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四）

自序

中國古代典籍《禮記》在闡述人際關係時有兩句話：「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意思是，當你喜歡一個人時，要知道他的缺點、過錯；討厭一個人時，要知道他的優點、成績。唐朝的大政治家魏徵將這兩句話接過去，勸皇帝任用百官時要全面看人，他在給唐太宗的《遺表》中警告說：千萬不要「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近年來，《禮記》中的這兩句話被歷史學家所接受，成為治史原則，即評述歷史人物，要力求實事求是，全面、公正，不以個人好惡編造、歪曲歷史。為了最大限度地維護歷史的真實性，有些學者又進一步提出「愛之不增其美，憎之不益其惡」的思想。從《禮記》中的人際關係原則，發展為治史原則，我以為這是對古典遺產的創造性的新解釋、新運用，有助於促進中國史學的良性、健康發展，有助於使著作取信於千秋萬代的讀者。

在提倡不以個人好惡編造、歪曲歷史的同時，我以為還應該提倡另一個原則，這就是不以現實利害編造、歪曲歷史。歷史事件、歷史現象千頭萬緒、錯綜複雜，其對現實的影響自然也利害不一，作用各殊。鼓吹什麼，提倡什麼，強調什麼，後來人自然有選擇的權利，但是卻無權根據現實利害去編造歷史、歪曲歷史。因為歷史畢竟是過去、已經發生的、無可改變的事，只有正確地、全面地記載它、評述它，才可以使後人知興替，明得失，總結或接受歷史的經驗與教訓。歷史的真相被編造了、歪曲了，或者被虛無了、掩蓋了，自然，其鏡鑒功能也就變形了、消失了。記得小時候，被大人帶着參觀上海「大世界」，看到那一面面哈哈鏡中各種奇形怪狀的自我，除了開心大笑之外，並得不到任何對於自我的正確認識。

我們的老祖宗一向重視歷史學。北宋時的思想家張載要求儒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表現出對儒學知識分子宏闊胸襟、遠大理想和崇高擔當感、責任感的殷切期求。這四句話當然首先是對哲學家、思想家說的，我以為也可以適用於歷史學家。「為萬世開太平」，歷史學家忠實地記錄歷史，說明歷史，總結歷史，不能着眼於一時一地的小利、小害，而要着眼於千秋萬世的「太平」大業。我在大學讀的是文學專業。畢業後，長時間業餘研究中國哲學。一九七三年，應近代史研究所之邀，以「協作」名義參加編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一九七七年，仍以「協作」之名，應邀參加寫作《中華民國史》第一編。一九七八年四月，我被正式調入近代史研究所，從一介散兵游勇的業餘研究者跨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術殿堂。

《中華民國史》第一編寫中華民國的創立，主角是孫中山。我的任務開始是寫《中國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鬥爭》，完成後的任務是修訂和重寫其中的《武昌起義》一章。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該書上下兩卷先後出版。一九八三年，我被分派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北伐戰爭與北洋軍閥的覆滅（現為第六卷），這一卷的主角自然是蔣介石，大事件是國共兩黨由合作而分裂，蔣介石從與中共並肩戰鬥而翻臉成仇，不共戴天。說老實話，這一段歷史很不好寫。我和我的合作者廣泛收集資料，反覆修改，用心寫了十年，出版後，在海峽兩岸都得到好評。在此前後，我讀到蔣介石留存在大陸的部分日記類抄，寫成若干專題研究論文。二○○二年，我將這部分文章結集成書，這就是許多讀者熟知的《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一書。儘管該書經中央有關部門嚴格審讀，得到肯定和鼓勵，但是還是受到極少數幾個人的攻擊。這少數幾個人，批評拙書是假，攻擊改革開放和中央領導同志是真，鬧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我當時正擔任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一份刊物的主編，差一點因此被免去職務。幸賴躬逢改革開放年代，在中央有關領導同志關心、認真再審讀之後，否定了對拙書的誣枉不實之詞。拙書得以在飽受攻擊之後一版再版。

