窪添慶文是日本戰後第二代魏晉南北朝政治、制度史研究的重要學者，本書則是他針對此期官僚制「走出自己的一條路」的集成之作。全書運用《魏書》、墓誌銘等一手史料，以嚴謹綿密的考證，針對該時期官僚制的諸多問題提出深刻、極具參考價值的觀點。全書分為「中央與地方官制」、「官僚制的內部」、「官僚制與宗室」三大部分，共收錄作者官僚制相關論文十七篇，另加一篇序章，展現出文獻研究與史料批判所能達到高峰，並為後續的相關研究奠定深厚的基礎。

作者簡介

窪添慶文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碩士（人文科學研究科東洋史），御茶水女子大學文教育學部人文科學科教授，於2007年3月退休；亦曾任立正大學教授、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會長，現為御茶水女子大學名譽教授，公益財團法人東洋文庫研究員。

窪添慶文是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主要研究課題為北朝官僚制（以貴族、異民族、職官為中心），重要著作為《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另有《晉書食貨志譯註》（共著）、〈北魏服属部族小札〉、〈墓志的起源及其定型化〉等。

【譯者簡介】

趙立新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歷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現為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政治與社會中的權力現象和秩序感，此外關注中國與古代東亞、內陸亞洲的互動。著有《西晉末年至東晉時期的「分陜」政治──分權化現象下的朝廷與州鎮》、《南朝宗室政治與仕宦結構：以皇弟皇子府參軍為中心》，及〈南朝士人起家前的名聲與交遊〉、〈《金樓子．聚書篇》補注〉、〈平壤安岳三號墓（冬壽墓）的研究回顧〉等論文。

凃宗呈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東吳大學歷史系兼任助理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現任成功大學歷史系專案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死亡與喪葬文化史、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史。著有〈東晉南朝士族的墓葬文化初探：以南京地區單室磚墓與隨葬品為中心〉等論文。

胡雲薇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古士人史、社會文化史。著有〈千里宦遊成底事，每年風景是他鄉：試論唐人的宦遊與家庭〉、〈初唐士族與文學關係初探：以李嶠為例〉、〈聞哀小考〉等論文。

魏郁欣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畢業，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修士課程（前期博士課程）修了，專攻中國明清史和宗族史。目前就讀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後期博士課程。

呂雅婷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現為國中教科書歷史科編輯。

何源湖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暨日本語文學系畢業。譯有《明治維新》、《日俄戰爭的時代》等書。

黃胡群

國立臺灣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學士，東吳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專長為中國中古時期的政治史與宗教史，碩士論文題目為《祈福與教化：唐代儒家官僚推行地方祭祀的理念與落實》。

名人/編輯推薦

名家推薦

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研讀本書：政治制度的最主要表現是官僚制，而拓跋氏如何從部落結構轉換為官僚制更是歷史學探究的重點。「議國號」只能看出北魏「中國化」的意志，但制度如何落實及其轉折更是歷史學的興趣所在。從官僚制的實態可以知道北魏如何「中國」化，以及理解官僚制中的胡族特色。亦即，北魏如何作為「中國」，以及如何作為「征服王朝」。這些部分，請讀者仔細閱讀。――甘懷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推薦序（摘錄）
甘懷真（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窪添慶文教授《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中譯本之出版，應是中國史研究的盛事。我因為一些機緣，成為這本中譯本出版的主要規劃者。我以這個身分，為本書作序。

窪添慶文教授的史學專業，是中國魏晉南北朝史。他曾任高知大學、御茶水女子大學與立正大學教授，目前已從大學教育工作上退休。長期以來，窪添教授是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代表性學者，曾擔任日本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會長，其著作等身，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是展開於各位讀者面前的這本書。

窪添教授於東京大學求學階段（大學部與研究所），即1960年代至1970年代前期，正是西嶋定生教授發展其中國史、東亞世界論並與研究生們組成研究團隊的時期。由於西嶋教授等幾位東京大學的中國史大家的卓越成就，使東京大學成為全世界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重鎮。包括窪添教授在內，當時屬於這個研究團隊中的年輕學者――日文稱作「若手研究者」，其後都在學術舞臺上擅場一方，成為史學界領導人。若以學術分工來說，窪添教授負責魏晉南北朝史，尤其是北魏官制，他從1980年代以來就是日本史學界在這個領域的專家。另舉幾位我認識的學者及其研究領域：池田溫教授之漢唐間律令制研究；金子修一教授之漢唐間東亞世界的國際關係；尾形勇教授之漢代皇帝制度研究；鶴間和幸教授之秦漢帝國形成研究；李成市教授之古代東亞世界中的韓國史研究；平勢隆郎教授之先秦歷史與考古。其中也有臺灣學者，如：鄭欽仁教授之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高明士教授之唐代東亞世界的政治與教育。我無緣參與這個團隊，常想見當時的盛況。

