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與東北亞儒學的建構與實踐〈簡體書〉

何謂東南亞？何謂東北亞？
在政治經濟之外，東南亞是否也可以擁有思想文化話語權？
東北亞能否從東亞這個模糊的概念裡抽離出來，重新為自己賦予恰當的位置？
東南亞和東北亞如何跨過地理和文化的距離進行平等的對話？
本書為2013年5月在南洋理工大學舉辦的“現代儒學與公共性：東南亞與東北亞儒學的建構與實踐”學術工作坊的研究成果。十二篇論文當中，來自新加坡與韓國的作者各占半數。新加坡學者的論題涉及越南儒學的傳播、孔教大綱、儒家思想教材與民間宗教等，勾勒出儒學與東南亞的歷史關係，以及儒家思想同政治理念、教育、宗教等方面的關係，呈現多重且層次分明的“東南亞儒家思想的傳播與變革”。
韓國學者在“韓國儒家思想的重構與實驗”的討論重點，則集中於“東學”如何在宗教運動中展現儒教的公共性。此外，針對儒學的當代意義和價值，如何為現代社會提供思想資源和動力的課題，新韓學者在“儒學的公共性與現代性”提供了多元與新穎的觀點，其中包括當代中國政治儒學話語。
在新加坡和韓國，儒學不止是過去的歷史，而是依然鮮活的文化底蘊。 新加坡與韓國學者進行的思維碰撞，深入探討了東南亞與東北亞的儒學公共性。這本書的出版，具有彌補漢語學術界對兩地儒學研究不足的意義。

主編簡介
魏月萍，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教授有關儒家思想、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等課程。亞際書院研究員，臺灣《人間思想》、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人文學報》編輯委員。研究關懷為陽明後學思想、晚明三教合一及儒學宗教化等問題，也兼及新馬文學與歷史研究。專著《君師道合：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論述》，由臺灣聯經出版公司於2016年7月出版。其他論文發表包括“The Vision of ‘One-ness’ in Song-Ming Confucians（宋明儒的合一思想）、〈回到思想胎盤？——論思想史研究的主體思考〉、〈聖人、聖教與聖經之圖：《清署經談》與晚明“儒家神道化”的知識論述〉、〈楊起元“孝”論與三教合一思想〉及〈族群政治與宗教暴力：馬來西亞宗教多元論的實踐困境〉等。
朴素晶，韓國延世大學哲學系博士，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兼哲學系的專任講師，教授有關先秦思想、中國藝術思想、中國思想史、中國哲學、哲學與音樂等課程。曾任韓國建國大學哲學系講義教授、新加坡國立大學哲學系訪問學者。專著《流動的音樂思維：先秦諸子音樂論新探》，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16年3月出版。主要著作為“Individual and Entirety in Donghak Thought”（東學思想之個體與全體）、“Philosophizing Jigi of Donghak as an Experienced Ultimate Reality”（東學“至氣”概念的哲學含義）、〈東學與道家思維：以不然其然為主〉（韓文）、“Musical Thought in the Zhuangzi：A Criticism of the Confucian Discourse on Ritual and Music”（莊子的音樂思想：對儒家禮樂思想的批判）等。

作者簡介 （按中文姓名中文拼音排序）
白永瑞（BAIK Young Seo）
韓國首爾大學東洋史系文學博士。現任韓國延世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兼人文學院院長。曾任《創作與批評》（季刊）主編、延世大學國學硏究院院長。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史、東亞論述比較研究、20世紀東亞歷史學的歷史等。目前為《臺灣社會研究》編輯委員、《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編輯顧問；曾任（韓國）中國近現代史學會會長（2005–2007）及（韓國）中國現代中國學會會長（2004–2005）。編著有《作為發現的東亞細亞》（2000）、《從周邊看東亞細亞》（2004）、《東亞的地域秩序：從帝國到共同體》（2005）、《ポスト東アジア》（合編，2006）。專著有《回歸東亞：探索中國的近代性》（2000）、《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2009臺北版、2011北京版）、《在核心現場重思東亞：共生社會之實踐課題》（2013）、《社會人文學之路：作為制度的學術》（2014）。
