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欲朝開明路線發展，最後卻總以革命血腥告終，
近七十年來的中國，
總是重複上演著鞏固權力欲望與無辜百姓的犧牲，
尖銳而痛苦的循環

▎跳出我們熟習的史觀論述，以他者眼光重新審視——中國如何成為中國！ ▎

《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從一九四九年國共分裂及韓戰為起始，以新儒學在中國政界的復興收尾，展現了七十年來中國政治、經濟、外交的遞嬗。

史景遷在本書開宗明義寫道，晚明至今，中國權力階層總是缺乏和平轉移過程，曾發生於晚明士子、清末維新，以及民初文人的境遇，在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依舊永無止盡地輪番上演。當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彼此為了權力機鋒相對，檯面下是一代又一代的文人與百姓在禁錮的保守氛圍中，欲意從極權縫隙裡爭取民主而流血犧牲。皇城前的天安門，見證了幾代人的革命精神與百年來無法斷絕的明爭暗鬥，以及人們對於國家繁榮的渴望。

上個世紀末，史景遷在撰寫《追尋現代中國》時，正是六四天安門事件前，著眼的是封閉的中國。當時中國無異於晚明，亟需內部變革且動盪不安，領導人皆以真理之名鞏固其權力，限制人民在各個領域的遠大抱負。儘管經濟上的變革引來開明的希望，但每一次變革又激發鞏固權力的血腥鎮壓，如此一再輪迴。對於史景遷而言，若中國要開創自己的道路、若西方要了解中國，尤其是大分流後東西方何以在現代化上走向不同道路，必不能迴避從晚明至現代的中國是如何形成的，這正是初版《追尋現代中國》的緣起。

二○一三年的三版，除了將時序擴寫至胡錦濤、溫家寶的「胡溫體制」外，基於近幾年的經濟取向，更有幅度地增加經濟影響政治之細節；而對於各政權如何運用「自由主義」、「民主」來鞏固權力，三版裡也未曾絕跡。回顧《追尋現代中國》，讀者會發現本書不僅是西方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的入門經典，亦補足了立場鮮明、資訊不對等的兩岸史書的中立缺憾。

史景遷 Jonathan D. Spence
一九三六年出生於英國，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自一九六五年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任教，二○○八年退休。著作極豐，包括《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

譯者
溫洽溢（二版）
政治大學東亞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著有《獻給皇帝的禮物：Wedgwood瓷器王國與漫長的十八世紀》，譯作有：史景遷《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合譯）、《改變中國》、《康熙：重構一位中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天安門：中國的知識分子與革命》、《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康熙與曹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孫逸仙傳》；馬思樂（Maurice Meisner）《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等書。

孟令偉（三版）
師範大學歷史系畢，目前就讀於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譯有《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南方家園）。興趣廣泛，思而不學，梧鼠技窮。希望死前能夠見證臺灣獨立跟重型機車上國道。
信箱：bmwnmeng@gmail.com

陳榮彬（三版）
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曾三度獲得「開卷翻譯類十大好書」獎項，近作《昆蟲誌》獲選二○一八年Openbook年度好書（翻譯類）。已出版各類翻譯作品五十餘種，近年代表性譯作尚包括海明威經典小說《白鯨記》、《戰地鐘聲》、《火藥時代》與《美國華人史》。著作《危險的友誼：超譯費茲傑羅與海明威》與譯作費茲傑羅第一本小說《塵世樂園》皆為南方家園出版。曾任第四十一屆金鼎獎評委。

