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戊戌政變
一、「借才」與「合邦」之議
（一）何謂「借才」、「合邦」？
（二）伊藤博文來華時的「借才」之議
（三）「借才」之議的反對者
二、政變前後
（一）譚嗣同密會袁世凱
（二）英日與俄國開戰的謠言
（三）伊藤博文晉見與「借才」、「合邦」計畫的準備
（四）先發制人：慈禧太后的政變
（五）日本、英國的角色
三、政變的得與失
（一）韓國的「合邦」經驗
（二）極端保守派的抬頭
本章小結

第五章結論

附錄一：
一、洪汝沖〈呈請代奏變法自強當求本原大計條陳三策疏〉
二、〈掌廣西道監察御史楊崇伊摺〉
三、〈山東道監察御史楊深秀摺〉
四、〈掌山東道監察御史宋伯魯摺〉

附錄二：《大東合邦論》與《大東合邦新義》互校記－兼論晚清「合邦」論在中國的發展

附錄三：讓史料證明，讓證據說話－評介林華國教授《歷史的真相－義和團運動的史實及其再認識》

徵引書目

書摘/試閱

第一章序論

一

什麼是歷史？筆者認為，歷史是以往的人、事、物，以及對這些人、事、物的記載與研究。以往的人與事，已經一去而不復返，以往的物（大到建築、古蹟，小到各種文物、骨董）能夠保存流傳到今日者，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因此，我們歷史知識的主要來源，並不是直接接觸以往的人、事、物，而是從歷史的記載中，得到各種歷史知識。歷史記載的形式，包羅萬象，包括了書籍、影視、電腦及其他媒體，其中以書籍為最主要的形式；歷史書籍中記載歷史的方法，又包括了文字、繪畫、相片等，當中又以文字記載為最主要的方法。只要書中記載的內容，是以往的人、事、物，則此書便可算是一部歷史記載。
然而，我們所閱讀的歷史書籍，能夠完全呈現客觀的歷史真相嗎？歷史記載的內容，都是正確無誤的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歷史的記載，或史料本身已經殘缺不全，或由於撰述者能力的限制，或受到撰述者主觀意識有意無意的影響，使得歷史記載當中，缺漏錯誤之處層出不窮。因此，需要歷史研究者進行研究，透過研究，將歷史記載中的缺漏之處加以補充，將錯誤之處加以釐清，把不清楚的地方弄得更清楚；透過研究，不斷更新歷史的記載，即使百分之百的歷史真相永遠不能達到，但能往此一方向前進一小步，便是進步。歷史學便在記載與研究不斷的互動當中，得到提升與發展。
說到歷史的記載，「戊戌變法」與「戊戌政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各種介紹中國近代史的書籍中，不可或缺的一章。光緒二十四年（1898）的戊戌變法，在康有為等人的主導與光緒皇帝的支持之下，推行了一百多天，最後在慈禧太后發動政變重新訓政的情形之下，變法以失敗告終。
對於戊戌政變發生原因的解釋，最常見的是「守舊派、變法派對立」的說法，這是從當時的政治結構進行分析，屬於較宏觀的歷史解釋。此說認為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越來越衰弱，思想先進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了救中國，主張變法維新，光緒皇帝受其影響，因此下詔「更新國是」，正式開始變法；然而變法進行了一百零三天之後，保守、守舊、頑固、反對改革的慈禧太后，突然發動政變，軟禁光緒皇帝，逮捕變法派官員，殺害戊戌六君子，導致康、梁逃亡海外，戊戌變法徹底失敗。這一種將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守舊派反撲的說法，由來已久，在戊戌政變發生之後不久，這種說法即已十分盛行。例如康有為的弟子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認為政變的總原因有二端：「其一由西后與皇上積不相能，久蓄廢立之志也；其二由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梁啟超並且列舉了十四條戊戌變法期間守舊派對變法改革阻撓反撲的實際例子，茲略舉其中數條如下：
