀》究竟藏有什麼安定精神科醫師心情的魔力？其實，這是一本作者如何從世俗定義的成功醫師歸零，重新思索健康、醫療、和醫病關係真義的心路歷程。布倫納醫師不僅向東方取經，學習針灸、太極，他還深入震災後的瓜地馬拉，原以為自己去賑災救人，未料竟是掙脫防衛醫療的陰影，在現代科技貧瘠的窮鄉僻壤，找回醫療的初心與信心，因為，療癒的力量，發生在醫病雙方建立互信的瞬間。

告別瓜地馬拉，布倫納醫師也告別體制下的醫療，但他仍然和病人一起，一天只看一位。這些人，正是書中的佛陀們。他們雖迫近生命終點，卻個個精彩。作者不僅學到臨終的智慧，還體悟到健康各種面向，不是沒病痛，更不是正確的飲食、運動等養生之道，而是熱情的人生，正如罹患小兒麻痺症的小提琴家帕爾曼所說：「好好發揮在世所擁有的，盡力就好」。

令人驚奇的是，擁抱整體醫學的布倫納醫師，並不排斥尖端醫療科技。如今，身為癌症過來人（survivor）的他，正和頂尖的基因專家，研究環境如何影響基因調節，希望透過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進一步認識癌症（請參照The San Diego 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 http://sdcri.org/）。

「病人永遠是你最好的老師」，是醫學院老掉牙的教訓，保羅．布倫納醫師不僅牢記於心，更可貴的是他柔軟的心、思辨的精神，和不畏改變的勇氣，讓他在候診室遇見佛陀，為自己、更為病人走出的一條柳暗花明的健康之路。

敞開心胸，隨時準備跨出學習的腳步
／洪浩雲（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一般外科主治醫師）

當我接到撰寫《在候診室遇見佛陀》推薦序的邀請時，我以為這又是一本市面上隨處可見，大談「醫病溝通」的醫學人文書籍。不過等我翻開書本，從引言開始，我的心靈就被許多出乎預料的論點給震撼了。

作者保羅．布倫納是個經驗豐富的婦產科醫師，事業家庭兩得意，卻在接觸了被正統醫學體制嗤之以鼻的「針灸、氣功、整體醫學、靈性療法」之後，願意重新歸零，拋去成見，努力追尋其中的奧妙。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

一直以來，正統西方醫學教育我們，將身體構造拆成許多部分，藉由了解「部分」的功能而得出「整體」的資訊。這種「見樹不見林」的養成模式，使得許多醫師失去了綜觀人體的能力，從而出現了病人一次要掛四五個醫師門診的情況：心臟科處理高血壓、腎臟科負責尿毒症、新陳代謝科治療糖尿病等等，在在顯示出目前的主流醫學是有所欠缺的。

可惜的是，大部分的醫師通常在順遂的求學歷程中，養成了驕傲自滿的個性，難以敞開心胸去接納不同領域的觀點。因此，儘管許多醫師都早已意識到現有醫療的不足，在面對其他可能的醫療選項時，仍然常常表現出「不值一哂」的態度，殊為可嘆。

好在保羅．布倫納醫師願意跳脫出既有的窠臼，懷著戒慎恐懼的心去探索新的醫學領域，並且忍受同儕的訕笑甚至不諒解，在這不同的領域充實成長，進而開花結果，發展出令人讚賞的一片天地。

在他分享的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原本洋洋得意、充滿自信的醫師，是如何在治療每一個病人的過程中，重新審思「醫療的目的」這個議題。日新月異的醫學進展帶給大眾一種虛幻的假象，好像現代的醫學不僅可以延緩老化、阻止死亡，甚至到了能夠使死者復生的地步！這是完全的誤解，「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早在兩千年前便指出，醫者是「偶而治癒疾病，經常緩解病痛，但永遠安慰心靈」(Cure sometimes, treat often, comfort always.)。醫師不應該只是單純地「征服疾病、戰勝死神」，相反的，「病人」才是我們要關心的對象！

布倫納醫師用一個個故事、反覆闡述醫師撫慰病人心靈的正面意義。這是許多年輕醫師需要加強的課題，沒有足夠的人生歷練與行醫經驗的話，是無法體會箇中道理的，而這本《在候診室遇見佛陀》，便是布倫納醫師在經過四十餘年的行醫經歷，融會了現代主流醫學與其他另類療法的精髓之後，送給我們的發聾振聵之作。