審校
陳榮彬與臺大翻譯所團隊

猶記得約莫二十年前我剛剛取得碩士學位，在康寧專校兼任，教授中國現代史課程時，選用的教材便是史學大師史景遷（Jonathan Spence）的中國現代史鉅著《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身為一位讀者，當時我的感覺是，這三冊書籍的史料豐富，鉅細靡遺，且作者能把中國史的各個方面，包括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串在一起，變成一個敘事的整體，對於任何缺乏相關背景的讀者來講都能有很大幫助；而且另一個特色是譯文流暢、用字遣詞優雅，這在翻譯的歷史書籍中確屬難能可貴。在此要感謝譯者溫洽溢教授為史景遷大師華麗代言，讓臺灣讀者能享受到不一樣的閱讀經驗。
但事實上，史景遷初次被譯介到臺灣，並不肇始於時報出版社找溫洽溢來翻譯《追尋現代中國》。據我粗淺的了解，在臺灣，史景遷的作品最早是由臺北絲路出版社於一九九三年出版，也就是《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譯者為張連康，而且那時候甚至沒有把作者的名字翻譯成他的漢名史景遷，而是音譯為「史班斯」。後來還有唐山出版社推出《胡若望的疑問》（The Question of Hu）、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大汗之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接著才是時報出版社於二〇〇一年委託溫洽溢譯出《追尋現代中國》，而且他幾乎成為史景遷在臺灣的御用譯者，陸續有《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康熙》、《前朝夢憶》、《改變中國》等譯作，也重譯了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將書名從舊譯的《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改成《天安門》，繼而更有《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曹寅與康熙》等書的推出，且全由時報出版社出版。
《追尋現代中國》是史景遷於一九九〇年推出的代表作，後來又於一九九九、二〇一二分別推出二版與三版，而二版就是溫洽溢舊譯所根據的文本。史景遷在三版的序言中言明，三版《追尋現代中國》與先前最大的差異，就是經過他大幅刪修，去除過多的細節，藉此挪出更多篇幅，放入一些新的資料、新的觀點，還有新的歷史發展。從章節結構看來，三版《追尋現代中國》把原有的第二十一章〈深化革命〉拆成兩章，變成第二十一章〈深化革命〉與第二十二章〈文化大革命〉，前者只論述文革前的「百花運動」、「大躍進」等由毛澤東發起的社會革命；其次，則是新加上第二十八章〈突破〉，始於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香港回歸中國、二〇〇〇年臺灣政黨輪替，終於中共前總理溫家寶任內處理的幾件大事，例如汶川大地震、溫州高鐵追撞事故等等。
細心的讀者如果把二〇〇一年的舊版《追尋現代中國》拿出來與這一套全新增譯、修譯的新版加以比較，會發現兩者之間有數百處不同之處。首先是新增文字多達幾十處，從一到二十七章大多由我翻譯，全新的二十八章之譯者則為孟令偉。從這部份我們就可以看出，作者史景遷在推出三版《追尋現代中國》時雖已高齡七十六，但仍能重新檢視整本書，增補各種新的史料，此等創作活力實屬難能可貴。其次，由於這近二十年來《追尋現代中國》的譯文享有極高討論度與關注度，備受兩岸讀者矚目，因此時報出版社編輯團隊感覺有必要把誤譯或可以譯得更為流暢的部分重新修正改譯，所以特別與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合作，由黃怡瑋、吳侑達、蔣義、蔡惟方、Jonathan Lee（李小慧）與徐嘉煜等六位同學對照一至二十七章中英文，校訂出值得商榷的譯文，最後由我進行修正改譯。
當然，我的原則是尊重原譯者的創作，唯有在讀起來真的非常難以理解或明顯有錯誤之處才會修改。不過，我的另一原則是尊重原文，凡有漏譯之處全都會補上去，也會力求在語意上貼近原文。例如，第一章第一段作者用了「most sophisticated」一詞，原譯是「人文薈萃」，並不能算錯，但修譯後改為比較接近英文原意且也符合前後的「各方面發展最為成熟」——因為「人文」顯然特指文化、文學等方面，不過「most sophisticated」卻可能包含政經體制、典章制度等各種文明面向，意味著中國在明朝已經發展出人類文明極致的國家與社會。
最後，感謝令偉、怡瑋、侑達、蔣義、惟方、小慧與嘉煜等七位同學在過去一年多來的辛苦付出。能夠讓《追尋現代中國》這一本中國現代史鉅作以全新風貌問世，與新一代的臺灣讀者見面，我想對於推廣歷史教育與促進歷史思考來講是很有意義的；當然，我們也很期待那些跟我一樣，已經把舊版《追尋現代中國》納為藏書的老讀者再度把這一套三版《追尋現代中國》帶回家，肯定會有不太一樣的閱讀經驗。

三版《追尋現代中國》總審訂兼增譯、修譯者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專任助理教授
陳榮彬

第三版序
第三版增譯、修譯序 陳榮彬
第二版中文版序
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推薦序一 許倬雲
推薦序二 陳國棟

