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強兵之後：中國的百年復興及下一步

Wealth 富國
Power 強兵
這個務實的、講究手段的國家，在取得富強後，
會把自己的國家力量投射到何方？
長達一個世紀的邁向現代國家的長征真的能抵達終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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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跌跌撞撞地走過帝王統治、軍閥割據、共和制和共產主義已經有一個半世紀，而其領導人的統治思想歷經封建主義、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和資本主義，但這些相互衝突的體制和意識形態都未能定義中國。在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唯一永恆不變的價值，就是追求「富國強兵」這一法家箴言。

十一個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被作者召喚出來，輪番出場，接力走完中國追求現代性復興大戲的漫漫長征。他們分別是魏源、馮桂芬、慈禧太后、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朱鎔基和劉曉波。而到了習近平時代，在中國夢和大國復興的口號下出現了巨大的裂痕和不確定性。

賦予西方塑造現代性的「自由、平等、博愛」，換到形塑現代中國，則變成了「富有、強大、榮耀」。因此，這個務實的、講究手段的國家，在取得富強後，會把自己的國家力量投射到何方？長達一個世紀的邁向現代國家的長征，真的抵達終點了嗎？

作者簡介
夏偉（Orville Schell）
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紐約）主任。他畢業於哈佛大學的遠東歷史系，並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中國研究的博士學位，他也曾以交換學生身份就讀於台灣大學。夏偉出版過十多本著作，其中有大部分是關於中國。他也是《紐約客》、《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國家》、《洛杉磯時報》、《連線》、《新聞週刊》、《中國季刊》和《紐約時報書評》等眾多雜誌的長期供稿人。

魯樂漢（John Delury）
美國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副主任。他畢業於耶魯大學現代中國史博士，也是一位年輕的研究朝鮮問題的專家，他目前在韓國延世大學國際關系任教，並經常在主要媒體上發表關於中國和北朝鮮的研究評論。

譯者簡介
潘勛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研究生。目前為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的撰述委員。譯有《野心時代》、《鴉片戰爭》、《性的歷史》、《達文西密碼大揭密》等書，合譯有《賓拉登的聖戰工廠》、《欲望植物園》、《活出歷史－希拉蕊回憶錄》、《我的人生－柯林頓回憶錄》、《世界是平的》等書。

賦予西方塑造現代性的―――――――「自由、平等、博愛」
換到形塑現代中國，則變成了――――「富有、強大、榮耀」

全球矚目：
習近平掌舵的中國會駛向何方？法家箴言透露玄機！
世人疑問：
如果中國人追求的只是富國強兵，那麼它可以獲得全球尊重嗎？

【導　言】富國強兵
 
【第一章】行己有恥／魏源
靜海寺
帝制中國的極點
重返經世致用
鴉片戰爭與屈辱求和
知己知彼
 【第二章】自強／馮桂芬
廢墟
內憂外患
校邠廬抗議
兵工廠與學堂
 
【第三章】中體西用／慈禧太后
龍夫人
同治
慈禧的戰爭
明治的反襯
變革的危險
太后遲暮
 
【第四章】新民／梁啟超
墓地
東亞病夫
嚴復的啟發
新民
唐人街
失敗的政客
巴黎
重返儒家
 
【第五章】一盤散沙／孫中山
夏威夷的老校堂
成長於邊陲
以不是日本人為恥
丹佛的頭條新聞
反帝國主義者
文化上保守
三民主義
訓政
列寧來求愛
中國救世主的遺產
 
【第六章】青年／陳獨秀
孤獨辭世
事出有因的叛逆
愛國者
新青年
德先生與賽先生
創建共產黨
四川的老學究
 
【第七章】統一／蔣介石
委員長茶會
黃金十年
日本與黃金十年的終結
蔣的陰陽面
不平等條約與反帝主義
中國之命運
先訓政再民主
孔子遇見列寧和墨索里尼
丟掉中國的人
 
【第八章】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毛澤東（之一）
革命聖地
父與子
心之力、鍛煉身體與英雄主義
來到北京
建黨人物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不破不立
矛盾
延安
整風運動
為人民服務
 
【第九章】不破不立／毛澤東（之二）
天安門廣場
一窮二白
不斷革命
大躍進
暴風雨之間的寧靜
文革的高潮
季辛吉來北京
游擊戰士的遺產
 
【第十章】黑貓白貓／鄧小平（之一）
德州的中國牛仔
救中國
毛的小兄弟
第二號走資派
恢復秩序
四五運動
解放思想
民主牆
第五個現代化
四項基本原則
致富光榮
經濟民主
小平你好！
 
【第十一章】動亂／鄧小平（之二）
德先生要民主
中國不適合民主
天安門的動盪
民主的感受
大屠殺
放逐異議者
鄧的敗退
南巡
敬鬼神而遠之
 
【第十二章】入世／朱鎔基
開放
浦東
鄧的傳人
大中央集權者
國家資本主義
貝爾格勒的炸彈
阿基里斯之踵
國強，民富
 
【第十三章】沒有敵人／劉曉波
黑馬
絕食的藝術家
一連串被捕
普世人權
中國奇蹟
活在真相裡
二十一世紀的民族主義
金牌主義的鴉片
網路上的真相
零八憲章
審判
諾貝爾的救贖
 
