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天皇：裕仁與近代日本的形成

玉音放送後的國際政治角力
不能被審判的神
被保護的戰爭默許者

裕仁天皇身為點燃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火的三位重要領導人之一，戰後卻得以安享天年，既不如東條英機、木戶幸一被送上戰犯審判法庭，也沒接受軟禁或是被迫遜位，只有決策權力遭到剝奪，給一般世人留下了溫文無辜、對國事無從置喙的虛位君主形象。

作者賀伯特．畢克斯一路追溯裕仁在成長過程中所受到的教育與啟發、神聖君主制和俗世君主制對裕仁的衝擊。他和各種國家機關的互動，以及其治下天皇制度的持續改造轉型，一步步地逼近裕仁在身居事件中心時所扮演的真實角色。

本書旨在破除世人對「裕仁」的刻板印象與迷思，他雖然平庸，卻比任何人所想的都更為精明狡黠，積極涉入內政外交，在幕後主導政局──身為一位天賦神授的君主，裕仁一心擴展帝國的版圖，把日本領向戰爭的深淵；身為一位無法擺脫利慾的凡人，為了保全身分與「萬世一系」的皇道傳統，與美國玩起互取所與的政治把戲，編織出虛位天皇的假象，引導眾人將目光著眼於裕仁終止戰爭的謙卑，而非挑起戰火的罪責。他漫長的一生，比任何一位日本人物更能彰顯出日本政治以及軍、政關係的廣闊天地；對於過去一個世紀日本人的政治態度變遷，更是影響深遠。

且看美國知名日本學專家如何抽絲剝繭，解讀這位堪稱二十世紀日本歷史中最迷人、卻也最複雜的政治人物之一，啟發讀者對於日本歷史與政治的新觀點。

本書特色
 
★ 2001年普立茲非小說獎★
★收錄2016年全新作者序文★

日本有史以來在位最久（63年）的天皇，僅次於泰王蒲美蓬•阿杜德與英國女王伊莉莎白。「裕仁」究竟是侵略的帝國領袖？還是軍國主義下軍方的傀儡？為和戰後，美國政府在東京大審中竭力保護天皇不進法庭接受審判，將所有戰爭責任全歸屬東條英機？

種種圍繞在昭和天皇的謎團
，本書作者運用極有限的資料，做出相當合理甚至無可辯駁的推論，加上作者鮮少帶有個人感情介入評價的寫作風格，更凸顯出作者對於此段歷史的「客觀性」，讓即便如此具備爭議性的題材在他筆下也十分具說服力。雖不免因此稍嫌疏離枯燥，但讀來更有深思價值。

作者簡介 
賀伯特．畢克斯（Herbert P. Bix）

生於美國麻塞諸塞州，哈佛大學歷史與東方語言博士。過去四十年來專研日本近代史、現代史，著作甚豐，皆刊載於美、日的知名期刊，並在哈佛、一橋等多所美、日大學教授日本歷史。近十五年都居住在日本，在日本與美國學者的學術交流中發揮重要的效用。

譯者簡介 
林添貴

國立台灣大學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有《買通白宮》、《轉向：從尼克森到柯林頓美中關係揭密》、《季辛吉大外交》（合譯）、《大棋盤》、《將門虎子》、《蔣經國傳》等。現客居美國，主持天林媒體投資集團。

陳永峰（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京都大學法學博士）

在台灣，被稱為「皇民」的人，不了解天皇制；稱別人為「皇民」的人，也一樣不了解天皇制。日本近現代天皇無錢、無權、無力，不像歐洲君主，也不像中國皇帝。 本書透過對昭和天皇個人生涯的全面剖析，引領讀者進入天皇制以及日本政治文化的核心 ，值得一讀。

胡忠信（歷史學者，政治評論家）

歷史是永無休止的爭論，也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本書透過新史料建立新史觀，重新探討裕仁天皇與近代日本的形成，涉及戰爭功過歷史定為，是一本歷史鉅作。