自二○○六年始，蔣介石日記在美國胡佛檔案館分四批陸續開放，我曾四年、四次應邀前去閱覽，用時十個半月，讀完蔣介石自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七二年長達五十三年的全部日記，抄回高過尺餘的資料。我覺得，這些日記，生前從未公開，比較真實地袒露了其主人的內心世界和部分外人難知的政壇內幕，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之後，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因此，廣泛參考海峽兩岸以及美國、日本、英國、俄羅斯等地的檔案和文獻，做過一百餘個專題研究，陸續在海內外出版了三輯「解讀」著作。現在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第四本。

我的追求和體會是：

一、史學貴真實，貴客觀，貴直筆，貴實錄，貴全面，貴公正。力求有善記善，有惡載惡。有功言功，有過述過。既不能因善而掩惡，也不應因惡而掩善。同樣，功不能掩過，過也不能掩功。是一，就不能誇大為九；是十，也不應減縮為三或四。不能因政治或其他需要而扭曲、掩蓋、誇大或縮小史實，也不能因個人情感與好惡而任意褒貶。史學家要善於排除各種外在的或內在的干擾，盡最大可能還原歷史真相。史實是史學的出發點。從史實出發，而不是從原則出發，或從某個既定的結論出發。一切既往的敘述和觀點都要接受史實的檢驗。正確者存之、堅持之，片面者修訂之、完善之，謬誤者棄之、否定之。

二、史學貴爭鳴。任何人對真理和真相的認識都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個不斷前進、不斷接近真理和真相的過程。其間，片面、謬誤在所難免，在對複雜的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認識和評價上尤其如此。因此，要提倡爭鳴，依靠爭鳴，片面才能轉為全面；謬誤才能轉為正確。這種爭鳴，靠的是擺事實，講道理，而不是扣帽子、打棍子，斷章取義，強詞奪理，牽強附會。二○一四年十月，台灣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書，題為《最後的侮辱》，副題雖為《中共學者閱讀〈蔣介石日記〉文章點評》，而實際上批評的就是我一個人。該書批判我「利用、閹割、歪曲蔣介石日記，甚至大造符合中共迫切需要的理論」，「將蔣介石醜化、惡化、妖魔化、流氓化」，「對蔣介石進行再侮辱和再否定」。該書攻擊我「拿統戰部的經費，為統戰部工作」，是「正在得寵」的，「感情上和行為上浸透了中共御用學者之深重氣息者」，是「地地道道的原教旨馬列主義者」，甚至辱罵我「不是中華兒女」，是「標準的、積極的和忠肝鐵膽的馬列子孫」云云。【一】我倒很希望曾經從「左」的方面批判過我的兩三位朋友，看看這本書，想一想。

三、史實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和出發點，也是檢驗歷史著作科學水平的重要標準。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一書中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終了的結果」。「不是自然界和人類要適合於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只是在其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之時才是正確的。」這一段話，應該成為歷史學家須臾不可忘記的金玉良言。

四、在中國近代史上，蔣介石十分重要，也十分複雜，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研究蔣介石，給予全面、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敘述和歷史定位，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無可推卸的任務。蔣介石一生以孫中山的信徒和繼承人自居，做過好事，也做過壞事，有功也有過。他和中國共產黨有過兩次合作，兩次分裂。在他敗退台灣以後，中共還曾長期希望和他第三次合作。對這個歷史人物的研究做好了，對國民黨歷史的研究做好了，將有助於提高中國近代史的科學水平，有助於顯示中共作為勝利者的廣闊胸襟和氣度，也有助於促進海峽兩岸和世界華人之間的團結和共識的增益。

