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史記(四)世家(1)(精)(增訂二版)

本冊為「世家」，《史記》「世家」有三十篇。「世家」也是司馬遷寫《史記》所創的體例，用來記載先秦和漢朝諸侯國的年封世系、盛衰興亡的事跡；抑或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

 

王子今，一九五○年生於哈爾濱，畢業於西北大學歷史系。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中國秦漢史研究會顧問，中國河洛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岩畫學會副會長。出版學術專著有《秦漢交通史稿》、《秦漢區域文化研究》、《古史性別研究叢稿》、《史記的文化發掘》、《秦漢時期生態環境研究》、《秦漢邊疆與民族問題》、《秦漢交通史新識》、《秦漢社會意識研究》、《秦漢交通考古》、《東方海王：秦漢時期齊人的海洋開發》、《秦漢稱謂研究》等。

中國人首重歷史，故歷朝歷代統治者皆為前朝修史，甚至私修史書者亦所在多有。其中，獲官方認可為正史者為紀傳體的「二十四史」，而正史之祖則為《史記》。《史記》的歷史地位與學術價值，眾所皆知，司馬遷曾自許該書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實恰如其分。鄭樵更稱讚《史記》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其史學地位可見一斑。

有鑑《史記》於學術與文獻價值如此重要，敝局十餘年前即不惜巨資，特邀素有「《史記》研究權威」美譽的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韓兆琦教授，總承擔《新譯史記》的注譯工作。皇天不負苦心人，歷經多年的稿件往返，終於在二○○八年完成付梓，正式問世。

《新譯史記》出版迄今，八年有餘。在此期間，獲得廣大讀者的迴響，各界方家皆給予肯定與指教，獲益良多。其中，對於版本校勘與正文標點的處理上，亦得到不少寶貴的意見，不勝感激。敝局秉持嚴謹出版的精神，藉再版之際，特別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王子今教授，帶領年輕一輩的研究學者，在尊重本書原稿基礎上，針對正文部分，校以清代金陵書局刊刻的《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合刻本，同時檢視正文句讀分斷，遵從漢語習慣並參考凌稚隆的《史記評林》等古籍斷句本，重新律定規範予以標點斷句。誠如〈校記序〉所言：「將平時閱讀《史記》、使用《史記》的一些心得融入到這項工作中，可以說新見紛紜。其創新理念和求實精神，對於《史記》的理解和使用，創造了更好的學術條件。這樣一部《新譯史記》的問世，對於《史記》學研究、古代文獻研究、秦漢歷史文化研究，都是有積極意義的。」期以百川納海、精益求精的態度與精神，修訂往昔疏漏，增補最新研究。相信在這麼多專家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定能使本書內容更加完善，以符合廣大讀者的殷殷企盼。

本書在眾人齊心努力下，終於完成修訂再版的工作。在此除要感謝編輯部同仁群策群力以成此書外，更要感謝參與校勘工作者王子今教授等十多位專家學者。因為有他們的細心修訂，方能完成此一艱鉅的工程。本書雖經敝局細心核校，猶恐疏漏，尚祈各界方家不吝賜正，以使本書俾臻完善。

三民書局編輯部　謹誌

二○一六年十月

校記序 王　子　今

「二十四史」作為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寶庫中的珍貴歷史文獻，規模宏大，篇幅浩繁，共計三千二百五十九卷，約四千萬字，以大致統一的紀傳體史書的體例，比較完整、系統地記錄了先秦至明王朝數千年來的中國歷史。對於這一正史系統，不僅歷史學界，整個人文科學體系都不能不予以充分的重視。「二十四史」有多種版本，時代較近也較知名的有清武英殿本、張元濟主持影印的百衲本，以及陸費逵主持排印的《四部備要》本等。近年又有形形色色的新注本以及白話今譯本等出現，以滿足不同社會層次的閱讀需要。

古籍整理的基礎是點校，而點校是一項極其繁難的工作，其成果自然難以完美無瑕。即便耳熟能詳的版本，亦存在若干問題，不少學者相繼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錯誤和矛盾。如筆者這樣的文獻學基底非常薄弱的研究者，在使用時也偶有發現。因此，重新點校「二十四史」，確實有其必要性。念茲在茲，恰逢三民書局邀約為《史記》點校，遂得以略盡棉薄。

《史記》在「二十四史」中位列第一，是公認的歷史文獻的經典，亦為文史學者共同看重。前儒學者在點校《史記》的工作上盡心盡力，對於文獻學基礎上的《史記》研究大有推進，但是仍不免微瑕。對於點校中的個別問題，或一仍其舊，或遷就成見，迄今未能改正。