體悟健康真諦，活出真正自我
／詹定靜（榮春講台傳統中醫講師、花精治療師）

非常感謝這位保羅•布雷納 (Paul Brenner)醫師，用他真誠的生命體悟所寫下的這本好書，在拜讀這樣好書的過程裏，我不斷的將良言金句摘錄下來，以供日後，可以時時讀誦這悟道生命的真理，且過程中，不斷的與文章裏的字句產生共鳴，流下了許多感動的眼淚，使身心得到療癒......。

今年是我接觸醫學的第十九個年頭，在這段接觸生命議題的學習過程中，我也同布雷納醫師一樣，因為渴望着，不想要再有人像我一樣失去親朋好友的痛苦，而開始學醫(還有，常常生病，了解到生病有多痛苦而習醫)，也在一開始的過程中，誤以為醫師有多麼的至高無上，有多麼的無所不知、了解真理而傲慢起來；但也因為這樣，把自己放到如此高聳、如此危險的位置裏，最後卻發現自己無力挽救生命，無法違逆無常，所產生的種種無力感跟自我否定還有自我責怪。也因為這樣的自我批判跟懷疑，讓我開始思考何謂『真正的健康』？何謂『生命的真諦』？而最後，得到了全新的自己。

保羅•布雷納醫師，是一位真正領悟生命真諦的醫師！他以一個西醫師的身份，悟道了這麼多的宇宙的奧秘，在沒有什麼人的教導下(當然，他書中提到：他以病人為師，他以大自然為師；頗符合孔子所說：天何言哉？)，他發現到了許許多多的秘密，領悟到這許許多多的生命原理，我除了有著，同樣身為真正想要從事醫療的醫療人的感觸體悟之外；更佩服的是，他沒有像我們，有著任何中醫的環境，有著悟道實修的導師教導，完全憑一己之力，跟對生命的熱愛，而了解到這些我得來不易的體悟，這實在是太令人佩服！

這本書，是本不可多得的好書，適合各種層級的人來閱讀；醫師讀之，使其對生命的體悟更深切，能重新的釋放自己，解放自我捆綁的枷鎖，而獲得最初從醫的初衷，重新燃起生命的火苗；正在學習靈性的人讀之，能夠明白，『實際』與『靈性』之間的平衡，而不再流於空蕩幻想的不切實際當中，能真切的與生存的大地連結，不再不食人間煙火而不知民間疾苦；一般的群眾讀之，能明白何為生病的真諦？何為真正的健康？而使之，不再恐懼於疾病、死亡當中，而全新的活出自己，時時活出真正的自我。

如此不可多得的好書，我非常樂意的為之序。

第二章 盼望與無助
在動靜之間，存在著盼望與無助的平衡。

如果針灸使我從全知者轉變成初學者，那麼婦女運動就是猛然把我推離醫師自認為「把你自己交在我的手中」的那隻手。
 
我還記得有些早期女權主義者根本就不是走進我的診間，而是大搖大擺地跺進來。當我問「親愛的，你今天拿你不舒服啊？」等例行性問題，就會被他們打岔：「聽著，我的名字不叫『親愛的』，我也不會叫你『愛人』，還有，我有念珠菌感染，ㄋㄧㄢヽㄓㄨ ㄐㄩㄣヽ。」
 
這些女權主義者痛恨閒聊寒暄的程度，比痛恨男性婦產科醫師更甚。事實上，我通常都沒有機會提出例行的第二個問題，即「真的嗎？你上一次的經期是什麼時候？」

 跟七○年的女權主義者相處並不容易。我接受的訓練要我當一個全知者，他們卻挑釁我的權力，不但知道自己得的是陰道感染，甚至還知道是哪一種感染，無一例外。真是膽大包天！我有些惱羞成怒，不情願地開了治療念珠菌的藥方。

 但她們看了反而火大，每個人都退回處方箋，跟我說：「我不想吃這種藥，現在已經有新的藥了。」我聽了不禁暴怒，問道：「你怎麼知道？」然後她們會把一本被翻得爛爛的《仕女》（Ms.）雜誌丟給我，回嗆道：「從這知道的，我要的是這個。」