上冊．最後的王朝

第一部│征服與鞏固
第一章 晚明
第二章 滿清的征服
第三章 康熙政權的鞏固
第四章 雍正的權威
第五章 中國社會與乾隆政權
第六章 中國與十八世紀的社會

第二部│分裂與改革
第七章 與西方世界的初次衝突
第八章 內部危機
第九章 改革的中興之治
第十章 晚清的新張力
第十一章 清朝的傾覆

中冊．革命與戰爭

第三部│國家與社會的展望
第十二章 共和國的肇建
第十三章 「便成了路」
第十四章 分崩離析的聯盟
第十五章 國民黨當權
第十六章 共產黨的存活

第四部│戰爭與革命
第十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十八章 國民黨的崩解

下冊．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

第十九章 人民共和國的締造
第二十章 籌謀新社會
第二十一章 深化革命
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

第五部│生活在人間
第二十三章 重啟門戶
第二十四章 再定義革命
第二十五章 權力圈層
第二十六章 探索界限
第二十七章 世紀末
第二十八章 突破？

第二十八章 突破？

【選項的範圍】
鄧小平逝世與香港九七回歸兩件大事構成一道分水嶺，劃分出尚未消逝的舊中國與可能浮現的新世界。這兩個事件雖說意義重大，但其影響力卻仍不及同時期其他涉及經濟、政治與文化的重大發展。與此同時，二○○○年在臺灣舉行的總統大選產生了極大變化。民進黨的陳水扁以「臺灣之子」的姿態脫穎而出，成為第一位出身本土政黨的中華民國總統。陳水扁上任後針對臺獨議題屢屢以強硬姿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喊話，為東亞政局激起波濤。此舉迫使長期由蔣介石及其家族掌控的國民黨重新審視自己與對岸政權之間的關係。
中國內部的壓力來自老一輩共黨高幹以及解放軍軍頭，其中許多人已九十餘歲，退休之時可謂指日可待。無可避免的世代交替讓黨內的青年勢力得以上位。與此同時，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攻擊美國紐約的世貿中心與國防部五角大廈，超過兩千八百人因此喪生，這也使美國對戰爭的認知開始進入全新的階段。從前將東亞視為重點駐紮地的美軍，如今正將大批駐軍遷往阿富汗、伊拉克與中東地區。
在九一一事件這場悲劇發生之前不久，中國也重回激烈的競爭舞臺，努力爭奪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舉辦權。這次他們終於一吐在一九九三年時輸掉二○○○年奧運主辦權的怨氣，讓北京成為二○○八年夏季奧運會的東道主。舉辦之時雖然來日方長，中國政府卻迅速大興土木，新興場館、屋舍與交通運輸的建設四起，規模宏大，甚至包括一連串目標高遠的改善空汙措施，而且也為這一切動員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建築師與其他各領域專家。二○○八年，北京奧運在層層維安保護下正式揭開序幕，開幕典禮相當漂亮地融入了中式傳統藝術、音樂及歷史的元素。文化國族主義的氣息也在這場表演中表露無遺，向世界顯耀中國的偉岸。這場奧運會也是中國運動界的全面勝利，中國代表隊一共奪下五十二面金牌。
這些二十一世紀初的大事件，在在都提醒了人們「機遇」在人類歷史洪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如一九四九年的毛澤東、他的心腹以及其他共黨革命分子，根本不可能全然理解這個新國家的可能走向，只能魯莽地塑造自己心目中的未來，在這方面那些一九一二年的愛國志士也沒什麼兩樣，因為他們在清朝崩解之際也不知道中國會走向何方。實際上，共產黨統治中國所走的每一步，都建立在無法預測的無數事件之上。他們勉強瞥見的未來景象可謂模糊不清，僅有一種走向，整個幅員廣闊的國家只能淪為襯托未來的細緻背景。
在此我們可以回顧毛澤東終於如願在一九四九年底與蘇聯大獨裁者史達林會面的場景。那是他在奮力促成國家變革之餘的首次訪外行程，會面時史達林問道，「你認為你的國家最需要什麼，或你最想為它做什麼？」毛澤東的回應倒像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他說：「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確實，經歷漫長且痛苦的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後的中國，確實需要一段平和的時間休養生息與盤算未來國策。但實際上，毛澤東在中國的統治不但未曾出現一套可行、穩健的發展計畫，時局反倒長期呈現混亂局面。耗時許久、所費不貲的韓戰不久之後便爆發。城市與鄉村革命四起，往後更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國以一連串蓄意挑釁所促成的中蘇交惡，也幾近在一九六○年代掀起全面戰爭。
鄧小平始終企圖將中國的統治方針引導至可管理、可納入計畫控制的方向，一旦機會出現便能牢牢抓住。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香港回歸可說是一個好上加好的機會，但當時中國對香港也沒有任何可預期的單一治理方針。在香港島灣仔北填海區倉促建成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也許象徵了未來可能出現的許多機會。但鄧小平去世後，便需要甫上位的領導班子提出新的方針，而放棄極端手段的作法，也只是其中一種可能承諾採行的方式而已。我們也許可以臆測，鄧小平刻意選擇了一個只能解決部分問題的方案，但這方案卻也拔擢了幾位曾於城市或鄉村展現優秀管理能力的男性及女性領導人。這一群政治精英即所謂「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是毛澤東、鄧小平的繼承人。（譯按：毛、鄧分別為第一、二代領導核心。）最後，由鄧小平欽點為共產黨下任領導人的江澤民負責監督香港回歸的最後階段，並充分發揮外商投資的可能性。技術熟練的金融專家朱鎔基，則以總理身分確保國家銀行體系能夠長期健康發展。