勞悅強（LO Yuet Keung）
美國密西根大學博士，曾在北美多所大學教授中國文史哲諸課。現任職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哲學史、中國傳記傳統、中國文化傳統、《史記》、《四書》、《莊子》及《論語》研究等科目。授課重啟發，堅持閱讀原典和強調獨立思考。研究興趣博雜，涉及先秦諸子思想、漢魏晉南北朝儒、道、釋三教互融、宋明理學、中國敘事文學、佛教講經、中國古代婦女史等等。學術著作刊登于歐美、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中國大陸、香港、臺灣等地。近著有《論語心》（2006）、《文內文外：中國思想史中經典詮釋》（2010）、（合編）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和 Interpretation and Literature in Early Medieval China（2010）。目前正在撰寫三部書稿，分別研究《論語》、唐以前的佛教講經、清代佛教女居士傳記。
李晨陽（LI Chen Yang）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82年獲哲學學士。1984年獲哲學碩士後留校任教。1992年獲美國康乃迪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美國中央華盛頓大學哲學教授、系主任。現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儒家哲學、中國傳統文化、價值理論、中西比較哲學等。主要著作有The Tao Encounters the West: Explorations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1999)、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Harmony (2014)。編著包括 The Sage and the Second Sex (2000),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Political Meritocra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th Daniel Bell, 2013), Moral Cultivation and Confucian Character (with Peimin Ni, 2014), Chinese Metaphysics and Its Problems (with Franklin Perkins, 2015)。已發表百餘篇學術論文。曾任中國留美哲學會會長、國際中國哲學會副執行長、全美哲學會亞洲委員會委員、香港城市大學資深訪問學人（2005–2006）、美國教育委員會會士（ACE Fellow, 2008–2009）、斯坦福大學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研究員（CASBS Fellow, 2015–2016）。現任20餘份學術刊物以及學術組織的編輯委員或諮詢委員。
李元瑾（LEE Guan Kin）