 我搖著頭把史坦能（Gloria Steinem）編的那本雜誌還給她們，咕噥著：「《仕女》是懂什麼？」

 約莫兩個月後，我非常懊惱地發現《美國婦產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發表了一篇主要文章，介紹抗念珠菌陰道炎的新藥，而且那種新藥跟《仕女》裡面所說的是同一種！從此以後，為了能繼續在醫學界立足，我每晚睡覺前都會認真翻閱《仕女》、《柯夢波丹》等雜誌。

 我因為針灸而覺醒，也因為婦女運動而成長。我知道自己不再獨掌大局。恐懼沈澱過後，我的呼吸變得比較順暢，頭髮留長了，黑色的西裝換成牛仔褲，白袍束之高閣。我也跟著成千上萬的婦女，一起被解放了。

哪些情況下是你的責任，哪些不是

新世紀覺醒運動和整體醫學（holistic medicine）直指病人為健康和疾病自我負責的重要性，然而，要求病人為自己負責，往往導致身心不健康或走投無路的人因為以為疾病是自己引起或無法自我治療，而覺得自己非常失敗。若因此要大家相信人生中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一手造成，而每一次的創傷，都要人生給我們的功課，未免過於單純。

 若你在加州的話，最好不要在過馬路時被車撞到，因為這種事情常會引發旁人真切地問候，他們更會指責你說：「你怎麼會讓這種事發生在你身上？難道你不知道車子移動的速度有多快嗎？太好了！你一定能從中學到些什麼！這經驗真是太深刻了，這裡面一定蘊含了雖然沈重，卻意義深刻的因果教訓。」加州人真的深信每件事情發生的背後都有其意義。

 無獨有偶，我也將人生視為一種隱喻。我認為人生就像一場遊戲，然而，若我企圖了解別人玩的是什麼遊戲，就不是活在自己的人生裡。你不能解釋別人的人生，只能為自己的人生經驗提出解釋。但請記得，有些事情的發生是沒有原因的，我們必須要知道如何分辨其中的差異。

 當我們說人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不是說你和疾病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也不涉及任何論斷、指責或責任歸咎。「負責」的意思，簡單來說，是順應人生中各種事物、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學習生命的功課。如果事件中沒有任何訊息，那就是沒有，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不幸可能是偶然，我們面臨的情況也可能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也許有時候我們能找到「上天不會給你超過你所能承擔的人生的挑戰」等箴言來解釋不幸的事件，但有些時候生病並沒有什麼特別深層的意義，或什麼需要學習的功課。無論在哪種情況下，你唯一的責任就是辨別這兩者的可能性，並暫時什麼事都不要做。

 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加諸於事件上的意義使我們抽離了感受，被理智綁架，但真相往往存在於感受中，或說是身體的心裡面。這種預感常能扮演警報器的功能，身體的感覺是人類傳承的產物，運作了千萬年之久，一切事情都逃不過身體的法眼。

 理智，或說是頭腦的心，能為人生發生的事件賦予各種意義，而賦予或擷取各種經驗的意義，常常是我們給生命本身的禮物。不幸的是，若先前所設想的，使我們誤以為現在與之前的情形相同，就會蒙受極大的苦難，產生當下的錯覺。因此，當我們要做決定時，必須保持開放的態度，好好運用你所有的感官和智識。

 良藥指的不是傳統醫學，也非整體醫學，而是當時有效的藥，並能照顧到醫療的各個面向。若我被車撞了，請不要用念珠、羽毛或一大堆針替我治療，只要帶去最好的急診室就好。

 當時那種情況之下，我要找的是能放心把性命交在他手中的醫師。我絕對不會訪問當時參與的人，或核對他們的宗教信仰，只要信任傳統醫學和看護就行了。雖然他們非常積極努力要療癒我——當然是透過手術和藥物——但使我慢慢恢復健康的，是對於這些醫護人員的信任，而不是對醫療技術信任。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方法能夠幫助我復元，包括禪定、飲食控制、運動和一些想像，也許還包括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自愛。手術之後，我需要醫師進行治療過程中，也相信我會為自己負責。

 這本書並不是要指責或貶抑西方的傳統醫學或整全醫學。現代西方醫學是人類史上最大的成就之一，除了自身領域中卓越的重要突破之外，幾乎所向無敵，最有效的，當屬急診室醫師為重症病人的臨床醫療了。