學者間有「東京學派」之說，雖也有異議。無論有無這個學派，東京大學的東洋史研究自創立以來，有非常明顯的學風與特色。我們可以用幾個概念歸納之，即疑古、實證與史料批判。扼要言之，歷史學研究必須建立在文獻解讀的基礎上。任何歷史學的成說，如經學中的說法、從社會科學或民族主義而來的信念，都須通過史料的解讀才能確立或推翻。歷史學研究一定要有史料中的史實，但史料要經過批判才能利用，此即史料批判的研究方法與信念。

對於中國古代史研究而言，史料批判是非常重要的。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研究者仍抱怨史料有闕，但中國古代史的文獻不算少，尤其是官方留下來的著作，如正史。只是這些正史的史料要轉化為史實，必須經過考證工夫，不可以只相信「史料會說話」。《魏晉南北朝官僚制研究》一書主要的史料來源是《魏書》，我們可以說這本書是以《魏書》為基礎所展開的北魏官僚制研究，再擴及整個魏晉南北朝。窪添教授對於以《魏書》為主的相關正史，作出綿密的考證，建構以實證為方法得出新的歷史知識。本書的若干部分也包括了考古出土文物的研究，尤其是墓誌銘，用以證明若干官制。本書日文版出版之後，作者在期刊上發表新論文，主要是以出土文物論證這個時期的官僚制相關歷史，讀者可自行參考。考古出土推陳出新，某些新史料會使本書的若干考證面臨修正必要，這是史學研究的常態，不足為奇。無論如何，本書展現了文獻研究與史料批判所能達到的高峰，並成為其後研究的基礎，我深表推崇與敬意。

至於《魏書》在東京大學的研究，其因緣是1960、1970年代西嶋定生教授在東大發展東亞世界論時，也是江上波夫教授等人的北亞史觀點下的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論大盛時期。北魏的歷史是東亞世界與北亞（或內陸亞洲）的交會，自是討論騎馬民族征服王朝論的重要對象。若要研究北魏史，《魏書》是重要史料，而《魏書》雖列正史，在當時研究的成果卻不多。於是西嶋定生教授在東大組織了「魏書研究會」，由於研究領域之故，窪添教授是該研究會的核心成員。該研究會的成員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是以抄卡片的方法抄錄未經標點的《魏書》中的語彙，在西嶋定生教授的主導下，計畫出版《魏書語彙索引》一書。但世事難料，後來因電腦化與資訊檢索的普遍運用，尤其檢索正史更是便利，這類索引書的實用價值降低了。為紀念西嶋定生教授的功績，魏書研究會仍如約出版該書，只是未料西嶋教授於1998年因病猝逝，出版時間則是隔年的1999年。儘管有些遺憾，《魏書語彙索引》一書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日本學者是如何地毯式的研讀《魏書》，其實功不唐捐，本書就是成果之一。

推動北魏史研究，是我們要翻譯這本名著的目的。從1970年代中期算起約30年，本書代表了這個時代以北魏為主的魏晉南北朝的官制研究。從今天歷史學研究現況來看，本書的討論仍極具價值。近年來，內陸亞洲史研究蔚為一時風潮，騎馬游牧民族、歐亞大陸農牧混合地帶、征服王朝等歷史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進展，名著迭出。這樣的研究當然衝擊了東亞世界論。歷史學研究不是在比誰的大理論是對的，我想西嶋定生教授也不會認為他的東亞世界論是不用隨著研究開展而修正的。其實，他的學生們在這個工作上已作了很多。從東亞世界論的立場上看，作為東亞史與內亞（北亞）史交會的北魏史，當是一個研究重點，值得再推動。

第十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地方官的本籍任用
前言
一、東漢末、三國、西晉時的本籍任用
二、東晉、南朝的本籍任用
三、五胡十六國及北朝的本籍任用
四、隋代的本籍任用
五、地方官本籍任用因素的探討
六、「得鄉情」的分析
七、任用同一家族的考察
八、關於鄉兵的檢討
九、族望的討論
結語

