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過程與促進性環境：情緒發展理論的研究（簡體書）

本書是英國精神分析學家溫尼科特的經典代表作，聚集了溫尼科特關於情緒發展理論及其臨床應用的23篇研究論文，一共分為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關於人類個體情緒發展的8個研究，第二個主題是關於情緒成熟理論及其臨床技術使用的15個研究。在第一個主題中，溫尼科特發現了在個體情緒成熟和發展早期，罪疚感的能力、獨處的能力、擔憂的能力，和信賴的能力等基本情緒能力，它們是個體發展為一個自體（自我）統合整體的里程碑。這些基本能力發展的前提是養育環境（母親）所提供的供養，溫尼科特特別強調了早期母嬰關係的質量（足夠好的母親）是提供足夠好養育性供養的基礎，進而提出了母嬰關係的理論，以及嬰兒個體發展的方向是從一開始對養育環境的依賴，逐漸走向人格和精神的獨立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響的觀點。在第二個主題中，溫尼科特更詳盡地闡述了情緒成熟理論在精神分析臨床中的運用，談及了真假自體、反移情、精神分析的目標、兒童精神分析的訓練等主題，其中他特別提出了對那些早期創傷的精神病性問題和反社會傾向青少年的治療更加有效的方法。

唐納德·溫尼科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1896年4月7日―1971年1月25日），是一名英國的兒科醫師、精神分析師，在兒童和成人精神分析、兒童養育、精神衛生等領域均有卓絕的影響力。他在倫敦的帕丁頓·葛林兒童醫院（Paddington Green Children’s Hospital ）行醫的40年期間，接診了近6萬例兒童案例，不斷應用和調整著他的精神分析技術，這些奠定了他從“成熟過程”的視角看待個體發展，並提供適宜的促進性幫助這一臨床思想。除服務于兒科、兒童精神科、嬰幼兒保健乃至青少年反社會傾向的教育領域之外，他也曾兩次擔任英國精神分析協會主席(1956–1959 以及1965–1968期間)，以其“成熟過程”理論思想形成了精神分析的另一個範式，使其得以應用於精神病人治療、精神科護理、社會工作及家庭照護等方面。他通過大量論著、演講和電臺節目傳播他的理念，最著名的概念有：真假自體、過渡性客體、足夠好的母親、抱持、促進性環境等。他在生前及身後由他妻子Clare主持編輯下，共出版了16本書，發表了超過700篇論文，代表作為《成熟過程與促進性環境》、《遊戲與現實》、《人性》等。

溫尼科特的這些工作對於精神分析性理論和技術的發展具有革命性和創造性的意義，他把精神分析關於人格發展理論的起源點和動力推向了生命最早期的母嬰關係，以及在這個關係中的整合性傾向，這對於我們理解人類個體發展，人格及其病理學有著極大的幫助，也給心理治療，尤其是精神分析性的心理治療帶來了極大的啟發。

目錄
中文版推薦序 / 1
導言 / 6
致謝 / 8
簡介 / 9
第一部分 關於發展
1. 精神分析和罪疚感 /
2. 獨處的能力 /
3. 親子關係理論 /
4. 兒童發展中的自我整合 /
5. 健康和危機狀態下的兒童供養 /
6. 擔憂能力的發展 /
7. 個體發展中“從依賴朝向獨立” /
8. 道德與教育 /
第二部分 理論和技術
9. 直接嬰兒觀察對精神分析的貢獻 /
10. 潛伏期兒童的分析 /
11. 分類學： 精神分析對精神病學的分類有貢獻嗎？ /
12. 由真假自體談自我扭曲 /
13. 繩子： 一種溝通的技術 /
14. 反移情 /
15. 精神分析的目的 /
16. 對克萊茵學派貢獻的個人之見 /
17. 溝通與非溝通導致的某些對立面的研究 /
18. 兒童精神病學的訓練 /
19. 性格障礙的心理治療 /
20. 在你受理範圍內的精神疾病 /
21. 由嬰兒成熟過程談精神障礙 /
22. 青少年住院補充性照護密集心理治療 /
23. 嬰兒照護，兒童照顧和精神分析設置中的依賴 /
參考文獻Ⅰ /
參考文獻Ⅱ /
譯者後記 /

1. 精神分析和罪疚感

在這篇演講中，我對罪疚的陳述將不會比Burke更加深刻，Burke在200年前寫到： 罪疚(guilt)存在於意圖中（the intention）。然而，大師們的直覺光芒，以及甚至是詩人和哲學家們精巧的描述，都缺乏臨床的實用性；精神分析已經可以被社會學和個體心理治療所使用，而在以前這些領域更多是被諸如Burke這樣一類大師的思想和話語鎖定著。