香港大學博士。曾任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創系主任，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前任主任、特聘高級研究員。現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長期兼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是東南亞華人，包括林文慶研究、新馬華人知識份子、南洋大學歷史、東南亞儒學與文化、海外華人與中國等。主要專著有《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份子的三種回應：邱菽園、林文慶、宋旺相的比較研究》（2001）、《林文慶的思想：中西文化的匯流與矛盾》（1991）、《東西穿梭、南北往返：林文慶的廈大情緣》（撰寫12章中的6章）（2009）等。
李焯然（LEE Cheuk Yin）
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一級榮譽文學士、哲學碩士，其後獲英聯邦獎學金赴澳洲國立大學深造，獲哲學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現為文學暨社會科學院中國研究副修課程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北京大學雙碩士學位（漢語）課程主任、雲茂潮中華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曾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院助理院長、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系主任等職。專門研究中國思想、文化、明代史、東亞儒學、華人宗教與民俗。出版專著有《明史散論》（1988）、《明成祖史論》（1994）、《儒學傳統與思想變遷》（2003）、《道教簡述》（1994）、《丘浚評傳》（2005）、《中心與邊緣：東亞文明的交流與互動》（2015）等，並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漢學論叢》、北京《國際中國文化研究文庫》、歐洲 Ming Qing Studies、日本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East Asia 等叢書及學報擔任編輯。李教授同時為武漢大學、南京大學、湖北大學的客座教授。學術工作之餘，亦受委擔任新加坡總統宗教和諧理事會理事、新加坡媒體管理局華文節目諮詢委員會主席。
羅鐘奭（NA Jong Seok）
現任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人文韓國（Humanities Korea）教授。博士論文為 “Praktische Vernunft und Geschichte beiVico und Hegel”。主要著作有《差異和聯合：現代是結合黑格爾的社會•政治哲學》（2007）、《黑格爾政治哲學的遠見和盲目》（2012）。目前研究東西方比較哲學和20世紀韓國現代思想史。
梁秉賦（NEO Peng Fu）
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執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現為南大孔子學院院長。他亦曾於2010年至2012年、2012年至2014年間，擔任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會長。梁博士的研究領域為中國經學與新加坡教育史，中英論著出版於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中國大陸及美國等地。他所講授的課程，在漢學研究方面主要為中國上古與中古時期的思想史；新加坡教育史方面，主要為以華文教育與華文教學為焦點的國家語言規劃及雙語教育政策。
朴榮道（PARK Young Do）
韓國首爾大學社會系博士。現任中民社會理論研究財團首席研究委員。歷任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人文韓國（Humanities Korea）研究教授。歷任季刊《社會批評》編輯。主要著作有〈新儒家的內在超越的結構與意義〉（2003）、《人權的三元結構與東亞人權》（2007）、《世宗的國家經營》（2006，合著）等。目前主要關注社會批判語法和民主主義理論，並致力於以此重構東亞傳統社會思維。
許洙（HUR Soo）