第十一章　四世紀的東亞國際關係──以官爵號為中心
一、五胡十六國的君主稱號
二、五胡諸國所得官爵
三、周邊諸國所得官爵

【第二部　官僚制的內部】

第十二章　國家與政治
前言
一、南朝的議
二、北朝的議
三、目前的三個課題
結語

第十三章　北魏後期的政爭與決策
前言
一、六輔輔政期（太和二十三年四月～景明二年一月）
二、宣武帝（世宗）親政期（景明二年一月～延昌四年一月）
三、孝明帝期之一：于忠專權期（延昌四年一月～九月）
四、孝明帝期之二：靈太后臨朝期（延昌四年九月～正光元年七月）
五、孝明帝期之三：元叉專權期（正光元年七月～孝昌元年四月）
六、孝明帝期之四：靈太后再臨朝期（孝昌元年四月～武泰元年四月）
結語

第十四章　北魏的「議」
前言
二、一、宣武帝、孝明帝時期的議
二、孝文帝親政期的議
三、孝文帝親政前北魏之議
四、北魏前期議的特色
結語

【第三部　官僚制與宗室】

第十五章　河陰之變小考
前言
一、河陰之變的犧牲者
二、免於災難之人
三、元氏擔任府官事例
四、占據中央官的元氏和北族的位置

第十六章　北魏的宗室
前言
一、北魏後期政治史中的宗室
二、北魏宗室的狀況
結語

第十七章　從籍貫、居住地、葬地看北魏宗室
前言
一、在洛陽的籍貫和居住地
二、邙山的墓域
結語

後記
索引

書摘/試閱

序章　日本魏晉南北朝官僚制度的研究（摘錄）

一、

伴隨三公權力逐漸喪失，魏晉以後轉為名譽職；在漢代身處皇帝左右的尚書、中書諸官及侍中，則獨立構成官廳，乃至於唐代的三省制。另一方面，地方長官則掌握了軍事權力並且開府，除了漢代以來已存在的屬官外，尚擁有大量的府官，更以品制取代漢代的秩祿制。因此，魏晉南北朝的官僚制度產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關於此一變化，無論是作為橫跨中國全時代官僚制變遷一環的研究，或純粹處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研究，在中國大陸、臺灣及香港都有大量的著作出版，直到現在仍持續著。反觀日本卻僅有和田清（1942的論文）（以下省略西曆年代的前兩個數字）的出版。山本隆義（68）雖是透過鳥瞰全時代來探討草制機構的實貌及其變遷，但有關魏晉南北朝時代的部分，除了些微提及擔任草制的門下官吏外，其他都是中書省的記述。

和田清（42）的副標題為「特別以中央集權及地方分權的消長為核心」。濱口重國（66）所負責的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的記述並不僅限於官制，還包含田制，並將魏晉南朝一節的標題定為門閥貴族的成立及君主權的衰退，北朝兩節的標題則定為後魏的君主權力與東西魏、北齊、北周的君主權力，以官制與軍制作為標題的僅有一節。亦即該書並非單就官制的制度層面進行敘述，而是試圖在君主權力的實貌中賦予官制地位。這樣的研究方向，不僅和田清（42）採用，也深刻地反映在很多已經出版的個別官僚制研究中。

二、

在日本的魏晉南北朝研究，尤其魏晉南朝研究，是承繼內藤湖南以來，以貴族制為中心發展的。如同谷川道雄所言，此一貴族是以官僚的面貌出現。貴族制的研究與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官僚制研究有著密切的關聯性。自早期的研究以來就對官僚培育體系的官吏登用法表現出興趣，可謂理所當然。岡崎文夫（22）已經就中正評品與九品官制的先後關係，以及後漢末人物品題目與中正制之間的關聯性等進行了考察﹝再次收錄於岡崎文夫（35）﹞。宮川尚志（50、52）鉅細靡遺地追溯中正制度從成立到廢止的經過，並提供中正就任者一覽表之類的基礎史料﹝合為一章後，再收錄於宮川尚志（56）﹞。繼承先前研究成果而出版的宮崎市定（56），則不局限於官吏登用法，不過該書對過去的貴族制研究帶來的重大變革，至今已有眾多學者闡明，故這裡只敘述與官僚制有關的部分。宮崎市定說明了（一）中正官授予的鄉品與九等官品是同時期訂定的；（二）首次任官（起家）的場合，通常會就任比鄉品低四、五等官品的官職，並於官歷的最終階段到達與鄉品相符的官品。如同中村圭爾（93）中所承認的，在對研究者的影響方面，以這兩點最為顯著。因此，關於這兩點的爭論最早開始。