精神分析認為，就成長來說，罪疚主題出現的時間在於一個人具有了思考習慣的時期，就人類個體的演進和發展來說，這個時期的個體已經成為了一個完整的人，而且已經能夠與環境建立關係了。罪疚感(sense of guilt)的研究對於分析師來說，意味著對個體情緒成長的研究。這篇文章我將試圖研究罪疚感受(guilt-feeling)，而不是在向大家灌輸知識，但可以作為對人類個體發展一個方面的探索。文化影響當然是重要的，而且是極其重要的；但是這些文化影響本身有可能作為無數個人模式的重疊被研究過了。換句話說，社會和群體心理學的線索其實就是個體心理學。持有“道德需要被灌輸”觀點的那些人教小孩子們知識，卻放棄了在他們的孩子中觀察道德自然發展的快樂，如果為這些孩子提供一種適合個人和個體成長的好環境，他們就能茁壯成長，包括道德也會自然成長。
我不需要去檢查人類體質方面的變異。我們確實沒有清晰的證據來說明，那些沒有心智缺陷的人本質上不能發展出道德是非感。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確實發現了，在道德是非感的發展中，有著各種程度不同的成功和失敗現象。我將嘗試解釋這種發展中的變異性。毋庸置疑，15確實就存在有罪疚感缺陷的兒童和成年人，而這種缺陷並不特別地與智力能力的高或低相關。
如果我把我要考察的問題劃分為幾個主要部分，那將會簡化我的論述：
(1) 那些已經發展出和建立了罪疚感受能力的個體之罪疚感。
(2) 在個體情緒發展線中靠近罪疚感受能力起源點的罪疚感。
(3) 在某些特定個體發展中，由罪疚感受能力缺乏作為顯著特徵的罪疚感。
在本章結尾的時候，我將會談到有關罪疚感受能力的喪失和恢復的問題。
1. 罪疚感受能力的假設
罪疚的概念是怎樣出現在精神分析理論中的？我認為這樣說是恰當的，弗洛伊德在這個領域的早期工作與被認為理所當然就有罪疚感受能力的那些個體身上的罪疚感變遷有關係。因此，我將先說一說弗洛伊德關於健康人群中無意識罪疚意義的觀點，以及罪疚感的精神病理學。
弗洛伊德的工作展現了真實的罪疚感是如何存在於意識及無意識的意圖中的（in unconscious intention）。實際的犯罪並不是產生罪疚感的原因；相反，實際犯罪恰恰是嚴重罪疚感的結果――那種屬￿犯罪意圖的罪疚。只有法律的罪疚（legal guilt）指向犯罪；道德的罪疚（moral guilt）指向內在現實。弗洛伊德是能搞清楚這個悖論的。在他的早期理論構想中，他關心的是“本我”（id），通過本我他談及了本能驅力和“自我”（ego），也談及了與環境相關聯的整個自體的那一部分。自我去改變環境，為的是本我需要的滿足；自我抑制本我衝動，為的是環境提供的東西能被利益最大化地使用，仍然是為了本我需要的滿足。稍後一段時期（1923），弗洛伊德開始使用術語“超我”（superego）來指定那些被自我所接受並用在本我―控制中的東西。
這裡，弗洛伊德是根據經濟學（economics）來處理人性的（human nature），並且為了建立理論構想，故意簡化了問題。在所有這些工作中，都隱含著決定論的思想，假設人性是能夠被客觀檢查的，而且能夠適用於眾所周知的物理學所適用的法則。就自我―本我（ego-id）而言，罪疚感要比特質性焦慮（anxiety with a special quality）稍微多一些，焦慮是由於愛與恨之間的衝突才被感受到的。罪疚感意味著對兩價性體驗的容忍。我們接受“罪疚與因愛恨交加而產生的個人衝突之間存在密切關係”這一觀點並不困難，但弗洛伊德非要追尋衝突的根源，16並表明這些感受都與那些本能生命（instinctual life）有關。
正如大家所知，弗洛伊德在成年人（神經症而不是精神病病人）的精神分析中發現，他要定期地返回到病人童年的早期階段，返回到無法容忍的焦慮，以及返回到愛與恨的碰撞中去。在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這個最簡單合適的術語中，一個健康的男孩達成了與其母親的一種關係，在這個關係中，本能被捲入了，男孩夢想佔有與母親相愛的關係。這就會導致父親死亡的夢想，反過來這會導致對父親的恐懼，以及對父親有可能摧毀孩子本能潛力（instinctual potential）的恐懼。這被稱之為閹割―情結（castration-complex）。同時，還存在男孩對父親的愛和對父親的欽佩。男孩的衝突一方面來自於讓他產生恨和想傷害父親的本性，另一方面也來自于他愛父親的本性，這個衝突使男孩捲入了罪疚感受。罪疚意味著男孩發展出能夠容忍和處理這種愛與恨衝突的能力，實際上這種衝突是一種內在固有的衝突，一種屬￿健康生命的衝突。
這確實是非常簡單的事情，只不過通過弗洛伊德我們才認識到，在健康的情況下，焦慮和罪疚發展達到頂峰是有一個時期的；更確切地說，有一個最初的極其重要的環境――由生物本能決定的小孩子生活在家庭中，並體驗最初的三角人際關係的環境。（這個陳述是故意簡單化了的，在這裡我將不會對兄弟姐妹關係層面上的俄狄浦斯情結作任何的引用，也不會對那些遠離父母或在機構裡面被養育的孩子的俄狄浦斯情結作任何等價的陳述。）