【導論】（部分）
裕仁乃是二十世紀日本歷史中，最迷人、最複雜的政治人物之一，於日本與中國重啟衝突前夕的一九二六年底登基。在位六十二年，期間日本經歷戰爭、戰敗、美國佔領，以及冷戰時期的和平與繁榮。就最廣義、最深層的角度而言，頭二十年他是日本政治、軍事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其權勢為日本臣民及受日本侵略國家之人民帶來莫大災難。雖然他統治的亞洲大帝國為時不長，其潛力卻十分宏大。他主導帝國的擴張，使日本走進戰爭；根據各國政府於一九四五年之後公布的官方估計數字，計有將近兩千萬亞洲各國軍民、三百一十餘萬日本軍民，以及逾六萬名西方盟軍犧牲了性命。
然而，世事的發展並未如他所預期與希望。當他需要解釋在種種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時，他和親信都未直言無諱。他們技巧性地編造一套說詞，旨在導出一項結論——他一直是英國式的立憲君主，也是和平主義者。裕仁避而不談他和廷臣如何協助軍方成為極其強大的政治勢力，推動武力擴張。他也避談他和廷臣多次運用明治天皇以共識決治理的制度，遏制更加民主、免於軍國化的政治程序。對於身為軍事領導人和國家元首角色的細節，他刻意含糊；對於他的動機、採取行動的時機及決策的邏輯也閃爍其詞。一種嶄新的「天皇中心國家主義」以他為意識型態焦點而發展，他藉此角色激起日本人民的尚武、好戰意識；對此他亦緘默不語。
本書企圖探討裕仁身為一位君王、一名凡人，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什麼經歷和意識型態的啟迪與影響。書中焦點在於亞洲—太平洋戰爭（一九三一—四五年）之前、期間，乃至終戰良久之後影響他與內廷近臣思想、行為的力量。本書試圖描述裕仁身居事件中心時，在決策上所扮演的真實角色；書中必然錯綜複雜，因為我不僅要探究明治天皇（裕仁祖父）所建構的現代神聖法統君主體制，以及如何藉此體制使日本人民轉而接受軍國主義、戰爭和臣民的價值觀。本書也要探討已和戰爭及官方記憶斷絕關聯，而又延續至今的新天皇體制。本書追溯神聖君主制和俗世君主制對裕仁的衝擊、他和各種國家機關的互動，以及在他治下天皇制度的持續改造轉型。最後，我想探究裕仁漫長的一生，因為他比任何一位日本人物更能彰顯出日本政治以及軍、政關係的廣闊天地。他的一生對於過去一個世紀日本人的政治態度變遷，具有莫大影響。
本書所呈現的裕仁天皇是個也會犯錯的凡人，跟所有人類一樣受到欲望、驅力、本能和缺失的影響，只是他得天獨厚，接受了漫長的教育。他幾乎終身處於權力中心，是自身和統治菁英利益的代理人，對公共舞台和隱蔽的政府機制之了解無人能及。當他把皇室的留存和國家的存活等而同之時，他不僅自傲、自私，兼且大謬不然。視之為個人，其存在凸顯現代日本最深刻的政治困境，或是較為公允之論。他既不是大陰謀家，也不是獨裁者，只是二十世紀日本種種重大政治、軍事事件的主要參與人，也是了解這些重大事件的關鍵人物。我相信他也是個緊張不安、困惑的凡人，為求維繫傳統階級體制和秩序於不墜，不惜犧牲日本戰後憲法中奉為圭臬的民主理念，對此其自欺的程度遠勝於欺人。
【第十五章 東京大審】（部分）

