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

災難發生那一刻，大地沒有停止吐息。
人們如在輪轉帶上那樣，規律且反覆地醒著睡著生活著。
沒有人知道某個機台將出現變化，機台上的人更不知道――
這一秒就是命運的岔途……

首部以人類學家兼記者的角度，重構災民與現場、歷史與社會現狀，
爬梳亞洲三大天災重建與重生的災後報告書！

＝＝＝＝＝＝＝＝＝＝＝＝＝＝＝＝＝＝＝＝＝

◎以記者、志工、人類學家觀察角度切入三個現場◎

當日常變成無常，探尋生命存在的意義成了斷垣殘壁中最重要的價值。阿潑帶著自身的九二一經驗，以及「阪神震災紀念」的偶遇，以記者筆法，兼容人類學家的觀察，完成書寫軸幅跨越東亞、二十一世紀初最為世人熟知的三大天災──南亞大海嘯、四川大地震、三一一海嘯──其災後重建的難處、倖存者們的故事，以及最重要的探究「改變」與「信仰／信念」之間的關係。

三一一海嘯事發三個月後，她以記者身分訪談壓抑情緒表達的災民，儘管日本東北滿目瘡痍，災民仍在淒風苦雨的氛圍裡相信活著便有意義。汶川震後半年，中國對四川災區的重建在世人目光中大刀闊斧展開，她以志工身分走入災區，與災民因長時間相處而有更深的互動；她記錄災民對政府發放物資與援助，從期待到失落、再從憤慨到自立圖強的過程，他們從天災中學到的領悟是，日子終究得過、天助人助不如自助。南亞海嘯的九周年紀念日，阿潑以人類學家的角度回溯重構印尼亞齊人與天災、人為內戰、信仰之間的關係，侃侃而談的災民深信海嘯的存在、自己的存活，都是神的旨意。

◎探究災民如何在不同民族性與信仰的幫助下，重建災後心理◎

阿潑以人類學家的角度綜觀全貌，比方她寫東日本、四川、印尼亞齊災民心聲，三個國家不同民族性的歧異造就了不同的災後樣貌，她拋給了讀者這樣的題目：為什麼不同國家的災民的反應會不一樣？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

面對天災帶來的無常，書中提及日本東北普遍的壓抑與謙遜、中國四川災民怨而不懟的惆悵、印尼亞齊人因信仰而謙卑感恩的釋然……這之中，還回顧了日本面對海嘯與地震，又是如何從百年前的相關經驗記取教訓，轉化成文學、藝術作品勸告世人；四川又如何一邊向台灣的九二一重建經驗者取經，同時自助而能助人；印尼也因海嘯而改變了國內局勢，水火不容的亞齊與雅加達當局解除內戰，並回頭省察回教信仰與華人跨海至此，從掀起波瀾乃至落地生根、重塑印尼現狀的歷史因由。

天災不會只帶來毀滅，它猶如雙面刃，同時也帶來改變的機會。人定未必真能勝天，但是渺小的人類仍舊能從中學習進步的價值。災後重建，絕不只是把原本的城市復原回來。每一次的毀滅或許能帶來一次改變，改變的可能是不具實體形象的社會結構，也可能是族群關係。從記憶到遺忘，從遺忘再想起，在災難的創傷中感受生命、找回生活，便是人類面對日常的中斷時，奮力回到日常的路徑。

我在亞齊時常跌入語言的迷宮裡，既不懂印尼文，對客家話也一籌莫展，因此，每個晚上的咖啡聚會，我多半都在發呆。有一晚，阿強叔和梁炳順不知道討論什麼，語氣激昂，讓我好奇得不得了：「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對中國來說，台灣是同胞，馬來西亞是僑胞，印尼是華僑。」阿強叔扯了扯嘴角，似笑非笑：「中國不把印尼華人當自己人。」