在早期精神分析的陳述中，愛的衝動只有一點點涉及了摧毀的目的，或者涉及了那種在健康情況中已經完全與性欲融合了的攻擊驅力。所有這些陳述都需要最終進入到罪疚起源的理論中，而我之後將會研究這方面的發展。在最早的陳述中，罪疚起源於愛與恨的碰撞，如果愛是去容納屬￿它的本能元素的話，則這種碰撞是不可避免的。這一原型在學步年齡階段有其現實性。
所有的精神分析師都熟悉，在他們的工作中，經常通過更加正常發展的罪疚感，以及通過幻想內容不斷增加的意識覺察和接納，來替換各種症狀，而這些幻想內容則使得罪疚感的產生符合邏輯。罪疚感似乎看起來是多麼不符合邏輯！在Burton的《憂鬱症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一書中，收集了一組很好的案例表明了罪疚感受的荒謬性。17
在長程和深入的分析中，患者會對一切事情感到罪疚，甚至對早期環境中被我們很容易就判別為是偶然現象的不利因素也會感到罪疚。這裡我給出一個簡單的例證說明：
一個八歲的男孩，最近感到越來越焦慮，最後開始逃離學校。我們發現他正在遭受著無法忍受的罪疚感的痛苦，原因是在他出生前幾年，他的一位哥哥死去了。他最近才聽說了這個事情，而其父母並不知道這個孩子對這個消息感到深深的不安。在這個個案中，其實沒有必要讓這個孩子做長程分析。經過幾次治療性訪談之後，他發現了針對兄長死亡的這種具有嚴重損害性的罪疚感是俄狄浦斯情結的一種置換。他是一個相當正常的男孩，在這種有效的幫助下，他能夠返回學校學習，而且他的其他症狀也隨之消失了。
超我
超我（superego， 1923）概念的引入，使得精神分析元心理學在難免進展緩慢的情況下向前邁了一大步。弗洛伊德獨自完成了這項先驅的工作，當他把注意力引向兒童的本能生命，而使這個世界感到不安的時候，他首當其衝承受著打擊。逐漸地，其他工作者通過使用技術獲得了體驗，然後，到弗洛伊德開始使用“超我”這個術語的時候，他有了許多同事。利用弗洛伊德創造的這個新術語，他表明，自我（ego）為了應對本我（id），使用了與其名稱相配的某些力量。兒童逐步地獲得了控制力量。在過分簡單化的俄狄浦斯情結中，男孩內射（introjected）了既欽佩又恐懼的父親，因此也就攜帶了基於男孩知覺到和感受到的、來自父親的控制力量。這個內射的父親―形象（father-figure）具有高度的主觀性，而且是被兒童對父親―形象而不是實際父親的體驗所渲染，也被家庭的亞文化模式所渲染。［術語“內射”只是意味著精神和情緒接納，而且這個術語避免了術語“合併”（incorporation）的更多功能性含義。］因此，罪疚感就意味著自我與超我達成了妥協。相應地，焦慮也就成熟地應運而生，並進入到了罪疚之中。
在這裡超我的概念可以被看作是這樣的主張： 罪疚的起源是一種內在現實，或者罪疚存在於意圖（intention）中。這也是與手淫和普遍的自體性欲活動相關的罪疚感受的最深層原因。手淫本身不是罪惡，18但是在手淫的全部幻想中聚合了全部意識和無意識的意圖（intention）。
從這個關於男孩非常簡單的心理學陳述開始，精神分析能夠在男孩和女孩中研究和探索超我的發展，以及確實存在於男性和女性中的有關超我構想的差異，超我構想的性別差異可能在道德模式和罪疚感受能力的發展這兩方面都是存在的。在超我這個概念之外，已經發展出了大量的觀點。“父親―形象（father-figure）內射（introjection）”這樣的觀點最終顯得太簡單了。在每一個個體身上，都有一個超我的早期發展史： 內射可能變成人類的和父親般的，但是在早期階段，超我內射是用來控制本我衝動（id-impulses）和本我產物（id-products）的，此時超我是亞人類
（subhuman）的，且實際上無論如何都是原始的。因此，我們發現，我們自己在研究每個個體嬰兒和孩子的罪疚感，儘管它的發展是從原始的恐懼，到關係同源的恐懼，再到對某個人類的敬畏，此人也仍是能夠被理解和原諒的人類。（已有人指出，在個體兒童中超我的成熟與在早期猶太史中所描述的一神教的發展之間存在著平行的關係。）
一直以來，每當對作為罪疚感基礎的過程進行概念化時，我們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事實： 即使是無意識和明顯非理性的罪疚感，都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情緒性成長、自我健康和希望。
罪疚感的精神病理學
我們經常會發現，有人被罪疚感困擾著，甚至被罪疚感束縛著。如同《天路歷程》（Pilgrim's Progress）中基督徒後背上的負擔一樣，他們背負著罪疚感生活著。我們知道這些人都有建設性努力的潛能。有時候，當他們發現一個建設性工作的適當機會時，罪疚感就不再妨礙他們了，而且他們會幹得異常出色；但是，一個機會的失敗可能會導致強烈的罪疚感捲土重來，變得無法容忍且非常令人費解。在這裡我們正在處理的就是超我的異常。在針對那些被罪疚感壓迫個體的成功分析案例中，我們發現這種罪疚負擔漸進性地減輕了。罪疚感負擔的這種減輕緊隨著就是壓抑的減輕，或者患者朝向俄狄浦斯情結的靠近，以及由此涉及的全部恨和愛的責任都能被患者所接納。這種情況並不意味著患者喪失了罪疚感的能力（除非是在某些個案中，19可能存在著虛假超我，這種虛假超我是基於早年生命環境中異常的養育方式而發展出來的，而這種養育方式往往與非常強大的權威勢力的侵入有關）。