關於（一），矢野主稅（63）認為是先訂立了九品官制之後，才制定鄉品作為希望任官者的適任官職資格。接著越智重明（65a）發表了獨到的見解︰「鄉品是司馬氏在制定州大中正制度時所訂定。」之後於越智重明（74）中提到在州大中正職掌鄉品決定之前，郡中正並未從事鄉品的制定，其職權僅掌管輩與狀的決定。關於（二），矢野主稅（63）根據眾多的事例主張鄉品與起家官品並沒有宮崎市定提到的直接對應關係，鄉品是表示可能的任官範圍。宮崎市定的意見是官品由鄉品來決定，衍生出谷川道雄（66）認為貴族的身分、地位，在根本上是透過鄉黨社會的地位、權威而決定，王朝僅是其承認機構而已的解釋。相反地，矢野主稅的論述則是指出在官職敘任上，皇帝權力側擁有的裁量權空間。因此矢野主稅（65）分析在魏晉之際被認為是專掌一切任用升進的吏部尚書的權限，及其日後的變遷。另一方面，越智重明更嚴謹地比對宮崎的鄉品與官品的關係，並提出了族門制的見解。從前述的越智重明的鄉品制定時期的見解來看，鄉品的制定是在州大中正制成立後的事情，越智重明（65b）主張在取得鄉品一二品、三四五品、六至九品後，產生了分別從五六品、七八九品及流外起家的甲族層、次門層、後門層，以及與官界無緣的三五門層的四個階層類別，而此一見解在日後的各種場合中被加以修正，趨於完備。其中亦包含了越智重明（79），以族門制觀點來探討非各門類的賢才登用制度中、在宮崎市定之後就無人提及的秀才、孝廉。

以上爭論，起因於對於九品官人法歷史性質理解上的差異。而如何掌握鄉品的性質這點，則更密切地突顯了對九品官人法的性質乃至於對貴族制理解上的不同。有關這點及此後的共同體論爭，請見中村圭爾（93），本章割愛不談。

1970年代最初的激烈共同體論爭，由於身為當事者之一的重田德驟逝而告終，此後相關研究個別分散化直至今日。招致這種情況是繼魏晉南北朝史的核心學者宮川尚志、宮崎市定、矢野主稅、越智重明、谷川道雄、川勝義雄、堀敏一等人之後登場的下一輩年輕學者的責任。但是從1970年代起出現的年輕一輩，他們根據自身的問題意識所進行的研究，出現先前所未有的廣度及深度。首先來看看其中與前述爭論有關的研究。

谷川道雄提出為什麼貴族要採取官僚樣貌的問題後，正面回應此一問題的是中村圭爾首次於1973年提出，之後相繼發表的一連串研究，並且彙整成中村圭爾（87a）一書。中村圭爾認為以官僚貴族為中心來分析其與皇帝權力的關係，以及將官人式樣貌視為表面的現象，並從鄉黨社會中尋求其存在根源的兩種分析方法，最終應會交錯在一起。故中村圭爾設定了將皇帝權力置於光譜兩極的一端，另一端為鄉黨社會的分析角度，藉以思考作為雙方媒介的身分制。換句話說，就是把鄉里社會身分表現的鄉品、清濁投射在本來希冀達成皇帝一元支配且為階層性身分秩序基準的九品官制上，並從此一觀點嘗試理解九品官制貴族化的過程。譬如，宮崎市定談過，升進原本應該是依據官品的序列，但由於官職出現了清濁的區分，使得升進受到妨礙並產生班制。中村圭爾根據豐富的事例，呈現出梁武帝改革之前的南朝，甲族、次流、濁官等階層的官歷都是已經決定好的，而官人是在自己階層的官位階級（班）中一步一步地爬升，同時這意味著官位喪失作為官職的實務性以及官僚身分的標幟化。中村圭爾的重大貢獻是如實地表現出「貴族的官制」性格的班制之具體面貌。筆者對於次流、濁官的升進官歷，可以由於某種緣故就任關鍵官職後，就能夠邁向更高階層的官歷的意見深感興趣。因為這呈現出官僚側面可能性。而這與官人如何晉升到另一階段的問題連結在一起，雖然中村圭爾（87b）認為這表示作為人事升遷基準的「資」取代以往的品、狀開始發揮作用，但尚欠缺具體性，這點的釐清則如後述，須交由下一代學者來完成。

