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詮釋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時代意義

凡例
一、《重新詮釋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時代意義》係依據2006年出版的€" John Dewey and our educational prospect: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Dewey€'s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 譯注而成，分上、下兩篇；上篇為具有學術導論性質的導讀，下篇為譯注本。原書189-190頁的作者簡歷，業經改寫為作者學經歷與重要著作介紹，置入上篇導讀之中。

二、本書以臺灣教育學術界習用的APA格式為本，參照潘慧玲（2015）的《教育論文格式》（二版），將原書各章內文引註與參考文獻不盡一致的格式，重新加以調整，並將原書的參考文獻，與因為撰寫導讀及注釋而增加的參考文獻，二者合而為一，併置於書後，是為參考文獻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則為引自電子版的校勘本《杜威全集》電子檔的參考文獻；其格式請見以下第三點的說明。又，在上篇導論中，有些部分雖未直接引用某些參考文獻，但亦於適當地方標明其確實的出處。

三、本書引用杜威的著作時，除非特例，悉數引自電子版的校勘本《杜威全集》。該套全集計有：A類論著（The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Dewey, 1882-1953. Electronic edition, Second release），早期（Early Works, EW）5卷、中期（Middle Works, MW）15卷、後期（Later Works, LW）17卷、補綴（Supplementary Volume, SV）1卷等共38卷；B類信函（Correspondence），4卷；C類課堂講演筆記（Class Lectures Notes），1卷。本書在內文引註時，若引自A類論著時，係將原書編者韓森（David T. Hansen）的作法（請見〈編者原序〉p. viii）略加修正，以所在期別及卷別之後，加上頁碼，再加上完成或出版年份的方式標示，例如：MW.9.101, 1916意指該著作收於中期第九卷，頁101，為1916年完成或出版者；引自B類信函與C類課堂講稿時，則悉以電子版上的標示為準。至於在書末參考文獻第二部分，亦依序標明其期別、卷別、起訖頁碼、完成或出版年份等，並在其後列出書名或篇目名。

四、原則上，本書將所出現的英文專有名詞、書名、人名等皆譯成中文，並在第一次出現時附上英文。

五、原書為表示加強語氣而以斜體字型或大寫字體呈現者，本書譯為中文時，皆改為粗黑體字型，並於必要時將斜體字型的原文置於括弧內，以資辨識。惟書末參考文獻中出現的粗黑體字型，則係依一般教育論文格式所標定的書名及刊物名。

六、原書本有的注釋，悉加注明，餘皆為譯注者所為之者。又，為求取一致起見，原書各章凡為文後注者，皆改為腳註。

七、本書注釋中的文字，凡自網站上所取得的各種資料，皆經多方比對與研判，再就其較為確實者加以綜合歸納並且改寫而成。惟為節省篇幅，除非特例，多未附上網址。

八、本書的翻譯部分，盡量做到活譯達意、簡鍊流暢、力求神似，並避免漏譯、刪割、走樣等情事。又為使文意更為清順易解，偶以意譯方式處理，並適時加上必要的補述。本書的注釋部分，力求該注則注、詳為解讀、深入闡釋，並提供必要的資訊予讀者參考。惟畢竟譯注者時間及能力皆有所限，疏失舛誤在所難免，尚祈方家不吝賜正。

前言
一
《重新詮釋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時代意義》譯注本（以下有時簡稱本書或《重》書）所根據的原書€" John Dewey and our educational prospect: 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Dewey's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哲學學程教授兼主任韓森（David T. Hansen），有鑒於當時並沒有任何一本以《民主與教育》為研究對象的專書，乃另邀集八位學者合作，共撰寫十篇論文輯成，而於2006年出版。

