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文化發展受到西方文化和觀念的衝擊，發生急劇轉變，但其傳統文化的精神與內涵，仍時常或隱或現地以新姿態呈現出來，形成獨特的日本性格。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迅速演變和發展，既表現於國內政治及對外行動，而於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等方面，也明顯可見。不僅如此，近代日本的種種思潮，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廣和影響了國家的決策，或者成為與統治階級相抗衡的力量。

本書以近代日本的思想發展為脈絡，敘述德川幕府末年開國後，從明治、大正至昭和時期的出版活動，內容集中於介紹1868年至1945年間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著譯書籍、文學作品及報刊等，並藉此探究百多年來日本文化的發展趨勢。

作者簡介

周佳榮，現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二十世紀日本」、「近代日本與西方」等科目，曾任歷史系系主任、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及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

早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留學日本，獲大阪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文憑及廣島大學文科碩士，其後取得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專攻東亞近代史及中日關係，著有《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亞太史研究導論》、《歷史絮語：教與學的文化情懷》及《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等。

書摘/試閱

第一章 近代日本的文化轉承

日本是位於亞洲大陸東北部邊緣的一個島國，與中國和朝鮮為鄰。古代日本在大陸文明的薰陶下，形成一種頗具獨特性格的文化，而中國文化影響的痕跡，又明顯可見。到了近代，日本改以西歐文明為模仿和學習的對象，開展了耳目一新的文化面貌。總之，外來文化的攝取，實為日本自古至今的一貫特色，文化的內涵則隨着時代而有所轉換。因此，探討日本的文化問題，便要特別考慮到一些決定性的因素，例如政治局勢的演變、對外關係的進展以及不同時代的社會實況等等。

第一節 開國前後的文化狀況

近代日本始於「明治維新」。在政治上，這是打破長達二百多年「幕藩體制」的一大變革，使日本成為「近代天皇制國家」；在社會經濟上，則是擺脫封建制度的種種羈絆，從而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起點。

所謂幕藩體制，是指德川幕府（又稱江戶幕府；1603-1867）通過地方諸藩（即「大名」所支配的領國及其機構）以維持封建關係及推行封建統治的一種國家組織，可以說是日本最成熟的封建制度。

這個體制有兩大支柱：

其一、是世襲的身份制度。這時代的社會，分為士、農、工、商四等，還有特別身份的公卿、神官、僧侶和學者。以幕府將軍為首的武士是統治階級，享有種種特權，且以庶民的模範自勉，要注重修養、鍛煉武藝與鑽研學問。被統治階級當中，農民的地位最高，這是農本思想的表現，也反映了封建制度是怎樣依存於土地經濟；職工與商人合稱「町人」，其地位雖低，但消費生活不若農民之受限制，又由於近世商業的發展，導致一批新興商人抬頭，有些甚至富甲一方。

其二、是嚴密的鎖國政策。幕府禁止日本船與日人出國，而且只容許中國人及荷蘭人到九州的長崎通商。此舉是要徹底消弭基督教在日本傳播，因為幕府對這既具規模、又有強大背景的外來宗教，從警戒心一變而為猜疑，再變而為恐懼。還有，鎖國在維持封建制度方面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為地方上的大名領國若能自由與海外貿易，勢必累積大量財富，對幕府構成威脅；相反的，由幕府獨佔外交權和貿易權，既鞏固了本身的權力基礎，又能與中央集權政策互為呼應，長期保障了政權的安定。

日本在國際間人為地保持封閉的狀態，文化方面自然選擇了自給自足的途徑。十七世紀的日本人，依然沒有改變舊有的世界觀，他們心目中的「實體」世界，仍只及於中國而已。自從中國經歷了明末清初的大動亂以後，日本也極少與中國接觸，實際上近於一國獨處的局面。要到1853年（嘉永六年），美國海軍提督培理（Matthew C. Perry, 1794-1858）叩關，日本被迫於翌年「開國」，才結束了200年的「鎖國時代」。

這時期的封建文化，可從下列幾點反映出來：

首先，在政治思想方面，幕府以儒家學說作為文教政策的基礎，奉朱子學為正宗，藉此維護封建統治下的社會秩序。此外，陽明學派亦很盛行，又有主張直接從孔孟之書探求真義的「古學派」的出現。

其次，在技術發展方面，由於封建社會僅限於本身循環性的再生產，加上鎖國狀態的特殊環境，使日本沒有自覺到與他國競爭求進，同時也缺乏了開發新技術的刺激。當然，與農業生產有關的農藝、灌溉、土木工事等，是有若干改進的，至於需要應用自然科學原理的領域如造船、醫學、兵術等，便顯得無甚進展了。所以江戶時代的職人，仍只局限於傳統技能的磨煉，並不能有所創革。