我們可以在那些被認為是正常的人，和確實可以在那些最有價值的社會成員的個體中，去研究這些過度的罪疚感受。然而，我們很容易就會認為這是疾病，而且一定會考慮到以下這兩種疾病： 精神憂鬱症（melancholia）和強迫性神經症(obsessional neurosis）。在這兩種疾病之間存在著一種交互作用，我們發現這些患者交替表現出憂鬱症和強迫症。
在強迫性神經症中，患者總是試圖要去糾正什麼事情（把事情做對）；但是所有的旁觀者都很清楚，也許患者也是清楚的，那就是患者的這種企圖將不會成功。我們知道麥克白夫人（Lady Macbeth）無法抹去過去做的事情，也不可能通過洗手來擺脫她那些邪惡的意圖。在強迫性神經症中，我們有時候會看到一種類似宗教的、誇張諷刺的行為儀式，似乎宗教的神已經死了或暫時不能被利用了。強迫性思考可能會表現出這樣一個特徵，每次出現一個想法很快就被出現的另一個想法試圖否定並取消，但這個過程一直不會成功。在整個過程的背後是一種混亂（confusion），患者再怎麼整理也不能改變這種混亂，因為這種混亂狀態被維持住了；這是被患者無意識維持的，目的是隱藏一些非常單純的東西。也就是，恨比愛更加強大的事實，而這一事實處於患者意識不到的一些特定情境中。
我會引用一個案例： 一個女孩兒不能去海邊，因為她一到海邊就看到海浪裡面有人哭喊著救命。一種無法忍受的罪疚感使她花費很多無意義的時間，來準備和安排如何觀察海水裡面有沒有人，並準備如何去營救他們。這種極端非理性的症狀，甚至可以表現為她無法忍受一張有著海濱照片的明信片這一事實。如果她在商店的櫥窗中碰巧看到了印著海濱照片的圖片，她必須要去搞清楚這照片的拍攝者是誰，因為她在照片中看到有人被海水淹沒了，她必須要去組織救援，儘管她也完全知道事實並非如此糟糕，而且也知道照片可能是數月或數年之前拍攝的事實。這個病得非常嚴重的女孩最終經過努力，能夠過上一個相當正常的生活，而非理性的罪疚感受也很少折磨她了，然而她必然接受了持續很長時間的心理治療。
精神憂鬱症（melancholia）是抑鬱心境的一種組織形式，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表現出憂鬱症的傾向。一個精神憂鬱症患者有可能會因罪疚感而癱瘓，他可能會什麼都不幹，只是坐在家裡，花好幾年指責和控訴他自己，指控他自己是引發世界大戰的元兇。與他爭辯無論如何都不會有任何效果。20當有可能對這類案例進行精神分析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種聚集在一起對全世界所有人感到罪疚的自體，在治療中將會讓步于患者對“恨將遠遠大於愛”的恐懼。這種疾病就是患者去嘗試一些不可能的事情。患者荒唐地聲稱要為一般災難負責任，但是在這樣做的時候，他就回避了靠近自身的個人毀滅。
一個五歲的小女孩表現出很強烈的抑鬱情緒，作為對其父親在一次意外事件中死亡的反應。在小女孩正處於既恨父親同時又愛父親的年齡階段，她的父親買了一輛轎車。實際上，小女孩那時剛好做了一個有關父親死亡的夢，當父親提要開車出去兜風的時候，她懇求父親不要出去。她父親堅持要出去，因為孩子在這個年齡階段很容易做這樣的噩夢，這也是很自然的情況。於是，全家就開車出去兜風了，而碰巧他們就遭遇了車禍；轎車翻了，小女孩是唯一一個沒有受傷的人。她爬起來走向躺在馬路上的父親，並用腳踢他想讓他起來。但是，她的父親已經死亡了。我從頭到尾觀察了這個孩子的嚴重抑鬱性疾病，她幾乎完全處於情感漠然和無興趣狀態。她在我的房間中站了幾個小時，什麼也沒做。有一天，她站在牆邊用一隻腳輕輕地踢著牆角，踢牆的腳就是她曾經想踢醒已經死去父親的那只腳。我替她表達了她想讓她愛著的父親醒來的願望，儘管她用腳踢他其實也表達了對父親的憤怒。從她踢牆的那一時刻起，她逐漸地恢復了生活，大約一年之後，她又開始上學了，並且重新掌控了自己的生活。
拋開精神分析，我們有可能對未經解釋的罪疚、強迫觀念和憂鬱性疾病進行直覺性理解。然而，我們說，只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手段及其派生方法，才能讓我們有可能去幫助那些背負著罪疚感負擔的個體，並幫助他們在他們自己的性格特質中發現罪疚感的真正起源，這大概也是真實的。用這種方法來看，罪疚感是矛盾兩價性相關焦慮（anxiety associated with ambivalence）的一種特殊形式，或者說，是愛恨共存相關焦慮的一種特殊形式。但是，矛盾兩價性以及個體對矛盾兩價性的容忍能力，意味著個體相當程度的成長和健康。