梁炳順趕緊解釋，剛剛其實談的是美金和物價波動的事。我點點頭，在蘇門答臘這段期間，這似乎是人人茶餘飯後的話題，但怎麼會扯到中國？

「因為談到中國在這裡的投資啦。」

阿強叔似乎不打算放棄「中國人」的討論，繼續說，「我們印尼華人都覺得，印尼以前反共清共政策，讓華人疏遠中國，中國也就不把華人當成自己人了。」

所謂的「印尼華人」難以追溯，於是也難以指認，《元史》即有出征爪哇而迷失的記載，明代鄭和也在印尼留下數目不詳的華人，大清建國沒多久，英國航海家威廉丹皮爾（William Dampier）在亞齊記述中留下這段文字：「所有來該城貿易的商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國人。他們有些人中年住在這裡，有些每年自中國航行來此……。」此時是在一六八九年。

華人最大移民潮興於十八、十九世紀，以華工的形式流動到西方殖民地。然而，亞齊華人移民數量激增，卻是廣東大埔客家人張弼士的商務貿易使然。一八五七年，孓然一身的張弼士遠赴到南洋謀生，以酒行起家，不久即從荷蘭殖民者手上得到包酒稅、鴉片菸稅等稅收的許可，一八六六年，在荷蘭殖民政府首肯跟資助下，他又在巴達維亞附近郊區進行開墾工程，而後投資椰子、稻米等農業，直至一八七○年代，生意擴展到蘇門答臘，以橡膠、咖啡和中國茶為業，後又建立橫跨麻六甲海峽的貿易和航運。此時，已是一八九○年代。阿強叔的祖父正是於此時，從廣東來到亞齊。

「我不知道祖父為什麼來到亞齊，可能是家鄉太窮，活不下去。」阿強叔說，這個地方聚集了許多同鄉，或許互相勸說拉攏，一個接一個依循前人的腳步到達異地，「祖父想著反正有人照顧，就來到亞齊，跟著鄉親一起做買賣。」

當時正是荷蘭殖民勢力擴張時期。荷蘭初期的殖民地治理，不以政治統治為重，索求的是經濟貿易權，於是成立荷屬東印度公司，以商業股權的方式在東南亞各地運行。但它不直接統治蘇門答臘，島上仍靠原有的統治勢力管理，奴隸買賣甚是風行，海盜掠奪事件頻傳，亞齊王國更是頻遭海盜聚集侵擾，而得到「海盜國」的稱號。中國海盜也會到亞齊，明朝鄭和下西洋時，便有逮抓中國海盜陳祖義等五千人回朝的案例。

當阿強叔的祖父來到亞齊時，亞齊王國國力已在英國荷蘭爭奪支配權中衰退。一八二四年，英國與荷蘭簽署倫敦條約，承認荷蘭對蘇門答臘的佔有權，荷蘭必須監督亞齊王國，並保持亞齊通商沿海航路安全，同時遏止海盜與奴隸買賣；相對的，荷蘭得承認亞齊獨立地位，好換得對亞齊的監督權。一八六八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亞齊通商航路更顯重要，但當時的亞齊趁伊斯蘭教復興運動開展，有反歐的趨勢，對歐洲貿易進行諸多阻礙。英國便協助荷蘭發動戰爭、統一亞齊，荷蘭因此給予英國平等貿易權力。然而，即使印尼群島與大半蘇門答臘都受荷蘭控制、承認它的權力，亞齊仍然不願臣服、堅持獨立地位並持續反抗，戰火因此連延三十年。

在這烽火連天中，阿強叔的祖父得想辦法生存下去。「他很勇敢，追在軍隊後面賣水跟食物。雖然可以賺很多錢，但也很危險，隨時都會被抓走。可是為了養家，他就只能賭上性命。」他說自己的父親就是這樣被養大的。

基於對荷蘭的抵抗意念，亞齊支持印尼獨立運動者，一起對抗共同的敵人。荷蘭為了填平英荷大戰的缺口，強迫殖民地農民耕種咖啡、菸草等經濟作物，收穫作物以納稅形式上繳，剩餘作物則以固定價格收購，長久下來，荷屬殖民地知識分子與農民漸感不滿，起身反抗以脫離殖民。獨立運動領袖蘇卡諾不斷逃避荷蘭殖民政府追捕，也多次入獄，亞齊人向他發出召喚：「當你逃無可逃，可以來這裡，我們保護你。」蘇卡諾則回應：「亞齊是我的第二故鄉。」