五、蔣介石的日記長達五十多年，為中國和世界同級別的政治家所少見。正確地使用這份資料，結合其他檔案、文獻，加以比勘、研究、分析，區分其精粗、真偽，相信它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都會有不同的或多或少的裨益。現在，這部日記已經廣泛為世界學者所利用，個別學者，根本不看這份資料就輕率否定，這不是嚴肅的學者應有的科學態度。

本書分上、下及附錄四個部分。上編收錄對大陸時期蔣介石若干事件的專題研究，下編收錄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入台後各次事件的專題研究。附錄（一）收四篇演講，附錄（二）收有關蔣介石的幾本書的序言。近年來，台獨力量在推行「去中國化」的同時，也在推行「去孫中山化」、「去蔣介石化」。在他們的口中、筆下，蔣介石只是鎮壓台灣人民的「元兇首惡」，而完全無視他在台灣堅持一個中國，實行「革新」，促成台灣經濟起飛，一度成為「亞洲四小龍」過程中的成績。顯然，這是本文一開始就指出的為現實需要而編造歷史的惡例。

關於蔣介石在台灣的歷史，筆者此前已經寫過《二二八事件與蔣介石的對策》、《國民黨遷台與蔣介石的反省》、《蔣介石在台「復職」與李宗仁在美抗爭》、《蔣介石反對用原子彈襲擊大陸》、《蔣介石與釣魚島的主權爭議》、《蔣介石聯合蘇聯，謀劃反攻大陸始末》、《尼克松競選與蔣介石、宋美齡晚年的感情危機》等文，收入本叢書第二、第三輯中，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看。

期待讀者、學者的批評、指教。

楊天石，二○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註釋：

【一】《最後的侮辱》，台北：博大出版二○一四年十月版，第一○、一七、三四、三九、四二、一八六頁。

自序

上編

2 「倒孫風潮」與蔣介石刺殺陶成章事件

24 龍雲與汪精衞出逃

60 中國抗戰的三個艱危時刻

70 珍珠港事變前夜的中美衝突

99 日機大轟炸及其對蔣介石的「斬首行動」

下編

120 蔣介石與陳誠在台灣的土地改革

146 國民黨的「改造運動」與陳立夫的被逐離台──兼述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晚年命運

180 孫中山的「知難行易」學說與蔣介石在台灣的「革命實踐運動」

195 吳國楨治台及其與蔣介石政權的隔洋論戰

233 孫立人對蔣政權的不滿及其「兵變」冤案

293 雷震、胡適與《自由中國》半月刊

338 蔣介石父子招撫台獨「大統領」廖文毅始末

369 台灣時期蔣介石與美國政府的矛盾

423 台灣時期蔣介石思想的變化及其「革新」實踐

457 蔣介石日記中的「兩岸密使」 附：我所知道的沈誠兩岸之行

附錄一

498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致蔣介石函引發的思考──在《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三）出版座談會上的發言

508 中國抗戰與世界反法西斯聯盟──二○一五年在南京、上海等地的演講

528 國民黨為什麼丟掉了大陸──在騰訊網與民間思想家丁東的對話

551 蔣介石與宋明理學──二○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貴陽孔學堂的演講

附錄二

574 蔣介石《自反錄》再版序

577 《美國國家檔案館藏中國抗戰歷史影像全集》序

584 《國家記憶》（中國遠征軍作戰圖片集）序

588 商務印書館《抗戰大遷移》叢書總序

592 《康心如與重慶市臨時參議會》序

596 《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再版後記

599 《國民黨與德國的關係（一九一二—一九四五）》序

上編

「倒孫風潮」與蔣介石刺殺陶成章事件

辛亥革命之前，同盟會內部有過兩次「倒孫風潮」。第一次發生於一九○七年。當時，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驅逐孫中山出境，日本西園寺內閣不願意得罪孫中山和中國革命黨人，改為贈款勸離。另一股票商人也贈款助行，大約共得一萬五千元之數。孫中山隨即離日，將兩千元留給章太炎辦《民報》，大部分錢自帶，作為到中國南方沿海發動起義的費用。同盟會員張繼、章太炎、劉師培等人均認為孫中山受賄，主張罷免其總理職務。