再次，在文學和藝術方面，最大的特色是產生了一種在商人之間發展起來、而又肯定商人生活的「町人文學」，及以庶民的感覺去描繪庶民生活的「浮世繪」。大體上說，這時期的作品多集中於描寫享樂的生活，能對封建制度作出正面批判的極少，充其量只是在封建社會的桎梏下刻畫人間的苦痛而已。

不過，隨着封建社會的動搖，學問領域中顯露了一些新的趨勢。除了儒學方面形成折衷各派學說和尊重清代考據學的風氣外，在尊王思想的影響下，具有保守、復古傾向及排外性格的日本「國學」，以一門新興學問的姿態出現；通過荷蘭吸收西洋文物的「蘭學」，也有相當的發展，而且為醫學、天文學、曆學及一些自然科學奠定了基礎。

1774年（安永三年）前野良澤（1723-1803）、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翻譯出版《解體新書》，是日本翻譯「蘭書」的開始，日本出版有關人體解剖的西洋醫學書籍，也以此為最早。其後有兩部主要的蘭學工具書面世，一是大槻玄澤（1757-1827）的入門指南《蘭學階梯》（1783），一是稻村三伯（1758-1811）的蘭日辭典《波留麻和解》（1796）。幕府也鑒於外交事務日增，開始設局翻譯有關文獻，1855年（安政二年）獨立為「洋學所」（後來改稱「蕃書調所」、「洋書調所」、「開成所」等，最後併入東京大學）。至此，蘭學業已擴展成為範圍更廣的「洋學」了。洋學所既是外交文書的翻譯局，又同時從事洋學教育和研究，在幕末時期至明治初年，一直是洋學的中心，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

1867年（慶應三年），明治天皇（1852-1912）即位，朝廷計劃以薩摩、長州三藩的武力討伐幕府。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省察時勢，奏請「大政奉還」。朝廷於是宣佈「王政復古」，一方面着意於革新國內的體制，一方面開始積極參加國際性的活動。這一連串的歷史過程，包括政治、經濟以至社會、文化各方面的變革，統稱為「明治維新」。但明治維新究竟始於何時，學界有兩種意見，即「天保」（1830-1840）說和「開國」（1853-1858）說；至於它的下限，更是眾說紛紜，主要有1873年（明治六年）、1877年（明治十年）、1884年（明治十七年）及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等主張，甚至有定在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以1868年改元「明治」作為明治維新的「象徵性」年份，只是一種權宜方式而已。

無論如何，幕末日本與近代的發展是息息相關的，開國前後的文化情況，可以說是近代日本文化的序幕。

第二節近代出版活動的發端

出版報刊是近代文化活動的一環，又是文化發展的工具之一。日本近代報業的產生和形成，是明治政府成立以後的事，比歐洲近代報業的興起遲了200年左右。不過，日本報業從最初時起，就與當時的政治產生了密切的聯繫，並沿着日本社會變革的特殊軌跡發展下去，在文化、思想、經濟各方面都有巨大的影響。

近代報刊能夠在日本出現，首先是由於封建制度的崩潰，因為只有這樣，民眾始能置身於全國性的關係之中，才會要求知道廣泛的社會消息；而且，廢止了對報導活動的嚴厲束縛，報刊然後可以充分地回應民眾的要求。此外，印刷術的改善也是一個必需的因近素，否則便沒法迅速地產生向大眾報導各種消息的媒介物。幕末時代雖還沒有具備上述的條件，但近代式的出版活動，已經踏入醞釀的階段了。

日本早在十七世紀，便有《大阪夏之陣圖》、《心中繪草紙》之類單面新聞印刷品的出現，內容都是有關火災、地震、水災、復仇、殉情等，通常附有粗糙的插畫。因為是用黏土雕刻並燒成瓦片印刷出來的，又於街上叫賣，所以稱為「讀賣」或「瓦版」。在德川時代，各種出版物均在禁止之列，但印刷品本身如無傷風敗俗的文字，官府是不嚴加追究的。

在日本的鎖國政策下，荷蘭是中國以外僅有的一個通商國家。幕府允許荷蘭人在長崎海面的出島設立商館，統籌外國商人和幕府間的官方貿易。荷蘭商館的長官把各商船所帶來的外國消息加以整理，然後呈送幕府作為參考，通稱《阿蘭陀風說書》（荷蘭傳聞書）。

1854年（安政元年）日本被迫開國後，荷蘭商館改以荷蘭東印度羣島荷蘭總督府的機關誌「Javasche Courant」（週刊）獻上。幕府認為這是了解海外情況的好材料，於是進行翻譯，由1862年（文久二年）起發行一種十數頁的新聞書，名為《官版巴達維亞新聞》，用木版印刷，是日本最早的新聞印刷品。