《重》書為行政院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的執行成果。該計畫經科技部核定的執行期限為二年：自2014年8月1日開始，迄2016年7月31日計畫結束；本人依限執行完畢。作為該成果的《重》書，分上、下兩篇；上篇為具有學術導論性質的導讀，下篇為譯注本。原書189～190頁的作者簡歷，業經改寫為作者學經歷與重要著作介紹，置於上篇導讀之中。全書包含凡例、目次、前言、〈導讀〉、〈譯注本〉、參考文獻、索引及譯注後記等，凡二十七萬餘字。其中，前言四千餘字，〈導讀〉正文五萬四千餘字，注釋七千餘字；〈譯注本〉的譯文十八萬餘字，注釋二萬餘字。

二
相對於由杜威獨力撰作、於1916年問世、書齡已達百年的《民主與教育》一書，這本由若干學者以《民主與教育》一書為對象、而於2006年出版、書齡僅十年的《重》書，到底為什麼還值得譯注，正是《重》書上篇〈導讀〉的撰寫主旨。茲謹據以簡單說明之。

首先，這是一本由知名的杜威學者以《民主與教育》為對象所撰寫的好書。

一件東西好不好，有沒有價值，固然可以從外在的角度來衡鑑，看它是否為外在的人、事、物帶來什麼好處，或是增加了什麼價值；同時，也可以從它本身的材料、製程等內在的條件，來判定其好壞與優劣。書籍也一樣；作者的專業素養、過去撰作的品質等也是評論一本書好壞的重要根據。

如〈導讀〉所述，本人從編者的報導，評論者的解析，作者們研究杜威哲學與教育思想的成果卓著、因而獲得有關學術專業團體的肯定等等訊息，確認作者們都是重新詮釋杜威《民主與教育》一書時代意義的最佳人選。因此，本人確認這是一本由知名的杜威學者以《民主與教育》為對象所撰寫的一本好書。

其次，這是一本可作為閱讀、理解或詮釋《民主與教育》之範例的好書。

在此，所謂範例，可由較寬鬆及較嚴謹兩個觀點來看。從較寬鬆的觀點來看，可以用日常語言來理解，範例是指某些可以視為模範、榜樣、示例的人、事、物，或可以當作評斷優劣良窳的準據或參照者；從這個觀點來看，一般人在閱讀、理解或詮釋《民主與教育》這部教育經典時，確實可以把《重》書的各篇論文作為模範、榜樣或示例，亦可作為評斷優劣良窳的準據或參照。

從較嚴謹的觀點來看，則可以將範例理解為「具有典範意義的案例」（paradigmatic case）。具體而言，如果把一些因為研究、教學、學習或從事教育實務工作，而需要閱讀、理解或詮釋《民主與教育》的人當作一個特定的社群，那麼，就應該會有一些想法與作法，逐漸構成大家共同認定的「典範」，而處於這個社群的人們即依此典範針對《民主與教育》從事專業性的活動（方永泉，2000）。從這個觀點來看，《重》書的各篇論文就可做為處於這個社群的人們在從事閱讀、理解或詮釋《民主與教育》的「範例」。

綜上所述，本人以為，無論從較寬鬆或是較嚴謹的觀點來看，《重》書都是一本可作為閱讀、理解或詮釋《民主與教育》之範例的好書。本人在〈導讀〉中，即曾就這一點作了三項說明，茲將其標題抄錄於此：其一，《重》書可見證《民主與教育》中歷久彌新的卓見；其二，《重》書示範了批判式解讀的作法；其三，《重》書各論文示範了杜威學者高品質引用《民主與教育》書中文字的作法。

第三，這是一本能為國內教育學術與實務工作者帶來啟示的好書。

本人在〈導讀〉中提及，在「國科會103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推薦書單」中為《重》書撰寫「推薦理由」的作者指出，國內許多教育學術工作者並未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杜威的教育理論，以致常有一知半解或是以偏蓋全的情事，對於教育學術之發展有負面的影響；「推薦理由」的作者並特別以國內學界引用杜威的理論，多數停留在諸如「做中學」等概念，作為例證。不過，因為受到「推薦理由」的篇幅所限，該作者並未有機會針對這項評論多加描述。