第二次發生於一九○九年。當時，在南洋的同盟會員李燮和（柱中）、柳聘農、魏蘭、沈鈞業、陳方度、胡國樑等起草《七省同盟會員公啟》，認為同盟會成立之初，孫中山本無一分功勞，在兩廣、內地，亦無一分勢力，全憑「大言」謊話，騙得總理職務，就職後營私謀利，將大量募款攫為己有，在香港、上海銀行，居然存款二十萬之多。《公啟》指責孫中山有「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同志名譽」等「罪狀」三種十四項，提出開除孫中山的總理職務等八項要求，委託陶成章帶往日本東京，要求當時同盟會的「總庶務」黃興發佈。該《公啟》或稱《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或稱《孫文罪狀》，均同。繼之，章太炎發佈《偽〈民報〉檢舉狀》，攻擊汪精衞奉孫中山之命續刊的《民報》為「偽」，同時攻擊孫中山「懷挾鉅資，而用之公務者十不及一」，是貪污腐敗的「大老虎」。

以上兩次「倒孫風潮」，受到同盟會領導人劉揆一、黃興的抵制和反對。同盟會系統在日本、香港以至南洋、歐洲、美洲的報刊紛紛發表文章，為孫中山闢謠、辯護。有關情況，筆者多年前曾多次詳論，對此，辛亥革命史學界大都熟知。【一】但是，幾乎沒有人知道，一九一○年一月，陶成章為回答同盟會內擁孫一派的批評，在東京發表《佈告同志書》，對孫中山等人進行新的攻擊。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陶成章鼓動浙軍，反對黃興出任大元帥。次年一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當選為臨時大總統，陶成章直接致函孫中山，表示反對。這或許可以視為第三次「倒孫風潮」的發端吧！新舊矛盾纏繞糾結，其結果是釀致陳其美指使蔣介石對陶成章進行暗殺。茲根據筆者多年前收集而訖未使用的資料，對這一問題進行新的敘述和探討。

一 陶成章和「倒孫風潮」的關係及其對孫中山的新攻擊

一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陶成章印刷《佈告同志書》，說明自己和第一、第二兩次「倒孫風潮」的關係，闡明反對孫中山的理由，進行新的攻擊。對於這一份文件，筆者二○一一年在寫作《帝制的終結》一書時曾經提到，但未展開論述。【二】因此，學界尚未加以注意。

關於第一次「倒孫風潮」，陶成章否認和自己有任何關係。關於第二次「倒孫風潮」，陶成章承認自己是文件傳送者。《佈告同志書》稱：

受事以來，少與外間同志交涉。孫文、精衞在東京時，僅一面，漢民則並一面而無之，未與合謀，罔知底蘊。故凡向日有同志自香港來者，道及孫文之惡，僕未嘗措意。東京同志，有欲罷去孫文，僕亦未嘗與議。【三】

這一段首言香港同志道及「孫文之惡」，用「惡」字，可以典型地表現陶成章對孫中山的仇視與輕蔑。其下所云，當指一九○七年第一次「倒孫風潮」。陶成章聲明自己未曾參與「罷去孫文」之議，這可能是事實，但是，他在《佈告同志書》中批評東京同盟會總會時曾說：「若言總會，則總會之失信用久矣。」在文中特別加了個夾註：「自丁未春孫文受外賄始」，「丁未」，即一九○七年，可見，他在認為孫中山接受日方「賄賂」這一點上與「倒孫風潮」的其他參加者並無二致。【四】關於第二次「倒孫風潮」，《佈告同志書》說：