裕仁天皇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曉得，盟國作戰有一個官方目標——要把主要戰犯繩之以法，交付審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證實了這一點。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宣言又重申此一目標；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倫敦簽署的「國際軍事法庭規章」（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MT），明確聲明盟國對戰犯所採取的政策。因此，當八月九、十日，裕仁和政府首腦考量是否投降時，戰爭罪行乃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麥克阿瑟下令逮捕第一批戰犯嫌犯，更是令人憂心忡忡，首相東條英機也在第一批被捕人士之列。東條英機深受裕仁寵信，卻讓日本人民恨之入骨，原因不僅是他掌握的憲兵隊對人民殘暴鎮壓，也因為他執行糧食配給相當不公。
東久邇內閣驚覺統治菁英危機重重，立即投票決定從盟國手裡奪回主動權，由日本自行審判戰犯。裕仁大為不悅。如果戰犯受到國法制裁，以他的名義治罪，必然使他十分難堪。到此之前，裕仁每天都和稔彥見面，突然間君臣碰頭的次數大減。不過，外務大臣重光葵在次日還是向盟軍總部提出要求，希望盟總准許日本自行偵辦戰犯。盟總立刻嚴峻拒絕。日本不能自行審判戰犯，盟國東京大審不會有日本法官參與庭訊，而且也不會有針對日本部隊對日本百姓施暴罪行的審判。這件事就全都交給盟國來辦吧！
麥帥本人認為起訴戰犯的事實在挺討厭的。他的原則是速審速決，有關盟總對於證據和程序的界定寬鬆，以及規定不全所引起的濫用偵審權力，他既不介意也不關心。他動作神速，審判在菲律賓率軍和他交戰的日軍司令官本間雅晴、山下奉文。兩名日本將領遭以「未能採行一切措施，防止部屬犯下暴行」的罪名起訴、定罪，立予處死，此舉遭到兩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尖銳的批評，認為菲律賓軍事法庭所遵循的程序有瑕疵，而且充滿報復精神。麥帥大為光火，反罵回去：「反對這種誠實方式的人只是少數……任何詭辯都不能把正義限定在任何特定形式裡。它的純正是在於宗旨，而非拘泥細節。戰爭法則、軍法……一向都能在嚴格的道德限制範圍內有充分彈性去成就正義。」
麥帥批准兩人之死刑，後來又說：「餘下的這些案子將交給東京國際法庭審判。」在他看來，美國軍事法庭、國際戰犯法庭，其實沒什麼差別。
費勒斯准將在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服務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任職一年之後，於一九四三年底奉調到麥帥設在澳洲的西南太平洋總部任職。費勒斯和麥帥同機抵達日本，一抵埠立即致力於保護裕仁天皇，迴避其戰時責任。費勒斯的大目標就是證實自己主持的戰時宣傳戰有功效，同時還要迴護裕仁，不讓他受到戰犯審判。費勒斯親自悄悄訊問約四十名日本戰時領袖，其中多人稍後遭到甲級戰犯之起訴。他從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止的五個多月裡，帶著兩名譯員，親到東京巢鴨監獄進行盤詢。費勒斯的動作使得所有的主要戰犯嫌犯都警覺到盟總關切的重點，趕緊統一口徑，保護天皇不受起訴。因此，控方檢察官努力蒐集證據要用來審判這些人，費勒斯卻變相協助他們。檢察官不一會兒就發現，怎麼日本戰爭領袖異口同聲，講著同樣的話？——天皇乾綱獨斷，決定終止戰爭。這個基調吻合費勒斯要展示他本身執行的對日宣傳戰功效宏大的目標，但他們並不知情。
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小組（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的文武成員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到十二月期間進行的訪談，也有助於日本戰時領袖保護天皇的苦心。此一調查的宗旨是要評估空中轟炸對日本決定投降產生何種效果，尤其要了解原子彈投下的影響有多大。調查小組也想徹底了解日本戰時政治體制的運作情形。毋庸多言，內大臣木戶幸一，近衛文、米內光政、鈴木貫太郎等前任首相，以及鈴木貫太郎的秘書迫水久常、木戶幸一的秘書松平康昌和海軍將領高木? 吉等日本高層政、軍領袖，都把他們與調查小組的互動看成保護國體的機會。他們在回答問題時極其配合，因而成了有關投降過程證據之主要來源，也得以利用他們接受偵訊的機會，來塑造美國官方對裕仁扮演的終戰決策者角色之觀點。
費勒斯結束了五個多月以來的私下偵訊被起訴戰犯，他在同一天召請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到第一生命保險會社大樓的辦公室晤談；米內光政稍早曾在東久邇內閣擔任海軍大臣，也見過麥克阿瑟。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米內光政在譯員陪同下，前往費勒斯辦公室拜訪；費勒斯告知，有些同盟國家（尤其是蘇聯）希望把天皇當做戰犯予以懲處：
為了對付此一情勢，最好日方能向我們證明——天皇完全沒有過錯。我認為即將舉行的〔戰犯〕大審乃是如此做的最佳機會。特別是東條英機，應該讓他在大審時承擔起一切責任。換言之，我要你去交代東條英機這麼說：「在開戰前的御前會議裡，我已經決定，即使天皇陛下反對與美國交戰，也得推動戰爭。」