江、朱兩位都是行事謹慎的人，他們也與幾位前代的領導階層關係相當緊密。但目前尚不得而知的是，作風隱密、集國家大權於一身的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Politburo）是如何將大權分配給江、朱二人，又是怎樣在二○○一年前後以更年輕的管理專家兼政治理論家胡錦濤、溫家寶取而代之。不過，儘管胡、溫二人在統治大位上擁有堅實的政績，其知名度在國內外仍遠不及前代領導。一九四二年生的胡錦濤在二○○二、○三年先後就任總書記及國家主席之職，早年曾任水利工程師，也是老練的共產政治理論家。與胡錦濤同一年出生的溫家寶則是地質學家出身，於二○○三年就任總理一職，這樣的安排顯然是為了稀釋胡錦濤的大權。身為被清算的第三代總書記趙紫陽的門生，溫家寶能夠平步青雲倒是令人意外。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學運期間前往天安門廣場，含淚向學生公開談話後就被拔除權位，隨後更遭軟禁在家中。隨著這種權力轉移，共產黨便迎接了第四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到來。依照前代領導退位的先例，胡錦濤與溫家寶應能在位兩個長達五年的任期，並預計在二○一三年退休。
在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共識下所秘密任命的這一批新領導集體，將帶領為數約七千萬人的共產黨員。針對與內部成員相關的種種細節，新的領導集體投入許多心力，尤其特別著重招募青年高知識分子、企業鉅子以及媒體上的公共人物。與此同時，中國官方也在二○○五年宣布，國內總人口已正式突破十三億。這同時也意味著，共產黨又要再度面臨一系列高度複雜的組織問題，一方面在國內快速成長的網際網路之中維持高壓控制，抑制可能出現的異議，也要緊盯著國內的經濟成長與基礎建設發展。雖然中國政府的統治目前看來仍相當有效率，也企圖營造良好的對外形象，但顯然堅決不樂見有關普世人權的爭論浮現，也不見其領導集體有任何企圖深刻自省的想法。黨的權力顯然已經凌駕個人權利之上。西方知名評論家認為共產黨在第四代領導集體下的發展過程「拒絕了所有迎合西方政治制度的可能性」，並延續了第三代領導的方針，即「清除黨內具有實質意義的爭論或政治競爭」。
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年，中國出現了一些警訊，第四代領導集體進而必須面對幾種新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也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思維與行動。例如一九九九年四月間，估計有一萬個名為法輪功的地下宗教組織成員於北京聚集。這些信徒顯然是因為遵循教派領袖在網路上的發言而紛紛前往紫禁城旁的中南海前靜坐示威。雖然軍警不費吹灰之力便驅離了這群人，也逮捕了許多現場群眾。但這麼多人在國家機器的眼皮底下，竟能在確切的時間與地點快速集結，而且不被察覺，讓中國政府開始重新思考網路與個人隱私的相關政策。這些新的政策重點主要在遏止（或至少削弱）任何與法輪功相似的組織向共產黨請願或示威抗議的意圖。
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架美國軍機在一次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進行的聯合作戰任務中，轟炸了貝爾格勒（Belgrade）的中國大使館，導致數名中國人喪生。華府的解釋表示，因作戰不當使用了錯誤且過時的城市地圖與主要建築標示，這次轟炸純屬意外。中國政府在第一時間即完全不能接受。他們認為，一概講求精確的美國軍隊，在這種作戰中怎麼可能犯下這麼離譜的錯誤？國內人民的怒火持續延燒，許多城市都爆發大規模的反美示威遊行，四處皆有人在煽動對美國人的財物與設施採取報復行動。如前所述，這種高漲的反美情緒表現背後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而這事件也的確危及一度看來前途大好的中美關係，可能影響雙方的各種珍貴合作計畫，例如太空探險任務，還有對於世界銀行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參與，中國對一項禁止核子試爆條約的支持立場也可能鬆動。
二○○一年四月間，遭中國認定在進行「間諜任務」的一架美軍偵察機與共軍的巡航戰機在海南島附近空中相撞，這所謂「中美撞機事件」對許多觀察中國的人來說，更進一步印證了兩國之間的友善氛圍可以在一夕之間煙消雲散，即便是小規模的衝突，也很有可能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對於這些人來說，在如此瞬息萬變的時局中，就連二○○一年的世貿中心恐攻事件也成了一種有用的機會，能將新疆自治區的伊斯蘭異議分子打成「恐怖組織」。統治當局按部就班地強硬鎮壓異議組織，而這也又是此類非法活動需要地下化的另一個例子。

