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文化(二版)

「民族」與「文化」兩名詞﹐乃近代國人所傳譯之西方語﹐但在中國上古實早已有之﹐民族乃中國所謂之「血統」﹐文化乃中國所謂之「道統」。由此民族創造此文化﹐但非此文化﹐亦無由完成民族。中國人主張文化之意義與價 值實更高於民族。本書內分講義與演詞之兩部分﹐書中涵義宏深﹐有仍值今我國人重讀研討之價值。

錢穆（1895～1990年）
字賓四，江蘇無錫人。年十八即任小學教師，歷中學而至大學。先後於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西南聯大、齊魯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江南大學等校任教。1949年，赴港創辦新亞書院。曾先後獲香港大學、美國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博士。1967年，來臺定居，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並任中國文化學院史學研究所教授。1986年，受聘為總統府資政。

賓四先生治學，大抵以史學為核心，廣涉諸經諸子之學，從而擴及中華學術與思想文化諸多領域；其中又以理學最為深刻，自云「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其成就，直接反映了中國近代學術史之變遷。畢生心力鑽研中國古典文獻，即使晚年苦於眼疾，仍著作不輟，冀以喚醒中華民族文化之靈魂，儼然為晚清以來，力抗西方文化洪流之中流砥柱。所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秦漢史》、《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朱子新學案》等八十餘種，俱享譽中外學術界。

增訂版序

余嘗言，「人生」與「民族」與「文化」實三而一，一而三。現象雖可三分，但屬同一本體。中國人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面不可指，不可見，即其體。陽面乃可指可見，斯其用。故言「陰陽」，猶言「體用」。先秦道家則謂之「有無」。凡屬用處可見處，即道家之所謂「有」。凡屬其體不可見處，則道家謂之「無」。其實無處即指其同處，而有處則乃其異處。故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妙乃有之始，即其異處。其本則出於同，亦即出於無。故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子貢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即其異處可見處，故可得而聞。性與天道則在同處，即無處，不可見處，故為孔子日常所少言。

如是以言體用，先秦道家喜言體，每輕視其用。儒家則好言用，每少言體。如言性，即近於體，故孔子少言之。只曰：「性相近，習相遠。」習易見易言，即可謂性體之用。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忠信即言體，學與習則性之用。《論語》二十篇，開首第一語即曰：「學而時習之。」此學習二字，乃用非體，可見又可指。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步亦趨，即其學與習，亦即用。如有所立卓爾，立者其體，道家所謂玄之又玄之同處，實即無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孟子稱孔子謂「聖之時」，但不言聖之常。因「時」有異可見，常則大同無可見。此異乃道家所愛言，而孔子則多避去而少言。

《易傳》後起，乃和會儒道兩家以為言。故其言「太極」實即「無極」。極乃言其同一極端，亦猶言無。故後人又言無極而太極。言太極即猶言大同，亦猶言無極，此即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也。

顏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文即文章，即人生用處，禮則其體。博處及其異處，而約處則其同處。人生同處在禮，斯則可視而見，指而知，猶今之言具體。孟子始言性，性實一抽象，非具體。後儒如南宋朱子，乃謂「孟子粗，顏子細」，即指此等處言。然則孟子言性善，已近道家落虛處。荀子乃繼之言性惡。然後儒乃謂「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其小疵，即指其言性惡。荀子著書最首第一篇為〈勸學〉，此則其大醇處。《論語》二十篇，開首即曰：「學而時習之。」又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此一「學」字，乃孔門教人醇處。孔子自稱：「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學不厭而教不倦。」故荀子即在其大醇處勸學。孟子雖好言性，但亦不忘言學，故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而後起宋明儒如陸、王則好言性，而忽於言學，流於不慎，斯失孔門之真傳矣。

今再言「體用」，此二字連言，乃始見於東漢時魏伯陽之〈參同契〉。亦可謂以前儒道兩家少言體，僅言用字。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又曰：「道之不行」。行與用，皆具體可指。顏淵則曰：「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立卓爾，此即後人所言之體字，而其字不出顏子之口。孔子亦僅曰：「民無得而稱焉」，或曰：「民無得而名」，皆不用此一體字。孔子七十始曰：「從心所欲不踰矩」，矩即猶言心之體。但言矩而不言規，不如莊子乃言圓，而曰「執其中」。矩之四方，皆可援可指。圓之中心則虛無其位，不如矩之有隅可據。〈易傳〉後起於道家，乃兼采道家之言以為言。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故具體與抽象，乃儒道兩家立言宗旨大異處，斯則可辨而知者。

西方希臘哲學家言真理，則不僅無矩可守，亦且無規可尋，乃可人各一真理，故曰：「我愛吾師，我尤愛真理。」師則具體，而真理則僅抽象。離其具體而僅言其抽象，則惟西方之個人主義乃可有之。

西方宗教言天堂，言上帝，此又太具體，不抽象，故惟有信仰，乃不得有各己思辨與議論之餘地。如言科學，則既不抽象，亦不具體，乃只於具體中求新求變，更無一故舊之可尊。

今言中西文化之相異，則西方如宗教言天堂與上帝，似皆具體外在切實有據，但只可信，而不貴有證。如科學，則可用可行，而不貴有本。要之，此兩者非生命性的，而其實真實生命則為個人主義，太短暫太狹小，不可大又不可久。中國人言性，則求其真實人生之可大而可久，而決不於生命外他求。此則中西文化之相異，亦即中西人生之相異，同時乃見其民族文化之相異。今國人惟求一變故己之常，惟西方是慕是求。此依中國古人言，乃有己而無天，有人而無己。而其心中之人，乃專指西方人。實只知有物，而不知有人。或可稱之謂只知有人，不知有己。與中國民族性相距實大而遠，不知究將何以為學？恐非再有聖人起，亦無可指導吾人以可循之規之矩矣。其然豈其然乎？吾誠不禁其慨乎以思之，慨乎以言之矣。

民國七十六年一月，欲再版重排此集，曾細讀一過，心有所感，略有增修，而作此文。後因故未及付排。今年重印此集，再讀此文，因取其為增訂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