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簡介
本書簡介
涉及人類健康之爭,在醫學界尤其可以十分邪惡。
沙賓曾刻薄的評論沙克,認為一般人也可以走進廚房去做他所做的事。
為避免產褥熱的高死亡率,主張醫生要先洗手的塞麥爾維斯,最後卻死於精神病院。
發現新方法或新藥物十分可貴,既可得名又能得利,但爭執、妒忌、怨恨、仇恨、破壞和誹謗,也隨之而生。
哈維如何矯正通行了一千四百年之久的血液循環系統理論?
首先發現愛滋病濾過性病毒的是蓋洛還是蒙塔尼耶?
沙賓和沙克在小兒麻痺症疫苗的發明如何一分高下?
從青蛙腿推演而來的「動物電」理論最終導致伽凡尼和伏特的激烈鬥爭?
沒有女科學家富蘭克林,威爾金斯三人就不會發現去氧核糖核酸的結構?
由十七世紀的解剖學家哈維到二十世紀的佛洛伊德,無數的研究人員、醫師、和科學家,在他們的貢獻被承認及接受之前,皆曾經歷批評、忌妒、競爭及對抗,以致事業及人生遭受摧殘。與我們認知不同的是,即使在醫學上,爭執仍無法從純粹合理和科學的觀點來處理,宗教、國籍、社會地位及個人的驕傲、貪婪、和野心等,都在爭論中有重大作用。
潛藏在百年來無數起爭論下的啟示是,那些相左的意見、衝突的資料數據、分歧的評論及個人的爭鬥,正是導致醫學知識開展及進步的重要推力。無庸置疑的是,醫學研究長久以來既為有組織的活動,也是全人類的事業。
本書特色
完整的介紹了醫學歷史上的這些富戲劇性質的個案,有助於我們了解醫學研究界的猶豫、混亂、但不失美妙。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哈爾.赫爾曼(Hal Hellman),著有《數學恩仇錄》、《科學恩仇錄》、《科技恩仇錄》,以及包括《未來世界》在內的六本套書,共計有二十七本通俗科學著作。這些書都由威立父子出版公司出版。他還在眾多媒體上發表過文章,如《紐約時報》、《萬國雜誌》、《讀者文摘》、《今日心理學》和《地理學雜誌》等。
譯者簡介
賈士蘅
賈士蘅,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考古人類學系碩士,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班肄業、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文系博士班肄業。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美國丹佛市美術博物館研究員,從事中譯英及英譯中工作達二十餘年。譯有《英國史》、《美國史》、《英國社會史》、《殖民時代的美國》、《西方思想史》、《羅馬帝國》、《躍升中的四小龍》、《帝國的年代》、《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達文西廚房》、《你所不知道的工業革命》、《科技恩仇錄》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書評
◆本書記載了醫學歷史上十項最激烈的爭議和競爭,敘事引人入勝。其細節尤其娓娓道來,讀之令人悅目賞心。──《紐約時報》
◆這本精彩的著作乃以紮實的研究工作為基礎。任何對人類的天性和進步有興趣的讀者,都會喜歡一讀。──《美國科學家》
◆完整的介紹了醫學歷史。──《科克斯書評》
◆富刺激性。──《美國醫學會學報》
※書籍推薦人
郭文華副教授(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