韓國首爾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首爾大學歷史學教授。博士論文為有關天道教（初名東學）思想的研究。研究領域為韓國近代思想史、東學運動與天道教。主要著作有《李敦化研究：宗教與社會的境界》（2011）、《殖民地朝鮮，其古老的歷史》（2011）等。目前研究興趣為數位化歷史資料的概念分析、社會網路分析法等。
趙京蘭（CHO Keong Ran）
現任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人文韓國（Humanities Korea）研究教授。博士學位論文為〈中國的社會進化論的收容和歷史認識的轉換〉（1994）。主要著作有《中國現代思想探索》（2003）、《中國現代思想和東亞》（2008）、
《現代中國知識份子地圖》（2013）、《理解中國的視野：汪暉學術思想評論集》（2014）。近期發表的論文有〈現代中國的儒學復興和“文明帝國”的重建：國家•儒學•知識份子〉（2012）和〈中國新左派和批判性知識份子的條件：汪暉的“中國模式論”和21世紀知識結構的變化〉（2013）。最近關注的課題是中國的知識結構。

導論
 魏月萍 朴素晶
“儒學”作為漢字文化圈共用的思想文化資源，也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實踐的人文價值與傳統意識。長期以來，當代儒學研究的探討範圍多聚焦于東亞，尤以臺灣、日本和韓國為主，經過長時間的研討和累積，已有豐碩的成果。其所勾勒出的儒學面貌繁複多元，同時鋪展出儒學長時段的傳播、演變與接受過程。相對而言，東南亞儒學的傳播與發展，雖也歷經長久時間的演變，卻難以勾勒出一幅較完整的傳承圖像，關鍵原因或在於“儒家思想和華人”的關係，在東南亞不同的地方脈絡，受到該地政治文化以及教育環境的影響或限制，形構的意義不盡相同；加上文獻條件貧乏、儒學經典詮釋根基薄弱、文字傳統零碎等因素，使其長期受困於“有儒家思想，但無儒學”，以及是否更適合用“儒教”來指涉新加坡儒家思想傳承的爭議窠臼。
然而，無論是儒學還是儒教，叩問與追尋儒家思想的現代意義與生命力，已是當代刻不容緩的事。多年以前，新儒家學者唐君毅先生曾以“花果飄零”來陳述儒家思想的境遇，余英時先生也感歎“儒門淡薄，收拾不住”，儒家思想的生存狀態看似亦浮亦沉，影響力實未曾減弱，表現出頑強的生命力。
儒學作為一門學說或學術思想，其影響固然無法脫離政治因素，但那並非是根本，讓儒學回歸“人性自主”，以自我、自求、自主為終極目的，才能還以儒學樸素的原始面目。唯有根本確立以後，儒學作為歷史或思想文化資源，不僅是個人生命價值的憑藉，它對人間秩序規劃的總構想，便能成為政治與社會文化秩序重建的重要參考資源。反思儒學在現代社會的建構與實踐，不僅有助於理解儒家思想義理內容的拓展，讓思想概念能夠轉化為行動實踐，如杜維明先生的“同心圓”構想，視儒家思想為從內往外推展的儒學之道，有一個層層遞進的過程，它與個人、社會形成緊密的關係網絡。因此，追問“儒學”是否能助於公共事務的推動和參與，追求更民主開放與良好公民文化與倫理規範？儒學與現代公民應維持怎樣的關係？如何尋求一套可轉化並適用于現代社會的公共儒學價值，以有助於落實一個具仁愛、有同情心、講求合理及有良好道德規範的公民儒家社會等問題，便至關重要。這種種問題不但能展現儒學的氣魄，安頓儒學與個人的關係，也能使儒學與個人的公民性不相違悖。儒學或儒教，它能形成個人與社會文化重要的道德基礎，促使個人“文化意識宇宙”的精神力量，承擔起個人于社會應扮演的角色。
為了進一步研討以上諸問題，在2013年5月3日至4日，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中文系、中華語言文化中心主辦，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協辦，舉行了“現代儒學與公共性：東南亞與東北亞儒學的建構與實踐”學術工作坊，冀借助東南亞與東北亞不同的儒學研究視野，打開一個溝通與交流的平臺，參照彼此的儒學建構與實踐經驗，對現代社會的儒家思想問題，或提出歷史脈絡的回溯，或梳理與重構儒家的思想概念，或針對現實政治與社會文化情境提出回應與合理的解釋。本書各篇論文即展現了學術工作坊的討論成果。