去年南遊，所遇同志，多有間言。僕乃細加審察，知謗言固非無因而至。今年五月，檳港李君柱中等，乘僕東歸之便，囑僕帶一公啟，至東京宣佈。僕以公事當付諸公議，乃交之總庶務黃興君，請為邀集各省職員，妥議良策。不數日，而精衞東來，與黃興君同寓。於是黃興君致函僕，意欲由彼作中，曲為解說（此信現存李君柱中處）。僕以此非僕一人之事，二三人私議，固為何者？故當時即行拒絕。

一九○八年，陶成章組織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協會，以便在國內進行暗殺和暴動。九月（八月），赴南洋群島，籌募經費，歷經新加坡、仰光、檳榔嶼、泗水、吧城（雅加達）、檳港等地，重新打出光復會旗號。因得不到孫中山、胡漢民及同盟會南洋支部的有力支持，募款效果較差。在檳港時，陶成章結識在當地中華學堂教書的湖南人李燮和及同事陳方度、胡國樑、柳聘農等人。他們也都對孫中山及同盟會有意見，於是便由李燮和領銜起草《七省同盟會員公啟》，對孫中山進行多方面的攻擊。所謂「七省同盟會員」，其實只是從國內到南洋檳港等地教書的幾位與李燮和相熟的教員，並非真正可以代表四川、廣東、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福建等七省的革命黨人。從陶成章的《佈告同志書》可知，對於李燮和等人的意見，陶成章曾「細加審察，知謗言固非無因而至」，是同意並且支持的。這一點，陶成章在寫給時在巴黎辦《新世紀》的吳稚暉的信中講得更清楚。函稱：

南渡之後，廣見各同志之受欺於孫、汪、胡諸輩，不覺憤憤，以故各同志欲發表孫文罪狀，弟亦贊成之。【五】

函中，陶成章自稱到南洋群島，聽了「各同志」的意見之後， 「不覺憤憤」，可見陶對「各同志」的意見不僅支持、贊成，而且為此動了感情。

陶成章到東京後，要求黃興召集各省在東京的同盟會負責人討論。由於《七省同盟會員公啟》嚴厲指責孫中山有七大罪狀，黃興認為不實，沒有同意；貿然公佈，自然更加不能同意。他與陶成章辯論多時，無效。【六】又與譚人鳳、劉揆一共同致函南洋同志，為孫中山詳細解釋，勸南洋署名各同志反省。【七】陶成章此時已決定與同盟會分家，「另開局面」，並且決定自行發佈《公啟》。【八】由這些方面可見，陶成章就不僅是李燮和等《公啟》的傳遞者，而是代表者，甚至是主持者和決策人。這一點，可以從李燮和的兩個兒子李興瀟、李興藻的回憶中得到證明。二李說：

一九○九年八月，陶成章來到檳港，談到同盟會黨務、人事和經濟上的許多問題，對孫中山極為不滿，先父頗為同情。陶遂邀約先父及魏蘭、沈鈞業、陳方度、胡國樑等人聯名上書同盟會東京總部，指責孫中山，要求改選黃興為總理。其主動者實際上是陶成章本人。【九】

二李雖非當事者，但其所述，當必得自乃父李燮和。據此可見，不是陶成章聽了李燮和等南洋同志的意見，受到影響，而是李燮和等聽了陶成章的談話，受到影響。在這一過程中，陶是主動者、決策者。

陶成章的《佈告同志書》分《自述》、《證明》、《辨正》、《聲明》、《附則》等五部分。

在《自述》中，陶成章自敘個人革命歷史：素志破壞（清政府）中央（機構），擬由學陸軍入手，但未能如願；繼而聯絡會黨。次述與徐錫麟分道行事，共謀襲取南京。再述秋瑾返回浙江，在紹興籌備起事，因孫中山「遍放謠言」，聲稱由南洋密運軍火來長江，因此促使清吏加意搜索，牽及全域，以致皖浙起義計劃失敗。末述到上海重建機關，因缺少經費，到南洋籌措，被孫文、汪精衞、胡漢民目為「保皇黨」和清政府的「偵探」，因此，陶成章質問孫中山等人，「其意果何居」？

