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女孩

九百多名來自德國的猶太難民，1939年納粹清算前夕，
期許開往無反猶狂潮古巴的聖路易斯號帶來希望，
最後卻被迫與家人分別流亡各地，
開啟流浪大西洋的難民悲劇。

打從出生起，我們這群不純潔之人就已準備好迎接死亡提前來到。多年來，即便在日子還快樂時，我們也得提心吊膽著避免撞上這道命運，走一步是一步。有時我會想，當其他人如飛蠅般紛紛殞落時，我們又有什麼資格認為自己能倖免。

根據古巴政府至今不願證實的聖路易斯號郵輪事件而作

金髮碧眼的小女孩漢娜・羅森塔，出生在優渥的家庭。直到1930年代德國的反猶行動，猶太裔的血統奪去了羅森塔家的所有財產，以及身為德國人的資格，曾經的友人、鄰居對他們嗤之以鼻。陰錯陽差之下，漢娜的照片被刊登在德國民族主義雜誌《德國女孩》的封面，她標緻的德國外表，使她對自己的身份感到疑惑，不理解何謂「不純潔」的血統。

當反猶主義日漸增溫，漢娜的父母透過管道購得古巴入境簽證，登上希望之舟「聖路易斯號」。九百多名逃離柏林的猶太難民在郵輪上享盡美食、舞會，漢娜和青梅竹馬李奧及其他年齡相仿的孩子們在甲板上玩耍，所有人在這庇護天堂暫時忘卻自己的難民身份，期盼在大西洋的彼岸尋得新生活。

經過兩週的海上顛簸，郵輪即將靠岸之際，古巴當局發送電報，宣布他們高價購得的簽證在一夕化為廢紙，最後僅二十餘名乘客，包含漢娜與她懷孕的媽媽，獲准進入哈瓦那，而這艘孤立無援的猶太難民郵輪只能朝著歐洲返航。漢娜的媽媽生下弟弟之後，進入封閉自我的孤立狀態，漢娜才終於了解她們再也不可能離開古巴回到以前的生活。

七十五年後的紐約，十二歲的安娜・羅森收到一個來自古巴的包裹，寄件人：漢娜・羅森塔。為了挖掘這個包裹與她於九一一事件逝世的爸爸之間的關係，安娜與媽媽決定到古巴，展開一場追根溯源、了解自己的存在意義的旅程。

阿曼多・盧卡斯・科雷亞 Armando Lucas Correa
獲獎無數的記者、作家，現為美國銷量最大的西語雜誌《People en Espanol》主編。成長於古巴的哈瓦那，大學時專攻戲劇分析以及新聞學，並以戲劇和舞蹈評論作為職業的開端，一九九〇年代移居美國。

《德國女孩》為他的第一本長篇小說，二〇一六年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同時出版。現與伴侶及三個小孩同住在紐約曼哈頓。

譯者簡介 
簡萓靚
師大翻譯所口譯組畢業。靠著一張嘴、一組鍵盤維生與認識世界。跟隨聖路易斯號汪洋流離失所，緊跟漢娜逃離大陸、紮根島嶼。儘管時空地點殊異，正義缺席的時代，小人物的立足故事，原來隨處皆有共鳴。譯有《背離親緣》、《水的導讀：如何用小池塘窺見太平洋》。

各界好評
「故事精彩絕倫地描繪這些當時早已被命定的靈魂，他們那充滿恐懼、熱情，以及徒勞的勇氣。透過歷經錯綜複雜悲劇的角色，彰顯這永恆的不義。」——湯瑪斯・簡尼利，《辛德勒的名單》作者

「一部令人難忘和華麗的小說，在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偉大歷史小說中，勇奪一席之地。漢娜・羅森塔爾將永存人心，她那講述所見過、經歷過、失去過的決心，將改變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艾狄安娜．翠吉亞妮，《白朗峰上的約定》作者

「《德國女孩》強而有力地為這悲傷的猶太大屠殺事件增添一絲光明。」——柯克斯書評

「本書感動我至深，特別是以女孩的角度書寫，就像當年在船上的我。這件被忽視的悲劇，包含永遠不該忘而且必須學習的教訓：憐憫難民。」——安娜・瑪利亞・高登，聖路易斯號生還者