本書共有十二篇論文，分為四個部分，包括“總論”（兩篇）、“東南亞儒家思想的傳播與變革”（四篇）、“韓國儒家思想的重構與實驗”（三篇）以及“儒學的公共性與現代性”（三篇），希望從各種角度思考和檢視東南亞和東北亞儒家思想的發展狀態。在各篇論文中，出現儒家、儒學、儒教等不同的詞彙，乃因應儒家思想在各地傳播的不同樣態，以能更貼切描繪儒家思想的當代圖像。
總論：“東南亞”與“東北亞”視角
在準備“現代儒學與公共性：東南亞與東北亞儒學的建構與實踐”學術工作坊時，我們遇到一個能很好地說明為何這本書的出版是及時和必要的問題。製作海報時，我們原本將會議題目翻譯成英文 “Modern Confucianism and Public Consciousness: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in East Asia” ，但有一位老師指出，如果只說 “East Asia” ，那在英文語境中只能指東北亞（即中韓日等國），而不包括東南亞國家。的確，普遍而言，“East Asia” 無論從地理或者文化的角度，都可定義為亞洲的子區域(sub-region)，但對於為何東南亞國家不被包含在 “East Asia” ，即字面上“東亞”的範圍，並無任何細緻的探討。多數英美學界的研究著作都依從這種不合理的講法，即以東北亞為 “East Asia” 而以東南亞為 “Southeast Asia” 的翻譯。因此，即使 “Northeast Asia”對英語母語者而言是彆扭的，我們最後還是採用了一個冗長而複雜的標題，即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in Southeast Asia and Northeast Asia” 。儘管“東亞”在概念原則上應包含“東北亞”及“東南亞”，但我們已慣于將東亞與東北亞之間劃上等號，這是應予以糾正的語言實踐。此外，這種約定俗成的想法不僅使東南亞國家與“東亞”疏離，而且從東北亞國家（如韓國）和東亞其他區域逐漸弱化的連接感來看，也造成東北亞國家與“東亞”疏離。
在第一部分“總論”中，白永瑞教授在〈重思儒學與公共性：“中國特色的”普遍主義的未來〉中明確提出這個問題。這篇本是專題演講稿，但其發言內容以及所勾勒的問題意識，說明各參與者因發言主體位置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文化自覺、儒學意識以及周邊感覺等問題，因此在編排此書時，我們決定把這篇論文獨立處理，成為本書總論之一，冀能為本書總體的問題意識，作出提綱挈領式的提問。另一篇論文，則是李元瑾教授的〈儒學在東南亞的承傳：新馬印之比較研究〉。李教授以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三地（“新馬印”）為比較物件，勾勒出東南亞三地儒學發展中，中國元素和本土元素彼此消長的歷史進程。她的東南亞視角，充分表現出她的歷史思維以及明確的主體發言位置，和白教授的提問遙相呼應。
白教授所設想的“東亞”並不是狹義的東北亞，而是包含東南亞在內的廣義的東亞。首先從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地理上和心理上的距離起筆，也提及作為新興工業國的新韓兩國的共同點，但他更加強調新韓兩國作為中國周邊國面臨的共同課題。他指出，圍繞著當今中國的崛起，中國的對外擴張往往被經濟學者懷疑為新型帝國主義，在中國大陸興起的儒學復興運動，也不可避免地有官方主導的文化大國構想的嫌疑。有學者（許紀霖）認為現在中國所需要的不是中華民族自身的文化自覺，而是人類普遍的文明自覺，提倡“新天下主義”即以儒學為根基的全球普遍文明的構想。白教授認為，如果新天下主義只限於重構兩岸三地的中國人的身份認同的話，也許可以成為批判“歐洲普遍主義”的“中國特色的普遍主義”，但無法成為“全球性的普遍主義”，因為這個視角僅僅是另一種“中國中心主義”。
因此，白教授特別關注近期由黃俊傑等學者提出的“儒學在東亞”的一些論調，即將東亞視為一個非固定、多文化交流的接觸空間，同時批判造成“中心 — 周邊”從屬原則的中華中心主義。但他指出，這樣的談論也忽略了構成東亞世界的多樣因素之間所存在的等級性。他強調在東亞等級秩序中的場所性，即位於周邊的主體的生活世界意識。整個東亞世界包括中國都有被西方中心的世界觀周邊化的經驗，但在東亞內部的等級秩序中，中國與周邊國之間也存在“中心 — 周邊”的非對稱關係。這一非對稱關係並不是單方向的支配或附屬，而是不斷進行戰略性互動過程中維持平衡的雙向關係。