※推薦文
雖然書名聳動,《醫學恩仇錄》絕不是「向白色巨塔宣戰」的爆料書,也不是「醫史外傳」。作者消化近年醫學史、性別與科學,甚至是科技與社會研究的概念與成果,從身體構造的探索、生理現象的解讀、精神狀態的解析,到病原體的發現與疫苗防治等精采案例,審視醫學擺盪在實證知識與臨床實踐之間,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對於將醫學視為直線性的進步,或者輕易將她與科學劃上等號的讀者來說,《醫學恩仇錄》提供了還原歷史現場,反省過去的解釋空間。而她更是一本生動的教戰手冊,對有志生醫者揭示從古至今醫學的多元與爭議,開啟未來發展的視野與挑戰,值得人手一冊,細細品玩。
──郭文華副教授,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公共衛生研究所
目次
謝誌
緒論
第一章 哈維對普林若斯、李奧蘭、和解剖學者:
血液循環
第二章 伽凡尼對伏特:
動物電
第三章 塞麥爾維斯對維也納的醫學界:
產褥熱
第四章 貝納爾對化學家、醫師和反對活體實驗的人:
實驗醫學
第五章 巴斯德對李比希、鮑其特和科赫:
發酵、自然發生說和細菌理論
第六章 高爾基對雷蒙.伊.卡哈爾:
神經網絡
第七章 佛洛伊德對摩爾、布洛伊爾、榮格及其他許多人:
精神分析
第八章 沙賓對沙克:
小兒麻痺症疫苗
第九章 富蘭克林對威爾金斯:
去氧核糖核酸的結構
第十章 蓋洛對蒙塔尼耶:
愛滋病之戰
尾聲
註釋
參考書目
中外文對照表
書摘/試閱
第八章 沙賓對沙克
小兒麻痺症疫苗
簡納在一七○○年代末期所研發的天花疫苗,未以這位科學家之名為名。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不久所研發出來的黃熱病疫苗,也未以其研發者塞勒之名為名。
但是第一種小兒麻痺症疫苗很快便被稱為沙克疫苗,而強納斯.沙克本人成為特大的國家偶像。
可是沙克卻知道這會是個大麻煩,他在生物醫學界的同事會對此不高興,而他會被抨擊為「獵名之可鄙的人」。而後來的情形果然如此。
有一個問題是他急切地想在專業上成名,而這個問題在他的一切作為上均顯而易見。雖然他的同儕也是如此,但卻對此大不高興。不過很高的知名度卻強加在他頭上。他事實上曾設法不讓公眾崇拜他,甚至數度拒絕與新聞界和其他欲使他成為國家級英雄的人合作。而這又使他的名譽受損一連許多年。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成功乃是我最大的悲劇。我立刻便知道我是完了,是被拋棄了。」他在被公眾稱頌為新巴斯德的同時,卻被自己的同儕逐出在外。
最大聲批評沙克的是沙賓——著名的醫事科學家,當時正在研究自己的疫苗。早期沙克傳記的作家理查.卡特說:「妨礙沙克研發和測驗殺死濾過性病毒的專業性爭論來勢洶洶,這通常只有在打聖戰時才可見到。才華橫溢而又能言善道的沙賓博士在美國所有重要報紙的首頁抨擊沙克的工作——不僅一次,而是常常抨擊。」他含蓄而扼要的評語有:「你也可以走進廚房去做他所做的事。」以及「他一生中從來沒有任何創見。」
沙克的同事對他的待遇最初使我們想支持他的立場,一如卡特在上一段中的引句。雖然乍看起來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只不過是反對沙克者的「因得不到反說不願得到」的酸葡萄心理而已,但下面我們將看到事實遠不只如此。
難解的疾病