2. 罪疚感受能力起源點的罪疚
現在我想起了對這種罪疚感受能力起源點的研究，這個起源點存在於每個個體的發展過程中。梅蘭妮·克萊茵(1935)把精神分析師的注意力引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情緒發展階段，她給這個階段命名為“抑鬱位”（the depressive position）。她關於人類個體的罪疚感受能力起源所做的工作是繼續運用弗洛伊德方法的結果。21鑒於本文的長度，我們不可能充分討論“抑鬱位”概念的複雜性，但是我願意嘗試對這個概念作一個簡短的陳述。
我們應該注意到，鑒於精神分析早期的工作都是基於愛與恨之間的衝突，特別是在三元（three-body）或三角關係情境中，而梅蘭妮·克萊茵更主要是發展出了在嬰兒與母親單純的二元關係（two-body relationship）中衝突的思想，這種衝突起源於伴隨著愛的衝動的摧毀性想法（destructive ideas）。當然，在個體發展過程中，這個階段（抑鬱位）的起源時期要早于俄狄浦斯情結的時期。
後來，我們關注的重點發生了變化（the accent changes）。之前，工作的關注重點是嬰兒從本能體驗中獲得滿足。現在，工作的關注重點向目標（aim）上轉移，目標是逐漸呈現出來的。這時克萊茵夫人說，嬰兒的目標在於無情地（ruthlessly）攻破並進入母親，以便拿取母親內部的、自己感覺好的任何東西，當然她不會否認本能性體驗產生滿足感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也不是說在早期精神分析的構想中完全忽視了目標（aim）。然而，克萊茵已經發展出了這樣的思想： 原始愛的衝動（the primitive love impulse）具有攻擊性目標；由於原始的愛是冷酷無情的（ruthless），所以原始的愛攜帶著各種各樣的摧毀性想法，而這些摧毀性想法並不伴隨著擔憂（不受擔憂的影響，unaffected by concern）（譯者注： 原始的愛其實就是對母親的冷酷無情的攫取和摧毀）。這些原始愛的想法可能在一開始就非常的嚴苛，但我們所觀察和照護的嬰兒其實過不了幾個月，我們就可以確定，我們知覺到他們開始擔憂了――擔憂（concern）屬￿對母親的發展性的愛（the developing love of the mother）本能性出現（或潛能被發展出來了）那一刻的結果。（譯者注： 有兩種愛： 原始的愛，發展性的愛，primative love and developing love）如果母親的行為是以高度適應的方式自然而然表現出來的，那麼她就有能力給予嬰兒足夠多的時間，來與其無情攻擊的客體是母親這一事實達成妥協，母親是負責提供全部嬰兒照護情境的同一個人（譯者注： 既是嬰兒攻擊的客體，又是為嬰兒提供照護情境的主體，是同一個人）。顯而易見，嬰兒有兩個擔憂點；一個涉及攻擊母親產生的結果是什麼，另一個涉及嬰兒自己的自體按照是滿足感佔優勢，還是挫折感和憤怒佔優勢所造成的結果。［我一直在使用“原始愛的衝動”這一表述，但在克萊茵的著作中所提到的都是與“挫折”（frustrations）相關的“攻擊”（aggression）。隨著嬰兒開始被現實的要求所影響，本能性滿足就會不可避免受到阻礙。這就造成了克萊茵所說的挫折。］
在這裡我們有很多假設。例如，我們假設兒童正在發展成為一個單元（unit），而且也正在變得能夠把母親知覺為一個人（a person）。我們也假設兒童出現了一種能力，能夠把攻擊性與情欲性本能成分組織並集合起來，22形成一種施虐性體驗；也假設兒童出現了能夠在本能興奮的頂峰時期發現客體的能力。所有這些發展過程中的成就都有可能在他們的更早期階段出現問題，那些階段屬￿出生後嬰兒生命最初開始發展的時期，這些發展階段完全依賴于母親，並且取決於母親自然（天生）地對她的嬰兒的照護。當我們談到罪疚感能力的起源時，我們假設個體在其早期階段有著健康的發展。在所謂的抑鬱位，嬰兒不再那麼依賴母親單純的抱持能力了，這個能力是在嬰兒發展早期階段其母親的特徵；在這個早期發展階段中的各個時間段內，嬰兒正是依靠母親抱持住嬰兒――照護情境的能力（ability to hold the infant-care situation），才有可能經歷和處理各種複雜的體驗。如果（母親給予的）每個時間段是足夠的――可能是些許小時――嬰兒就能夠解決（修通）各種本能體驗造成的結果。母親，她一直就在那裡，隨時準備好接受和理解嬰兒是否有自然衝動需要釋放或修復。在這個階段中最關鍵的是，嬰兒無法處理不斷更換看護者或母親持續很久缺席的情境。如果口欲期施虐被還不成熟的自我（the immature ego）所接受，那麼嬰兒就需要機會進行修復和恢復，這是克萊茵對這個領域的第二大貢獻。