【結　論】復興

第三章
中體西用 慈禧太后

太后遲暮

孔子說過一句著名的話，認為到了六十歲，君子應該能從心所欲，不踰矩。（譯注：作者在此有誤，子曰：六十而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慈禧太后到了六十多歲，似乎變成從心所欲的高手了，而踰不踰矩則是另回事。至於精神寄託方面，她不仰仗泛道德的儒家思想，而奉行講究儀式的佛教。她篤信宗教還滋長了自己的虛榮。她愛拍照，多幀顆粒粗大的黑白照片捕捉下她打扮成觀音菩薩，簇擁在她周遭的宦官們也都穿上僧袍。有一次，慈禧向她的女官兼外語通譯德齡說：「我不高興的時候就會扮觀音，所以衣服也是現成的，每次我扮了觀音，我就想我是觀音啊，要以慈悲為懷，這樣就舒服一些。等照了觀音像之後，我就可以時時拿出來看看，告訴自己，我是觀音，要大慈大悲。」（譯註：摘自德齡所著《清宮二年記》）

只是，晚清時代把慈禧太后跟「大慈大悲」美德連在一起的人，大概不會很多。即使是尊敬她的德齡，都暗示慈禧性格有幾許殘酷，「每當他們不能回答，或者是他們知道的比太后少的時候，我們總可以看出太后非常得意。」她顯然體會到陣陣抑鬱，對德齡說自己「一切失望透頂」。而她經常暴怒起來。一位清朝官員目睹她發怒，形容她火氣爆發的樣子為：雙眼「射出異光；顴骨突出，額上青筋暴露，張口露牙，彷彿脫臼。」（譯註：吳永）

一切籠罩在慈禧頭頂的烏雲，乃因她是女人，儒家認為這太不成體統。為了遵循儒家歧視女性的偏見，慈禧主持朝議，與她軍機處的大伯小叔們討論時，必須「隔簾」，她一定很好奇：若自己是鬚眉男子，宮廷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傳記家華納(Marina Warner)推測，慈禧會喜歡如曾國藩、李鴻章之流的「士大夫」，原因在「她生命中那些男人──她性無能的父親、縱情放蕩的丈夫、孱弱的兒子，還有幾千名圍在她身邊的宦官──都讓她渴望男人的剛健、英勇與強壯」。只是到最後，慈禧唯一可靠的模範男性只有她自己。德齡在《清宮二年記》裡寫道：「但是太后喜歡做男人，要我們都用男性稱呼她。」

在宮中，慈禧的自信因周遭人的奴膝婢顏而變強。只是她一生最後十年，為了爭取帝國民心士氣，她奮戰不已，卻難阻劣勢，而一八九八到一九○一年爆發的「拳亂」，使得大清國運一去不返。

大約與百日維新同時，華北貧窮地區心懷怨恨的農民開始以武術團體（因此才有「拳民」這個名稱）結成幫派，攻擊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那些人之所以會受到憎恨，是因為他們依托在外國傳教士的保護下，有法律及經濟特權，而傳教士又因不平等條約而享有治外法權。拳民運動漸成氣候，很快地，武裝團體威脅的對象便不限於中國基督徒，散居鄉間的外國傳教團，甚至住北京市心使館區的外國使節，都成攻擊對象。慈禧太后面臨兩難處境，當時主管清廷「總稅務署」的愛爾蘭人赫德(Robert Hart)描述得很完整，「若拳民不受鎮壓，使節團（外國駐北京公使）便威脅採取行動──若是試圖鎮壓拳民，這個極為愛國的組織就會轉化為反朝廷運動。」

慈禧受政治自保的本能驅使，但同時她長久以來想為中國堆積如山的國恥復仇，所以支持拳民，這是致命的決策。她一度新生復仇的妄想，竟支持拳民攻擊北京東交民巷的外國使節區，這裡比鄰紫禁城，僅徒步就能抵達。誠如赫德預測，拳民團圍攻北京的外國使館區，引發了毀滅性的反應，一支由八國合組的遠征軍趕來解圍。隨著夷人軍隊進逼，慈禧再度被迫離開龍椅與京師。

天下事能比專制君主喪失掌控時更怪異者，大概沒多少，慈禧逃離紫禁城時的光景也不例外，宦官、宮女突然丟下她，不願跟隨。她一度以暴君式的自憐抱怨說：「我一共有三千個太監，可是他們都跑了，我要查點都來不及。有些還當面對我無禮，把我貴重的花瓶跌在石板上打碎了。他們知道我們沒有時間去責罰他們，因為情形非常緊急，我們馬上就要動身了。」當慈禧動身、不光彩地逃難之際，看來她最終踏上了其政治上的被遺忘之途。