在過去的歷史上雖然也有小兒麻痺症的報導,但近一八八○年代中期時多重麻痺的病例開始在不少地方出現:一八三五年英國有若干病例;一八四一年路易斯安那州、一八四四年聖海倫那島也有若干病例。而後一八八○年代和一八九○年代在斯堪的納維亞病例分布得更廣。在其後的半個世紀中,小兒麻痺症在全世界許多國家留下痕跡,尤其是在美國。
小兒麻痺症雖不如黑死病、霍亂、斑疹傷寒和傷寒等傳染病那樣具有凶猛的殺傷力,但它有其獨特的恐怖之處。在其他重大疾病的情形,死者只是留下哀傷與憤恨,他們自己一去不返。可是在小兒麻痺症的情形,大數目的患者卻都存活下來,但有嚴重的殘障,使其家庭和醫學界負荷沉重的照顧責任。更糟糕的是,大多數的受害人都是兒童。任何五十歲以上的人都能生動的記得戴有笨拙金屬框架或完全不能移動而靠陷入鐵肺中才能呼吸的少年人。
那個時候,沒有人知道這個病是如何進入人體,又如何造成破壞,而似乎也無法阻止其傳播。父母把子女鎖在房子中——甚至把窗子用板子封緊,以防他們受不潔空氣的感染。
西方國家的醫學界人士尤其十分煩惱,因為這些年間細菌的理論和科學醫學正日漸成立,一般以為巴斯德和科赫等人的工作正在改變醫學界;可是小兒麻痺症卻成為一種麻痺性的疫病。
到了一九○八年時,研究人員已發現小兒麻痺症是由一種濾過性病毒所引起——這種病毒進攻神經系統,不過很快地也在其他組織中看到。他們回顧巴斯德用疫苗治療若干其他疾病的成功,因而認為不難給小兒麻痺症找到疫苗。
可是雖然別的濾過性病毒疾病或是衰微或是保持不變,小兒麻痺症卻日益猖獗。一九一○年世人已認識到它是重大的健康問題。而發病率在一九一六年又突然增加了四倍。紐約市受到九千個病例襲擊,造成二千三百四十三個死亡案例。在此之後情形雖有好轉,但大家仍然十分驚恐。
這種相當嚇人而且顯然無法制止的疾病,使人性中最惡劣的部分出現——鄰居責怪鄰居;醫院為了害怕進一步的傳播而拒收病人;美國南方對患病的黑人與白人分開治療,也使用不一樣的療法;郊區責怪城市。
而後,同樣使人煩惱的是,大家開始責怪剛由南歐和東歐來的移民,懷疑是他們從自己的貧民窟把這種疾病帶到美國較乾淨和較好的中產階級街坊的。費城南部和曼哈頓下東區的貧民窟尤其受人懷疑。在公寓大樓和多戶家庭住宅的外面,都用大頭釘釘上隔離通知,但在私人住宅上沒有釘。
貧民窟地區的兒童,由於缺乏空間,不能把他們孤立起來,因而往往強迫送到醫院——即使父母害怕他們到了醫院情形會更糟——但醫院也無能為力。許多人用由來已久的辦法——逃離城市,但也沒有什麼用。
主管健康的官員或流行病學者可能會注意到,小兒麻痺症的發生率在擁塞因而被認為已受此病感染的地區,其患病率並不會比其他較好的地區更高,有時甚至較低。但在大家心煩意亂而且沒有堅實證據的情況下,這些事實都被隱藏起來不提。健康官員關閉運動場和圖書館中的兒童閱覽室。他們給沙堆消毒。但都沒有用。
如果他們更深入一點研究,便會發現一個諷刺的曲解:一八九○年代以前,世界各地大多數的幼兒均曾暴露於一種非麻痺性的「小兒麻痺症」之下,並且發展出抗體,使他們不會有較惡毒的病徵。
而後,由於已開發國家的衛生情況改善,其兒童不再暴露於任何小兒麻痺症濾過性病毒之下,因此沒有發展出對任何形式小兒麻痺症的抗體。這些兒童於是成了麻痺性濾過性病毒容易攻擊的對象。霍亂和傷寒等症的發生率急遽下降,但是小兒麻痺症的發生率日漸增多,而且病情愈來愈嚴重。小兒麻痺症的傳播方式不大一樣,不過當時的人並不明白這一點。
易言之,清潔、秩序井然住宅中的孩子,其患麻痺性小兒麻痺症的危險性比貧窮骯髒地段的孩子更大。但是什麼有自尊心、愛國和洗得乾乾淨淨的健康官員或醫生會相信這一點?有些找患病原因的人,於是認為患小兒麻痺症的人在道德上必然有問題。
互相競爭的解決辦法
