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由 On Liberty（中英對照）

一 序言

本文所論並非所謂的“意志自由”──那個不幸與誤稱為“哲學必然性”的學說相對立的學說，而是“公民或社會自由”，即：社會以何種性質、在何種限度內對個人實施權力才算正當。關於這一問題，尚無人概述及或浮泛而論，但其隱性存在卻深深影響着當前的種種現實論爭，並將很可能迅速成為未來的關鍵問題。這一問題絕非新生事物，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幾乎自誕生之初就被它分裂為不同羣體。然而，人類中相對文明的羣體如今已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在新階段、新形勢下，公民自由問題浮現而出，需要人類提出更具實質性的新對策。

自由與威權的鬥爭是我們熟悉的某些歷史階段的最顯著特徵，在古希臘、古羅馬和英國歷史上尤其如此。不過，古代的鬥爭是臣民或臣民中某些階層與政府之間的鬥爭。自由意味着受到保護，免遭政治統治者的暴政之害。統治者們（古希臘某些平民政府中的統治者除外）被認為與其治下的民眾必然相互對立。他們或是居於統治地位的個人，或是一個部族或階級；其威權或由繼承而得，或借征服獲取。他們的權柄絕非民眾可任意予奪，只要有可防範其強權鎮壓的法子，民眾便不會冒險或許也並不願去爭奪他們的尊位。統治者的權力被視為不可或缺但也極其危險之物，是一種既可用以對抗外敵亦可毫不猶豫地對抗臣民的武器。若要防止鷲羣中的弱小成員慘遭眾禿鷲捕殺，則需委派一隻最為強悍的禿鷲做首領，以制伏其他禿鷲。然而，禿鷲王之嗜好劫掠鷲羣，絕不亞於那些勁量略小的兇鷲，所以必須永遠警惕其尖喙與利爪。故此，那時愛國志士的目標就是為統治者設定權限，防止其對民眾濫施權力；這種設限行為就是他們意謂的自由。設限方式有兩種：第一，獲得統治者對某些名為政治自由或政治權利的承認。統治者若侵犯這些自由或權利就是瀆職，他若果真悍然侵犯，那麼民眾進行某種抵制甚或全民造反就屬合理合法。第二，建立憲法作為制約手段。總體而言，這一方式發生較晚。據此，統治者若想採取某些較為重要的行動，必須先徵得民眾或被認為代表着民眾利益的某個組織的同意。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統治者都或多或少地被迫服從於第一種設限方式，但並未服從第二種方式。使第二種方式奏效，或者在其已部分奏效的情況下使其完全奏效，就成為各國自由愛好者的主要目標。只要人類滿足於靠一個敵人對抗另一個敵人，滿足於接受某個主人的統治──前提是他多少可以有效地保證不對他們實施暴政，他們便別無祈望。

但是，在人類事務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這樣一刻：人們意識到，由與自己利益對立的他者充當統治者，並非天然法則。他們感到，更好的辦法是，應該讓國家的各種官員充當他們的租戶或代表，他們可以隨意解約，遣散這些官員。似乎惟有如此，才能絕對確保政府權力不被濫用，他們的利益才不會受損。漸漸地，不論何處，只要存在平民政黨，這種靠選舉產生臨時統治者就會提出新的需求，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前限定統治者權力的做法，成為該政黨的主要奮鬥目標；他們力圖使統治者產生於被統治者的周期性選舉。發展到後來，一些人開始感到，以前太看重限定權力本身這件事了。當統治者利益與民眾利益對立時，限定其權力（似乎）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現在所需要的是，讓統治者認同民眾，讓統治者的利益和意志與全體國民的利益和意志合一。國家不必防範自己的意志，不必擔憂其會對自己實行暴政。讓統治者完全向全體國民負責，國民可以隨時罷免他們，因為國民可自主決定權力的用途，所以可放心將權力託付給他們。統治者的權力正是全體國民自身的權力，這種權力高度集中，便於行使。這種想法或感覺，曾普遍出現於上一代歐洲自由主義者之中，並在今天的歐陸自由主義者中仍佔主流地位。那些同意給政府──他們認為非法的政府除外──設立權限的人，在歐陸的政治思想家中顯得卓爾不羣。我國的形勢也一度鼓舞了與這些自由主義者想法類似的論調，倘若後來情勢未改，這種論調如今可能已甚囂塵上。