米內光政答說，他絕對同意這個看法。要確立天皇無辜的最佳辦法，是讓東條英機和繁太郎一肩挑起全部責任。「就田繁太郎來說，我深信他已預備負起全部責任。」
米內光政之所以對田繁太郎願意承擔責任有信心，是有原因的。幣原政府已經在推動日本這一方讓天皇擺脫戰爭責任的政策，透過設在橫濱的終戰聯絡事務局局長鈴木九萬，已經取得田繁太郎同意為開啟戰端承擔責任。顯然，日本政府尚未取得東條英機的承諾。兩星期之後，譯員寫下一份三月二十二日米內光政第二度與費勒斯談話的備忘錄。費勒斯在談話中表示：

在美國主張非美思想（un-American thought）、最有影響力的人是柯恩（Cohen，一位猶太人、共產黨員），他是國務卿貝爾納斯的高級顧問。我告訴米內……把一個跟他合作、協助佔領當局順利管理的天皇送審，對麥帥在美國國內的地位將是極端不利的事。因此我才有這樣的要求……「我不知道上次我跟米內大將講的話，是否已經傳達給東條了？」
費勒斯毫不掩飾嫌惡猶太人（他和麥帥都仇視羅斯福總統、新政以及一切的自由派人士），他和麥帥也把偏見傳遞給日本領導人知曉，不過這些偏見並沒出現在日本新憲法草案中，對於把皇位轉化為「象徵」也沒有影響。但是麥帥拯救裕仁，不讓他遭到戰犯起訴之種種極不尋常的措施，卻對日本人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持久、深遠又扭曲的影響。 東京大審還未開始之前好幾個月，麥帥的最高階副手就努力要把偷襲珍珠港的最終責任栽到東條英機頭上。東條英機自己的陸軍同僚也在這麼做。回到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東條英機聽說盟軍總部很快就會來抓他時，曾經企圖自裁未遂，東條英機養病時，他的舊同僚再次傳話，他必須活著才能保護天皇。東條英機了解，也想一肩挑起日本戰敗的一切責任。由於他的證詞攸關裕仁能否開脫免責，所以一點也不能輕忽。 第一個碰觸東條英機對裕仁的戰爭責任究竟會如何做證者，顯然是惠特尼少將。根據東條英機辯護律師鹽原時三郎的說法，在東條英機開始做審前供述之前（有可能是在米內光政及譯員見費勒斯之前），惠特尼曾經告訴米內光政，麥帥和杜魯門總統「想讓天皇不必負起責任來保護國體」，可是美國國內有「相當的反對聲音」，東條英機在回答美方偵訊人員問話時，可以鼓舞反對天皇的人士，也可以協助控制住局勢。惠特尼這番話反映出麥帥對於美國國內任何可能干預到他的佔領行為之風吹草動都十分敏感，而且這番話反映出麥帥決心利用東京大審做為他建構和平的工具。 米內光政把這段對話告訴鹽原時三郎，鹽原時三郎答應在協助東條英機規劃辯詞時，會謹記著美國的輿論。此後，東條英機在他的供詞和庭上作證時，都照著日本政府對天皇一九四一年角色的官方版本說詞演出；也就是說，只有天皇賦予職權的顧問應該對當時的決定負起責任，「因為既然國家最高機關已經決定，就別無選擇，天皇必須批准」開戰。多年之後，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在接受司法省研究部人員訪談時，透露當時惠特尼、米內光政，甚至首席檢察官，都逼著東條英機要照麥帥的意思作證，裕仁曾經打過一次電話，向東久邇宮稔彥查問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