如金陵本《史記》卷四四〈魏世家〉：「（魏文侯）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又《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魏文侯十三年）公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史記》中雖兩處分述，說的卻是一次事件。史事與秦統一進程相關，因而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繁龐」，前儒學者在點校此兩處文句時，未能前後參照比對，因此造成卷四四〈魏世家〉作「繁、龐」，判作兩地；而卷一五〈六國年表〉則作「繁龐」，以為一地的情形。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作「繁龐」，空間位置標定在今陝西韓城。現在看來，「繁龐」的處理方式是正確的。史為樂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繁龐城」條：「繁龐城，在今陝西韓城市東南。《史記‧魏世家》：文侯十三年（西元前四三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清一統志‧同州府二》引《縣志》：『繁龐城在縣東南。』」嵇超、鄭寶恆、祝培坤、錢林書編《史記地名索引》也作「繁龐」。可惜坊間多個版本皆未能校正疏誤。

又如《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隨即有關於「始皇廟」的討論：「二世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所謂「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之「西雍」，張守節《正義》：「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提出兩種解說：第一：「西雍在咸陽西，今岐州雍縣故城是也。」第二：「又一云西雍，雍西縣也。」其實，「西雍」應斷讀為「西、雍」。是說「西」和「雍」。「西」，在天水禮縣。據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國家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合著《西漢水上游考古調查報告》等有關考古收穫的總結，這裡進行的秦早期遺跡的考古發掘與調查，均獲得有重要歷史文化意義的成果，其中明確可見禮祀建築遺存。

又如《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中有對於「南楚」地方的一段著名的論說：「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幹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這是對於「南楚」生態環境、資源條件、經濟水準和民俗風格的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的介紹。其中，「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句，一般常見的標點為「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依據為裴駰《集解》引徐廣曰，以為「江南」即「丹陽」。然而，張守節《正義》則以為丹陽「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為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為楚也。」張守節《正義》以為標點為「江南、豫章、長沙」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南楚之地耳」。他以為「江南」在這裡並非與「衡山、九江」、「豫章、長沙」並列的郡國名，而是言「大江之南」的方位指示語。按照張守節的說法，「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句，正確的標點應作：「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這樣的意見也許是符合《史記》原意的。也有「豫章」先「江北」後「江南」之說。《史記》卷六六〈伍子胥列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裴駰《集解》：「豫章在江南。」司馬貞《索隱》：「按，杜預云『豫章在江北，蓋分後徙之於江南也』。」於是有「江北」「豫章」和「江南」「豫章」的分別。司馬貞《索隱》引晉人杜預言，見杜預《春秋釋例》卷六〈土地名〉「豫章」條：「定二年：楚人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於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之豫章也。」宋代學者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九〈地理〉有「春秋豫章與今不相干」條，就此有所討論。看來，《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使用「江南豫章」說，以「江南豫章」區別「昔」「江北」「豫章」，這種可能性，或許也是存在的。

在文字校勘方面，我們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審酌乾嘉學者相關著作，以及中、外專家的新近研究成果，以正刻本之訛。如金陵本卷七〈項羽本紀〉：「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王念孫《讀書雜志‧史記第六》：「《漢書》作『比』，定陶在東阿西南，不得言北。比、北字相近，故訛為北。」是以校改作「項梁起東阿，西，比至定陶」。又如金陵本卷九〈呂太后本紀〉：「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梁玉繩《史記志疑》卷七云：「築長安城始于元年，成于五年。此言『三年始築，六年城就』，誤矣。」瀧川引沈家本亦曰：「《漢書‧惠帝紀》『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則『五年六年』乃『五年九月』之誤。」遂改正文作「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九月城就」。再如金陵本卷四○〈楚世家〉：「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張文虎《札記》：「召二子在下文，此不當闌入，蓋後人妄竄。」據刪「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二句。至於段落的重新安排，則依「所載史實的完整性、時序性與差異性，或析或合，因文制宜」的原則，通盤考量，務使文意貫通、脈絡井然。

通過對這部史學典籍的研讀可知，《史記》的點校，作為難度很大的工作，尚有拓展與深化的學術空間，是可以集思廣益，不斷推陳出新的。

此次點校，一批比較年輕的秦漢史學者：孫聞博、李琰、孫兆華、楊繼承、鍾良燦、李蘭芳、杜曉、董家寧、于天宇、呂壯、尚宇昌等承三民書局安排，共同參與對《史記》進行了自己新的史學文獻學探索。他們將平時閱讀《史記》、使用《史記》的一些心得融入到這項工作中，可以說新見紛紜。其創新理念和求實精神，對於《史記》的理解和使用，創造了更好的學術條件。這樣一部《新譯史記》的問世，對於《史記》學研究、古代文獻研究、秦漢歷史文化研究，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謹以以上簡言片語，感謝三民書局的文化雄心、宏大視野與積極努力，感謝參與者的學術熱情、求實精神與工作效率。

這部新的《史記》學著作問世，相信必定會受到眾多《史記》讀者的歡迎，也將為以《史記》為文獻材料的史學與文學研究提供更好的基礎性的學術條件。

二○一六年中秋於北京大有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