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

序■ 1

第一篇 摹擬與創作

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創作論》概述 ■ 13

第二章 摹擬、「詩藝」與跨媒介符號學的起源■ 29

第三章 「詩藝」與「詩辯」文類的歷史傳承 ■39

第二篇 動物與靈魂

第四章 《創作論》的生命科學基礎 ■ 49

第五章 柏拉圖《梅諾篇》的生物符號學遺產■ 71

第三篇 記憶與書寫

第六章 書寫作為記憶術 ■ 107

第七章 《斐德諾篇》的記憶解碼 ■ 121

第八章 德希達如何解讀《斐德諾篇》■ 135

第九章 《蒂邁歐篇》17a-29d的敘述結構 ■ 153

第十章 《會飲篇》序幕中記憶與敘述的關係■ 161

第十一章 記憶與詮釋—《伊昂篇》的啟示 ■185

第四篇 符號與邏輯

第十二章 《克拉提婁斯篇》的名實之辯與現代符號學涵義■ 199

第十三章 亞里斯多德的分類學和近代生物學分類■ 243

第十四章 希臘後期懷疑論對斯多噶邏輯和符號學的挑戰■ 279

第十五章 古典人文教育與符號學的興起—拉丁文學《神凡配》的啟示 ■ 303

第五篇 修辭與話語

第十六章 比較文學、文學關係與修辭學 ■ 323

第十七章 語用分析與古代修辭—柏拉圖與奧古斯丁 ■ 337

第十八章 從舊修辭學到新修辭學—羅蘭‧巴特的「中性」
論述 ■ 361

第十九章 何謂「白色神話」？—從隱喻看修辭與哲學的論
辯 ■ 385

第二十章 傅柯的話語的秩序與所有權 ■ 399

引用書目 ■ 423

人名索引 ■ 469

一、現代詩學史上的一段插曲

當代詩學交流史上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簡單敘述如下。和托鐸洛夫一齊推動結構詩學的熱內特在1987年出版的文集《門檻》（Seuils）中，曾追憶當年為門檻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籌畫詩學叢書的歷史因緣。他們推出的第一本書是1940年代美國學者韋勒克（RenéWellek, 1903-1995）和華倫（Austin Warren,1899-1986）合著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的法譯本；第二本才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新譯（Genette, 1987, p.33，另參見Doležel, 1990, pp.11-32）。熱內特說當時編輯部「曾經激辯」是否應當收入此書（“Je me souviens de graves débats éditoriaux lors de la traductionfrançaise du livre de Wellek et Warren”）。其實，韋勒克與華倫的書無法承擔這份歷史的重量，熱內特辯護說：這本書代表「某種文學理論」（une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而非〔總體的〕「文學理論」（la Théorie littéraire），即使這本書出版時的法文譯名果然是La Théorie littéraire（「文學理論」）。可見法美文學交流史上也不乏人情關係的產物（Genette, 1987, p.84）。

我們並不需要還給亞里斯多德一個公道，學術史是最好的證人。前衛的《門檻詩學叢書》標榜跨出門檻，走向未來，但是為何採納一本最古老的文學評論呢？三位主編除了上面提到的兩位外，還包括日後以女性主義著稱的愛蓮‧西克蘇（Hélène Cixous），他／她們之所以推出亞里斯多德《詩學》的法文新譯本，附有四百頁的註疏，其實是企圖透過結構詩學和符號詩學的理論框架，將這部西方詩學經典再度介紹給世人（Dupont-Roc &Lallot [Eds. & Trans.], 1980）。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再度」介紹這位西方文藝理論開山祖的《詩學》。

二、重訪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的生平，一般參考資料都能找得著，不用在此重複。在希臘末期《詩學》文稿已經失落，連羅馬的博學鴻儒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E）也未曾得窺原貌，直到西元九世紀的敘利亞殘本出現，十世紀此殘稿的阿拉伯文譯本問世，輾轉到文藝復興兩個主要抄本出土，《詩學》研究才開始有生命。和《詩學》有關的，但迄今仍然屬於懸案的是：這份失落了一千年的作品，究竟是亞里斯多德的長期研究生涯中什麼階段的作品？完成於他早年在柏拉圖學園就學時代呢？還是他重返雅典後，自己創辦書院時？我個人贊同後面一種說法；但是在沒有定論的情況下，我把創作年代定得比較寬鬆，介於西元前360到320年之間。

從事文獻學研究的人會認為，作品年代不能確定無疑會影響到對作品意義的詮釋。我可以想見的至少有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是關於「詩辯」的當時立即的歷史性，亦即《詩學》作為對柏拉圖在《伊昂篇》、《理想國篇》和《法律篇》等著作中抨擊詩人的回應與反駁；其二是關於《詩學》的知識系統定位。《詩學》作為「詩辯」文類的鼻祖，啟發了後世許多類似的作品；在英國文學史上較著名的例子有十六世紀詩人席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和十九世紀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同名論文。說穿了，一部詩史無非就是詩辯史。無可諱言的，任何一個文本必然有它產生的各種動因；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了來看，而視「詩辯」為某種普遍的文類與修辭，實證性的史實也許可以暫時退位。

我認為第二個問題，即《詩學》的知識系統定位問題尤其重要。這個問題也可以分兩點來談：首先，《詩學》在後世命名的「亞里斯多德總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的地位；其次，亞里斯多德於西元前347年離開雅典後，於前335年重回雅典之前—這些爭議性的編年係大致重建，曾多年在小亞細亞的阿索司（Assos）和雷斯玻（Lesbos）島從事自然科學（包括素樸生物學）的研究，自然科學知識（如：機械動能、生命機體論）對他的詩論有何影響？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簡述亞里斯多德「總集」中的知識分類。嚴格說來，「詩辯」作為一種修辭的「語用表現」也應當落實在知識系統之內，屬於其中的一個分支範疇。因此上述兩個問題是分不開的。

亞里斯多德在《形而上學》中區分三種知識，他說：「自然知識（περὶ φύσεως ἐπιστήμη [concerning “naturalknowledge”]）和實踐知識（πρακτικῆς [practics]）及創作知識（ποιητικῆς [poetics]）皆不相同。創作知識的原則存在於創作者之內，而非作品之內。創作是一種『技藝』（τέχνη [technique]）或某種『能量』（δύναμις [dynamics]）」（《形而上學》Metaph.1064a10-14）。亞里斯多德用的字 “ἐπιστήμη”（「知識」）後來被拉丁文系統發展出的 “science”（「科學」）取代了，引起無謂的爭議。其實 “ἐπιστήμη” 不僅為哲學用語，普通話也用，今天希臘文的「大學」（πανεπιστήμιο [panepistemio]，按：「所有的知識」）來源正是如此。亞里斯多德把創作知識分為兩門，即「詩學」（創作論）和「修辭學」。後期中世紀學者對「亞里斯多德總集」的劃分大體上承襲他自己的作法，只不過加上亞氏自己未嘗歸類的《範疇篇》等六本邏輯著作，統稱為「工具論」（Organon），使得「亞里斯多德總集」成為由四類學門構成的總集。至於創作是一種「技藝」或某種「能量」正是《詩學》的核心概念，本書其他的章節會進一步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