然而，與人生經歷一樣，在政治和哲學學說中，失敗可能會掩藏各種缺陷與弱點，而成功則會暴露它們。當平民政體僅存於夢想或遠古歷史的傳聞之中時，人們無需限定自己對自己行使的權力，這種觀念似乎不爭自明。法國大革命之類的暫時性社會騷亂也全然沒有動搖這一觀念。在此觀念中，那些最糟糕的騷亂乃是少數篡奪者造成的；它與大眾機構的常規運作方式毫無關係，而是反對國王獨裁和貴族專制的突發事件。但是，後來一個民主共和國佔據了巨幅的國土，且竟然躋身世界強國之列；這一重大事實使人們開始關注和評論選舉制、責任制政體。此時，世人方才意識到，“自治”、“人民對自我行使的權力”等詞語並未表達事情的實相。行使權力的“人民”與作為權力行使對象的人民並不總是同一羣體；所謂“自治”並非每個人自我管治，而是一切別人對他進行管治。而且，“人民的意志”實際上意味着人民當中人數最多或最活躍的羣體──即多數派，或那些成功將自己打造為多數派的人──的意志。於是，人民可能會有壓迫自己當中部分羣體的意願。這種情況同其他形式的權力濫用一樣，都需嚴加防範。因此，即便掌權者要定期對全民──即其中的最強大派──負責，限定政府對個人的權力仍然至關緊要。上述主張不僅受到思想家們的支持，也獲得了歐洲社會中重要階層的青睞──因為民主政體會損害其實際利益或假定利益，順利成為了主流觀點。現在，各種政治理論已普遍將“多數人的暴政”列為社會需警惕的罪惡之一。

如同其他暴政一樣，多數人的暴政主要是通過公權機構的行為實施的，從其誕生至今，令人恐懼不已。但富有思想的人們意識到，倘若社會這一集體本身即是凌駕於其每一單個成員之上的暴君，那麼其暴虐手段之豐富，將絕不限於它通過其官吏所實施的那些行為。社會有能力也確實執行着它自己的種種命令：如果發出的命令並非正確的，或者竟對無權插手的事情濫發號令，那麼它就是在實行比許多其他政治壓迫更可怕的社會暴政。這是因為，它雖然通常不以極刑威懾單個成員，卻能更深刻地滲透到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束縛住個體的靈魂，令其無可逃遁。因此，保護人們免遭官員的暴政並不足夠，還需保護他們免遭主流意見和大眾感覺的暴政，免遭社會的暴政：社會傾向於用民事處罰之外的手段，將自己的主張和做法當作行為規範強加於那些持異議者身上；它傾向於束縛任何與己相左個性的發展、儘可能防止這種個性的形成，並迫使所有的性格特點以社會自身為模型進行自我塑造。所以，集體意見對個人獨立性的合法干預是有界限的。發現這一界限，並保護它免遭侵越，同保護人們免遭政治獨裁之害一樣，對維護人類事務的健康狀態而言不可或缺。