 然而，西方醫學在治療慢性病患這方面，可說是一敗塗地。當你罹患慢性病，就必須透過生命改變之後的自我反省，主動、積極地恢復健康。

 不過，西方醫學卻經常奪去慢性病患的力量和尊嚴，使本來就已心力交瘁的病人更顯得更加無助膽怯。醫師沒有明說的那句「把你自己交在我手裡」，隱含了一部分的自滿，以及一部分的愛護和關心。這種醫師同時是治療成果的既得利益者，通常也承擔了病人生命的所有責任。有時候，這種錯誤的奉獻精神與其說是滿足了病人身心的需要，不如說是滿足了醫師自大的需求。

無助裡的功課

在我接受醫學訓練的期間，曾經遇到名少女在分娩的時候死亡，讓她重新活了過來的是我和另一名住院醫師。一九六〇年代並沒有體外心臟除顫器電擊，讓心跳停止的病患再次醒來，只好割開胸腔，手動按摩心臟，使她恢復過來，而她果然活了過來。幾天過後，她又過世，我重新割開胸腔之後，她又活了過來（諷刺的是，那位病人後來變成護士），所以當時大家這樣叫我：「不怕死的勇者，讓他們都活過來吧！」從那時候開始，我就被分配到另一個專門外科，照顧重症病人。

 那時候的我覺得自己無所不能，好像得到高強的法力，這情形一直維持續到我自己開業的第一年，當時有一個育有五歲小孩的母親，在一場普通的子宮切除手術的過程中停止心跳，我和麻醉師完全完全束手無策，只能看著她死去。突然之間，我那戰無不克的加持力消失了，變回普通的平凡人。

 醫學技術製造了一種假象，好像醫師不僅可以延緩老化的腳步，或阻止死亡的發生，也能夠使死者復生；醫學院則是眾人嚮往、充滿希望的朝聖之地，在課堂中，儀器的控制裝置能偽裝成希望的象徵，學校絕對不會告訴你，有時候，你也可能感到無能為力。

 其實我早該在七年前，我父親過世的時候，就學習「無能為力」的功課。我跟我父親每天都會通電話，那時我還差九個月就要從醫學院畢業，有一次要掛電話之前他跟我說：「我下禮拜大腸癌要開刀，只是小手術而已。」聽到這消息，我立刻趕回家。手術之後，醫師說：「一切都很順利，只需要做結腸造口術，我們要在他的肚子上開一個孔，讓他透過那個孔排便，他很快就會習慣的。」所謂醫學，往往都是由血汗與淚水交織而成：包括病人的血、醫師的汗和家屬的淚。

 醫師離開之後，我從後面的樓梯上樓到恢復室，他的臉色看起來很蒼白，我量了他的脈搏和血壓，脈搏很微弱，血壓則幾乎測不太到，幾乎是處於休克狀態。我立刻叫護士拿「力復非他」注射液（Levophed），那是一種用於心因性休克的藥物。
 「你是醫師嗎？」護士問道。
 「還不是。」
 「那就給我滾開！」
 「但再過九個月，我就是醫師了，而且我爸爸快死了！」
 「滾開！」她一邊大叫一邊呼叫緊急狀況。
 時間停了，我父親的心跳也跟著停了。
 大家都還沒趕到之前，他就已經過世了。我在恢復室外面大發雷霆：「你們大家到底死去哪裡？醫生——醫生到底死去哪了？」

 對於病人和家屬而言，那種註定的無能為力，使人軟弱異常；但對於醫師來說，無能為力卻代表自己是醫術不甚高明。經過很久一段時間，我才了解，無助和死亡都只是放手的一個必經過程。而父親的過世，就是在候診室遇見佛陀的例子：教我如何面對自己的無能為力，而這是人無法一次就學會的功課。

許多像是《時代》和《新聞週刊》的雜誌，每年都提出癌症的新療法，或吹捧生物科技的神奇魔力，這些都使醫師愈來愈難誠實面對，做醫生的也有無能為力的時候。同時，對抗慢性病的全面性戰爭，仍舊艱困，每一次的治療，都可能產生醫源性（因為治療引起的）的問題或恐怖的疾病，這些都曾被譽為醫學上的偉大成就，現在卻充滿了無法預料的後果。舉例來說，醫源性疾病發生的機率持續倍數成長，如同我們所看到的，曾經有藥可醫的細菌，經過突變之後，變成有抗藥性的菌株，導致最後每一種新藥，都會伴隨著各式各樣副作用，不但有害，且會交互影響。