第一部
漢娜與安娜，柏林—紐約

漢娜
柏林，一九三九年

決定殺死父母那時，我正快滿十二歲。
心意已決。我會爬上床，等到他們睡著。這不難分辨，因為爸睡前總會先鎖上笨重的雙層大窗，拉上厚厚的銅綠色窗簾。當時所謂的晚餐，不過就是一碗寡然無味的滾燙熱湯。每晚飯後，他會重複那句話——
「做什麼都沒用。一切都完了，我們得離開。」
接著媽就會開始尖聲吼叫，數落爸的不是。她會來回踱步，踏遍樓房各處。那是她位於這座沉淪城市中心的小小堡壘，更是那四個多月間，她唯一認識的地方。她會不斷走動，直到筋疲力盡為止。最後她會抱住爸，孱弱的呻吟終於止息。
我會等個幾小時。他們不會反抗的。爸早就放棄了，只想一走了之。媽比較棘手一些，但她吃那麼多的安眠藥，很快就會睡著，深陷在她濃濃的茉莉花與天竺葵精油香味中。她雖然藥吃得越來越多，半夜仍會驚醒哭泣。我每每衝去看發生什麼事，卻只能透過半掩的門縫，瞧見媽倒在爸懷中，激動不已，就像個從可怕夢魘中驚醒的小女孩般慌張，差別只在於，對她來說，醒來的世界才是夢魘。
再也沒人聽得見我的哭聲。沒人在意。爸說我很堅強，無論遇上什麼都能活得好好的。但媽就不是了。痛苦啃噬著她。她是個孩子，困在日光再也照不進的房裡。四個月來，自從那座城市滿地遍布碎玻璃，空氣中瀰漫著槍火金屬焦味、煙霧繚繞後，她便夜夜啜泣。他們開始計畫逃離，並決定拋棄伴我出生成長的房子，還禁止我上學，那裡沒人歡迎我。後來爸給了我第二台相機。
「這樣你就能像阿麗雅德妮一樣，留下一條線，指引迷宮出口。」他悄悄地說。
我暗自謀略，擺脫他們才是上策。
我想過把阿斯匹靈稀釋加到爸的食物裡，或偷走媽的安眠藥——如果沒藥吃，她撐不過一週。唯一的困難，是要解答我的疑問：要加多少阿斯匹靈，才能引發致命潰瘍與內出血？媽不睡到底還能活多久？任何見血的方法都不考慮，我受不了看到血。看來最好的方法是窒息死。用顆大羽毛枕把他們悶死。媽表達得很明確，她的夢想就是某天睡夢間，死亡突然來訪。她總直直盯著我說：「我受不了道別」，如果我沒注意聽她說話，她會用僅剩的一點力氣，緊緊掐進我的手臂。
某晚睡到一半，我突然抽動驚醒，以為自己已經動手了。我能看見爸媽已無生息的軀體，卻連一滴眼淚也掉不下。現在再也沒人能逼我搬到哪個骯髒的社區去、或放棄我的藏書、照片、相機，天天擔心自己可能被親生父母毒死。
我開始顫抖。「爸！」我大叫，卻沒人回應。「媽！」回不去了。這下我成了什麼了？怎能淪喪至此？屍體要怎麼處理？要多久才會開始分解？
大家會以為他們是自殺。沒人會起疑。他們那時已經受苦四個月了。大家會當我是孤兒，我當自己是殺人犯。這罪行在字典裡有個名字，我查過。很糟的一個詞。光是唸著就讓人打冷顫。弒親。我試著再念一遍，但做不到。我是殺人犯。
我的罪刑、我的罪惡、我的痛苦，一切都很明確。而我的父母呢？他們正計畫擺脫我呢，殺死自己孩子的人叫什麼？是罪無可赦至極，以致連字典裡也找不到詞形容嗎？這表示他們能輕鬆脫罪，而我卻得承擔死亡的重擔，以及那個令反胃的名字。你能殺死爸媽，殺死兄弟姊妹，卻不能殺死自己的孩子。
我在房裡徘徊，在不久後再也不是家的地方，這間房是顯得如此狹窄陰暗。我抬頭望向高不可及的天花板，走向大廳，沿途牆上掛滿的照片，展示著一個正逐漸消失的家族。爸書房裡有盞雪白色燈罩的檯燈，燈光透出走廊，我在廊裡迷失了方向，寸步難行，怔怔望著金黃色的燈光爬上自己蒼白的雙手。
我睜開眼，人還在同一間臥室裡，身邊滿是老舊的書本與玩偶，我一個也沒碰過，也永遠不碰。闔上眼，我心裡有數，不久即將登上大型郵輪，從港口出發，離開我們從來不屬於的國家。