Bowlby (1958)一直對這個問題特別地感興趣： 他讓大家普遍意識到，外在關係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靠的和連續的，這是每一個小孩子的需要。在17世紀，Richard Burton列舉出了憂鬱症（melancholy）的發生原因：“非必需的（non-necessary），外在的，外來的，或意外的原因： 源自於看護者。”他在一定程度上考慮到了來自保姆（看護者）餵養牛奶時傳遞了一些有傷害的事情，但並不完全是那樣的。例如，他引用自Aristotle寫道“……那些沒有把孩子完全交給看護者（保姆）養育，而是每個母親都親自養育，這也是她曾經經歷過的環境條件： ……母親將會比任何保姆，或諸如此類的雇傭看護者，更加仔細和周到，更加有愛和及時出現；這是所有人都認可的事實……”
在兒童或成年人的精神分析中，對擔憂（concern）能力的起源進行觀察，要比在直接的嬰兒觀察中有著更好的效果。當然，在構想這些理論時，我們確實需要考慮到來源於精神分析情境中固有的回顧性報告所具有的歪曲性和世故性。然而，我們能夠在我們的工作中，獲得關於人類個體這個最重要發展階段的一種觀察，那就是罪疚感受能力的起源。逐漸地，隨著嬰兒發現母親能夠倖存，並接受了恢復的姿態（restitutive gesture），這樣嬰兒就變得能夠開始為那些豐富的本能衝動的全部幻想承擔責任，23而這些本能衝動在以前都是冷酷無情的。冷酷無情（ruthlessness）轉為同情（ruth），漠不關心轉為擔憂（unconcern to concern）。（這些術語指的是早期發展的情況。）
在分析中，我們可以說：“一點也不關心”（couldn't care less）轉為罪疚感受。在治療進程中，這是一個重要的階段（點），朝向這個階段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譯者注： 這個點的建立意味著來訪者開始發展出了能夠容忍原始愛中的攻擊元素，也就開始感受到罪疚了）。在分析性治療中，等待分析師的沒有比觀察到個體對原始愛的衝動中，對攻擊元素的容忍能力逐漸建立而更好、更迷人的體驗了（fascinating experience）。就像我曾經說過的，這個過程涉及對事實和幻想之間差異的逐漸識別和認知，涉及對母親于本能需求時刻倖存能力（mother's capacity to survive the instinctual moment）的逐漸識別和認知，因此，在這一階段（點）存在著對其真正修復姿態（he true reparative gesture）的接受和理解。
這個重要的發展階段是由遍佈於一段時間內的無數次重複而構成的。這一點是很容易被理解的，這是一種以下情況的良性循環（a benign circle of）： （i）本能的體驗；（ii）對責任的接納，這一責任被稱為罪疚感；（iii）修通；（iv）真正的恢復姿態（a true restitutive gesture）。如果在這段時間內任何一點上出現了某種發展（養育）性錯誤，良性循環有可能被反轉為一種惡性循環（malign circle），在這種個案中，我們會看到一種對罪疚感受能力的抵消，以及罪疚感受能力被本能抑制或一些其他的原始性防禦形式所置換，諸如把客體分裂為好的和壞的，等等。這樣的問題一定會被提出來： 在正常兒童的發展中，哪個年齡階段可以被認為開始建立起了罪疚感受能力？照我看來，我們正在討論的是嬰兒生命的第一年，事實上是在討論嬰兒擁有與母親清晰的人類兩元關係（human two-body relationship）的整個時期。所以，根本就沒有必要聲稱這些事情在很早就會發生，儘管存在這種可能性。大概發展到了六個月大時，嬰兒可以被認為擁有了高度複雜的心理狀態，而且在這個年齡時期，抑鬱位的開端（the beginnings of the depressive position)有可能被建立了。在正常發展的嬰兒中，想去確定罪疚感受能力起源的具體日期是非常困難的，儘管我們有很大的興趣想去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但是，實際的分析性工作是不會受這個問題所影響的。
關於這個問題，克萊茵有大量的進一步工作，我不可能在這篇文章中把它們都描述出來，儘管這些都是相關的工作。尤其是她豐富了我們對幻想與弗洛伊德“內在現實”概念之間複雜關係的理解，內在現實的概念很明顯地來源於哲學。克萊茵一直在研究嬰兒根據自體內部的各種力量或客體所感受到的善意或惡意（benign or malevolent）的相互作用。她在這個特定領域中所作出的這第三個貢獻，探及到了人類內心世界中永遠掙扎（eternal struggle）的問題。24通過對嬰兒成長和兒童內在現實的研究，我們看見了為什麼在宗教和藝術中，那些揭示他們自己的各種最深層次的衝突與抑鬱心境或憂鬱性疾病（the depressed mood or melancholic illness）之間存在關係的原因。她的關鍵思想是值得懷疑的，懷疑之處在于善意和邪惡的各種力量之間爭鬥的結果，或者用精神病學的術語來說，是在人格之內或之外良性和迫害性元素之間爭鬥的結果。（譯者加： 溫尼科特認為）在嬰兒或患者情緒發展中的抑鬱位，我們看到了依照本能體驗是滿足或受挫而建構起來的好和壞。那些好的被保護起來不受那些壞的侵犯，而高度複雜的個人模式(personal pattern）則作為一種防禦系統被建立起來了，用以抵抗內在和外在的混沌和混亂（chaos）。