然而，一般說來，雖然上述主張通常不太可能遭到反對，但把這一界限設在哪裏──如何在個人自主與社會管控之間進行恰當調整，卻幾乎是個毫無頭緒的全新問題。所有人們珍視的生存價值，都有賴於對他人行動的切實約束。因此，必須要強制實行某些行為規範；其手段首先是法律，在許多法律不適用的事項上則要借助輿論。這些行為規範應該是甚麼呢？這一點就成為人類事務中的重大問題。而倘若我們排除少數最顯著的例子，就會發現，它乃是人類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沒有哪個時代、哪個國家對其解決方案與其他時代、其他國家雷同；一個時代、一個國家對它的判定會令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國家大為震驚。然而，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人們全渾然不覺其解決之難，似乎人類歷來對其看法並無二致。在他們心目中，自己所建立的規程是不言而喻更自證自明的。這種幾乎普遍存在的錯覺便是一個例證，足以證明習俗之神奇影響。習俗不僅是諺語所說的第二天性，還屢屢被錯當成了第一天性。在防止人類對彼此強加的種種行為準則產生疑慮方面，習俗的效果格外徹底。那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在這一問題上，無論人與人之間，還是個人，都不需講甚麼理由。人們已習慣於相信，也因為受那些嚮往哲學家風範的人鼓動而相信，在這類問題上，他們的感覺比推理更重要，所以推理毫無用處。指導他們形成人類行為規則的實用原則就是每個人心中的感覺：所有人都必須像他或他贊成的人所希望的那樣行動。事實上，誰都不肯向自己承認，他的判斷標準只是個人偏好；一個毫無理據的、衡量某個行為的主張，只能算是個人偏好；就算他明瞭理由，倘若這些理由僅僅是喚起其他人感覺中的類似偏好，那也仍然只是許多人的個人偏好罷了。不過，對普通人而言，他獲得別人支持的個人偏好不僅僅是一個完美無瑕的理由，而且是他用以判斷自己所有的道義觀、趣味觀或得體觀的唯一依據，甚至也是理解自己宗教信條的總指南，儘管他的道德觀、趣味觀或得體觀都並未明確寫入其宗教信條當中。相應地，人們對甚麼值得讚美、甚麼值得譴責的看法，是受到一切五花八門動機影響的。那些動機繁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對他人行為的期望；而他們關於任何其他事物的願望，同樣受到數不勝數的誘因的影響。這些動機有時是他們的理智，有時又是某些偏見或迷信，經常是對社羣的喜愛之情，也經常是對社羣的厭惡之情──羨慕或嫉妒、傲慢或輕蔑，但最通常是他們自己的各種慾求或畏懼──即他們那合法或非法的一己私利。無論哪國，只要存在某個佔據支配地位的階級，該國的道德觀就會源於此階級的階級利益以及階級優越感。斯巴達人與其奴隸之間、種植園主與黑奴之間、王侯與臣民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道德準則，多半就是階級利益和階級優越感的產物。由此產生的種種是非觀念又作用於該權勢階級內部成員的道德觀，影響着他們彼此的關係。反觀之，無論哪國，只要存在一個喪失了支配地位或其支配地位已不得人心的權勢階級，該國盛行的道德觀念便往往帶有對優越感不耐煩甚至厭惡的痕跡。對於已被法律或輿論強加的各種將行和緩行的行為規範，還有一大決定性原則：人類會想像其俗世主人或天上神靈之好惡，並屈己以從。人類這種奴性雖然本質上是自利的，但並不虛偽；它產生的是十足真誠的憎惡之情，驅使人們燒死了巫師和異教徒。許多惡劣因素都會影響道德觀念的走勢，社會那些普遍且顯著的利益無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大因素。然而，與其說這些社會利益本身是道德觀念的產生原因，不如說它們是道德觀念派生的喜惡之情所造就的結果。原本與社會利益無關的人類喜惡之情，在道德觀念的建立過程中赫然突顯，威力驚人。