＊＊＊

房子的味道令人難受。一年中此時分僅存的一點日光，也被青苔色絲綢牆面吞噬殆盡，我無法理解媽如何能在這夾縫中過日子。那是囚禁的味道。
來日已不多，我知道，我感覺得到。我們不會在柏林度過這個夏天了。媽在衣櫥裡放了樟腦丸，試圖保存她的世界，刺鼻味道瀰漫樓房四處。我不了解她到底想保護什麼，反正我們無論如何是要失去一切了。
「你身上的味道和格羅斯漢堡大街上的老太太一模一樣。」李奧揶揄我。李奧是我唯一的朋友，只有他能正面看著我而不會想吐我口水。
柏林的春天又濕又冷，但爸出門老是不帶外套。那些日子裡，他從不等電梯，一出門就直接走下樓，樓板隨著他的步伐嘎吱作響。不過他們不准我走樓梯。他走樓梯不是因為趕時間，而是不想遇上這棟樓裡的其他人。下面樓層住了五個家庭，全等著我們走。這些人昔日曾是朋友，如今再也不友善。他們曾經對爸滿懷感激，或對著媽與媽的友人打勤獻趣，誇讚她們品味高雅、請教她怎麼織個亮色手提包，搭配自己新潮的鞋子，如今遇見我們卻一臉鄙夷，隨時可能口出惡言。
媽又一整天沒出門。一早起床，她會扣上紅寶石耳環，梳順一頭濃密耀眼的秀髮，從前她到阿德隆飯店茶廳與朋友聚會，濃密秀髮總引來全場妒羨。爸都叫她女神，因為劇院讓她十分著迷，也是她與外在世界的唯一連結。每次正牌銀幕「女神」—葛麗泰・嘉寶一有新作，她絕對不會錯過，一定在首映日往皇宮劇場報到。
「她比誰都還有德國味」，每提到女神嘉寶，她都要堅稱一遍，雖然嘉寶分明是瑞典人。不過當時的黑白電影沒有台詞，所以沒人在意影星到底在哪出生。
是我們發掘了她，知道她定能傾倒眾生。我們比任何人還早先一步欣賞她的美；好萊塢因此才注意到她。而且她初次獻聲幕前，就說得一口完美德文：「威士忌——aber nicht zu knapp（別太吝嗇）！」
有時從劇院回到家，媽仍然熱淚盈眶。她說；「我愛悲劇結局——電影裡的悲劇。喜劇不適合我。」
她會倒向爸的臂膀裡，舉手齊眉，另一手拉起滑順修長的絲裙一角，仰頭說起法語。
「亞芒，亞芒啊⋯⋯」她反覆呢喃，帶著濃濃口音，就像嘉寶女神一樣。
爸則回叫：「我的卡蜜兒」。
她會接著用法語回答：「Espère, mon ami, et sois bien certain d’une chose, c’est que, quoi qu’il arrive, ta Marguerite te restera.（希望，我的朋友，有件事你能肯定，那就是無論如何，你的瑪格麗特都不會離開你。）」說完開懷大笑。「大仲馬用德文念起來真是難聽，可不是嗎？」
但媽現在哪兒也不去了。
「到處都是破窗」是她一貫的藉口，去年十一月，大屠殺發生後，爸也失業了，媽再也足不出戶。爸在大學裡自己的辦公室內被捕，送到歌羅曼街上的警局關起，切斷所有對外聯繫，我們從來沒搞懂罪名是什麼。爸和李奧的爸爸——馬丁先生——同住一間無窗牢房，兩人日夜共處，這讓媽更加擔心，彷彿他們正謀畫一場她準備不及的逃亡計畫似的。恐懼困住她，使她走不出自己的堡壘。她總是活在痛苦中。從前她還會去凱瑟霍夫飯店裡的高雅沙龍晃晃，那兒離家僅僅幾個街區，但最後終究被那群自視純潔、蹭恨我們的人給佔據，李奧都叫他們「食人魔」。
從前她會吹噓柏林的好，若到巴黎購物，她只住麗池飯店；若是跟隨爸到維也納演講或聽音樂會，就住帝國飯店。
「但我們有阿德隆飯店，還有菩提樹下大街的大飯店。女神嘉寶住過那裡，還上了大銀幕，成為後世不朽的存在。」
那些日子裡，她會望向窗外，試圖理解一切究竟怎麼發生的。那些快樂的日子成了什麼？她被判了什麼刑？為什麼？她覺得自己在為他人償罪：為她的爸媽、祖父母，為百年來她世世代代的所有祖先償罪。
「我是德國人，漢娜。我來自史特勞斯家族。阿爾瑪・史特勞斯。難道這樣還不夠嗎，漢娜？」她用德文對我說，接著又用西文說一次，然後英文，最後是法文。彷彿有人聽她說話，彷彿要用四個她流利掌握的語言，清楚明白地各自傳達一遍。