病毒學者大致認為疫苗是唯一真正的希望。但是一九三五年早期的兩次試驗卻釀下了大禍。有一次一位受人尊敬的細菌學家設法運用巴斯德在半世紀前用於禽霍亂、炭疽熱和狂犬病的有效技術,研發了減毒的濾過性病毒小兒麻痺症疫苗。
在大約同時,又有人想用殺死了的濾過性病毒的辦法。其方法基本上是將病毒淨化和培養,而後用化學方法使之不活動因而不能致病,但仍保持其造成免疫回應的能力。
這兩種方法最初似乎都很有用。由於需求很大,未經適當的試驗便予以試用。它們非但不管用,而且直接由疫苗造成若干病例,如麻痺甚至死亡。這個情形唯一正面的結果,是大家了解到這是一件複雜的事,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工作。沙克和沙賓後來成為在由這兩種主要互相競爭的解決方法中研發小兒麻痺症疫苗的領袖。沙克用已殺死的濾過性病毒辦法,沙賓用已減弱的濾過性病毒的辦法。各有其好理由。
沙克於一九三○年代中期尚在醫學院讀書的時候,聽到一個標準的說法:為了對濾過性病毒免疫,應該使用活的,但削弱了傳染性的濾過性病毒。如較早在天花上的經驗一樣,預防注射引起真實但輕度的感染,因而刺激免疫系統在任何後來的嚴重感染來到以前建立防禦功能。
但他也聽說,用殺死的有機體為接種的疫苗,可以治療細菌所造成的疾病——例如,可以用標準消毒劑和防腐劑、甲醛處理致命的白喉毒素,使之成為已殺死的無感染性疫苗。
使用這個辦法治療濾過性病毒疾病的念頭一直留在他的腦中,而且日後用在以殺死的濾過性病毒治小兒麻痺症方面的工作。同時他又用這個辦法做了一些有用和良好的流行性感冒方面的工作。他和另外幾個人主張,也可以啟動免疫系統對抗小兒麻痺症濾過性病毒,而不必觸發一次實際的感染。
沙賓像巴斯德一樣,認為產生免疫能力的最好辦法,是用活的濾過性病毒誘發一次輕度的感染,可是這種病毒必先用化學上或生物學上的方法予以削弱。到了一九三○年代後期,大家終於知道,小兒麻痺症濾過性病毒乃是通過口和消化道進入身體。這表示,可以研發口服的管用疫苗,這比必須用注射殺死了的濾過性病毒簡單和方便得多。這個方法也更近於仿效感染的天然路徑。大多數的病毒學家都同意他的說法,也認為殺死了的濾過性病毒其所滋生的免疫能力只是暫時性的——至少在小兒麻痺症濾過性病毒的情形是如此。(日後證明,要用沙克殺死了的濾過性病毒做完整的治療,每個孩子必須接受數次注射,外加第二劑。)
最後,由削弱了的濾過性病毒所引起的比較「天然」的感染,是可以傳播的,但這回卻是件好事。由於小兒麻痺性濾過性病毒乃是通過消化道進入身體,然後在糞便中排出,因此可以由直接接觸或透過游泳池供水系統傳播。就大多數的傳染病來說,這是感染的主要途徑。然而,在削弱了的小兒麻痺症濾過性病毒的情形是,由一個經過防預注射的孩子身上傳出來的「感染」,會#保護&「受感染的人」。而在用殺死了的濾過性病毒的情形下卻非如此。
這幾點使沙賓和大多數的研究人員都認為,雖然可以更快速的研發一種已殺死的濾過性病毒類型,可是卻應朝減毒的濾過性病毒的這個方向進行。
障礙
可是由於有若干重大的障礙,這兩種疫苗的研發都無法順利進行。有一個重要的障礙主要是由於政治策略而非由於醫學。
少數幾個重要和具有支配力的團體,幾乎控制了研究工作的方向。一九三○年代早期和中期,以洛克斐勒研究所的傑出醫學研究員弗勒克斯那為首的一群科學家認為,小兒麻痺症過濾性病毒只是在脊髓的神經細胞和腦的神經細胞中成長,而且像流行性感冒和肺炎這些其他濾過性病毒的疾病一樣,是通過受害人的呼吸系統感染,但是他們完全忽略了斯堪的納維亞和美國研究人員的發現——他們比較重視臨床經驗,清楚知道由腸子及腸子中的東西也可找到這種濾過性病毒。一九三九年,沙賓本人提出有力的證據,說明病毒乃是經過嘴和消化道進入人體的。