《時代》或《新聞週刊》編織出的希望雖然絢麗華美，然而，有太多的時候，醫師根本無力使那些希望成真。加上病人受到媒體和律師的慫恿，不僅不能接受生命必然會走到盡頭，也要求圓滿的結果。我們每個人都在陷在期待的網羅中，人對死亡的懼怕，反而要了我們的命。

原來的天秤漸漸失衡，脫離了現實，倒向滿懷希望的一方。我們所有的人，醫師也好，病人也罷，都應該在某種程度上明白自己的無能為力，才不會變得傲慢自大，或對於圓滿抱著不切實際的期待。人生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有些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有時候，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內心才能感受到平安。

我是費了一番功夫之後，才學會這個教訓。我任職聖地牙哥的大學醫院附屬婦科癌症服務中心主任的第一年，曾經動過器官摘除手術。這種手術並不常見，只有當婦女的子宮頸癌擴散，才會需要進行手術。手術過程中會摘除病人的子宮、卵巢、膀胱、陰道和直腸，之後再做腸造口術（在左邊的腹部開一個孔作為排便的末端器官）和迴腸通路術（在右邊的腹部開一個孔作為排尿的末端器官）。

羅萍是我開業後執行這種手術的第一個病人，她長得很漂亮，褐色頭髮，年近三十，有一個小孩，當時才剛離婚。手術進行得很順利。手術後她常寫信給我，請我開處方提供造廔袋。因為制度的緣故，加州的醫療補助規定患者必須憑醫師的處方箋，才能拿到造廔袋（我還真懷疑，到底有誰會為了造廔袋向政府敲竹槓呢？）

羅萍在信裡面也跟我聊到她的絕望和孤獨，我記得，當時我常以她女兒和生命的意義來回信鼓勵她，提醒她們母女何其幸運，能有更多的時間一起生活。手術過了五年之後，我又寫了更多鼓勵的話，因為她不僅沒有死，甚至完全擺脫了癌症的陰影，而我也對自己的這五年來的「治療」沾沾自喜。沒想到一年後，她的信就中斷了，因為她自殺了。

從她之後，我有些病人陸續過世；她是第一位離開人世間的，這位最高貴的佛陀是我的老師之一。她教我，生命的輕重和長短，與生命本身的充實比起來，根本無足輕重。如果一個罹患癌症的人，擁有的只是抑鬱、絕望、孤寂的人生的話，那五年的存活率對他而言又代表了什麼？「如果是馬的話，我們早就結束牠的生命了，不是嗎？」

我無法肯定人生的充實或長短孰重孰輕，但醫學界所謂的「五年存活率」，並未包含「術後人生」的研究。一個空虛的人生有什麼意義呢？這些雖然是困難的問題，但答案其實沒有那麼困難。然而，我很清楚的是，生死的選擇權應該掌握在病人的手中。

你們當病人的，應該像能公正判斷的醫師那樣，對自己的病情瞭若指掌，並參與重要決定的過程。如果今天有兩種選擇擺在我的面前，一是接受類似截肢或器官摘除的手術，一是接受死亡的命運，那我絕不會把選擇權讓給你。我需要花些時間仔細思考這手術對我剩餘的生命造成什麼影響，對我來說，生命並不只是活著。

回想起來，我真希望當時能清楚地讓羅萍了解，什麼是器官摘除術以及手術的意義，我指的並不是技術層面，因為技術層面非常單純。

但事實上，並沒有所謂單純的手術，只有單純的外科醫師。當身體被入侵的時候，整個身體都會哀哭，人的完整性，包括身體或情感的完整性，都受到侵害。至於手術、放射治療和化學治療，這些的社會心理影響層面都相當龐大，所幸現在醫學院已經開始將這道理納入學校課程。

但羅萍生得太早了，我從未讓她拒絕接受手術的機會，也沒有跟她說如果不動手術的話，大約一年之後癌細胞可能會破壞腎臟，若沒有手術的話，也許會因腎衰竭而沒有痛苦地死去——死亡的過程將會緩慢而安詳。我從未告訴她，她也可以保有完整無缺的身體，離開這個世界。