她那支篳路藍縷的皇家隊伍必須拂曉即行，薄暮才休，最後抵達遠在西邊的古代帝都西安。兩千年前，秦始皇在當地用殘酷的法家方法統一了中國，然後替自己營造陵墓，帶著數千個塑形完美的陶俑士兵埋進地下。時年三十的光緒帝坐騾車趕路，而他的姨媽則擠在轎子裡，冒著酷熱，一路上顛顛晃晃。夏天的暴雨淋濕了這支西行隊伍，愈來愈多的宮僕丟下太后、皇帝，任他們聽天由命去吧，而地方官員倒是竭盡所能，妥善接待流亡朝廷。只是在如此困難的條件下，想維持太多皇家排場，實在很難。

這支皇家「馬戲團」拖泥帶水地，終於抵達西安之後，慈禧形容自己下榻處「又舊又潮濕，對於身體極不適宜」。來到這兒，她終於撤消自己先前支持拳民的決定，此時呼籲鎮壓他們。如此，她背叛了自己的臣民，還被迫支持再度肆虐神聖帝都的外國軍隊。

然而，這次敗北似乎最後讓慈禧相信有必要進行激烈的改革，一九○一年元月二十九日，拖了這麼久，她以光緒之名果決地發布《變法上諭》，宣布說，「現正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現在慈禧也公開接受更全面地學習西方。「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積習。捨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

但是，在打這場最後的改革「壕溝戰」之前，她還得在另一張條約紙上蓋上御璽，叫在北京解救使館區拳民之圍的蠻夷回家，如此她才能結束西安流亡，返回京師。又一次，她仰賴一直忠心的李鴻章出面收拾亂局，結果是《辛丑條約》簽定於一九○一年九月，結束了這場衝突，但一樣付出苛刻的賠償作為代價。清廷被迫賠償四億五千萬兩白銀給勝利的八國，分三十九年給付。八國武斷設定賠款金額為每個中國人拿一兩出來，當時清朝人口估計大約四億五千萬，這真是冷酷的羞辱之舉。

一九○二年元月某一天，冬寒澟洌，慈禧慢慢地返回北京。這次有部分路段，她坐火車──是她首度體驗當時中國人口中說的「火輪車」。但她進入紫禁城，心就沉了下去。「當我看到宮中這一番景況，又是一番傷心，一切都變了！許多名貴的器皿不是被偷了便是毀了……我那天天禮拜的白玉觀音也不知被誰砍斷了手指。」

慈禧曉得，戰勝的洋兵們曾經坐在她的寶座上拍照嘲弄──最大的褻瀆。隨著那群西方來的不法之徒前來的，是修身甚嚴的何德蘭牧師(Reverend Isaac Taylor Headland)，他一八九○年便來北京教書並傳教。這位好奇的牧師趁慈禧流亡西安之便，來親眼瞧瞧紫禁城。「我進入她（慈禧）的寢宮。其他人也進來了，坐在她的榻上，請朋友替他們拍照。我可不准自己如此。我默不作聲地站在那裡，毫無遮攔，驚奇、敬佩地瞧著那張床：縟麗的刺繡床帷，從天花板掛下來，垂到地板上，黃色緞子做的床墊有十英尺長，硬枕大而渾圓，精緻的絲質床罩捲了起來，彷彿以備太后返宮。房間的對面則是磚做的炕床，跟華北尋常人家可見的一樣，那是她的宮女睡觉之處，或者坐在那裡，靜如鬼魂，等候那位統治全人類三分之一的唯一女人回來休息。」

儘管自己國家及閨房被入侵，但慈禧放下她的身段，一等回到紫禁城，馬上致力於贏取至少一些有影響力外國人的歡心。的確，她展開類似魅力攻勢的舉措，甚至邀請外國公使的夫人們進紫禁城接受款待。例如美國公使夫人康格(Sarah Conger)，本來觀察力敏銳，最後也著了慈禧的道兒。有一幕大概是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寫的，康格夫人自述一八九八年十二月第一次覲見那位女霸王時，只看到一位上了年紀，但「明亮又快樂」的婦人，其「臉龐煥發著善意」。一九○二年再見慈禧時，康格又對她心生同情，在一封信裡，她描述慈禧如何「雙手握著我的手，感動到不能自己。等到她能控制自己聲音時，慈禧說：『我很後悔，也為最近帶給你們的麻煩而難受。真是犯了大錯，中國此後要當外國人的朋友。那種事再也不會發生了。中國將保護外國人，我們希望未來能當朋友。』」

何德蘭牧師的太太一樣中了慈禧魔咒。她說：「她（慈禧）會握住來賓的手，用最熱切的方式問道，前來宮中，路上是不是累了；夏天噓寒，冬天問暖；點心合不合我們胃口，她也會表示關心；她會用最誠懇的口氣說，大家能夠相逢，實在是神明慈悲；每個來看她的賓客，儘管以前對她懷有偏見，但都會為她這種微妙有別的關心，而對她著迷，這展現她完全有當女主人的能力。」這跟巴恪思筆下狂熱追憶似水年華的女子，簡直判若二人。何德蘭夫人說：「只要有機會，她總是很熱心，想學外國的做事方法跟制度。」