阿強叔說著亞齊與印尼獨立的關係時，梁炳順忍不住插話：「我們這邊還有一架總統飛機呢，現在還在展覽。」亞齊對蘇卡諾和獨立運動的支持如此赤誠，不僅號招人民贈送黃金，還給了兩架飛機給共和國政府，這飛機也是印尼國家航空最早的兩部飛機，用以突破荷蘭封鎖，有效運送物資。但印尼獨立後，蘇卡諾政府卻將亞齊從原本獨立地位降級，成為北蘇門答臘的一省。信仰伊斯蘭的亞齊與信仰基督教且族群龐大的巴塔克（Batak）素來互不相容，更別提共享一行政區，亞齊人因此認定遭到蘇卡諾背叛，成為「棄民」，便向中央抗議。阿強叔的父親正是和蘇卡諾政府談判的代表之一，終讓雅加達當局將亞齊改成「特區」的地位。

「因為我父親在中國生活過，有著民族主義意識。」看著我疑惑的表情，阿強叔點了點頭解釋，當時中華民國成立，祖父認為兒孫都應該認識這個全新的中國，便將兒子送回廣東讀書，「但我父親在亞齊長大，對這塊土地有感情，對中國感到陌生且隔閡，讀完書以後，還是回到亞齊。印尼也在這個時候獨立了。既然是個接受過中國民族主義洗禮的知識分子，就扛起跟蘇卡諾政府談判的責任。」

這結果雖安撫了部分的亞齊人，卻無法讓另一部分人信服，他們認為這些承諾毫無意義。蘇哈托發動政變上台後，片面銷毀與亞齊的談判協定，這個軍事強人不僅把軍隊送進亞齊，還允許外國公司開採亞齊的油氣田，而且將亞齊排除在外。不僅如此，印尼當局將大量移民送往到亞齊，任爪哇人佔據港口和富饒土地，在封閉亞齊自由港之餘，連鐵路建設都廢棄，還縱容政府軍縱火燒民房，虐打、殘殺、強暴的指控未曾止息。忍無可忍的亞齊人，宣布反擊，戰火再起。

一九九九年，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執政時，一度想解決這個難題。生於東爪哇宗班（Jombang）穆斯林家庭的瓦希德，曾公開宣稱擁有阿拉伯、爪哇與華人血統。其父系先祖陳金漢（Tan Kiem Han）是福建泉州的伊斯蘭長老，十五世紀隨鄭和下西洋後定居爪哇。或許因為如此，年輕時的瓦希德廣讀西方民主思潮、同情少數族群處境，屢屢發表善待華人、減少歧視的文章，也反對任何違反多元社會的主張。即使惹怒蘇哈托，在所不惜。

待蘇哈托下台後，他組織了「民主覺醒黨」，並在贏得總統之位後，撤除華人相關禁令，華文教育與文化在印尼終能見光。上任之初，他就實踐了民族和解的主張，同意讓亞齊享有自治權，地方政府可管理七五％的財政來源，也同意讓亞齊人以公投決定未來。但不久，他竟反悔，表示「堅決反對亞齊獨立」。即使當時自由亞齊組織和印尼政府已簽訂停火協議，也無法終止衝突，因為，連瓦西德原本承諾的七五％地方財政運用也跳票，削減到二五％。二○○一年，瓦希德甚至直斥自由亞齊是分離組織，轉而採取攻擊行動。

梅嘉瓦蒂接任後，將衝突推上高峰。作為獲得亞齊支持的蘇卡諾後代，這位女總統給予的報答是「戒嚴令」，將亞齊推入絕境。直到海嘯過後，蘇西諾政府和獨立軍簽訂和平協議，也允諾亞齊自治的條件，戰火才告平息。

「現在問題都解決了嗎？」我問：「你們覺得被公平對待了嗎？」

阿強叔牽了牽嘴角，不置可否。

「亞齊是印尼物產最豐盛的地方，除了石油、森林，還有咖跟橡膠……，」他說，海嘯隔年，印尼國會通過《亞齊自治法》，賦予亞齊地方政府更大自治權，地方選舉也能據此展開。根據這個法律，亞齊開發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的七○％由亞齊自己支配，亞齊獨立運動者也能組成政黨，「蘇門答臘產石油，是很重要的獲利來源，協議中說好收入要三七分帳，但雅加達政府還是沒做到。」

