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明中國現代史1912-1949（簡體書）

★歐洲著名中國學專家馮客代表作品，一部展現開放時代風度的民國史。

★摒棄“以革命視角解讀近代史”的普遍觀念，從開放的角度，全新詮釋民國史。

★篇幅簡練，內容精緻，深度還原混亂、戰事之外的民國氣象。

 

民國時期（1912-1949），特別是國民黨掌權之前的北洋時代（1912-1928），向來被視為混亂的時代，是現代中國從革命到現代化的“過渡階段”。
本書以“開放”為主題，討論了“開放的治理”“開放的疆界”“開放的思想”和“開放的市場”，從而指出中國在民國時期是如何與現代世界緊密接軌。作者從這個角度重新詮釋民國史，篇幅雖短，但內容精到，是一本難得的“名家小書”。

作者馮客（Frank Diktter），荷蘭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最初在瑞士日內瓦大學受訓成為中國學專家，其後在倫敦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獲博士學位，現為香港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著有《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近代中國的犯罪、懲罰與監獄》等。
譯者陳瑤，廈門大學歷史系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教于廈門大學歷史系。

★歐洲著名中國學專家馮客代表作品，一部展現開放時代風度的民國史。
★摒棄“以革命視角解讀近代史”的普遍觀念，從開放的角度，全新詮釋民國史。
★篇幅簡練，內容精緻，深度還原混亂、戰事之外的民國氣象。
 