二、同（三）月，梁啟超等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書達於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轂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偏播謠言，幾被毆擊。
三、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啟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而彼中守舊黨人疾之特甚，屬遣人至北京參劾。於是左都御史徐樹銘、御史黃均隆相繼入奏嚴劾，皇上悉不問。而湖南舊黨之燄益熾，乃至鬨散南學會，毆打湘報主筆，謀燬時務學堂，積謀數月，以相傾軋。
四、於四月二十三日，皇上下詔定國是，決行改革，于是諸臣上奏，雖不敢明言改革之非，而腹誹益甚。五月初五日，下詔廢八股取士之制，舉國守舊迂謬之人，失其安身立命之業，自是日夜相聚，陰謀與新政為敵之術矣。禮部者，科舉學校之總匯也，禮部尚書許應騤百計謀阻撓廢八股之事，於是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劾之，許應騤乃轉劾康有為。皇上兩不問。
五、先是，二月間，康有為上書大陳變革之方，大約以革除壅蔽、整定官制為主義。請在京師置十二局，凡局員皆選年力精壯、講習時務者為之。書既上，皇上飭下總理衙門議行。…當五月間，大臣屢駁此書，皇上屢命再議之時，舉京師謠言紛紜，不可聽聞，皆謂康有為欲盡廢京師六部九卿衙門。彼盈廷數千醉生夢死之人，幾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實康不過言須增新衙門耳，尚未言及裁舊衙門也，而訛言已至如此，辦事之難，可以概見矣。…
六、皇上自四月以來，屢次所下新政之詔，交疆臣施行。而疆臣皆西后所擢用，不知有皇上，皆置詔書於不問，皇上憤極而無如之何。至六月初十日，乃下詔嚴責兩江督臣劉坤一、兩廣督臣譚鐘麟、直隸督臣榮祿。又將督撫中之最賢而能任事之陳寶箴，下詔褒勉，以期激發疆臣之天良，使有所勸懲，稍襄新政。不意各疆臣怨望益甚，謗讟紛起，而頑固之氣卒不少改，惟嫉視維新之臣若仇敵耳。…
八、至七月間，候補京堂岑春煊上書請大裁冗員，皇上允其所請，特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常寺、太僕寺、大理寺、及廣東湖北雲南巡撫、河東總督、各省糧道等官裁撤。此詔一下，於是前者尸位素祿、闒冗無能、妄自尊大之人，多失其所恃。人心皇皇，更有與維新諸臣不兩立之勢。
九、支那之大弊，莫甚於上下壅塞，下情不能上達，至是皇上屢命小臣上書言事，長台不得阻抑。乃七月間，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請上遊歷外國，禮部堂官等不為代達。皇上震怒，乃將禮部尚書懷塔布等六人革職，賞王照以四品京堂，是為皇上初行賞罰之事。此詔一下，維新者無不稱快，守舊者初而震恐，繼而切齒。於是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於西后前痛哭，而愬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於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皇上於二品以上大員，無進退黜陟之權，彼軍機大臣及各省督撫等屢屢抗旨，上憤極而不能黜之，此次乃僅擇禮部閒曹無關緊要之人一試其黜陟，而大變已至矣，皇上無權可勝慨哉！
十、皇上至是時亦知守舊大臣與己不兩立，有不顧利害、誓死以殉社稷之意，於是益放手辦事，乃特擢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四人參預新政。…自是凡有章奏，皆經四人閱覽；凡有上諭，皆由四人擬稿。軍機大臣側目而視矣。
由梁啟超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戊戌變法時期，主張改革的光緒皇帝和變法派官員，與奉慈禧太后為領袖的守舊派官員之間，對立衝突甚為激烈；而戊戌政變的爆發，就是守舊、變法兩派衝突的最後結果。又如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一書亦謂：
時榮祿唯以私恨嫉帝與康、梁，而變法當否，非所厝意。剛毅則疼心疾首於新政，必盡罷之始快，力為后言之。然如復八股文、弓矢等，后初尚不納其請，嗣知有為等為外人所庇，而洋報譏己尤切，於是遷怒新政，以為中夏不應反師蠻貊，凡七月前所更法制，舉復其舊。