從我個人的立場和觀點來看，克萊茵的工作已經讓精神分析理論開始包含關於個體價值（individual's value）的觀點了，然而，在早期精神分析中，我們是用健康和神經症性不健康（health and neurotic ill-health）來表述這個觀點的。價值與罪疚感受的能力是緊密關聯的。
3. 由於罪疚感受能力缺失導致過分的罪疚感
現在我講到了本講座的第三部分內容，在這一部分中，我將首先簡單地提及一下道德感缺失的情況。毋庸置疑，有一定比例的人是缺乏罪疚感受能力的。這種擔憂無能（incapacity for concern）的極端情況一定是罕見的。但那些僅僅在某種程度上健康發展的個體不是很少見，以及那些在某種程度上沒能達成擔憂或罪疚感受（concern or guilt-feeling），或者甚至是悔恨感的個體也不是很少見。在這裡具有吸引力的解釋是退回到體質因素上，當然這些體質因素是永遠不能被忽視的。然而，精神分析提供了另一種解釋。這個解釋就是，那些缺乏道德感的人，在他們發展的早期階段，一直缺乏一種情緒和軀體的環境，而這種環境能夠激活罪疚感受能力的發展。
我不否認每個嬰兒都帶著一種發展出罪疚感的傾向，這個觀點應該能夠被理解。如果能夠給予一定程度的軀體和照護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嬰兒就能發展出走路和講話的能力。然而，就罪疚感受能力的發展來說，必要的環境條件有著更加複雜的秩序，實際上包括了在嬰兒和兒童的照護環境中全部的自然性和可靠性。在個體情緒發展的最早期階段，我們一定不能去尋找罪疚感。那時候的自我還不是足夠的強壯，也不具有組織性，以至於不能承擔接受本我―衝動的責任，此時嬰兒的依賴性（dependence）近乎絕對。25如果嬰兒在其生命的最早期階段能有滿意的發展，那就會達到並出現一種自我整合狀態（ego integration），這種自我整合狀態有可能促成擔憂能力（capacity for concern）發展的開始。然後，逐漸地，在養育順利的環境中，罪疚感受能力在個體與母親的關係中逐步建立，而且這與修復的機會緊密相關。在擔憂能力被建立之後，個體就開始能夠有機會體驗俄狄浦斯情結了，就開始能夠容忍後期階段內在固有的矛盾兩價性（ambivalence）了，在這個後期階段，如果兒童是成熟的，兒童就會被捲入到作為完整人類間的三角關係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能做的要比只是承認以下的事實更多一些： 在一些人中，或者一些人中的某部分人，在他們生命的最早期階段存在著情緒發展的受阻和障礙，最後導致了道德感的缺乏。哪裡有個人道德感的缺乏，哪裡就需要植入道德準則，但生成社會化的結果則是不穩定的。

創造性藝術家
有趣的是我們注意到了，有創造性的藝術家能夠達到某社會化，這種社會化排除掉了罪疚感受的需要，以及與其相關的修復性和恢復性活動，他們排除掉的這些需要和功能活動恰恰是構成普通建設性工作的基礎。事實上，創造性藝術家或思想家有可能不理解，或者甚至可能鄙視擔憂的感受（the feelings of concern），這種擔憂感受只會激發較少具有創造性的人的積極性（譯者注： 對於高創造性的人來說，擔憂感受只會妨礙其創造性的表現，而擔憂感受恰恰是低創造性人積極工作的激發物，如“知恥而後勇”，如此可以理解中國文化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羞恥感文化，以此來激勵低創造性的人進行工作）；關於藝術家們，可能會這樣說，一些藝術家沒有感受罪疚的能力，他們仍然能夠通過他們的傑出才藝而獲得社會化。通常，有負罪感受的人會發現這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然而，他們會偷偷摸摸地尊重無情和冷酷，事實上他們也偷偷摸摸地做一些無情無義的事情，以此獲得比靠罪疚感驅動的勞動更多的成就。
罪疚感的喪失和恢復