第一章 導言 1
第二章 開放的治理 11
第一節 層累的治理 14
第二節 參與性政治 24
第三章 開放的疆界 41
第一節 “中國人” 44
第二節 “外國人” 53
第四章 開放的思想 69
第一節 國際化的中國 72
第二節 多種語言的知識 77
第三節 宗教信仰多樣化 86
第四節 藝術 93
第五章 開放的市場 105
第一節 經濟增長 109
第二節 鄉村景象 112
第三節 物質文化 116
第四節 交通運輸 121
第六章 結論 127
延伸閱讀指南 133
索引 147
注釋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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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開放的治理
傳統觀念有時對民國政府持有兩種互不相容的評價：第一種是描繪其令人絕望的腐敗、軟弱、破碎的形象，認為它難以集全國之力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也不能給社會帶來一定的穩定；另一種是把民國政府看成是壓迫性的，即便不完全是法西斯，也是軍國主義的，它殘酷壓榨貧困的農民、攫取私人財產、損害經貿關係、操控貨幣流通、壓制反對派的聲音。這兩種觀點都是試圖從1949年的視角來解釋這個時代。與之相比，本章的論述將表明，縱觀民國始終，中央政府雖然表現得相對軟弱無力，但不論是從政治信念、行政實踐還是政府人事方面來看，1904到1949年，民國政府在政治治理上的一貫性都可圈可點。與本書其他部分的基調一致，本章也表明，1949年之前的幾十年，開放的治理、政治參與和政治多樣性，遠比我們通常理解的更為顯著。1949年之前的中國，因為遭受眾所周知的統治危機，並不是一個典範的共和國，但比起同時期歐洲的一些同類政權，它在政治上更為民主。
第一節 層累的治理
一、“軍國主義”和聯邦主義
“軍國主義”，特別是“軍閥統治”，一直被斷定為政治分裂的主要勢力之一。這不僅體現在通常被稱為“軍閥混戰時期”的1916至1927年，而且貫穿了整個民國時期。這種想當然的論述相當流行，以至於術語“軍閥統治”經常被當作“現代中國”的同義詞：1916年結束其統治的袁世凱被稱為“第一個軍閥”，1949年逃往臺灣之前的蔣介石被稱為“最後的軍閥”。如果要作任何關鍵性的辯論，首先應該弄清“軍閥”一詞本身的起源，與其說它屬於學術性的分析範疇，還不如說它是一個充滿政治色彩的表達。正如林蔚（Arthur Waldron）在一項詳細的研究[1]中表明的，“軍閥”是一個相對較新的概念，它不僅受到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嚴重影響，如卡爾•李蔔克內西（Karl Liebknecht）和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等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就將“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聯繫起來，而且20世紀20年代許多反軍閥的政治宣傳也來自蘇聯，其中還包括伯里斯•葉菲莫夫（Boris Efimov）頗具影響力的漫畫。這些形象最初被國民黨用來抹黑那些在1924年開始的北伐期間主張聯省自治的省長，轉而被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們用來批評在1927年掉轉槍口指向以前盟友的蔣介石，他們將他描繪成“國民黨的新軍閥”之一。黃文農之類的本土畫家則創作出將“外國帝國主義”與“國內軍閥主義”聯繫起來的通俗漫畫。這些宣傳進一步傳播了具有高度煽動性的“軍閥主義”概念，用一種簡單醒目的方式，呈現了民國時期急劇變化的複雜政治格局。從愛德格•斯諾（Edgar Snow）（他頗具影響力的書《紅星照耀中國》，為促進共產主義宣傳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到“二戰”之後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首席專家費正清，漢學家們都發現“軍閥主義”的概念非常適用，以至於迄今為止幾乎沒有遭到過質疑。
如林蔚所說，“軍閥”一詞在從歐洲舶來中國的過程中，其意義發生了改變，因為中國的大多數評論家都輕視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明確論述過的經濟決定論。相反，他們將其理解為通過武力奪取權力：即摧毀“軍閥主義”要依靠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如一個強勢的政黨，而非階級鬥爭或經濟改革。如此一來，這一價值判斷反而加強了對“軍閥”一詞的運用。也就是說，一個強大的國家是令人嚮往的，主張各省獨立的省長是現代化的阻礙，而整個時代都是“四分五裂”的。結果，對強大而統一的國家的信念能夠公開表達，而在聯邦制框架下的聯省自治思想則被邊緣化。像胡適這種對民族主義思想持批判態度的知識份子領袖占極少數。他明白混亂並非“軍閥”造成的，相反，無序狀態乃是由上層主張嘗試用暴力統一全國而引起的。胡適主張，在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裡，不論中央施加的命令多麼強硬，終究會製造分歧；他相信有序的地方自治能夠將整個國家緊密結合起來。