從文明史的角度來看，在“中心 — 周邊”之間的脈絡性轉換過程中，周邊國的位置與作用的重要性可從中凸顯出來，例如處於儒學文明中小國主義的韓國的儒學，可以成為儒學普遍性的度尺。由“東亞”再脈絡化的這種小國主義的意義是重大的，因為這份自覺可以成為東亞各國人民確立並擴大自我決定權的思想基礎。白教授認為以儒學為思想資源的東亞達到的小國主義的自覺，也可以成為大國周邊的其他地區尋找新發展模式的重要依據。白教授認同並欣賞新加坡知識分子們的種種探索過程，如對在新加坡普遍存在的現成意識形態的反思與挑戰，以及在探討儒學這種傳統思想資源同時，也進行對當代多種文化資源的批判性分析。
相較於白教授對“中心 — 周邊”以及“小國主義”的反思，李元瑾教授追溯新馬印儒學在殖民地時代和建國以後的發展脈絡與生長樣態，讓我們瞭解東南亞的儒學傳播，如何受到歷史進程、現實政治、教育與文化水準的影響，進而表現出不同的“保儒模式”。論文以橫縱兩種切入點，歸納三地之間的共同性和特殊性，考察了中國和當地因素如何主導儒學的發展。尤其是，新馬印三地的強勢政府，對華人分別採取多元文化政策、整合政策和同化政策，是導致三地儒學承傳際遇差異的最主要原因。
李教授認為，考察16至19世紀殖民地時期新馬印三地的儒學，不能忽略“中國元素”的主導作用，其中包括移民華人的中國背景、中國在東南亞的佈置、中國的政治事件以及中國思潮等因素。論文中檢視了華人移民東南亞的概況、清朝領事館的角色，以及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所鼓吹的維新運動，對新馬印的儒學傳播和孔教運動產生的重要影響。在“中國元素”主導下，三地不但興起辦學熱潮，各文學和文化活動及組織也應運而生。縱然如此，李教授也指出，在共軌互動中的三地，仍可檢視出其相同和差異的地方。例如從指導思想、活動內容、領導人物互動、宣傳組織互動以及建廟互動五個層面，可以窺見三地復興儒學與孔教的共性特徵；但從領袖出生、政治介入、宗教色彩和語文使用這幾個方面，又得以把握新馬和印尼之間的明顯差別。這當中又和殖民地政府所提供給華人移民的政治和文化空間條件有緊密關係，這些條件深刻影響了華人的身份和文化認同。
新馬印獨立建國之後，李教授認為“本土元素”取代“中國元素”發揮了主導作用，導致新馬印之間的關係益加疏離，同時強化了彼此的差異性，國家建構、族群之間的互動問題，成為三地關注的核心。以新加坡儒學發展為例，儒學發展的際遇和起伏，和華文教育的命運相系，極大程度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例如在1980年代曾經有過熾熱的儒學運動，最終卻無疾而終，此後儒學轉入民間和高等學府尋求其生存機遇。馬來西亞的儒學熱浪也受到政治力量的推動和影響，如1990年代的回儒文明對話，抑或讀《論語》運動等。但另一方面，民間亦通過主辦各種儒學研討會及出版儒學刊物等，培植儒學文化土壤和生命力。而印尼的儒學或孔教，受到政治政策的影響，更加的宗教化，形成李教授文中所言“儒學在中國境外以宗教形式存續的另類模式”。
東南亞儒家思想的傳播與變革
本書的十二篇論文，新加坡學者和韓國學者各占半數，新加坡學者的論題涉及越南儒學的傳播、孔教大綱、儒家思想教材與民間宗教等，不僅勾勒出儒學與東南亞的歷史關係，也可瞭解儒家思想如何涉入政治理念、教育和宗教等層面，呈現多重與層次分明的“東南亞儒家思想的傳播與變革”。在這個部分中，首先掀開序幕的是有關越南儒學的研究論文。
在東南亞歷史語境當中，越南儒學和中國儒學的淵源最深，曆史也最悠久。李焯然教授的〈越南儒學與河內文廟〉，利用河內漢喃研究院所收藏的漢文文獻，考察了越南儒學的傳播與發展。論文指出，越南儒學發展較為單純，缺乏多樣化，深受中國官方儒學的影響。例如，明代永樂期間頒賜的《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為善陰騭》、《孝順事實》等書，深刻影響越南的儒學教育。另一方面，李教授認為，曾是越南第一所最高學府的河內文廟，是儒學發展的重要標誌。從文廟的建築特色、祭祀與配享，可以瞭解越南國子監的特色。唯一可惜的是，當漢字被喃文所取代，再發展為拼音文字後，儒家思想隨之沒落。
勞悅強教授的〈《民國必要孔教大綱》：林文慶的建國方略〉，則以在新加坡19世紀末的華族領袖林文慶於47歲所撰寫的一本“倡興儒道，立國化民”的書 ——《民國必要孔教大綱》為研討重點。論文探索林文慶在康有為孔教運動思潮的影響下，如何試圖轉化傳統儒家思想為新時代的孔教，而通過此書不只可窺探林文慶對儒學的總體認識，其念茲在茲的，是為中華民國擬定一套建國方略，以儒教作為政治綱領與宗旨的政治理想。