另一方面來說，也許因為這五六年來有女兒的陪伴，反而使她的人生變得完滿，這些我都無從得知，我只知道，身為醫師的我並沒有讓她有所選擇。人活著的意義，在於有所選擇，但我卻主導了一切。我在帆布上隨意揮灑，把自己的選擇當作病人的選擇。

我們當醫師的，現在會很仔細向患者解釋所有各種可能的併發症，這些基本上都只是履行醫學界的「米蘭達權利原則」（Miranda rights），盡告知患者權利的義務。遺憾的是，醫師履行這些原則多是因為害怕醫療糾訟，而非真正希望患者經告知後而同意。詩人艾略特在其著名的劇本《大教堂凶殺案》（Murder in the Cathedral）最後一句說道：「人最嚴重的背叛，就是為不當的理由，做出正當的事。」用這句話來形容真是再實在不過了。

自己開業的那些年，我會為過世的癌症病人感到傷心，或因為分娩結果不盡人意而產生罪惡感，卻很難將這些情感清楚描述出來。新生兒的先天性異常不僅摧毀了父母，也將我吞噬。即使先天性異常無法預防，我還是不免覺得是自己的失敗，並反覆想著：「我可不可以早一點發現呢？一定有什麼是我之前就可以做的。」

對我而言，產科的壓力遠遠大於癌症手術。進行癌症手術的時候，成功是可喜可賀的事，失敗則是預料中的事。但在產科，人們將不甚完美的結果都誤以為失敗，若母子其中一人有任何差錯，第一個問題一定是：「主治醫師是誰？」醫學訓練告訴我，要為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起責任，只能成功，淺嚐稍縱即逝的甜美果實，然而，失敗帶來的苦澀後勁之大，卻久久不能散去。接納人生中的不完美和死亡，對於醫師和病人的健康幸福非常重要，但從來沒有人——沒有任何一個人告訴過我這個道理。因此，我希望醫學的教育內容，能多探討人類在一生當中必然會面臨的脆弱。因為，醫師對於生命的脆弱本質不自在，往往被解釋為冷酷無情。然而，脆弱才更顯現出人性，因為脆弱使人顯得尊貴。

在這個科技一日千里的時代，還有誰會教導人面對無能為力呢？科學帶給人類脫離死亡、疾病和失敗，得到永恆救贖的希望，但有誰會向我們解釋科學無法為人類實現的願望？是誰無助地等候醫學發生新的重大突破？又是誰犯下了無可挽回的錯誤，承受著內疚和他人的指責？這些都不是由科技承受！因此醫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病人也覺得遭到背叛。希望往往都不是來自於相信，而是來自於恐懼。

健康就是有所選擇

健康和療癒，其實就是在希望和無助之間找到平衡。身為病人的你，應該有權利選擇一個除了分享成就之外，也會與你分享他們的痛苦、焦慮和挫折的醫師。醫師往往會隱藏自己的情緒和感受，沉溺在慢跑、暴飲暴食、酗酒、毒品、工作之中，或甚至是不斷一味地追求愛情，大多數的醫師沒有體認到一個道理：醫師也是「人」，他們和病人同樣脆弱。

 接納無能為力的時刻，並不一定是失敗的表現，而是放下自己想要控制的欲望。無條件的投降或無助的狀態，也許是邁向信心的第一步；在這情況之下，接受自己的無能為力，也可能是通往健康、療癒和自由的道路。

 你是否也承認，有時因為無法控制，造成無助的感覺，若是的話，你是否願意與他人分享這種脆弱？是否願意顯露自己有能力控制的錯覺？若是的話，你將不再感到孤單。人們相信孤獨和失去自我會讓人罹患癌症，因此，承認無力感和自己的平凡，真的可以救命。

 讓我們繼續充滿盼望，畢竟盼望能帶來永恆。真正的勇士知道何時須褪下戰袍，才能來日再戰，一個睿智的年邁戰士知道何時該投降，也知道什麼都不做，往往是最有效達成目的的方法，他知道如何在懷抱希望與無能為力之間保持平衡，這就是他得以活到今天的秘訣。

 我記得以前曾經協談過一位婦女，她因丈夫離開而情緒遭受嚴重的打擊，我因為不知道怎麼幫助她脫離消沉而感到無力。在挫折感之下，我只好用手蓋住眼睛，低下頭假裝為她感到同情，但其實我已經睡著了。