《證明》列舉事例，說明孫中山、汪精衞、胡漢民三人「居心險惡，行事巧詐」。其所舉事例有二：一為光緒、慈禧去世，雲南志士思復等計劃起義，陶成章亦力主「專重雲南」，但汪精衞等出於嫉妒，撥弄同志，顛倒是非。二為同盟會廣西分會會長劉某為發動起義，到南洋募捐，向孫中山、胡漢民索取介紹函，但孫、胡所出函件卻不肯說明劉某為「吾黨中人」，足見「存心陰險，操術狡詐」。

《證明》並以惠州、潮州、河口、鎮南關等處的起義為例，說明孫中山等常常誇口，或稱「吾助以大宗軍火」，或稱「每人每月餉銀十元」，或稱「有十萬大兵」，或稱「（孫）親往鎮南關督陣，大炮飛來，燃其鬍鬚，屹不為動」，等等。陶成章用這些事例說明，孫中山等人慣於以「大話」、謊言糊弄和欺騙黨人。陶稱：「今孫文行事，實等兒戲，同志性命，其戲具耳！」又稱：「孫文既以詐偽之術，行之於內，復以誇大之言，施之海外，於彼一己之名利固有進矣，其如祖國前途何！」

在反駁《七省同盟會員公啟》時，香港《中國日報》曾指責陶成章受章太炎委託，以復興《民報》為名，募得數千金，而一事未辦，受南洋支部詰責，逃回日本。對此，陶成章在《辨正》部分說明，本人到南洋，非如《中國日報》所言，受章太炎委託，為《民報》招股而來；到南洋之後，即將股單交給汪精衞，雖到過仰光、庇能等十餘個城市，從未為《民報》招分文之股。《中國日報》還指責「陶成章在東京朋比為奸，久為東京革黨所深惡痛疾」，對此，陶成章答稱，自一九○七年春孫文受外賄之時始，同盟會總會早已失去信用；《民報》遭日本政府封禁後，同盟會的「總庶務」擬召集兩三個分會會長開會，都開不成。哪裡還有人對我「深惡痛疾」？《中國日報》還提到劉師培的友人汪公權初為革命黨，後投降清朝兩江總督端方，出賣同志，在上海為革命黨人所殺。對此，陶成章稱，殺汪者，係王金發，為友人報仇，不特與孫文無關，也與同盟會無涉。同盟會所言，「狐假虎威，妄言冒功，無恥極矣」。

《民報》一度由章太炎主編，一九○八年十月，日本政府禁止其二十四號發行，《民報》出版中斷。一九○九年十月，同盟會本部在東京籌備續刊，以汪精衞為總編輯，將章太炎排除在外。章太炎憤而寫作《偽民報檢舉狀》，除指責續刊《民報》為「偽」外，攻擊孫中山「本一少年無賴」 ，貪污鉅款，賣國賣友。《中國日報》認為《檢舉狀》和《七省同盟會員公啟》均為「一人所為」，隱指陶成章。對此，陶成章聲明：「夫僕行事，素不畏強御，欲宣佈則竟自宣佈之，何藉《檢舉狀》、《公啟》為！」

《聲明》部分說明，自孫中山離日後，《民報》的經費日益困窘，章太炎屢向孫中山、汪精衞告急，孫、汪均不曾為之想過一法；章託陶成章攜帶「股單」到南洋募股，孫、汪卻秘不宣傳，證明孫、汪早已「棄絕《民報》」。及至章太炎被日本政府判處罰金一百一十五元，逾期不交，將送東京監獄，作苦工代替，幸賴四川、湖北、江西三省同志及陶成章捐出仰光華僑資助的旅費，章太炎才得以免除災難。對此，陶成章評論說：「當《民報》盛時，精衞、漢民皆嘗支用多金，及窘，則棄之勿顧，事平，又竊之以行，是豈仁人君子之為哉！」他批評汪精衞「蒙蔽一切，擅自出版，其設心不問可知」。又向黃興表示，《民報》不經公議出版，決不承認。