【胡溫體制】
　我們在此以「胡溫體制」這種比較方便、簡單的方式稱呼二○○三年至二○一三年這十年間的中國，此時的中國歷經令人咋舌的經濟成長，從每年平均高達10.3%的國內生產毛額（GDP）可見一斑（雖然中國國內的每人每年所得仍遠不及南韓以及巴西）。但在這個時期，中國人的道德準則變得更加模棱兩可，只因國家在短時間內累積出巨富，同時也力求更高的國際地位及更重要的角色。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必須面對的矛盾處境對他們來講變得更有挑戰性了。無庸置疑，此時在中國發生的是人類社會史上最快速也最全面的都市成長過程，境內所有都市都經歷了急遽的重構、重組與重建。受到這波浪潮影響的不只有上海與北京這種大都會，不少省會級別的都市，或是過去默默無名的鄉鎮都在此時飛速成長。超過一百萬人居住的中國都市數量不久之後便突破一百座之多。對固定會返鄉探訪的海外華僑而言，離開後再次造訪，可能就會看見中國某個大型聚落的地景有了巨幅變化，而且無論是在山東丘陵或安徽山區之間，情況都是如此。幅員遼闊的高速公路、新建造的高速鐵路系統、國內航空的機場與河、海港形成了連結各個都市的交通網絡。幾年前只能種植蔬菜的富饒農地，如今能有整座人群聚集的都會自田中央憑空出現。數以千萬計的鄉村移民企圖加速不動產建設的發展，因有國內外的技術（包括國內銀行以及來自臺灣、香港的鉅額投資），新的鉅富階級逐漸成形。起先出現了一些百萬富翁，但他們的財力規模與二○○六年左右在中國出現的許多億萬富翁相比，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經濟發展規模如此龐大，各產業都渴求土地，在在都於社會上造就了新的鴻溝。政府大量驅離居住在預定開發地的人口，這種情況如今已司空見慣。嘗試利用和平的法庭示威或請願運動來反對此舉的行為，常常遭受地方的省委或市委大力抨擊。他們不但能從國家銀行獲取大量資金進行開發，甚可指揮警察系統阻止遭受驅離的受害者進入法院提告。有一整批的中國維權律師在此時浮上檯面，提供那些遭受驅離的受災戶在法律上的協助與諮詢。但即便是這些合乎法律的手段，在國家眼裡仍是過激的舉動，大肆譴責這些律師的行為是煽動社會、製造動亂的手段。法官與辯護律師的處境其實很類似，他們自願成為這套司法系統的奴僕。
不過一般來說，共黨官僚往往也只能讓政府予取予求。舉例來說，為了舉辦二○○八年北京奧運而強徵剷平北京市以北的上百英畝沃土，讓龐大的「鳥巢」體育館和國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得以興建。這種大量徵地以求開發的風潮也傳至上海。為了在二○一○年舉辦的上海世界博覽會，預計需要容納數百萬名來自國內外的旅客，浦東郊外曾經瀰漫腐臭的荒地，此時也被徵收從事世界級的場館開發工程。（根據中國的統計數據，於二○一○年五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的上海世博湧入了超過七百萬人參觀。）當然，這些大規模的開發與建設，也挑戰了中國的電力網及當時的法規，國家需要新的措施去遏止水汙染，並保護空氣免受化學廢料或是酸雨的影響，而且為求更多的水資源也必須探測更深一層的地下水。三峽大壩水利工程把內陸重點城市重慶與長江下游區域連結起來，在當時是提供水資源的解決方案之一，但這項建設本身同時也是水資源問題的一環。
