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史（簡體書）

本書包括秦族的淵源、建國及其歷史形勢，秦族的淵源與秦代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的創立，秦代中國境內各種族的活動，秦代的世界形勢；秦代社會經濟的構造及其轉向，土地所有的關係之改變與農業；生產技術之綜合與手工業，經濟制度之劃一與商業，秦朝政權的性質、組織、發展及其滅亡，秦朝政權的性質及其組織等。

本書不僅注重文獻資料的考辨，更充分利用當時的考古學成果，其採用了王國維先生的“三重證據法”的科學研究方法，將考古學與歷史學結合為一。如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的發現，對漢代邊疆屯戎、烽燧制度、兵役制度、戶籍制度等提供了很多史料，彌補了史籍記載之不足。大量漢代畫像磚的出土，提供了漢代人們生活、戰鬥的場景、音樂舞蹈、喜劇等方面形象資料。本書對這些考古新發現作了深入研究，結合文獻資料給予新的闡釋。該稿出版雖已七十多年，但至今捧讀，仍不免為其嚴謹的學風、飛揚的文采所折服。

一本書所論述的範圍，是秦漢的歷史。秦漢的歷史直至今日， 我們還沒有看到一部完整的科學的專著；有之，只是以一個章目列於諸家通史之中。一般地說來，中國歷史之科學研究，其自上而下者，大抵皆停止在殷周階段； 其由下而上者，則又皆停止於鴉片戰爭。自殷周而後， 迄於鴉片戰爭，這兩千餘年的歷史，雖已曾有若干學者嘗作初步之科學的探討，但歷史的具體演進，則尚有待於詳細的研究。因此，當我們的研究進到秦漢時代，就要走進中國歷史學上的荒原了。雖然，研究秦漢的歷史已不似研究秦以前的古史， 令人感到文獻之不足，或竟無文獻之可徵。秦漢的歷史，特別是兩漢的歷史，已經留下了不少有系統的記錄。其中最有名的巨著，是天才的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 ；其次，是班固的《漢書》 ，范曄的《後漢書》，荀悅的《漢紀》。此外尚有清人姚之駰、汪文台等所輯謝承、薛瑩、張璠、華嶠、謝沈、袁山松、司馬彪及失名氏等所著諸家的《後漢書》。這些古典史籍和後來的輯逸，若把它們當作歷史，雖班馬亦不敢輕許；但當作史料，則上列諸書都是研究秦漢史的最好資料。《史記》《 漢書》《後漢書》，自唐以來，即列為正史。歷來研究漢史的學者，都用這幾部書作根據。迄於清代，對於這幾部書之註釋、疏證、探源、索隱、正義、考異、辨惑、志疑、糾謬、刊誤之作， 已汗牛充棟。我們不能說這一類後起的著作對於秦漢史的究明沒有或多或少的貢獻；至少對史料之訂正，有其一面的勞績。但是這樣尋章摘句的研究，絕不能使秦漢的歷史顯出光明；甚且因為這類著作之支離煩瑣、陳說紛紜，反而混淆了原著中之秦漢史的本來面貌。二 秦漢史之得以從繁複的史料中理出一個眉目來，這是近年來科學研究的成果。但迄至現在，科學所達到的範圍，只是對文獻上的史料之批判與分類；而這距離秦漢史的究明，還是非常遙遠。但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從文獻的史料中去鉤稽秦漢的歷史；只是說，如果有了新的考古學上的發現，我們便應該盡可能地運用考古學上所提供的新史料，去訂正文獻上的史料之偽誤，補充文獻上的史料之缺失。接受考古學的成果，使考古學與歷史學結合為一，這是歷史科學的任務。近三四十年，由於中西考古學者的努力，兩漢的遺址和遺物，在中國西北新疆、甘肅一帶，大有發現。特別是斯坦因氏的發現，最為重要。斯氏在新疆前後考古三次，曾著《和闐埋沒的古址》《古和闐》 《沙漠契丹廢墟》《近印度》《亞洲腹地考古記》及《 西域考古記》等書，報告其發現。他在于闐附近的尼雅，曾發現漢代精絕的廢墟； 在羅布泊的沙漠中，曾發現樓蘭的古城（王國維氏謂此古城非樓蘭）和許多漢代的古壘；在敦煌西北，曾發現漢代極西的古長城遺址。這些新的發現，使兩漢的歷史，顯出了不少的光明。例如從古長城的發現， 即指明漢代的長城並不終止於酒泉，而是延伸到今日敦煌的西北，因而法顯《佛國記》中所謂“敦煌有塞”；《 晉書·涼武昭王李玄盛傳》 中所謂“玄盛乃修敦煌舊塞” 的記載，由此得到新證。又如從羅布泊沙漠中成列的古壘之發現，即指明漢代自敦煌以西，直達樓蘭，沿途都筑有堡壘，以防止匈奴人的侵襲，因而《漢書·西域傳》所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的記載，又得到新證。又如據斯氏的報告，敦煌西北的古長城，不是用磚石砌建，而是用葦稈夾泥土砌築起來的，因而《後漢書·班超傳》中所謂“焉耆有葦橋之險”的“葦橋”，才知道它正確的解釋。又如從新疆、甘肅一帶的遺址中，有用古窣利文、佉盧文、印度文字寫的書簡之發現，即指明當時塔里木盆地及南山北麓的國際大道上，已有不少“ 深目多髭髯”的中亞商人往來貿易，而《史記·大宛列傳》所謂武帝“巡狩海上， 乃悉從外國客”的記載，又獲得了印證。以上的發現， 對文獻上的史料，都是有力的補充。此外如從羅布泊沙漠中之漢代古錢及其他遺物的發現，竟使西漢時代通達西域的古道由此再現；並且把當時東西商人所販賣的商品再呈現於我們的眼前。如從樓蘭及于闐附近的漢代住宅遺址之發現，又使我們知道漢代在西域的官署之建築的式樣，大抵都有一間華美的大客廳，此外有廂房、厩欄、 冰窖、監獄和營房，還有幽雅的花園。從那些至今還倒臥或直立在沙漠中之成列的白楊、紅柳和各種果樹的死幹，還可以想見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綠蔭如夢的蔭道。從那些死去了的葡萄藤，又可以想見當它們垂著累累果實的時候，漢代諸帝還健在人間。在這裡留下來的家具雖然局部腐朽，仍然可以看出富麗的雕刻；留下來的文書雖然大半破壞，仍然可以看出記錄的事件；留下來的爐灶雖然久絕煙火，仍然可以看出原來的式樣。這一切的陳跡幾乎把漢代官吏在西域的生活再現出來；而這在文獻的歷史中，是夢想不到的。雖然這些發現只是當時的邊疆文化，但這些邊疆文化，正是當時．．．．．