費行簡的說法，也強調守舊派官員榮祿、剛毅等人反對新政，是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的主要原因。不過，費行簡指出當時康有為「為外人所庇」，但是卻語焉不詳，沒有明確說明當時康有為與「外人」有何關聯，這是該書不足之處。
無論如何，戊戌政變肇因於守舊派與維新派的衝突，幾乎已成為中外史家之定論。例如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一書中，認為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光緒皇帝為一個性軟弱、富傷感而無經驗閱歷之青年，不足當旋乾轉坤的重任；且用康有為此一無名義無權位的不相干人，來指揮操縱全部政治的徹底改造，其事自不可能；而變法之政令太驟，主張速變全變，而無一個按部就班切實推行的條理與方案；再加上政治上舊勢力尚相當濃厚，足以阻礙革新運動的進展，滿州親貴與一輩舊官僚，依附於慈禧太后之下，將皇帝之革新事業，全部推翻。李劍農先生在《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認為，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有三層，一為慈禧太后不肯放棄權勢，二為康有為的維新學說褻瀆了儒家聖典，觸犯了一大部分經生文人的眾怒，三是變法的進行，打破了許多人的固定飯碗和得飯碗的機會。湯志鈞先生在〈戊戌變法時清朝統治階層內部各派系的分析〉一文中則說道：「頑固派與洋務派之間雖有矛盾，但是反對真正改革則是一致，當他們看到新政頒行，影響到自己的利益時，於是結合起來，共同破壞維新運動。」又說：「帝、后兩黨之間的衝突，也就日益尖銳了。但帝黨只有起草上諭權，而后黨則有軍政實權。頑固派和洋務派在與帝、后兩黨衝突過程中已經相互結合，他們又掌握著實際權柄；而帝黨與維新派的結合基礎原不鞏固，又無實權。因此，在衝突過程上，帝黨雖曾似獲優勢，但后黨正在從容布置，待機而動，帝黨來不及準備，變法失敗。」美國歷史學者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等人編寫的《劍橋中國史．晚清篇》也說道：「百日維新使朝廷中分裂成兩個不相融的派系，皇帝與一小群急進的年輕改革者是一派，皇太后和整個政府官員為另外一派。」余英時在〈戊戌政變今讀〉一文中則認為：戊戌變法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則是國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間的衝突，在守舊派眼中，變法即使有利於中國也將不利於清王朝的統治，這是戊戌變法失敗的總關鍵；戊戌變法的一個最直接的後果便是滿族統治集團忽然警覺到，無論變法會給中國帶來多大的好處，都不能為此付出滿族喪失政權的巨大代價，不能為了變法讓政權流散於被統治的漢人之手，開國會、立憲法則必然導致滿人不再能控制政權，他們享受了兩百多年的特權和既得利益便將從此一去不復返了。守舊派與變法派的衝突導致了戊戌政變的發生，似乎已成為我們解釋戊戌政變的主要觀點。
然而，戊戌政變的原因果真是如此嗎？根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引述宦官寇連材之言：
西后（慈禧太后）待皇上，無不疾聲厲色，少年時每日訶斥之聲不絕，稍不如意，常加鞭撻，或罰令長跪，故積威既久，皇上見西后，如對獅虎，戰戰兢兢，因此膽為之破，至今每聞鑼鼓之聲，或聞吆喝之聲，或聞雷輒變色云。皇上每日必至西后前跪而請安，惟西后與皇上接談甚眇，不命之起，則不敢起。
按梁啟超所言，光緒皇帝非常畏懼慈禧太后，不敢違逆慈禧太后之意。如果慈禧太后反對變法，認為變法是破壞祖宗家法的悖逆之舉，只要把光緒皇帝叫來申斥一番，變法就立即結束了，何必讓光緒皇帝「胡鬧」一百零三天，容忍光緒皇帝拿國家大事、祖宗家法當兒戲呢？此外，慈禧太后曾主導自強運動，推行洋務（見本書第三章第二節），對於變法維新，真的難以接受嗎？
慈禧太后果真反對變法嗎？這是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的問題。