至於有關首都北京是否有夠能力承辦二○○八年奧運的爭論，中國的領導階層曾暗示，奧運以及世博的舉辦有助於中國「對世界開放」，符合各界期待，也能讓重視正義的思想更有效地傳播，國民也能更加了解國際社會與體育界的規範。但當局所設置的「熱線」卻成了揪出「異議分子」的主要工具，即便是微小的爭執也無法公諸於世，這樣的操作，只為了在數十萬計的國內外旅客造訪這些盛會時粉飾太平，確保這些潛在的社會問題不被外界察覺。買票參加奧運盛會的遊客在巨大的體育場附近沿著種滿行道樹的街道結伴而行時，常常能看得到警車停在附近的樹蔭下。儘管這些武裝警察不怎麼顯眼，但並不代表他們會坐視不管任何事情。
對於中共政府提出的批評，無論來自國內外，每年當然都不盡相同。但若以奧運舉辦的二○○八年為例，我們就可看出中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往往是難解的沉痾。抗議的一個焦點來自西藏的動盪，政治倡議群體認為，中共政府為聖火傳遞者所規劃的跑步路線漫長且迂迴，而這正好讓他們有機會得以不斷強調中國政府在西藏地區對藏人施行的嚴峻政策。不論是在歐洲、美國還是西藏，聖火傳遞每每激起公共辯論。即使是倉促組織起的行動，抑或孤注一擲，所謂藏獨的概念始終是為了反制中國漢族中心主義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所抱持的「進步」思維。中共政府一連串以進步為理由向西藏內部進行的大規模開發之中，影響最劇烈的便是連結拉薩與國內西南部的鐵路建設。一個可能並非碰巧的安排是，胡錦濤曾於四十七歲前往西藏擔任黨委書記長達兩年餘（一九八八至九一年），天安門事件就是在他遠離權力核心時爆發的。（譯按：當時西藏的政治情勢詭譎，鄧小平把年紀最輕的黨委書記胡錦濤從貴州調往西藏，或有測試之意味。）
二○○八年五月，四川汶川大地震發生的時間點，正好在北京奧運即將發生的節骨眼上。中國社會內部在大地震災情後，激起另一波的不滿情緒。這場芮氏規模高達七點九的大地震奪走了估計六萬九千條性命。在主震以及隨後的百餘次餘震中，共有三十七萬四千人受到輕重傷。當地共有約三百萬戶因此毀損。社會激起的怨懟並不是針對中國政府的不作為：曾受地質學訓練的溫家寶總理在地震爆發後的數小時內就趕到災區，並擔任救災行動的指揮。災後，人民備感憤怒的兩個因素彼此緊密相關。第一，人稱豆腐渣工程的大量校舍震垮後壓死大批上課中的學童。第二，災後調查發現，需要為豆腐渣工程負責的當地校方，竟企圖阻撓這些地震受災戶透過法律途徑向他們索賠。許多為當地居民辯護的律師飽受騷擾或遭人封口，千千萬萬家長只能被迫接受學校當局提供的微薄賠償，且也再無後續補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