 我醒來之後尷尬地抬起頭，透過十指張開的手掌偷偷看向她，假裝專心聽她所說的每一句話。她看著我說道：「布雷納醫師，你是我遇過最好的一位醫師，我現在已經覺得好多了，明顯有解脫的感覺。是應該要放下我對先生的執著，好好過我自己的生活，謝謝你所做的一切。」

 「喔，這都是醫學奇蹟的功勞。」我這麼回她。她的盼望與我的無力，在行動和存在的那個時刻，彼此融合。

 這些經驗讓我愈來愈認識自己，使我變得更有韌性、更願意讓病人了解他們對於自己的健康所應負的責任，我變得更加軟弱、沒有自信、更願意放棄、更誠實、並因此變得不那麼孤單（噢！對了，我也不那麼容易因為睡著而產生罪惡感）。

我不要帶超人娃娃了

我曾遇過一個三歲的小佛陀，他的名字叫艾瑞克，艾瑞克的生父在他還未出世的時候，就因為癌症過世，他本身則罹患俗稱威姆氏腫瘤（Wilms’ tumor）的腎臟癌，所以出生沒多久，就開始接受化療。直到他過世之前，都像禪僧一樣留著光頭。

 艾瑞克的母親珍妮特在艾瑞克一歲的時候再婚，嫁給霍華，三年之後，珍妮特夫婦兩人帶著艾瑞克來找我，希望能我能在他化療的過程中加入整體醫學。一起進行療程的時候，我有機會教艾瑞克禪定，我要他向祈禱那樣把兩隻手合起來，然後一邊慢慢把兩隻手分開，一邊想著兩手的間距，我很驚訝他竟然可以這麼快學會禪定。完成練習之後，艾瑞克會對我笑一笑——沒有說話，只有微微一笑。那天傍晚，他很高興地跟他爸媽說他可以「看到粉紅色」。

 艾瑞克會利用禪定來幫助他做決定，例如決定要不要接受化療，或甚至要不要去醫院。若「有想到粉紅色」就是要去，若沒有則是不要。他的父母全然接受他的決定，因為他們明顯感覺到，他不僅對自己的病痛瞭若指掌，也跟病痛有深厚的關係。

 當艾瑞克真的去醫院的時候，總是會把超人娃娃和星際大戰的黑武士帶在身邊，一右一左，我想心理學家榮格博士一定會感到非常驕傲。

 艾瑞克病情一次又一次的緩解與復發，五歲的時候，癌症掌握了絕對的主控權。最後一次去醫院的途中，他告訴父母說：「我不要帶超人了。」幾天之後，他回到家裡等待死亡的降臨。我前去探望他，希望能做些什麼救他脫離痛苦，完全忘了無助的道理與教訓。

 艾瑞克在電視機旁邊玩著玩具，母親坐在房間的另一端，我坐在他旁邊的椅子上。我不斷問自己，有沒有什麼是我可以為他做的，雖然身體一直告訴我：「沒有」，但我仍非常渴望奇蹟出現。最後，我極度沮喪（無助）地脫口而出：「艾瑞克，我可以為你做什麼？」

他直直看著我的眼睛，第一次開口跟我說話，嚴厲地責備我說：「你不是已經知道『不行』了嗎！」那一霎那間，我知道我遇到了大師。也許是因為罹患癌症的關係，艾瑞克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認真地感受他的身體，並用心活著。因為小小年紀的他某種程度上，就已知道他與每個所遇之人都是一體的，所以艾瑞克和他人之間沒有任何距離。艾瑞克全然接納生與死，活在一種純然合而為一的狀態裡，是將無助和健康兩者結合的導師。
 
在這本書裡面我大部分都使用化名保護當事人，唯獨艾瑞克，因為他是我人生的一部分。這名五歲的小男孩身上有無限的寬廣，是個真正頓悟的人。即使他一生短暫，卻生得健康，死也健康。人的智慧與年齡無關，而人是否健康也與是否生病並無關。艾瑞克使我們明白如何成為真正的人，他活出人類潛能的極限，至今，他仍是我的心靈導師。

 這些寶貴的經驗，使我擁有在「希望」和「無助」之間平衡的能力，我希望你們也能有這樣的經歷和能力。接納「無助」——接納身而為人的自己——就是尊重你的平凡，而接納我們的平凡，會使我們更靠近健康，更接近身體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