「更何況，印尼政府跟官員貪汙嚴重，怎麼相信他們？」他頭抬起來，眼睛瞇了一下，嘴角再無笑意，「雅加達政府在處理和亞齊之間的協議時，也讓人感到懷疑。如果你和人合股做生意，對方帳目不清，瞞著你盈利狀況，你難道不會想退股嗎？」

亞齊天然資源豐富，但分配到的財政資源卻少得可憐，人民平均收入也低於爪哇，讓亞齊人不公平感甚深。

「可是你們自治了耶。」我想了想，「二○○七年，亞齊獨立軍代表就贏了選舉，不是嗎？」

「唉，沒有改變啦。」梁炳順又忍不住搭話。

「前任亞齊省長對這些不公平妥協了，現任省長雖然比較積極要求，可是雅加達政府還是賴皮拖延。」阿強叔嘆了一口氣，不想再批評些什麼了。

──

災難過後好一陣子，很多人還是無家可回，沒有住所，也沒錢重建。和其他人一樣，吳仙珍家產盡失，無處可去，當時，中國援建的永久屋已快落成，準備發配給災民，參與這計畫的老楊同情吳仙珍的遭遇，便替她提出申請，為她留個棲身之地。

吳仙珍甜甜地說，老楊這時候已經在追她，我卻被「中國」兩個字吸引過去，連忙問那是什麼？

「中國―印尼友誼村。」吳仙珍說，「就是中國政府幫災民蓋的房子。」

「就是成龍的房子嗎？」我想起亞齊公務員提到的援建成果。

「對，對。」吳仙珍忍不住哈哈大笑，「你也知道這個稱呼啊？我嫁人前，就住在那裡。要不要去看看？」

「中國―印尼友誼村」離班達亞齊市區約十五分鐘車程。車開出市區不久，便見著了海，人們必須隨著海嘯行過之路，往高地走，才能到達新生之地。岸邊的水筆子像是揮別海嘯陰影一般，輕輕擺動。吳仙珍指著那片紅樹林：「這些水筆仔是海嘯後種的。」

亞齊的水筆仔曾經非常茂密，品質也優良，適合製作備長炭，因此遭日本企業大量收購，數量隨之銳減，只剩寥寥數根。當具有擋風避浪的水筆仔大量消失，海浪推進便無阻力，直往陸地前進。災後，民間人士鼓吹把水筆仔種回去，才有這道天然又環保的屏障。

走過水筆仔、走過鄉村小徑，車子在山路上轉了幾個彎，將悠悠前行的牧牛孩童拋在身後，就能見到澄牆紅屋頂建築在不遠的高處點綴著。一個中式牌樓不久後擋住去路，這樣態明白宣示這占地近二十三公頃山地上倚勢建造的建築群，是來自中國。

中國友誼村由中國慈善總會與中國紅十字會匯集中國捐款所打造的，共耗一‧一億人民幣（亦即一四四○萬美元），是中國在南亞海嘯中最大一筆重建經費。我原本以為這是中國蓋給華人族群居住，便以為能見到許多華人，不料，先迎上的還是黝黑的當地族群，他們悠閒地在牌樓後頭的簡單小涼亭翹腳喝茶玩牌，看我們這群陌生人前來，僅是輕輕微笑，沒有太好奇也沒有太防備，又低頭玩著自己的牌，聊自己的天。後來才知，這李的六○六套屋舍，只有一百戶給華人，其他則分配給受災嚴重的居民。

車又繼續往上開，經過一個大綠地和幾處房子，在一個綠樹成蔭，紅花遍開的房子前停下。吳仙珍一邊介紹自己的植栽，一邊邀請大家先在庭院坐坐，「先讓我整理一下屋子。」

我則趁著這個機會到處逛逛，才沿著坡道往下走，就看到清真寺、學校和診所等公共建築，其中一個類似毛澤東時代屋舍牆外，掛了個牌子：「無情的印度洋海嘯給印尼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牽動了億萬中國人的心。」這標語在這環境裡非常突兀，除此之外，倒是沒有其他中國或華人的鑿痕，信步走走，能見到的無非是幾隻羊與膚色略黑的當地人，她們或抱著小孩聊天，或修剪房舍前的花木，見到我都微笑點頭，不覺打擾，甚至樂於讓我替孩子拍照。揮一揮手，她們繼續往家門走，我也朝著吳仙珍的房子前進。