梁秉賦博士的〈新加坡華校語文課本中的儒家思想教材〉，以新加坡華文中學曾經統一使用的《華文》課本為分析文本，揀選與儒家思想有關的代表性課文作重點分析，追溯新加坡學生如何接受儒學原典的啟蒙，以及新加坡教育對“君子儒”的培養。論文具體指出，通過論學、做人以及對國家盡忠的孔孟語錄的篩選，課本編纂者有意灌輸“個人其成就生命之最大意義與價值的道德場域”，應是社稷而非私我。
魏月萍教授的〈馬來西亞民間宗教的“儒家化”與“公共性”：以真空教為分析物件〉，關注的是儒家思想和民間宗教的關係。魏教授以民間宗教 ——“真空教”，探討宗教儒家化與公共性的關係，尤其是真空教教義對儒家思想義理的吸收，如何轉化為宗教的道德基礎，以“公德”和“公共之理”開拓宗教公共領域。此外，經由儒家思想與宗教的相互交融，重新考究社會原來持有的公私觀念，如何致使宗教化的儒家思想轉化為普遍的公德、可操作的道德實踐，借此達到利群的成效。
韓國儒家思想的重構與實驗
新韓兩國是共處於周邊的周邊即“雙重周邊”的國家。兩國的學術交流不僅是兩個小國之間的交流而已，而可以成為突破從前的“中心—周邊”模式的契機，進而探索使中心與周邊互動借鑒的新模式。如果我們在各自的“場所”共同探討多種儒學思想資源中產生的思想課題，我們的學術交流也有可能脫離儒學復興的中國中心主義，而能在恢復東亞儒學的實踐中發現真正的公共性。將我們的視野擴大到廣義的東亞，通過“東亞”的新角度來重新反思自己國家的身份認同，這可以說是推動新加坡與韓國的學術交流的根本動機。
新韓兩國都是“周邊”當中很特別的“場所”。新加坡的重要意義在於以它為基點或網路，我們能夠將探討擴大到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其他“場所”，並進而深入東南亞社會運動的各種側面。韓國之特別則因為其擁有將儒學再脈絡化的長久歷史實踐，也通過這種特殊經驗，韓國知識份子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將儒學價值內在化的傾向，所以在由東亞思想資源探索新發展模式的共同課題上，韓國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參照。
韓國常被視為“東亞世界中最具濃厚儒教特色的國家”，同時也被稱為“東亞世界中最迅猛地開展民主化運動的國家”。韓國的這種將儒教和民主都發展到高峰的面貌，也許是世界文明史上非常罕見的例子。以下五篇韓國學者的文章是當代韓國知識份子對於當代與近現代韓國歷史上產生的儒學與公共性問題的討論。經由韓國學者對儒學的反思和重構的探討，以及再脈絡化的儒學對韓國社會起到的作用等，讀者們將能深入理解韓國儒學的特殊實踐。在“韓國儒家思想的重構與實驗”這一部分中，前兩篇的討論重點放在“東學”，即實踐儒教公共性並試圖實現自己理念的宗教運動，第三篇則展現出韓國知識分子的當代中國政治儒學話語。
朴素晶博士的〈韓國東學對儒教公共性的革新與實驗：東學的自我認識與主體性〉顯示，韓國思想史不是反復轉述或墨守中國儒家思想傳統的歷史，而是不斷摸索內化和演進的歷史。論文關注代表韓國本土思想的近代自覺的東學思想。在面臨西方思想的衝擊時，朝鮮末出現的東學，更新了傳統社會中的自我觀念，並揭示了不論地位或性別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的近代主體意識。朴博士認為，東學的自我認識是對儒學這一歷史悠久的思想資源的批判性重構，也是對儒學與公共性問題的重大挑戰。
如果說上文討論的是從東學思想內部對儒教的繼承與批判性重組的話，許洙教授的〈東學合法化運動時期“道•義”論述的性質：以19世紀末的“教祖伸冤運動”為主〉，則考察在東學作為宗教的歷史進程中平民公論場的形成。許教授說明東學教壇在“教祖伸冤運動”即東學的合法化運動中，顯示出從宗教性請願到反對外來勢力的義理談論的變化。東學教壇的早期請願和其與政府之間的討論集中在“東學是異端還是大道”的問題，但在後續提出的上疏文裡不止有請願而且還包含了“斥倭洋”的宣言。這一階段東學教壇與政府之間的論證焦點是“倡義”。而東學合法化運動的最後階段是“民會”。東學教壇利用“道•義”等具有儒教色彩的言論尋求認可，但朝鮮政府將東學的公共談論看作是平民侵犯了儒教知識份子的特權領域。