在我們對反社會兒童和成人的管理中，我們能觀察到罪疚感受能力的喪失或恢復現象，而且我們經常有機會評估產生這些影響的環境可靠性變量。正是在此時此刻，我們可以研究行為不良者和慣犯（delinquency and recidivism）道德感的喪失和恢復。弗洛伊德在1915年（主要指青少年和青春期前的一些行為，諸如偷盜、欺詐和縱火，有這些行為的人最終都變得社會適應了）寫道：“分析工作……帶來了驚人的發現，此類行為之所以被完成，主要是因為（我的斜體字）這些行為是被禁止的，同時也因為這些行為的執行伴隨著它們的行為者在心理上的輕鬆。他們正在遭受著沉重罪疚感的折磨，他們並不知道這種罪疚感的根源是什麼，26在他們把違法的衝動付諸行動之後，這種沉重的壓迫感就被減輕了。這時他們的罪疚感至少與某種事情牽連上了”（Freud, 1915, p.332）。（譯者注： 反社會傾向者一開始發展出了罪疚感受能力，只是後來喪失了。）雖然在此弗洛伊德指的是發展中更晚的階段，但是他寫的這段話也適用于兒童。
在分析工作中，我們大體上能把反社會行為分成兩種類型。第一類是常見的，與健康兒童平常的頑皮和淘氣有著緊密關聯。就行為而言，主要被大人抱怨為偷竊、說謊、搞破壞，和尿床。我們反復地發現，這些行動都是兒童在無意識中嘗試理解內疚感受而完成的。兒童和成年人不能達到無法忍受的罪疚感的源頭（不能徹底到達罪疚感體驗），因此罪疚感無法被解釋這一事實造成了一種瘋狂的感受（a feeling of madness）。反社會的人通過策劃有限的犯罪行為來讓自己感到輕鬆，這種有限的犯罪只是屬￿原始俄狄浦斯情結被壓抑幻想中的，一種具有犯罪性質的偽裝方式。這是反社會的人能夠發展到達的、
最靠近俄狄浦斯情結矛盾兩價性的地方。最初，替代性犯罪或不良行為是無法給行為不良的人帶來滿足感的，但當這些不良行為被強迫性重複並獲得繼發性獲益的特徵時，就變得可以被自體接受了。在這種機制下，出現了更加普遍的各種各樣的反社會行為，這樣在解釋罪疚感的幻想中就沒有那麼多被壓抑的罪疚感了。
相比之下，在更加嚴重和更加少見的反社會發作（antisocial episodes）中，恰恰是罪疚感受的能力喪失了。這時我們就看到了最邪惡的犯罪行為。我們看到了罪犯在絕望中進行犯罪來嘗試著感受和理解罪疚。他們不見得永遠能成功。為了發展出罪疚感受能力，這種人一定會找到一個特殊類型的環境；實際上，我們必須為他們提供與不成熟嬰兒的正常需要相一致的環境。眾所周知，提供這樣的環境是困難的，這種環境必須有能力經受得住無情和衝動所帶來的所有緊張和壓力。我們發現自己在應付一個嬰兒，但是這是一個有著力氣的、詭詐的老兒童或成年人。
在對更加常見類型的反社會行為的個案管理中，我們經常能夠通過對環境的重新調整來產生治療效果，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基於弗洛伊德已經提供給我們的理解。
我將舉一個例子，這是一個在學校總是偷東西的男孩。校長沒有去懲罰這個男孩，他意識到這個男孩可能是患病了，所以建議他去看精神科的諮詢門診。27
這是一個九歲的男孩，在寄宿學校學習，他正在應對早期年齡階段遭受過的剝奪，而且他所需要的是在家裡待一段時間。他回到了家裡和爸爸媽媽團聚在一起，這給了他新的希望。我發現這個男孩一直有一種偷竊的衝動，他能聽到一種差遣他的聲音，那是一個男巫師發出的聲音。男孩在家裡病了，像一個嬰兒，依賴別人，尿床，冷漠，無動於衷。他的父母滿足他的各種需要，並容許他處在疾病狀態。最後男孩以自發性痊癒回報了他的父母。一年之後，男孩就能夠返回寄宿學校繼續上學，而且這種痊癒的結果是持久的。
把這個孩子從帶給他康復的路徑上轉移開來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當然不能意識到隱藏在他疾病背後無法容忍的孤獨和空虛，這讓他利用男巫來替代更加自然形成的超我組織；這種孤獨屬￿他與家庭分離時的感受，那時他才五歲。如果男孩一直被傷害，或者如果校長教訓了他，並認為他的行為是不道德的，他可能會變得強硬起來，併發展出一個對男巫更加充滿認同的組織；然後，他將會變得專橫跋扈，變得肆無忌憚，最終變成一個反社會的人。這在兒童精神病學臨床中是一種常見的個案類型，我之所以選擇這個案例，僅僅因為這是一個發表過的案例，關於這個案例大家可以找到更加詳細的材料(溫尼科特, 1953)。
我們不能希望去治癒許多已經變成行為不良的人，但是我們希望去理解如何預防並阻止反社會傾向的發展。我們至少能夠規避掉對母親和孩子之間發展性關係的打斷和干擾。另外，把這些原則應用到普通的兒童養育過程中，我們就能夠看到，在對還擁有原始和不成熟（still primitive and crude）罪疚感兒童的管理中需要一定的嚴格性；通過有限的禁止，我們賦予了兒童我們認為健康的、有限的頑皮和淘氣的機會，而在這頑皮和淘氣之中其實包含著兒童更多的自發性。
弗洛伊德的工作超過了任何其他人，他為理解“反社會行為和犯罪是一種無意識罪惡意圖的結局（sequel），以及是對兒童照護失敗的一種症狀”這一點鋪平了道路。照我看來，在提出這些思想並展示我們如何檢驗和使用這些思想的過程中，弗洛伊德為社會心理學作出了貢獻，而這將帶來深遠的影響。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