康格夫人甚至說服了慈禧嘗試一項國際公關大顛覆，讓人替她畫肖像，送到一九○四年於聖路易市舉行的世界博覽會上展出。康格的朋友、肖像畫家卡爾(Katherine Carl)小姐花了好幾個月逗留於北京，繪製那幅油畫。可是，慈禧看到卡爾那麼傳神地捕捉到她的相貌，就要求那困惑的美國畫家在畫作上加工，把臉龐修飾年輕十來年──堪稱藝術美容手術！卡爾的畫作現收藏在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館，可能肖似慈禧年紀較輕時的模樣。

慈禧長壽，治國又久，到了最後十年，她終於允許政府結構發生根本變化。她對德齡說：「我的生命尚未結束，以後將要做出些什麼事來，也沒有人能料到。或許有一天我能做出一番不尋常的事來，教洋人吃驚，或者做一些跟我已經完全相反的事。」拖了那麼久，此時慈禧倒希望出力，把張之洞塑造成伊藤博文之流。張之洞此時獲命擔任「新政」的建築師，進行通盤改革；而最終，新政的目標在軍警部隊的現代化，修訂法典，起草國家憲法，另開放教育系統。

慈禧所推動的最激烈──也最令社會動盪──的改革，應該是一九○五年廢止科舉考試。一千年來，泰半的光陰裡，考選官員是看學子們對四書五經的熟稔程度，然後簡拔公職。她認為自己這一招可算是抄捷徑，開放政治系統，吸收新的血液及外國思想。然而，這項改革卻也叫一整個世代有志當官的人、及他們的家族頓失所依。如此堅定地放棄傳統，叫各地方鄉紳階級的保守派都反彈了。一位有志當官的不滿士子寫道：「此舉只為富強，彼等全然不復談及綱常。此制全旨在強國傷民，方方面面涉及使用夷學，改變中國。悲夫。」延宕那麼久，慈禧只用一招改革，就重重損害朝廷對中國菁英階級的掌控力。

慈禧廢止科舉同時，也讓新政的改革者為朝廷拉拉臉皮，修訂法典，把傳統的六部重新組織成各部門，冠上現代名稱如外務、郵政及通訊及商業等等。雖然落後許久，她也學明治天皇，成立「憲政編查館」，派官方的五大臣考察團出國，研究外國憲政模式。五大臣返國，一九○六年七月向慈禧作簡報，另公布他們的見解，中心結論為，「其他國家變得富強的真正原因，在它們有憲法，公決而定〔要務〕。君民一體，無法分割。」換句話說，整個儒家政治體系的「中體」必須變更。

然而，當負責落實憲政考察團建議的立憲小組成立時，他們判斷認為：中國人需要一段「籌備時期」方能自治，為期至少十到十五年。從威權統治到憲政政府之間，需經一個過渡時期這一誘人念頭，在二十世紀的其他時光也頻頻閃爍，讓自治高掛天邊，可以看卻搆不著。

同時，反滿情緒已開始爆發，以撕裂舊有的方式，浮現到公共生活表面。畢竟，滿人是外來者、少數異族，卻主宰了占絕大多數的漢族中國人；漢人仍受制於滿人風俗，如法律強迫男子必須剃髮留辮等等。一九○三年，一個住在上海外國租界的十八歲中國人出版了叛逆的小冊子《革命軍》，他主張，中國麻煩的根源，實在慈禧及她的滿人同胞。年輕的作者鄒容寫道：「故今日強也，亦滿人強爾，於我漢人無與焉；故今日富也，亦滿人富爾。於我漢人無與焉。」換句話說，富強必須由漢人跟全國整體共享。鄒容的主張令讀者像被電到了。

一九○七年，慈禧日益孤立，而被憎恨的滿洲朝廷再次發生震盪，一名漢人愛國志士刺殺了滿洲人安徽巡撫。慈禧焦急地想化解所有這些升高之中的種族緊張──舉例來說，取消滿漢通婚禁令。但隨著中國人愈發偏好更激進的方案以化解國家頹勢，而且也開始把一切病弱歸咎於滿人朝廷，因此，民族仇恨如脫韁野馬，愈來愈強。

除了身邊那一群人，幾乎人人都認定慈禧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全部差錯，尤其是，她還固執地堅持在她心愛的新夏宮裡，進行另一項昂貴的重建計畫；跟一八六○年的圓明園一樣，一九○○年八國聯軍鎮壓義和拳後，頤和園遭外國人洗劫破壞。她認同時代在變，一九○三年下令裝電燈，接下來則是中國第一條電話線，用來連接北京西北郊的頤和園跟紫禁城。而且慈禧變了，愛上拍照，拍了很多張相片，供個人及政治目的使用。但這些僅是現代性的外表裝飾品，而非廣及全國的、真正的、尚未完成的各項現代性計畫，這導致中國持續落後給世上其他地方。