陶成章表示，過去與諸同志的革命經費，全部靠同事典當家產，不曾向外界捐募分文，只是因為在日本無法歸國，才不得已到南洋，準備在募得萬金之後，即進行各事。現在決定「纍積寸進」之法籌款，決不像孫中山等人一樣「蠱惑黨人，聊樹一幟，陷人絕地，以自高聲譽於海外」。他宣稱，此後停止籌款。前此在南洋等地所籌款，僅收到日元七百餘元，其他未寄者，概請停寄。陶成章當時決定編寫並發行教科書，經營商業，以此獲得利潤，作為革命活動的經費。其所謂「纍積寸進」之法，指此。

發佈《佈告同志書》後一個月，陶成章正式與同盟會分家，在日本東京重建光復會總部，以章太炎為會長，陶成章自任副會長。章太炎是文人、思想家，名望高，但不善理事，也不樂於理事，陶成章成為重建後的光復會的實際領導人。

二 陶成章《佈告同志書》評議

陶成章的這份《佈告同志書》雖然旨在回答各地擁護孫中山一派對自己的批評，但主要批評矛頭仍然指向孫中山及其當時的兩個助手汪精衞和胡漢民，是對孫中山及同盟會的新攻擊。

《佈告同志書》所述各例，分幾種情況。

一、確有部分類似事實。例如，孫中山在各地動員起義時，有時確實誇大自身實力，說過與實際不符的「大話」；或者最初應允以金錢犒賞、獎勵，而最終無法兌現。這種情況，就孫中山說來，或為對敵鬥爭中的虛張聲勢，鼓舞人心，或為擴大兵力、人員之需，方法雖未必盡妥，但並無錯誤。又如，對從國內到南洋各地的募捐者，須由孫中山簽名介紹，這是為了加強管理，避免有人藉機謊騙、斂財，在這一過程中，過於嚴格、謹慎，因而接待、處理可能出現不當現象。這些，有些可以批評、改進，但不應成為攻擊之點。

二、事出有因。例如對章太炎與《民報》的態度。孫中山離日時，除以兩千元交給章太炎，作為維持《民報》出版的經費外，其餘一萬三千元則攜到南方，在廣東欽州、廉州地區發動起義。由於起義需要大量經費，孫中山不可能為《民報》提供更多款子。此後，孫中山等人的經濟也處於極度困難中，無力繼續支持《民報》。孫中山在南洋所依靠的主要是胡漢民主持的同盟會南洋支部及其機關報《中興日報》，對曾經掀起「倒孫風潮」的東京同盟會總部已經很失望。加之此時的章太炎企圖改造佛學，作為鼓吹革命、淬礪黨人的精神武器，在《民報》中大談佛理，這一條編輯方針和當時革命黨人，包括孫中山等人的思想有較大距離，和汪精衞、胡漢民創編時期的《民報》也有很大不同，因此，銷量大減，《民報》的經費更加困窘。一九○九年十月，孫中山派汪精衞到東京續刊《民報》，在改組編輯部時排斥章太炎，其故在此。在這一過程中，孫中山等和同盟會的其他領導人缺少溝通、協商，對章太炎和《民報》的艱難處境關懷不夠，體貼不夠，是缺點，但同樣不應作為攻擊之點。

三、判斷無據。一九○七年，徐錫麟在安慶巡警學堂謀刺安徽巡撫恩銘，秋瑾在紹興大通學堂被捕，以致光復會籌備的浙皖起義失敗，其起因在於光復會員葉仰高被捕，供出部分黨人的別名和暗號，和陶成章所稱孫中山「遍放謠言」，致令清吏「防患未然，加意搜索」沒有直接關係，現有資料也沒有孫中山洩漏過有關浙皖起義消息的任何記載。其實，從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在廣州發動起義始，清政府就一直在搜索、破壞、逮捕、鎮壓革命黨人，何能將歷次起義失敗的原因都加在孫中山等人身上，責之以「洩密」之罪？