二

關於戊戌政變的另一種解釋，則是「袁世凱告密」之說，這是從具體的個人與事件進行分析，屬於較為微觀的歷史解釋。據費行簡《慈禧傳信錄》一書記載：
（康有為）聞（譚）嗣同言，奮然曰：「與其逐（榮）祿，曷若禁后，吾保國會會友袁世凱，方治兵小站，是人敏銳敢任事，可引其以兵守頤和園，然後諫后勿干外政。」啟超及其弟廣仁偕發小站說世凱，世凱陽諾之，而私念董福祥、宋慶等皆擁重兵駐畿甸，苟妄舉必受夾攻，而有為等書生不足共謀，遂至津告密於祿，謂奉帝手詔，令錮后殺祿。祿大驚曰：「子意云何？」世凱曰：「特以告公者，欲破奸謀，衛慈聖耳。」祿感極，即囑世凱守津，而自乘火車微服入京，奔頤和園告變。
根據費行簡的說法，梁啟超與康廣仁赴小站遊說袁世凱，而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的原因，係由於袁世凱向榮祿告密，榮祿夜奔頤和園告變所致。不過，費行簡的說法錯誤之處甚多，根據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的記載：
（八月）初三日夕，君（譚嗣同）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故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與董（福祥）、聶（士成）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上之條理甚詳。
梁啟超的記載與費行簡不同，遊說袁世凱的人是譚嗣同，而非梁啟超與康廣仁；且遊說的地點不在小站，而是在北京的法華寺；譚嗣同要求袁世凱做的事，為誅殺直隸總督榮祿，未及其他。然而，袁世凱本身的說法，又有不同，袁世凱〈戊戌日記〉記載：
（八月初三夜）正在內室秉燭擬疏稿，忽聞外室有人聲，閽人持名片來，稱有譚軍機大人有要公來見，不候傳請，已下車至客堂。急索片視，乃譚嗣同也。余知其為新貴近臣，突如夜訪，或有應商事件，停筆出迎。渠便服稱賀，謂有密語，請入內室，屏去僕丁，心甚訝之，延入內室，敘寒暄，各伸久仰見晚周旋等語。…譚云：「外侮不足憂，大可憂者內患耳。」急詢其故，乃云：「公受此破格特恩，必將有以圖報，上方有大難，非公莫能救。」予聞失色，謂：「予世受國恩，本應力圖報稱，況己身又受不次之賞，敢不肝腦塗地，圖報天恩？但不知難在何處？」譚云：「榮某近日獻策，將廢立弒君，公知之否？」予答以在津時常與榮相晤談，察其詞意，頗有忠義，毫無此項意思，必係謠言，斷不足信。…（譚嗣同）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硃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硃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譚云：「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我僱有好漢數十人，並電湖南招集好將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無須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誅榮某，圍頤和園耳。」
按袁世凱所記，譚嗣同要求袁世凱做的事，除了殺榮祿之外，還要袁世凱率兵包圍頤和園，譚嗣同並說自己僱有「好漢、好將」數十人，可進入頤和園「去此老朽」，刺殺慈禧太后，這是袁世凱所記與梁啟超《戊戌政變記》所述的最大差別。譚嗣同遊說袁世凱之後，袁世凱又說道：
初五日請訓，…請安，退下，即赴車站，候達佑文觀察同行。抵津，日已落，即詣院謁榮相，略述內情，並稱皇上聖孝，實無他意，但有群小結黨煽惑，謀危宗社，罪實在下，必須保全皇上以安天下。
袁世凱自己承認，初五日傍晚回天津之後，向榮祿告密，「略述內情」，導致戊戌政變發生。因此，後世許多史家乃至民間通俗歷史作品與戲劇，都將袁世凱描繪為「賣主求榮」的卑鄙小人。
後世學者對於譚嗣同遊說袁世凱，是否包括「兵圍頤和園，殺害慈禧太后」之事，頗多爭論，然而中國大陸學者楊天石〈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后確證〉、湯志鈞〈關於戊戌變法的一項重要史料－畢永年的《詭謀直紀》〉兩文，引用譚嗣同友人畢永年《詭謀直紀》的記載，確認了「圍園弒后」計畫的存在。
然而，「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的說法也值得商榷。根據當時的時間來研判，擔任直隸按察使並且在小站練兵的袁世凱，是在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陽曆9月14日）奉召入京，並在八月初一（9月16日）、初二（9月17日）兩度接受光緒皇帝召見。初三（9月18日）夜，軍機章京譚嗣同密訪袁世凱，說以誅殺直隸總督榮祿、兵圍頤和園等事。初五（9月20日），光緒皇帝三度召見袁世凱，袁世凱隨後離京返回天津。袁世凱向直隸總督告密的時間，最快也當在八月初五的晚間之後，而八月初六（9月21日），慈禧太后即發動政變矣。榮祿如何在一夕之間，將此機密大事報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又如何能在一夕之間佈置妥當？因此，時間的過於緊迫，實為許多史家質疑戊戌政變起因於袁世凱告密這一說法的主要理由。
由時間上來看，慈禧太后在政變前二天，即八月初四（9月19日），即由頤和園返回紫禁城。因此，初四、初五兩天，應該就是慈禧太后的準備佈置時期。如此說來，慈禧太后決心干預變法，甚至不惜發動政變的時間，最遲不會晚於八月初三。而八月初三晚上，譚嗣同才向袁世凱說以殺榮祿等事。可見慈禧決心發動政變的原因，不是袁世凱的告密，應該別有因由，促使慈禧發動政變，結束變法改革運動。
另外，遊說袁世凱「殺榮祿、兵圍頤和園」的譚嗣同，是於政變後三日（即八月初九）才被逮捕。八月初九，慈禧太后以光緒的名義發佈上諭：「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拏解刑部治罪。」若袁世凱告發譚嗣同「圍園弒后」的計畫，是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的原因，則慈禧太后首先要逮捕之人，便是譚嗣同。慈禧為何要等到政變三日後的八月初九，才下令逮捕譚嗣同？袁世凱告密果真是戊戌政變發生的原因嗎？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之說，此又為一可疑之處。
自從光緒皇帝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陽曆6月11日）下詔「更新國是」以來，也許慈禧太后對激進的改革措施有所不滿，慈禧太后也將親信榮祿調任為直隸總督，掌控了北洋的兵權，但是慈禧太后對於變法改革，大體上仍然保持旁觀、不干涉的態度，在頤和園頤養天年，放手讓光緒皇帝進行改革。「守舊派反撲」之說，只是變法失敗後變法派官員及同情變法者的單方面回憶；慈禧太后是否與守舊派官員串連發動政變，缺乏第一手史料的證明。至於「袁世凱告密導致政變」說，也已被前人研究所否定。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慈禧決定發動政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