這樣，社會之好惡，或其中某強勢羣體之好惡，乃是實際決定道德規範的主要事物。全體成員都要遵循那些規則，否則便會遭到法律或輿論的懲罰。總體而言，那些思想和情感超前於社會的人原則上都會對此情形聽之任之，但在某些枝節問題上可能與之發生牴牾。他們忙於探尋社會應對哪些事物產生好惡，而不是質疑社會之好惡應否成為個人必須遵守的法律。他們更樂意努力改變人類對他們持有異見的具體事項的看法，而不願與其他異端分子一起，共同致力於捍衛自由。只在一件事上，他們不再單打獨鬥，而是依理佔據了制高點且堅守始終；這件事就是宗教信仰。做此事有很多益處，尤其是它極為醒目地表明，所謂道德感是多麼不可靠：一個頑固者心中“神學家之間的憎恨”是道德感表現最直白的事例之一。第一批打破自詡為“普世教會”組織之枷鎖的人，通常與該教會一樣，不願容忍異己的宗教主張。而一旦衝突結束，哪一方都沒有獲得完勝，每個教派都會被弱化，各教派都會把期望值降低到能夠維持既有的地盤就行；少數派發現沒有機會變成多數派，只得懇求那些他們無法改變其信仰的人，允許他們持有不同宗教主張。這樣，幾乎僅僅在宗教信仰的戰場上，才存在個人有權利反對社會原則的理據，才能公開駁斥社會有權管轄異見分子的說法。那些給世界帶來了宗教自由的偉大作者大都堅稱：良心自由是一項不可廢除的權利，並徹底否定了“個人有義務向他者解釋自己宗教信仰”的觀點。然而，人類天生對自己真正關心的一切不容異議；除了個別宗教觀念淡漠的地方，人們因厭煩神學爭論而贊成宗教自由之外，宗教自由在任何國度都沒有真正實現過。幾乎所有宗教信仰者心中，對信仰自由義務的承認都是暗自有所保留的；即便在那些最寬容的國家，情況也是如此。有人會做到容忍教政問題上的異見，但不會容忍教義問題上的異見；有人能寬容任何人，卻不能寬容天主教徒或唯一神論者；有人則能寬容任何人，卻不能寬容天啟教信徒；有些人的寬容度稍大，但不能容忍對任何神靈和來世的信仰。無論何處，只要大多數人的宗教情感仍然真誠而熱烈，要求全員遵從宗教的呼聲就高漲不退。

相比其他歐洲國家，英國政治歷史情形特殊，所以其法律的枷鎖較輕，而輿論的枷鎖較重。英國人對立法或執法當局明目張膽干預私人行為的事情十分戒備。他們這樣做並非出於維護個人獨立的公正考慮，而是出於將政府視為公眾利益對立面的思維習慣。大部分英國人都尚未感覺到政府的權力就是他們自己的權力，或政府的主張就是他們自己的主張。他們若果真感覺如此，個人自由就很可能像遭到輿論侵犯那樣，面臨政府侵犯的威脅。然而，直至今日，他們仍有一股強烈的情感，可以隨時喚起：抵制法律在它以前未曾管轄過的事情上對個人進行管制的任何企圖；可他們在這種情感升騰時，卻毫不分辨所涉事項是否屬於法律管制的範疇。因此，此種情感雖然總體而言十分有益，但很可能在具體事例的處理上對錯參半。事實上，並不存在一種公認的原則可常規衡量種種政府干預是否正當；人們的判斷依據就是其個人好惡罷了。有些人不管發現有善事需實行，抑或有惡事需矯正，都很樂意鼓動政府採取行動；而其他人則寧願承受幾乎所有的社會弊病，卻不肯增加一項允許政府管控的新事物，使人類受益。在任一具體事例中，人們是屬於前一羣體或後一羣體，要看他們大體懷有哪種感覺；倘若那件事被提議由政府作為，就要看他們對此事的興趣度如何，或者看他們是否相信政府會按他們的意願作為。判斷他們屬於哪一類羣體，不要看他們對政府適合做甚麼是否持有始終如一的意見。在我看來，缺乏公認衡量原則或規則的後果是，這一派與那一派同樣常常出錯，他們錯誤調用和錯誤譴責政府干預的頻率大體相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