一九○八年秋天，慈禧過世了，比她的外甥晚一天。二○○八年，刑事鑑定科學家指出，依據光緒屍身的檢驗結果，他是死於急性砷中毒，於是懷疑慈禧指示人毒死他的說法又甚囂塵上，但她是否有參與依然只能推測。她自己的出殯行列及下葬計畫，倒是做得貼切她的身份而風光。一九○九年十一月，文武百官、喇嘛、滿洲官兵、騎駱駝的蒙古人，還有忠心的宦官們由紫禁城出發，以八十四人扛著她的靈柩，走了四天，抵達北京以北的清代皇家陵園。慈禧跟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一樣，花了十年以上精心制定計畫，以便下葬到豪華陵墓。她擺明了不忌諱開支過度，奢華地置辦玉器、金銀香爐等華麗的陪葬飾品，以便陰間有伴，估計花了八百萬兩銀子。

只是，就算花這麼多錢蓋的皇陵也保護不了她的屍身。隨著中國接下來陷入混亂，盜墓賊一九二八年破壞她的棺槨，能帶走的全部竊取，過程中還作踐她的屍身。後來滿洲人成立小組，修好陵墓，設法復原她的屍體，他們在報告中寫道：「吾人輕輕翻轉御體，令其仰躺，見面容慘白，雙眼深陷如窟窿，下唇有受損跡象。」很像李鴻章在日本簽定《馬關條約》時，慈禧即使死了，也未能「保住顏面」。

自一八六一年起，慈禧藉著在自強派、文化保守派及清流鷹派之間不斷遊走，從而維繫了清政權。只是在此過程中，她牽制住了中國，沒能落實中央集權下的現代化政策，而那是明治日本成功轉型的關鍵。她的最後失敗，讓許多重要思想家深信：要解決中國的問題，必須更深入、廣泛的救方。這種體會剛萌芽時，翻譯家兼社會哲學家嚴復最能掌握他那世代人的絕望、迷惘。他悲哀地寫道：「此（自強改革）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則淮橘為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譯註：嚴復《原強》。）嚴復再說：「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譯註：嚴復《論世變之亟》。）

僅在慈禧死後三年，上天回應了政治改革激進派的禱告。清朝終於崩潰，而共和國宣布取而代之。由帝制中國轉型到共和中國，打開了一個令人設想如何達成富強、取得尊敬的新空間。只是，這場以共和之名的政治實驗，就以它想解決嚴復所稱的「勝古」的問題而言，依舊失敗得轟轟烈烈。

第七章
統一 蔣介石
委員長茶會

在公開場合，蔣介石是挺拔、自命神聖的「委員長」、值得自豪的中華民國總統兼國民黨總裁。私底下他的外形就遠沒那麼莊嚴宏偉了。跟當代許多中國領袖一樣，他從未能把北京官話講得純熟自如，而且用他的母語浙江方言說話時，音調很高，幾乎像唱京戲，跟他的軍事背景、嚴峻面容、剃光的頭殼、守紀律態度，實在很不協調。

他流亡台灣時間很長，而在一九六○年代早期，有時會辦「茶會」，招待當時求學於台北、屈指可數的外國學者、學生。茶會地點在他的總統府，一棟半世紀前，日本殖民台灣時代所蓋的陰鬱紅磚大廈。茶會是由國民黨的「青年救國團」組織的；救國團是官方青年組織，致力於國民黨「反攻大陸」的神聖任務，進而「拯救同胞」，而大陸當時則是由毛澤東統治了。在總統府堂皇的沙龍之一等候委員長現身，大概不難想像一九○○年代初期，外國公使夫人獲邀到紫禁城與慈禧太后茶敘時，她們做好身心準備的各色光景。

蔣介石抵達茶會，光是他出現便極具吸引力。畢竟他曾經是世界人口最多國家的領袖；一九四三年應邀參加開羅會議，一度還被抬高到「四大領袖」之一，與丘吉爾、羅斯福、史達林並稱（但最後史達林拒絕參加該會）。（498）二十年後，此時的他變成無冕流亡元首，被放逐到孤懸的亞熱帶小島。一九四九年，蔣被迫放棄國家、人民，可恥地被死對頭毛澤東追著逐著，不光采地流亡到此一島嶼前哨站。在此，他以幻想來統治自己一度主宰於「大陸」的那個國家，而中國正統則在台北以近乎虔誠的方式訴說著。

多次茶會期間，蔣委員長個人身上有許多自相矛盾，變得明顯起來；他學會以軍事紀律及新儒家的自制，來緩和自己的脾氣；對他真實的屈辱處境而言，堪稱止痛藥膏。（499）在公眾視線下，尤其置身外國人當中，他很不舒服，便靠著躲進高度制式化的跋扈與超然，來彌補自己的不夠從容；這麼做似乎經過計算，想留下一種至少是有力的印象。而且從遠處看，如此擺姿態是有一定力量。只是靠近端詳，他那麼僵硬，散發出來的不安全、脆弱感，便不止一點點。他穿著完美的中山裝，端起茶杯湊到薄薄的雙唇，你可以感受到他努力維持一種禁慾派的恬淡，既莊嚴冷靜又高傲冷漠，散發出幾許威嚴氣氛，而他知道自己當前的職位欠缺那些。的確，他自己現身在這麼襤褸的一群外國學者（有些人是騎腳踏車剛抵達的）之前，只是再度印證他由全球權力等級跌得有多慘，這個念頭實在很難壓抑。