翦伯讚（1898-1968），維吾爾族，湖南桃源人。1916年進北京法政專門學校學習，不久即轉人國立武昌商業專門學校，於1919年畢業。1924年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專業，回國後致力於歷史學研究。193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和理論宣傳工作。抗戰期間，撰寫文章批判國民黨的親日獨裁政策，積極投身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論戰，初步建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體系。1952年至1968年為北京大學副校長、歷史系主任。歷任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第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1968年12月自殺。1978年平反，1979年舉辦了追悼會。主要著述有《歷史哲學教程》、《中國史綱》、《先秦史》、《秦漢史》、《中國史論集》和《歷史問題論叢》等，主編《中國史綱要》、《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資料》和《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等。

第一章秦族的淵源、建國及其歷史形勢
第一節秦族的淵源與秦代封建專制主義國家的創立
公元前221年，中國的歷史，進入了秦代。
秦代王朝，雖然像紙炮一聲，轟然而滅，但它卻揭開了中國中期封建社會的序幕。中國的歷史，從這一時代起，就從初期封建制走向專制主義的封建制。
秦代王朝的創立者——秦族，本是夏族的一支，即羌族的苗裔。這個種族，原住鄂爾多斯的原野，大約在舊石器時代的末期，其族類即溯黃河而西上，緩緩向甘肅西南移徙。到新石器時代早期，或已定居於甘肅西南黃河河谷洮河河谷一帶，開始了植物栽培與動物馴養的生活。但直至此時，秦族並未從羌族中分化出來，所以尚無秦族之名。秦族之從羌族中分化出來，那是有史以後的事。
秦族之離開今甘肅西南而東徙，約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即傳說中之“堯、舜、禹”時代。當時沿渭水而東徙的羌族，除秦族外，尚有其他諸羌之族，其中首先進入中原的是周族。週族入據中原以後，遂稱後來東徙諸羌日西戎，以別於甘肅的諸羌。實則所謂西戎，就是諸羌的別稱。秦族為東徙諸羌之一，故亦稱秦戎。大約就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秦族的前鋒，即已到達陝西境內，與東夏之族發生接觸。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其族類遂分佈於今日陝西西部。
以後，由於殷族在東方之勃興，佔領中原，西服諸羌，秦族亦與諸羌同時淪為殷代奴隸國家的臣屬。大約即於此時，秦族即通過奴隸制的文明，走出了歷史上之野蠻時代的境界。
即至週族克殷，陝西的諸羌，在周族領導之下，大半先後東徙中原。其殘留於陝西的諸羌，即被周族稱之日西戎。秦族之中，也有一部於周初東徙中原。此等東徙中原的秦族，以後在周族封建文化影響之下，與週族同化。其留在陝西境內的秦族，則淪為周族的臣屬。
在周穆王時（公元前1000年左右），分佈於陝甘邊境的秦族又有一支東渡黃河，徙於汾河河谷，這就是傳說中所謂造父之族。造父之族，其前鋒似曾到達淮河流域。但直至周孝王時（公元前九世紀左右），秦族的大部分族類，還是與諸戎雜處，游牧於淠渭之間。
到週厲王時（公元前841年前），陝甘一帶，襲來了普遍的大旱災。諸戎之族，遂驅其畜群，東向就食，時秦族亦在其內。周宣王時（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週族已感到諸戎的壓迫，乃運用以戎制戎的政策，封秦族的酋長秦仲為大夫，使之抵抗其他諸戎。秦仲不久死於火併戰爭之中，其子繼之，仍為周族的西垂大夫，是為莊公。莊公在周族支持之下，繼續與諸戎相抗。
週幽王時（公元前781年至公元前771年），陝甘一帶，又襲來了空前的大旱。當此之時，諸戎之族衝破了周族西北的封鎖線，闖進陝西的腹地。其中犬戎與申戎，且攻陷西周的首都，殺死幽王於驪山之下。當時，秦襄公站在周族的方面，“將兵救週，戰甚力，有功”。然而終於不能阻止諸戎東徙的猛潮，所以到平王時，週族遂被迫放棄陝西，東遷洛邑（今河南洛陽）。據《秦本紀》雲：“（當時）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今陝西岐山縣）以西之地。日：'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由此看來，秦族的始建國，乃在西周末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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