那天我和李奧約好要一起出門拍照。我們每天下午都在哈克雪市場附近的「傅肯赫斯特夫人」咖啡館碰面。老闆娘每次看到我們，都會笑著叫我們「小混混」。我們聽了也開心。如果哪個人遲到，先到的人得點杯熱巧克力。有時我們約在亞歷山大廣場站附近的咖啡店，店裡架上擺滿用銀色錫紙包裝的甜點。如果李奧急著見我，就在我家附近的新聞小報攤等我，以免遇上任何鄰居，雖然這些人是我家的房客，卻總刻意避開我們。
為了不違抗大人命令，我避開鋪了地毯、如今灰塵越積越厚的樓梯，選擇坐電梯下樓。電梯在三樓停下。
「豪夫麥斯特太太，您好。」我說，並給了女兒格蕾特一個微笑，我們以前是玩伴。格蕾特漂亮的白色小狗不久前剛過世，心情很低落。我為她感到難過。
我們同齡，但我比她高得多。她低下頭。豪夫麥斯特太太竟然對她說：「我們走樓梯。他們到底什麼時候才要走啊？害我們日子這麼難過⋯⋯」
彷彿我聽不到似的，彷彿電梯裡站著的只是我的影子，彷彿我不存在一樣。那正是她想要的：我不存在。
我們的樓裡住了迪特瑪、哈特曼、布勞爾以及舒爾茲家族。我們出租樓房給他們住。打從媽出生前，這棟樓就歸她們家族所有。該離開的是他們。他們不屬於這裡，我們才是。我們比他們更德國。
電梯門關起，開始下降，我還能看見格蕾特的腳。
「骯髒。」我聽見一句。
我沒聽錯吧？我們做了什麼得忍受這種待遇？我們犯罪了嗎？我才不骯髒。我不要別人覺得我髒。出電梯後，我躲在樓梯下面，以免再撞上她們。我看到她們走出樓外。格蕾特還是低著頭。也許是想道歉，她轉頭往後搜尋我的身影，但她媽媽推著她向前。
「你看什麼？」她大吼。
我大聲跑上樓，邊跑邊哭。是的，我又氣又無力，哭自己沒能告訴豪夫麥斯特太太她比我髒多了。只要我們想，就能叫她滾蛋，這棟樓是我們的。我想撞牆，想摔碎爸給我的昂貴相機。我跑進家門，媽一頭霧水，不懂為何我那麼生氣。
「漢娜、漢娜！」她高聲叫我，但我選擇不理她。
我跑進冰冷的浴室，甩上門，轉開淋浴水龍頭。我哭個不停，想停下，卻完全做不到。我一件衣服也沒脫，穿著鞋子爬進潔白的浴缸裡。媽持續呼喚，最後終於留我一個人清靜。耳裡聽得到的只剩蒸騰熱水的奔瀉怒號，我任由熱水扎進眼裡，直到雙眼刺痛，任其灌進耳朵、鼻子、嘴巴裡。
我動手脫去衣鞋，它們因為沾了水、更因承受我的骯髒而顯得沉甸。抹上肥皂，倒了媽那刺激皮膚的沐浴鹽，我抓起白色浴巾猛搓身體，除去任何一丁點不純潔的痕跡。我搓得皮膚發紅，彷彿要脫皮似的。我把水轉得更燙，直到受不了為止。沖完澡後，我癱軟在黑白相間的冰冷磁磚上。
幸好，眼淚已流乾了。我擦乾身體，用力搓揉我不想要、刻意施以高溫只求趕快脫落的皮膚。熱氣蒸騰中，我站在鏡子前，仔細檢查身上每一個毛孔：臉上的、手上的、腳上的、耳裡的，一處也不放過，想看看還有沒有任何一絲不純潔的痕跡。我倒想知道，這下誰才骯髒。
我蜷縮在角落，縮瑟顫抖著，感覺自己只是塊肉與骨。這是我唯一的藏身之處。我知道，無論我多麼用力沖洗燒燙皮膚、剪去頭髮、挖出眼珠弄瞎自己；無論我如何改變穿著與談吐，或換個名字，最終，他們仍然視我為不純潔。
也許我該去敲敲尊敬的豪夫麥斯特太太家門，請她看清楚我的皮膚上並沒有丁點污痕，沒有必要不讓格蕾特靠近我，我不是她孩子的壞朋友，她那金髮、完美、無懈可擊與我無異的孩子。
回到房間，我穿上一身白色與粉色裝扮，那是我在衣櫥裡能找到最純潔的顏色。我去找媽，抱了抱她，因為我知道她懂我；雖然她選擇留在家裡並因此不必面對任何人。她在自己的房間裡為自己築起一座堡壘，由樓房厚實的圓柱，以及大樓的龐大石磚與雙層窗戶守護著。
我得快點。李奧一定已經到車站、四處衝竄閃避趕著搭車的人群。
至少我知道，在他眼中，我是純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