外國人離開總統府時，都有一種感受，就是面見了一位悲劇人物、驕傲的人，他從天上跌入地獄，刑罰無法減免，如此的恥辱他得自己去克服。跟其他許多中國領袖一樣，蔣介石終生想恢復民族的光榮，方法是號召中國人誠如他所述：「救國自救，以造成一個獨立平等的中國和自立自強的國民。」（500）但是此時他人在大陸沿海的一個島上，陷入孤立困境，成為又一個想把富強帶給中國但告失敗的活生生例證。

一九六○年代前幾年，生活於台灣的感受便是：這塊土地感覺自己撞到歷史死胡同。學生，尤其美國學生，受到嚴格禁止，不得穿越寬約一百英里的台灣海峽，前往「真正的中國」。要接觸到那塊「應許之地」，得坐巴士到基隆港以南的海岸，然後在小漁村附近搭帳篷，帳篷空間便充當「閱覽室」，再用小小的、電池為動力的電晶體收音機，偷聽來自北京的違法廣播。在星空下躺在沙灘上，聽著滿是靜電干擾的政治廣播，廣播頻道裡，奇異的北京方言嗶嗶剝剝，感覺真的很刺激。刺激的歷史大戲在台海此岸，就以如此渺茫難尋的虛張聲勢上演完畢，只讓蔣介石跟他的流亡「政府」在堂皇的革命實驗中，憑添更多「俱往矣」的氣味。
（摘錄本章第一節）

第九章
不破不立 毛澤東（之二）
天安門廣場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站在北京舉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之前，向全體委員發表賀詞說：「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通用性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

十月一日，他再次邁步向前，這次站在數萬名呼歡的民眾之前，用他高亢、幾乎口齒不清的湖南腔，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這幕場景，好像一齣曲目很長的京劇之壓軸，這麼盛大場面，可想而知唯一的舞台就是站到天安門上。

明、清皇朝時代，正對著宏偉天安門的那塊Ｔ型空間，被稱為「御道」；有條窄窄的千步廊，是供皇帝侍衛們離開紫禁城之用，有時天子冒險到外邊世界，也走那條路。御道是「大內」與外頭俗世重疊而極少的交界線之一；皇帝家族則在大內生活，行使統治。這兒也是朝廷各部衙門所在地；皇帝詔書則放在「金風雲朵」裡頒佈下來；欽犯被綁來這兒殺頭；還有應試士子等黃榜貼出，也在這裡。

然而，天安門作為政權象徵的重要性，已經被五四運動改頭換貌了。學運人士及新文化知識分子在那兒示威，把天安門重塑為公開抗議的場合，此後變成磁吸地，頻頻供現代示威運動如民粹人士、民族主義者使用，還釋放反政府情緒。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天安門廣場再遭洗禮，這回不僅有示威，還流下鮮血，學生們抗議十三位愛國人士在上海遭英軍射殺而示威，當時統治北京的軍閥竟下令部隊開槍。魯迅以令人難忘的文句回憶此一悲劇時刻：「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隨著人民共和國的降臨，廣場開始又有另一新角色──變成毛澤東新中國的具體呈現，還有他執迷於把自己弄成不朽、自己就是新中國的標誌。過程之中，毛把天安門廣場轉化為他革命後新「中央王國」之最中心象徵。事實上，天安門廣場現代認同的這些陰陽面，既具現為國家權力還有人民對它的反抗，也是毛澤東自己人格相鬥不已的面向。他愛自然流露、天翻地覆、群眾示威及農民的草根性，但也專注於控制、紀律、正統及位高權重的裝飾排場。

中國人民百年來對抗分崩離析、政府無能、帝國主義剝削、長期落後與難忍的恥辱，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十月現身天安門廣場是一勝利里程碑沒錯，但絕非劃下句號。在毛澤東矛盾不休、長期鬥爭及「不斷革命」的意識形態宇宙裡，從來沒有真正的終點線，只有鬥爭期間短短的間歇。正如他與蔣介石國民政府打內戰時，曾經警告說：「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一九四九年還有很多好戲還沒上演，而且毛澤東需要更宏大的舞台。因此，一從延安抵達北京，他第一批計畫之一，便是把天安門之前的空間，轉變為堂皇的公共廣場，氣勢要配得上讓他躍登權力之巔的革命。鑑於毛的革命排場跟之前的孫中山、蔣介石一樣，因此他很快就叫人把呼喚忠誠的巨幅毛澤東肖像畫，掛到天安門拱門正上方，這件事真是無足為奇。此一一模一樣，經證實只是更廣大計畫的開頭而已；計畫要把中國及中國共產革命「品牌重造」，而他是偉大先驅，他的面容就是其商標。接下來此一商標變成全球最著名商標之一。