事實上，在《重》書中以探討師資培育問題為主旨的第八章，即有一段文字可代為說明之：

我們或許會推斷杜威的想法與師資培育的實習層面最有關聯，因為做中學在其中最為盛行。史華伯（Schwab, 1959:158）曾經就杜威在這方面所受的誤解有所討論，他指出：€"做中學既不是只藉由做來學習，也不是只學習如何做。做與閱讀、反思，以及記憶乃是攜手同行的€"。（Feiman-Nemser, 2006:134-135）

此外，本人亦進入《杜威全集》的電子資料庫，查到了杜威於晚年接受訪談時，曾經鄭重地就這個問題作了一番澄清。這段訪談於1949年10月19日，也就是杜威90歲生日前一天的紐約時報刊出。

該報導指出，杜威於1949年10月18日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范恩（Benjamin Fine）的訪談時表示，他對於不少人誤認他始終堅信「從『做』中學」，頗不以為然。杜威並且對人們總是斷章取義，而未理解其重視思考的一貫主張，深表遺憾。他更直言：「我不信只靠做就可以學習，重要的是做事時的想法。不明智的作法會導致學習到錯誤的事物」（Dewey, 1949:259）。

另外，亦有如本人在〈導讀〉中提及的，《重》書的作者們不但就包含「做中學」在內的諸多重要概念，進行理論的闡述，他們還從各自專長的領域針對當代的教育現場問題加以分析，並且提出有關因應對策的建議。所以，《重》書應該有助於當今教育專業人員面對當前與未來的教育問題與挑戰，因而對於教育實務工作者而言，《重》書也是一本具有參考價值的好書。

當然，因為《重》書的作者絕大部分都是美國人，因而所論述的場域當然是以美國為主。然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教育實務上所面臨的一些問題，以及其面對問題所採取的因應作法，也值得我們參考與省思。何況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許多問題不分國界地同時或先後發生，因而《重》書的一些討論還是能為我們帶來一定程度的啟示。

綜上所述，本人以為，對於國內的教育學術與實務工作者而言，《重》書都是一本可帶來某些啟示的好書。

三
上一節，本人曾經提到：「如果把因……而需要閱讀、理解或詮釋《民主與教育》的人當作一個特定的社群……」。但是，當時本人是把方永泉（2000）為《教育大辭書》的〈典範〉一辭下定義時所寫的一段文字逕行加以套用，並未仔細思考這「一個特定的社群」大小的問題。後來，稍加反思，才發現它可大可小。

從「小」的角度來看，《重》書是各個作者在編者韓森的邀請下，就著再次閱讀《民主與教育》一書的心得，從各自的專業領域抒發其時代的意義。他們跟韓森訂下了「約定」（engagement），要「認真投入於」（engage in）再次閱讀、深入理解，以及重新詮釋《民主與教育》一書的活動，而且這種「接觸」（engagement）是以批判的或重要的（critical）方式進行的。他們可以說是「針對《民主與教育》一書進行批判式解讀」（a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Dewey€旧 Democracy and Education）的一個「小」社群。

從「大」的角度來看，則可以是由百年來在美國及世界各地，因為修習教育專業有關的科目，而「接觸」《民主與教育》一書的許多學生所組成的一個「大」社群；這個社群的人數還持續增加中。當然，這種「接觸」可能是「蜻蜓點水」式的，亦即可能只是聽到教授介紹《民主與教育》一書的內容，可能是略微翻閱之，但也可能「認真投入於」這本書的閱讀與理解。作為這個「大」社群的一份子，本人與《民主與教育》一書的第一次接觸，就應該可以歸入「認真投入於」閱讀與理解的一類。

說起本人第一次接觸杜威《民主與教育》一書，應該是在1969年；當時，本人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一年級，正在修習系主任雷國鼎教授所開設的一學年二個學期4個學分的必修科目教育概論。雷先生第一次上課即開了幾十本書單，要求同學一個學期至少找一本仔細閱讀，並完成不得少於5,000字的報告。本人帶著書單，在臺北市牯嶺街的舊書攤找到了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於1935年發行、鄒恩潤翻譯的《民本主義與教育》上、下兩冊套書，並以上冊的前八章完成了讀書報告，於第一學期末繳交。