在一九○七年的第一次「倒孫風潮」後，東京同盟會本部處於渙散狀態，章太炎「憤欲為僧」，想到印度學梵文，觀摩印度革命黨人的風範，因缺少路費，便通過劉師培的妻子何震和兩江總督端方聯繫，企圖取得經費支持。其後，劉師培、何震及其表弟汪公權等均投降端方，成為叛徒，為了挑撥同盟會的內部關係，何震公佈了章太炎為向端方謀款寫給自己的五六封信，在同盟會中引起巨大震動。同盟會系統的香港《中國日報》曾發佈消息，指稱劉師培受端方委派，「擔任解散革命黨及充常駐東京之偵探員」。陶成章和章太炎、劉師培關係親密，在劉、何、汪三人的叛徒身份暴露，而陶又對孫中山大肆攻擊之時，人們對陶成章的真實身份產生某種懷疑是自然的。陶成章在《佈告同志書》中指責孫中山等「目僕為保皇，為偵探」，這一點，黃興、譚人鳳等同盟會骨幹都不相信，陶成章本人也拿不出過硬的證據。【一○】考察當時狀況，稽查文獻，一般同盟會員有這種懷疑是可能的，但孫中山、汪精衞、胡漢民等同盟會領導人卻絕無相關言論及記載。

劉師培夫婦、汪公權等人叛變之後，出賣浙江革命黨人、原龍華會副會主張恭，導致張恭被捕繫獄，因而汪被同為浙江革命黨人的王金發所殺。對此，《中國日報》發表消息稱：「又以汪公權久充端方偵探，罪狀顯著，即行宣告死刑，而汪雖伏誅於上海。」對於這一段消息，陶成章在《佈告同志書》中大加撻伐，說是：「夫誅汪公權者，海內各報，皆言王君金發。王君者，徐君錫麟舊同事也。不特與孫文無關，且與同盟會無涉。其誅汪公權也，乃為友人報仇，並非友人委使，亦復何人能委使之？該報所言，『即行宣告死刑』，實未識何人所宣告，而又在何方所宣告，並為何日所宣告？狐假虎威，妄言冒功，無恥極矣。」不錯，王金發和張恭是朋友，殺汪公權，有為友人報仇的成分，但其主因則在於懲罰叛徒。關於此，蔣介石所寫《中華民國六年前事略》說得很清楚：「是夏，余仍設法告假回國省親，乃與英士等規畫江浙起義，與營救張恭等之法，以劉光漢為其夫人所賣，勾結端方，欺賣張恭入獄，各同志皆痛恨刺骨，非先殺劉、何，（無以）振黨紀。行刺數四，皆不果也。」【一一】可見，懲罰叛徒，是陳其美等同盟會員的一致意見。蔣介石沒有說明的是，後來成功地對汪公權實行了制裁的王金發，正是陳其美在一九○八年親自介紹的同盟會會員。上述各情，陶成章在不很了了的情況下，就辱罵同盟會「狐假虎威，妄言冒功，無恥極矣」，未免過於輕率，顯得成見過深，怨恨過度。

在同盟會的領導工作和歷次起義的組織與發動中，孫中山有許多疏漏、缺點、不足。在「倒孫風潮」中，孫中山缺少寬宏雍容的氣度，胸襟窄小，發揚民主不夠，與同志溝通、商量不夠，竟至輕易捨棄東京同盟會總會，專注南洋支部，這些，都是缺點，對此提出意見，謀求改進是必要的、應該允許的。但是，像李燮和的《七省同盟會員公啟》和陶成章的《佈告同志書》那樣公然大肆攻擊，橫加「謊騙」、「詐偽」、「陰險」、「干沒」等惡言，並且要求開除孫中山的總理職務，顯然是錯誤的，極為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