譯報之外，又從事翻刻寧波、上海、香港各地英美人士所出版的中文報刊，並加上日本式閱讀法的符號，例如《官版中外新聞》、《官版六合叢談》、《官版香港新聞》等都是。其後由於主張「尊王攘夷」的浪人時常狙擊專與外人接觸的官僚，這類新聞書便停止發行了。

幕末時代的報紙，大約分為兩個系統：一類是外國人經營的英文報，最早的一種，是1861年（文久元年）英人漢沙德（A. W. Hansard）所創的「Nagasaki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ing」（《長崎航訊》），但不久停刊，轉至橫濱另辦「The Japan Herald」（《日本先鋒報》）；此外還有「The Japan Express」（《日本快訊》；1862）及「The Japan Commercial News」（《日本商業新聞》；1863）等。另一類是洋書調所、開成所系統的報紙，以柳河春三（1830-1870）為中心的一班洋學專家，為了翻譯橫濱等地的外文報刊，結成「會譯社」，出版《日本貿易新聞》、《日本新聞》等，可以稱得上是日本報業的先驅。

1865年（慶應元年）間，曾任美國駐日領事館譯官的美籍日本人約瑟‧海科（Joseph Heco；後改名濱田彥藏，1837-1897），在橫濱創辦日文的《海外新聞》，轉載英美政經新聞，每月出版一次。近代日本報業，至此才正式宣告開始，會譯社在1868年所辦的《中外新聞》，則是明治時代最早的報紙。

在維新戰亂期中發行的近20種報刊，率先報導了一些有關國內的事情，並且表達了對政治的見解。當時京都、大阪一帶的報紙，都持「勤王」觀點；江戶、橫濱一帶的報紙，則多「佐幕」主張。這些報刊都是十數頁的小冊子，每週出版一次或兩次，其中以佐幕派的《中外新聞》銷數最多，每期約1,500份至數千份。1868年明治新政府的軍隊進駐江戶後，立即取締所有佐幕派報紙，並逮捕了《江湖新聞》的主辦人福地源一郎（櫻痴：1841-1906）。隨後江戶易名東京，定為國都，並逐漸發展成新的文化中心。但這時的日本，對報刊仍未有普遍的需求，即使是沒有遭受禁止的報紙，其壽命也不長。1869-1870年（明治二、三年）間，僅有少數為時短促的報紙出現而已。加上印刷術落後，是一個很大的限制，上述報刊都用木版或木刻活字印刷，就算很受歡迎的書籍，例如銷數達到十萬冊的福澤諭吉（1834-1901）的《西洋事情》初編（1866），也是這樣印成的。

雖然如此，幕末日本在出版事業方面已奠下基礎。舉例來說，幕末最負盛名的出版商，如江戶「老皂館」的萬屋兵四郎，「須原屋」的茂兵衛，「山城屋」的佐吉、政吉，還有京都的村上勘兵衛、井上治兵衛等，他們在進入明治以後，仍然相當活躍。還有，長崎的本木昌造（1824-1875）於1852年（嘉永五年）試製日本鉛字成功，1870年（明治三年）他的弟子陽其二開始用鉛字來印刷《橫濱每日新聞》，1872年（明治五年）他的另一個徒弟平野富在東京神田設立活字販賣店，日本的新式印刷就是從這時開始的。當然，要到日本大舉學習西方新思想、新事物，教育文化事業日趨普及之後，具備了近代的條件，日本報業才有飛躍的進展。

第三節明治文化的特質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即致力汲取西洋文化。從當時的情勢來看，日本既已捲入世界潮流，為了對抗西方列強的壓迫，是必須首先從鞏固國家民族的統一和獨立入手的，而學習西洋文明正是增強國家實力的一條便捷途徑。新知識、新思想的介紹和鼓吹，目的既在於打破封建社會的種種束縛，以建立近代的社會；同時也在於提高國民的程度，使與政府配合，達到富國強兵的地步。至於西方立憲制度的移植，與其說是為了國內的民主化，則毋寧說是為了國家權力的集中和加強，要來得更為恰當。

換言之，近代日本文化是在民族主義的大前提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其最大特徵，是以政治力量為主導，實行從上而下的改革。通觀明治時期（1868-1912），文化問題與國家權力的關連是十分密切的，明治政府積極推行的「文明開化」政策，雖與「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同為指導一切改革的總方針，實際上是從屬於後兩者的，因為文化政策的着眼點是國家，而不是國民個性的成長。而在西洋文化之中，最受到注意的，當然是能夠使國家走向富強的產業技術和軍事科學。這與幕末時代佐久間象山（1811-1864）所說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意即東方以道德、精神為優，西方則擅長科學、技術），本質上並無二致。