到了這個時候,研究人員也發現,造成小兒麻痺症的濾過性病毒不只一種形式(菌種)。這些菌種可以有許多。(在天花和黃熱病的情形是,致病的菌種只有一個。)使事情更為複雜的是,這些菌種可望組成少數幾個類型。任何有效的疫苗都必須讓所有的類型都有用。
於是他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規定處理這個問題的程序,找出哪些菌種屬於哪一個類型,又一共有多少類型。沙賓和沙克都是委員會的委員,但當時已有衝突的氣氛。沙克開始認為委員會走的方向不對。他認為找出哪些菌種屬於哪一類型的過程會把事情弄得不必要的複雜,因為它是以菌株的毒性為根據,但是實際上只要以抗原的性質(將作為疫苗用的濾過性病毒引入以後會產生多少抗體或其抗原的量)為根據即可。
包括沙賓在內的病毒學家所採用的過程是以一種已知的濾過性病毒造成一組猴子的感染,而後又以由其身上取得的濾過性病毒,以接種疫苗的方式注入其他的猴子。它需要做許多複雜的注射以及小心的核對和平衡,細心注意哪些猴子存活了下來,結果又如何。這種工作骯髒、複雜又昂貴。
一九四八年中期,沙克設法在一次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他個人近於免疫學和病毒學的想法。他後來說:
我是說,如果我們測試一種未知的濾過性病毒的免疫能力,而不去管其感染的能力,那麼便更能達成目標。沙賓扭頭對我說:「沙克博士,你不當問這麼一個不智的問題。」我好像受到屈辱。我質疑一種假設,卻因此受到申斥。我感覺到抗拒、敵意和不贊成。自此之後,我每次出席這樣的會議都有同樣的感覺。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和耶魯大學在一年以後的各種新發現,確定小兒麻痺症的濾過性病毒共有三個類型。可是委員會得證實這些發現,而這項艱鉅的工作涉及為來自遠處和近處的一百九十五種菌種定型。
沙克在這樣做的時候對小兒麻痺症的濾過性病毒更為熟習。他以定型計畫的經費,在匹茲堡大學成立了一個新實驗室。他日後回憶說:
定型計畫原定三年完成,但我們的實驗室在第一年年底便把整個問題解決了。後面的兩年只是做證實的工作。我還能做什麼?我可以打這些人耳光,說這些人是笨蛋,笨頭笨腦做事。可是我即使能這樣做也不會想這樣做。他們有他們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這個匹茲堡實驗室也是他日後研究疫苗的好場所。但是它必須三種類型都具備齊全才有用。
而另一項障礙甚至更早便已出現。濾過性病毒不能像細菌那樣在培養皿中培養。一九三五年沙賓嚴重失策,因為他和他在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的同事奧里茲基宣布說,他們的實驗清楚說明這種濾過性病毒只能在活的神經系統組織中成長。雖然他們也很小心,但是他們所用的小兒麻痺症菌種曾經多次通過動物的神經組織——一種減毒的方式——所以,它不再「知道」如何在其他媒介物中生活。
於是,一連多年,這種濾過性病毒只是在由昂貴的實驗用靈長類取得的神經組織中培養。再者,由任何生物中取得的神經細胞都不容易在培養品皿中培養和操作。這些都表示,這種濾過性病毒不易取得,所以研究工作受到嚴格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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