“軍閥主義”的觀念也一度使聯邦主義思想變得模糊混亂，即使後者在1895年之後迅速流行起來，並且在20世紀前幾十年，持續吸引著一大批學者和政治家，譬如孫中山。1911年年底在南京通過憲法組織起臨時政府的共和國代表者，顯然是將美國式的聯邦政府視為可以追隨的典範。20世紀20年代，聯邦主義運動強調地方自治是民治政府的同義詞。地方自治被視為自治各省建立聯邦政治的堅實基礎。湖南省頒佈的憲法規定通過普選來選舉省長，這一規定得到浙江、廣東、雲南和四川等省在類似檔中的效仿。謝諾（Jean Chesneaux）在研究聯邦主義運動之後評價道：“美國的影響非常明顯：要求有獨立的司法，也要求有彈劾和罷免的程式。公民同時擁有制定法律的權利，即瑞士模式（Swiss fashion），以及申請集會的權利。”[2]然而，真心實意支持聯邦制的省長們被當作純粹的“軍閥”免職，如湖南的譚延闓和浙江的盧永祥。[3]陳炯明追求建立聯邦政府，在1921至1922年試圖實現廣東省自治之前，他就宣告反對民族主義的信條。1923年被國民黨罷免後，他一直受到追捕，直至去世。在蘇聯的幫助下，國民黨在廣州建立起陸軍軍官學校，通過“北伐”以武力統一了中國。它把自己的敵人都稱作自私自利的“軍閥”加以譴責，並宣稱聯邦主義純粹是軍國主義者想要佔有權力的遁詞。蔣介石的革命軍經過蘇聯的武裝和訓練後，在北伐中橫掃擁護聯邦制的武裝力量。到1926年，各省憲法、省級和地方議會，以及地方自治組織和幻想建立聯邦政府的相關活動，不再受到鼓勵和提倡。[4]
即使我們摒棄“軍閥主義”觀念帶來的曖昧的政治價值觀，並承認一些省長的確是真誠希望建構一個聯邦政治的結構，但在中央“黷武主義”的前提下，各省的軍事實力是如何強大的？這一問題仍需得到解釋。首先，我們應該戳穿帝國主義勢力通過向地方“軍閥”售賣軍火以分裂中國的謊言。因為從1919到1929年，明確實行武器禁運的同樣是這些帝國主義勢力。這個政策的設計初衷是為了幫助當時的北洋政府，但自從蘇聯開始幫助國民黨在廣州建立一支現代化軍隊，蔣介石得以在1926到1927年統一中國，這項政策就被廢除了。[5]其次，雖有“軍隊人數激增”和“漫長的戰爭”之類的誇張說法，但據湯瑪斯•羅斯基（Thomas Rawski）的粗略估計，軍費開支在1912年之後雖然顯著上升，但也僅僅達到20世紀30年代財政總支出的4%。這與20世紀50年代其他一些國家在軍事活動上的開銷差不多，如巴基斯坦、澳大利亞、比利時、泰國和挪威，然而它們從沒有被看成是“高度軍事化”的國家。與民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相比，其軍事規模並不算大。現有的最可靠的統計資料表明，1933年，15至44歲之間的男性中，只有不到2%的人參軍。蔔凱（John L. Buck）主持過一項極其廣泛而詳盡的鄉村社會調查，其結果證實，只有不到1%的農村受訪者說其家庭主要收入是來自服兵役。有的人可能會認為農民並沒有從軍隊中獲得經濟收入，相反卻受盡其蹂躪。然而，除了軍隊喜歡沿著鐵路行進，以及鐵路沿線的地區在農產品輸出、地價和人口總數穩固增長這些事實之外，[6]蔔凱訪問的散居在上百個村子的農民，都沒有將戰事視為饑荒的主要原因：他們有266次提及乾旱是饑荒的一個原因，127次提到洪水，54次提到蟲災；戰爭僅僅被提到18次，接近於霜凍（11次）和風災（10次）的次數。[7]
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說明，為何規模龐大的軍隊血染民國的景象是歪曲事實的。戰爭確實是殘忍血腥的：在1924年的北伐中，地雷、戰壕、炮兵部隊、裝甲列車、海軍戰艦和軍用飛機，造成了廣泛的暴力和混亂，使得大部分的民眾變成國家主義者，推動了國民黨在1927年走向權力中心。正如林蔚令人信服的論證：決定民國歷史發展的要素，並不是階級或意識形態，而是戰爭及其不可估量的、充滿極大偶然性的結果。[8]然而，財政和地理上的局限，還是限制了軍隊的規模、武器的數量和品質，以及軍事動員持續的時間。湯瑪斯•羅斯基統計了1917至1930年間，主要戰役中的傷亡人數，具體說來大概有40萬人，這是非常龐大的數字。但比起發生在中國的其他衝突，這還算是一個較低的數量。[9]為什麼這個資料從來不會被與19世紀中期的起義*及其鎮壓所導致的2000萬到3000萬的死亡人數相比較？正如胡適在支持地方自治的論爭中早已提到的，可能是因為這種比較難免會引出一個結論，即像帝國一樣，用暴力維持一個龐大國家的統一，可能會導致高死亡率。民國時期仍然與晚清無異，部分地區的搶劫和匪患確實頻發，但不論是當時的農民在性質上的估計，還是歷史學者事後在數量上的估算，“黷武主義”都不是造成窮苦的主要原因。
再者，軍事政權不見得就是不穩定的。許多軍人控制下的地區保持了多年的相對穩定。如湯瑪斯•羅斯基在他的分析中強調，民國時期“軍閥”對整體經濟並沒有實質性的負面影響（關於這一點詳見下一章）。僅舉山西的閻錫山和奉天的張作霖為例，他們建立起軍事穩定和政治強大的政權，在這些地方，商人團體得到周全的保護：因為軍費開支有賴於地方的經濟繁榮，賦稅過重則危及重要的收入來源。軍閥必須與有權勢的商人團體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為商人能夠通過聯合抵制來顯示他們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通過離開這一地區來逃避不合理的財政要求。例如在1927年，商會和銀行協會迫使廣州軍隊撤銷了增加稅收的政令，威脅將破壞軍隊賴以生存的紙幣。[10]關鍵性的一點是，大部分軍閥控制地區的行政管理權，仍然掌握在地方家族、商人團體和大學畢業生等市民精英手中。1931年，超過半數的縣長在高等教育機構（包括法律及行政的專科學校）受過教育。五年之後，省市行政結構中的所有高層人員，大部分都是大學畢業生，其中三分之一擁有外國大學的學位，而擁有軍事背景的行政官員則是極少數。[11]在縣市一級，1914到1927年恰好是地方精英只關心建設自己地盤的時期，因為沒有省政府或者全國政府爭取他們的關注：這是里諾爾•巴坎（Lenore Barkan）和邵勤（Qin Shao）通過對如皋和南通兩個地方進行調查瞭解到的情況。但在其他地區，這種現象更為普遍，在水利建設、教育、修建公路、電氣化、小規模企業和慈善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進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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