1873年（明治六年）創立「明六社」的一班洋學人士，是當時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他們根據「天賦人權論」，把西洋文化作「百科全書式」的介紹，希望藉以養成自發的、奮鬥的國民。照他們所說，眾人都由上天平等地賦予追求幸福的權利，所以主張人類平近等，同時也肯定人的慾望是自然之物；不過，天賦人權的保護，則是國家存在的理由。加藤弘之（1836-1916）的《真政大意》（1870）更認為，個人的「不羈自立之情」是秩序形成的根據，但不成為秩序形成的能力主體，國家才是依從「自然之道理」從天降立的。明顯可見，所謂天賦人權，實際上介入了「天賦國權」，成為「國賦人權」。

總之，明六社的思想家雖然站在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立場，對封建思想大加撻伐，但由於他們在當時幾乎都是明治政府的官僚，大體上是配合着政府的文化政策，為確立強有力的集權政治而努力的。他們置國權於人權之上，在原理上並不認為人民是政治的主體，只承認政府在現階段中對人民「勸導」的重要性；至於強調國民的自主奮鬥，最終亦僅視之為國家發展的動力資源而已。

此外，還需一提，天賦人權論固然是從西方而來，但在日本的傳統思想中是有其淵源的，例如幕末時代對人欲的肯定，重商主義思潮的萌芽，以至富國強兵論等等都是，加藤弘之實際上也具有濃厚的儒家的安民思想。啟蒙思想家並非批判地把傳統思想的一些因素繼承下來，但把這些因素與西洋思想接枝則是事實。

明治初年政壇上的領導者，雖有改革的意願，卻不希望進行徹底的變革，對於超越改良程度的變革思想是加以排拒的。這說明了自由主義思想和民權運動，後來何以一轉而為針對統治機構的力量，並且受到彈壓而沉寂下去。一度被人捨棄的儒家思想，竟再次成為御用的學問，也可以從這裏得到解釋。

至於近代日本所輸入的西洋文化，其實在不同的時期，隨着國內情勢與國際關係的變遷，是有所選擇的。從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接觸最多的是英、美兩國，因此英國的功利主義思想與美國的新興資本主義文化率先輸入，進化思想與自由思想一同成為當時社會思想的根基。法國系統的理論也傳到日本，人權思想和社會契約思想對民權運動有莫大的影響。德國系統的思想學問，則是明治政府的保守主義和國權主義的根據，並藉以彈壓民權思想的發展。在明治後半期，更成為支配性的力量。

作為「近代文化」來說，明治文化是有不透徹之處的。它既與英、法等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本身自發形成的形態不同，帶有濃厚的外來色彩；也由於從上而下進行的結果，出現了中央與地方、都市與農村、上層社會與下層民眾等等的差距，沒有全面性的均衡發展；還有，不少前近代的因素，如極端的家父長制家族構造、派閥意識、權威主權等，依然盤踞於日本近代社會，有時甚至成為近代化的阻力。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著名的文學家夏目漱石（1867-1976）在一次題為「現代日本之開化」的演講中，指出明治日本的文化是外發的，並沒有像西洋文化一樣，自然地從內部孕育出來。他更認為，不斷接受先進文化的結果，使日本文化的發展呈現了不自然之感，日本人大抵也不能適應，而有神經衰弱的現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夏目漱石是深切體會到明治文化的不協調，從而流露出一種不安感的。

還可留意的是，西洋文化的攝取，目的是為了建設近代國家；但在另一方面，由於爭取國家獨立，民族意識自然高漲，而與西洋文化相拮抗的民族主義，也必然隨着出現。明治二十（1877）年代抬頭的志賀重昂、三宅雪嶺的「國粹主義」，以及明治三十（1897）年代高山樗牛的「日本主義」，雖各有不同的性格，而都代表這樣的思想。況且明治的民族主義，由於沿着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路線，結果並沒有走向形成國民文化的方面去，而是朝着國家主義發展，甚至後來出現了極端的國家至上主義。

總的來說，近代日本的文化更新是很特異的，若純粹視為一個西化的過程，則所見未免太淺。混雜性、多元性的文化構造，一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條件，使日本在處理繁複的近代社會的事務上更見靈巧，但也增添了不少內在的矛盾和混亂。最為明顯的，莫如國家規模有德國之風，社會風氣及經濟結構則富英美色彩；皇室典範模仿英國，「大日本帝國憲法」（或稱明治憲法）則以德國式的君主憲法為藍本；還有德國化的陸軍，英國式的海軍等等，而表現在思想上或政治上的，便是自由民權與國家主義兩種思潮的對峙。明治文化的種種破綻，在踏入大正時期（1912-1926）以後，便漸次顯露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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