與中村圭爾用一樣的問題意識來分析人事決定的構造是葭森健介（87、95、99）。透過中正向官僚機構反映鄉里的意向，而皇帝則握有最終的人事裁定權。在此之間，尚書省吏部會將鄉里的意向與相關官職所必需的資質進行比對後，向皇帝推薦。在這樣的結構中，為何會貴族化？這不是單純的體系問題，而是存在於具體的政治過程之中。也就是說在從曹魏到西晉的兩次政治對抗結構中，吏部官僚推行的人事政策才具有重要的意義。或許上述介紹方式太過單純化葭森健介的看法，葭森的想法更進一步推展了過去在中正官授予的鄉品中找出貴族化動機的看法，所以此一中正、吏部、皇帝的分析角度相當重要。

繼承越智重明族門制構想的野田俊昭，則相繼撰寫以天子支配權力與甲族之間競爭的核心為基礎來捕捉官位改變及家世變動樣貌的研究論文。作為處女作的野田俊昭（77）闡明掌握政策立案上奏權的尚書省，其上奏是經過天子裁示才成為政策，藉此說明該省是魏晉南北朝的政治中樞，因而受到重視。同時顯示出貴族是藉由獨占尚書省各官職而能夠發揮其政治權力，但被認為是代表以往貴族政治權力的門下省，則由於日後天子任用其側近的寒人，而與尚書省的案奏權形成對峙的獨特見解。此後，野田俊昭還認為尚書省吏部是依據家世的階級制度來行擬官，而支撐吏部機能的是州大中正及大中正所掌握的清議，並進行與前述為同一系列的一連串研究。筆者對野田俊昭（00）中，認為家世的變動在本質上並未連結官制要件的意見有深厚的興趣。所謂官制要件是指︰即便為次門，若是就任三品以上官職，則一律給予甲族的家世。野田俊昭雖然直接批判越智重明重視此一要件的看法，但與前述中村圭爾所述官僚的側面意見有所關聯。另外，魏晉南朝官僚制之中官職地位與清濁區分，成為課題的也很多。關於中央官職，以宮崎市定（56）為首的眾多研究都處理過，地方官職部分卻談得不多，而野田俊昭（90）說明郡太守的官位發生分化以及太守之中也出現了清濁的區分。

雖然學界普遍認知到南朝的地方分權傾向，越智重明（53a、55、61a）從州鎮長官強大的人事權，以及因此而生的州鎮長官與僚屬之間私的結合關係，甚至從士兵私兵性格強化來探求其原因的同時，一併舉出州鎮擁有商稅、屯田收入等財政上的主要原因。由於皇帝方面的州鎮對策是必要的，所以一般認為典籤的派遣是其方法之一。但越智重明認為其僅限於監察、監督的權限，並不能發揮預期功效，採取了主要還是端看皇帝與個別地方長官之間關係如何的保守見解。相較於此，川合安（88a）討論梁武帝改革中，設置控管國家貨幣收入的太府組織及機能，則認為太府設立前後，商稅都不是地方稅；川合安（86）並且認為宋孝武帝以後，雖然皇帝權力強化了想要透過派遣臺使、強化臺傳以及運用親近的財務官僚直接掌握國家財政的態勢，但其意圖卻無法充分達成，反而強烈地展現出皇帝個人權力強化的氛圍。川合安與越智重明對於皇帝權力的著眼點雖然一樣，最後達到的理解卻不同。況且，在川合安之前的中村圭爾（84）已經釐清了作為南朝財務機構的臺傳活動，說明臺傳直屬御史臺管轄，朝廷企圖透過它來統御地方。如同上述，將與財政機構有關的研究從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之中來理解的傾向很強烈。

作為個別的官職研究，越智重明（83）釐清御史中丞主要職務奏彈的實貌，該文認為中丞是維持天子支配權力的存在，乃上級士人階層所任官職，故其奏彈是以維持士人階層的社會秩序為目的。相較於此，川合安（88a）則提到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雖由士人擔任，任務是對百官的非違糾彈，但身為國制維護者的他們，也時常掣肘皇帝權力，而由下級士人擔任的侍御史卻展現出支持皇帝的傾向，因此認為御史臺中存在兩種性質迥異的體系。曹魏時誕生的散騎常侍系列的各官職，最終形成散騎省，下倉涉（96）認為其過程與後漢皇太后及外戚復權的政治展開有深刻的關聯性。

另外，雖然贊同矢野主稅的寄生官僚制論的學者很少，不過無論是否認同寄生官僚制，官僚俸祿問題是相當重要的。中村圭爾（79）從稀少且分散的史料來分析，描繪出制度面上俸祿的樣貌。依據他的結論，俸祿並不能具有大致上保證衣食無虞的明確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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