當時，本人之所以只選取該書的前八章，理由之一，當然是因為該書一共26章，對於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而言，不容易全部讀完；即使讀完也不一定能理解多少。另有一項考慮則是因為當時本人發現不只雷教授上課所講授的內容，有許多來自這八章；當時圖書館能找到的教育概論大學用書，例如孫邦正（1961）、孫亢曾（1966）所著的《教育概論》專書，也都一樣到處可見杜威《民主與教育》一書前八章的影子。質言之，讀了它們，可以配合教授上課所講授的內容，也可以在課餘查閱有關書籍，俾便增進對所學功課的理解。

本人以上的敘述，主旨不在報導本人第一次接觸《民主與教育》一書的經驗，而是指陳，《民主與教育》一書作為一部教育界的經典名著，能「接觸」（reach）到的人其實是很多的。因此，能有一本像《重新詮釋杜威「民主與教育」的時代意義》這樣的論文集，邀請名家以批判的方式解讀《民主與教育》一書，並就著時代的意義重新加以詮釋，對於這樣「大」的社群而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這除了呼應編者韓森所說：「本書之編輯即在於……服務若干領域不盡相同的讀者大眾」（Hansen, 2006:viii），更進而證明了譯注《重》書確實是一件有價值的事情。

四
非常感謝科技部能提供必要的贊助，讓本人得以運用兩年時間就著這一本有價值的、對於很多人而言很重要的專書，「認真參與於」（engage in）這件譯注的工作！同時，要感謝在2014年上半年，針對譯注研究計畫進行初審及複審的三位匿名審查人的「伯樂識馬」，讓該譯注研究計畫能在「僧日增、粥日少」的申請過程中獲得青睞。更要感謝在2016年下半年，針對譯注研究成果，亦即本書的初稿，進行審閱的二位匿名審查人的「不吝賜教」與「高抬貴手」，讓《重》書中文版通過審查，正式付梓。

還要感謝科技部於2012年在另一個一般型的研究計畫中，通過本人提出購置一套電子版的校勘本《杜威全集》之經費申請案。這套以資料庫的形式儲藏於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雲端的《杜威全集》，讓本人可以隨時在學校或家中經過網際網路連線查閱，真是非常方便。尤其，這套資料庫的蒐尋功能讓本人在譯注原書時，隨時就著原書各章作者引自不同版本的杜威論著中的文字，進入電子版的校勘本《杜威全集》確認其出處。如此，本人乃能將原書部分作者引用杜威《民主與教育》或其他論著的文字時，因為所根據的紙本版本不同，而造成的文獻出處不一致的情況加以消除，並能借此校正其偶見的訛誤，善盡一個後出的譯注者之專業責任。

感謝本人最常出入借書還書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的參考室協助以館際互借的方式借閱各種圖書資料，尤應感謝。

感謝於2015年7月至11月之間，就著本人所完成的譯注初稿提供修改意見的方永泉、但昭偉、李琪明、高博銓、張民杰、陳琦瑗、陳鏗任、游振鵬、黃柏叡、黃純敏、黃嘉莉、葉彥宏、蔡曉楓、鄭英傑等學界朋友。他們的仔細審閱，費神推敲，對於提升本書的品質，大有貢獻。惟書成之後的文責，概由本人自負，特此聲明。

當然，也一併要向協助本書出版事宜的心理出版社洪有義董事長及林敬堯總編輯，致上誠摯的謝忱！

謝謝大家多方的協助，才讓這本以杜威在1916年出版的《民主與教育》為對象，由九位學者撰寫十篇論文輯成的專書，能於《民主與教育》問世百週年的2016年，以繁體中文完成的譯注本正式印行。

單文經　謹識
於臺北市陽明山華岡大孝館
2016年7月31日初稿
2016年12月31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