「我每個周末都會來這裡待上一會兒，整理一下。」吳仙珍一邊修剪著花木，一邊摘下她種植的水果。這樣的奢侈過去她是不敢想的，災後得到這棟房子時，不免用心裝扮著它，即使嫁人後不住在這裡了，這個花果天堂還是專屬於她。

她將蓮霧和番石榴拿進廚房清洗，我便跟著她的腳步進門。餐廳貼著中國式春聯和書畫，主臥室內是她和老楊的婚紗照，而她在台灣紅十字會總部工作的照片，就掛在客廳最顯眼的地方，旁邊還有當時紅十字會會長陳長文的獎勵信。她看不懂華文，但這些字語讓她由衷懷念。

協助台灣紅十字會完成救災重建工作後，她受邀到台灣接受技職訓練，計畫將所學帶回亞齊，好幫助當地婦女就業發展。「亞齊沒有工廠，需要更多工作機會。像我本來就會拼布，拼布很受歡迎。我想，如果可以到台灣學習手工藝技術，回來後，可以開班教當地人。幫助沒有工作的人跟他們的家庭。」吳仙珍說，這計畫是為婦女打造的，因為災區婦女過往多靠先生在外工作生活，一旦失去經濟支柱就有生存壓力，而紅十字會提出的輔導計畫和職業訓練，能讓這些婦女得到實際幫助。

「我在台灣上課時常想，怎麼做出適合亞齊的東西。」她發現台灣的原物料相當高級，對當地人來說成本都太高，必須要轉化成當地原物料搭配，不見得學了就可以馬上在當地使用。這是她時常思考的問題，而她不只有這個煩惱──獨自在異鄉，她很是寂寞，想著必須積極打入人群，才不會東想西想，再陷入無法抽離的痛楚中，於是，每個晚上都和同事聚餐。

但生活補助僅能應付簡單日常所需，加上「台灣的錢好大」，怎能容許過度開銷？她只能勤儉度日，僅以一個小麵包打發早餐和午餐。職訓局的一個清潔人員看了，於心不忍，便每天都作兩個便當，將其中一個分給吳仙珍。吳仙珍先是百般拒絕，認為造成他人的負擔，但那位大姊也是十分堅持：「反正我每天都要作便當，多作一份，不差什麼功。」吳仙珍只能接受。

「我總想著，當我辛苦時，別人對我這麼好，我也要對別人好才行。」順手擦了擦那幀裱起來的紅十字會證書，她對這恩惠充滿感激。

黃幸娟曾對我說過，吳仙珍的俏麗吸引許多參與援建的青年才俊，而她也陷入選擇難題。於是指著房裡的婚紗照發問：「聽說很多人追你，那些人條件都很好，為什麼選擇老楊？」老楊也是在這個時期贏得吳仙珍的心的。

「我知道很多人覺得我們不配。」吳仙珍順手擦了擦手上的果子，輕輕說：很多人認為他們年紀相差太大，而且，他站在她身邊顯得過於矮小，不懂為什麼老楊成了最終的選擇，「他們都不知道，我在台灣受訓時，每個晚上，他都會打越洋電話給我，怕我一個人在外面很寂寞……。」

吳仙珍在二○○七年住進這個小屋，也在同年結了婚。小屋在她用心照料下花團錦簇生意盎然。家園重建了，她的家庭也重組了。吳仙珍在花園裡，不停對著笑鬧撒嬌的小孫女拍照，只要孫女家人在身邊，她都會時時刻刻記錄每個片刻，絲毫不願錯過，彷彿不留下這些，下一秒，就會遺憾那般。

「我失去了原本的家人，現在，把這孩子視如己出。」她一口一口餵食著懷裡的孩子，邊說自己「看過很多」，知道日子能過就且過。但時不時，也會想起當年才穿上高中制服的女兒，活潑好動的兒子，如果他們還活著，現在會是怎麼樣呢？

（節錄自第三部「海嘯過後：成龍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