儘管他反封建，但借用會聯想到帝王的事物，革命分子毛澤東毫不顧忌，而且回收歷史元素，加以利用，讓他的新統治名正言順。首先，他把新的共黨領導班子搬進中南海，也就是紫禁城外的皇家宮殿湖池建築群。中南海由明、清兩代帝王營造，供泛舟宴飲之樂所用，可憐的光緒帝被慈禧太后監禁於瀛台，瀛台也在中南海。正如古時帝王，毛澤東跟他的革命班底就在這裡，在高聳朱紅色城牆背後、遠離「人民」的中南海，避居起來，統治國家。毛澤東甚至把天安門輪廓弄到中國的新國徽上。

一九五○年代初期，毛澤東跟他的蘇聯顧問都完成大膽新計畫，想把天安門前的御道擴大為堂皇的閱兵場地，有位熱心者亢奮宣稱：「大到足以容納十億人開會。」毛是如此存心想超越莫斯科紅場，以至於中方計畫者很快便發現：他們跟蘇聯的建築顧問意見相左。莫斯科紅場面積只有二十英畝，而蘇聯的「社會主義小兄弟」造出來的新設計圖，竟要天安門廣場涵蓋驚人的一百英畝。經證實，規模真的很重要，尤其在競逐社會主義「大哥」一事，更是如此。

對於天安門廣場擴大新計畫，中國官方建築師群狂喜發作，謳歌宣稱：「主席的心胸廣如大海，飛越舊城牆及步道，刺入未來。」毛澤東渴望有個大型集會場，在自己新型統治期間，可以適當地公開接受愛戴，因此斷然否決古蹟保存派人士的計畫；其中有梁啟超兒子、在美國受教育而飽受推崇的建築師兼計畫家梁思成，他懇求毛澤東保留北京舊城中心。梁思成的替代方案是在西郊構建嶄新的政府建築群，相當巴黎拉德芳斯區(La Defense)或巴西新都巴西利亞的中國版，兩者也興建於一九五○年代末期。毛談到梁的計畫時說：「我花二十年打進來，現在他要把我趕出去。」主席此時已下決心，要開推土機，在老北京歷史心臟裡，開出自己通往未來之路。

中國現代史自開始以來，特色便在破壞與建設交替發作，但兩股衝動都沒替環保及古蹟保存留下多少空間。一九五八年黨中央委員會集會上，拆除北京巍峨老城牆還有各式各樣古代建築結構的問題提了出來；北京城牆建於明代，加上防禦工事最寬可與曼哈頓區第五大道相比。(page 315)毛主席漫不在乎地說：「北京……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他繼續說：「有人批評我好大喜功，喜怒無常，不愛古董。沒錯！我是好大喜功。至於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有人愛古董也不差。（但）若我愛古董，今天我們開會就到周口店去開了。」（周口店是史前考古人類學著名地址，北京猿人發現地點。）

現代天安門廣場一九五○年代末期竣工時，超過一萬六千戶古代四合院、一批古代皇家建築，還有很大部分的北京城牆，都被拆除了。新廣場若光是規模還不足以令人敬畏，毛還下令在東西兩側各蓋一座龐然大廈：西邊即德魯伊教風味的人民大會堂，東邊巨大建築物裡容納中國革命博物館、歷史博物館（今日合併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兩座巨廈都花一年時間匆匆蓋好，搶在毛澤東計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大遊行之前落成。

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之後，中共在滿載政治意義的天安門廣場正中心，蓋好巨大紀念館，把毛的屍身安放在內，讓廣場變成規格全面的毛澤東聖地，紀念他的一生還有他領導的革命，當然也是他的豪華墓地。今天冷漠的毛主席紀念館依然展示他脫水而安息的遺體，館場變成介於蠟像館及皇陵之間的混合物，轉念想想，也可以是觀光勝地。

即使過了幾十年，毛的遺緒大多已遭丟棄，但今天到天安門廣場，還是很難不把它想像成毛澤東財產。巨大廣場東側有無花果樹，離開其蔭影遮蔽，往外到平坦巨大的空間，會體會到一種感覺，就是被流放到一巨大水體上面；水體已安靜下來，但不知怎地還有威脅感。一邊的水岸愈離愈遠，而對岸的登陸點依然好遙遠，兆頭很不吉祥。這麼遼遠的空曠會讓一個人覺得很渺小、無遮無掩，這種感覺似乎正中下懷。

靠著建造這麼巨大的公共空間，毛澤東實在把紫禁城跟夏宮的堂皇壓了下去。中國歷史學家侯仁之及建築師吳良墉回憶說，天安門廣場完成以後，壯觀的紫禁城似乎「退居到次要地位」，類似廣場的「後院」。
（摘錄本章第一節）