羅鐘奭教授的〈韓國民主主義和儒教文化：韓國民主主義論的預備性考察〉，挑戰了韓國社會將現代化落後的原因，歸咎於朝鮮儒教的主流觀念。羅教授認為，這只是由於朝鮮曾因西方文明的衝擊而滅亡的歷史經驗，進而導致的一種“精神上的殖民性”。他更進一步主張，韓國人對儒教價值的內在化，反而在韓國社會轉向民主化的進程中作出了積極貢獻。他積極評價朝鮮持續五百年的儒教政治文化，以士精神、民本精神，以及知行合一的態度等為例，說明儒教文化如何在韓國民主化過程中，對韓國學生運動及民眾運動起到作用。
儒學的公共性與現代性
如前所述，本書不僅注重不同區域的儒學發展，也重視儒學的當代意義和價值。究竟儒家思想如何為現代社會提供思想資源和動力，“儒學的公共性與現代性”中的三篇論文或可提供不同的反思觀點。李晨陽教授的〈論儒家的平等與不平等觀念〉集中於“儒家的平等”概念，提出在儒家對社會理想的構想當中，重視“比例性平等”甚於“一對一的平等”，把前者視為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儒家相信個人在道德完善、潛能和實現才能中有著不可避免的差別，故提倡勞動分工的必然性、合理性、有效性。李教授在論文中以道德平等、政治平等和社會平等為論述要點，參照於西方的平等理論觀念，以新穎觀點詮釋儒家平等觀念的當代內涵。
站在當代韓國社會的立場討論韓國儒學，朴榮道教授的〈儒教的公共性文法與其民主的含意〉，顯示了韓國知識份子對經歷長久考驗的韓國儒學的深刻理解和信任。朴教授突破過去韓國思想界將儒學和民主看作一種對抗矛盾的態度，例如“孔子死，國才活”或“孔子活，國才活”等，提出儒教的公共性文法的重組可能性。他認為，目前我們面臨的民主主義的危機是由於新自由主義導致的社會公共性的破壞，但現實社會主義的失敗告訴我們，單純加強國家公共性也不是真正的解決方案。他回顧在東亞思想史裡儒教所擔當的歷史實踐，從中摸索對儒教與公共性的批判性重組。
趙京蘭教授的〈當今中國儒學復興的條件：現代性與民主主義的問題〉，一方面將當今中國的儒學復興運動看作是對過去一百多年經歷的自我否定的逆轉，即回歸自身文化認同的積極現象；另一方面，也對最近中國大陸新儒家、新左派以及自由主義者都將本身的主張與儒學聯繫的狀況，表示擔憂。趙教授特別關注蔣慶等中國大陸新儒家所提倡的“政治儒學”的主張。在她看來，蔣慶的《政治儒學》排斥臺灣或海外新儒家所主張的心性儒學而提倡作為政治制度的儒學，即便缺乏對時代的考慮，但還是被認為是現今“最為強力主張儒學本質的書籍”。她在期待儒學復興論述的同時也表示擔憂 —— 中國儒學若要成為永續思想，就不應該是“權力 — 知識複合體的儒學”而應重建“作為批判論述的儒學”。
縱觀以上所述，我們期待新加坡和韓國能在未來持續進行學術交流，這不僅僅是縮小兩國之間文化及心理上的距離，而且能夠發展為互相學習與勸勉的夥伴關係。雙方不僅可在儒家課題上繼續交流，甚至可以擴大彼此的關懷領域，在深入的對話中找尋更多的歷史對話，以更好把握兩地所衍生的“場所性”。
本書作為南大中華語言文化中心出版的《南洋人文叢書》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第五本，正是希望通過東南亞和東北亞經驗長期的交流與互相參照，找到經驗借鑒與轉化的重要資源。本書只是一個起點，但願在未來能開拓更多不同的學術議題，並通過新韓兩地知識分子的頻密溝通與連動，累積更豐厚的學術與思想資源，開展出東南亞和東北亞各自獨特的思想特色。

目錄
Iii “南洋人文叢書”總序
1魏月萍、樸素晶- 導論
一、總論
15白永瑞- 重思儒學與公共性
“中國特色的”普遍主義的未來
29李元瑾- 儒學在東南亞的承傳
新馬印之比較研究

二、東南亞儒家思想的傳播與變革
61李焯然- 越南儒學與河內文廟
79勞悅強-《民國必要孔教大綱》
林文慶的建國方略
105梁秉賦- 新加坡華校語文課本中的儒家思想教材
129魏月萍- 馬來西亞民間宗教的“儒家化”與“公共性”
以真空教為分析物件

三、韓國儒家思想的重構與實驗
147樸素晶- 韓國東學對儒教公共性的革新與實驗
東學的自我認識與主體性
161許洙- 東學合法化運動時期“道•義”論述的性質
以19世紀末的“教祖伸冤運動”為主
179羅鐘奭- 韓國民主主義和儒教文化
韓國民主主義論的預備性考察
四、儒學的公共性與現代性
205李晨陽- 論儒家的平等與不平等觀念
227朴榮道- 儒教的公共性文法與其民主的含意
243趙京蘭- 當今中國儒學復興的條件
267現代性與民主主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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