第十章
黑貓白貓 鄧小平(之一)
德州的中國牛仔
一九七九年二月，有一天晚上，夜空下著雨，一輛大轎車轉過一條陰暗的鄉間道路；轉角處有個油漆剝落的招牌，上頭寫著：「賽門頓：德州牛仔競技場：東方遇見西方的地方」。轎車停到停車場某車格，本德堡郡幾名警長原本歪靠在大捆乾草旁用牙籤剔牙，聽戶外大喇叭播威利‧尼爾森(Willie Nelson)唱的《威斯忌河》(Whiskey River)，此時停止雜事，集中注意力，開始用無線電對講機通話。轎車門打開，一個身材矮小的男子走出來，他是中國的統治者，此時正來美國造訪九天。

鄧小平進入競技場時，穿牛仔馬靴打波洛領帶的德州人呈方陣隊形，端著盛滿大片豬肋排、豆子加馬鈴薯沙拉醬而凹下去的紙盤，由高往下看著他，而他開始使勁地握他們的手，宛如競選中的小城政客。等在這些身材超大德州人一旁的，是身穿暗色毛裝、本來不會現身在此、稀稀落落的幾個中國人。他們是鄧小平特使團的成員，前來與美國締結正式外交關係，執政三十年以來，中國共產黨首度這麼做。

中國特使團一在場邊就座，年輕的騎馬女郎便策馬小步快跑入場，攜帶美國、中國國旗及德州州旗。一位女騎士在鄧小平之前勒馬停住，由馬鞍鞍橋側身，送上一頂十加侖牛仔帽。鄧小平誇張地把帽子往頭上一戴，幸好他有耳朵，那頂德州尺寸的帽子才沒滑下來遮住他的臉。但是他笑得很愉快，向上揮動新帽子，群眾則爆出歡呼與吶喊。要象徵中國新開始與西方打情罵悄，戴上斯特森(Stetson)牛仔帽應該足以傳達訊息了，但鄧小平接下來突然離座，沒多久再次出現時，他已坐上一輛舊式馬拉馬車。他像個選美皇后繞行競技場，由馬車打開的窗戶往外揮手，群眾又一次報以瘋狂的讚揚。

透過這些簡單而誇張的肢體語言，鄧捎出訊號，不僅向美國人表示中美關係進入新紀元，也向他的同胞透露：中國最近向外頭世界開放、國內進行大膽經濟改革，循此而往將永續長存。鄧小平在德州戴上外國十加侖牛仔帽的鏡頭，透過中國人首度由海外向國內直播，向中國人保證：他們的世界真的變了，毛澤東搞的政治死亡之舞終於結束了，而鄧小平的大西部牛仔競技就此展開。

誠如這次劃時代之旅所示，鄧小平的革命膽量絕不亞於毛澤東，而他的目標也完全一樣：為國家取得富強及榮耀。一九八○年，鄧小平對來訪的羅馬尼亞外賓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在使國家富強。」一九八五年，他的政策初步取得成功，在高峰期他再解說：「誠如我們以往的革命，改革之設計……在解脫中國的貧窮落後。」但他的路子跟毛的完全不同。鄧對於改變中國之認同、文化或政治系統──十九世紀改革派稱為「體」的東西，不感興趣。取而代之的，是他不顧一切，想把經濟的「用」改頭換貌，不管是什麼，凡是能強國富民而有必要的，他都願做。

由於鄧小平無懼於向較先進國家汲取、學習，馮桂芬的老點子，也就是學自西方而自強，變成鄧小平改革努力的中樞關鍵。只是，有件東西他是不打算借自西方的，那便是政治。就那個方面，也就是叫批評的人閉嘴而言，事實證明鄧小平之殘忍無情，跟毛差不多。比如公開倡言民主制度的魏京生，在鄧小平訪美過沒多久，就以「陰謀顛覆政府」罪名，被判刑下獄。鄧小平夢寐以求的是「後政治」歲月，經濟開發能夠進行，不受干擾，不管是毛澤東的群眾政治，或是個人主義的自由派民主，都不能來搗蛋。

鄧體察到，中國人民因革命及多次群眾運動，已經元氣大傷，因此操控方向，遠離馬克思主義叫人分裂的政治路線。只是，一旦掌權了，要醞釀一種新的狂熱──創造好東西，也就是賺錢──他可毫不猶豫。一九八○年代中期，他把自己的「反革命」取名為「改革開放」，這種改革血統不純，令人陌生；列寧開立的國家紀律處方，還有傅利曼(Thomas Friedman)謳歌的自由市場經濟學，都拿來混著用。他用簡單格言如「致富光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市場是好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毛澤東搞激烈的平均主義、中央集權及群眾動員，來實踐自己嚴厲的烏托邦願景，反襯的是中國去烏托邦現實。鄧小平不要這些，他讓經濟開發，變成共產黨還有當時中國人生活的存在理由。

但鄧小平不僅是反毛、反革命，而他的改革開放樣板扭轉了文革浩劫。畢竟，這個人曾經出力設定途徑，供中國走了幾十年來到二十一世紀，而且年紀老到能回憶晚清時代，中國人過的是什麼生活。其他人努力卻失敗，未能將中國現代化，苦辣的教育灑在百多年中國歷史景貌上，鄧小平都親身閱歷過了。唯有檢視他的生平，能才完全瞭解鄧小平另類新中國的願景是如何演化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