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近代中國的「國恥」、列強「欺凌」中國的代表作？或是，另一段從未被真正認清的歷史？

中國式的「抵禦外侮｣，
從殺中國人開始。

歷史課本不會有的角度I
從「八國聯軍」的角度，來看義和團事件－－

「八國聯軍」一直以來都被視作為中國的國恥，列強侵略的代表作。但為什麼會有「八國聯軍」出現？歷史課本上輕描淡寫地帶過的「天津教案」「庚子拳亂」「德國公使被殺」，實際上是什麼樣的情形？對歐美各國來說，又代表什麼樣的意義？

本書作者黛安娜•普雷斯頓（Diana Preston）蒐集了來自牛津大學圖書館、大英圖書館、英國國立陸軍博物館、國立海軍博物館；美國胡佛圖書館、美國海軍歷史中心；澳洲的馬歇爾圖書館等重要的研究機構或圖書館所提供，事發當時的外交人員與軍官、眷屬的書信、日記、記錄，從國際事件的角度，還原義和團事件與八國聯軍的始末。

歷史課本不會有的角度II
「義和團事件」，其實是國際人道、衝突事件？

而透過當時外交人員與軍官、眷屬的書信、日記、記錄，本書不但詳實且生動地還原當時這些外國人遭遇的險惡情況（無分老幼老女與身分被大規模攻擊、殘殺等等）也回顧當時中國的基督徒，基於什麼樣的實際與政治需求被認定「不是中國人」，因而遭到大規模的迫害與屠戮。

我們會發現：中國式的抵禦外侮，就從迫害有了其他選擇的中國人開始。再加上各式各樣政治上的、個人的企圖與私慾，以及歐美各國的錯誤判斷，現代根本無法想像的大規模國際人道、衝突事件，荒謬卻又慘絕人寰地在近代中國上演，進而引發各國雖然互相對立，但被作者界定為「聯合國維安行動雛形」的「八國聯軍」。

歷史課本不會有的角度III
一百二十年後，「義和團事件」真的過去了嗎？

二○二○年將是「義和團事件」的一二○週年。一九○○年時，任職大清海關總稅務司的愛爾蘭人羅伯・赫德（Sir Robert Hart）曾經認為「西元二千年的中國，將會跟一九〇〇年的中國，大不相同！」這會是真的嗎？

事實上，透過作者的梳理與回顧，我們會發現：一九○○年後，義和團仍持續受到多方肯定，其中不但包括中共政府及其重要人物（如周恩來），就連被視為中華民國國父的孫中山也曾公開肯定義和團的「愛國情操」。而這樣的肯定甚至延續到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作者雖未提及，但這一次，編輯部請到張國城老師為讀者進行導讀。不但回顧歷史上的義和團事件，也進一步理解「義和團精神」如何被延續到現代，成為當政者的重要資產。

黛安娜•普雷斯頓（Diana Preston）

作家、歷史學家，曾在牛津大學修習現代史，獲得學位後，成為英國國家報紙和雜誌的專題和旅遊文章的自由撰稿人，並在BBC和加拿大廣播公司擔任廣播節目主持人，參與多部電視紀錄片的製作。
普雷斯頓在八年前開始進行「歷普」（歷史普及），第一本書是「英俊王子查理」（Bonnie Prince Charlie）的人物傳記《克羅登荒原之路》（The Road to Culloden Moor），最近一本作品《上乘悲劇――史考特船長的北極探險》（First Rate Tragedy, Captain Scott’s Antarctic Expeditions）受到各方讚譽，認為描繪史考特的心理，引人深思。在選擇寫作主題時，普雷斯頓會尋找那些本身就很引人入勝的故事和事件，這也有助於讀者更深入地瞭解過去。她喜歡寫人的經歷──這是讓人們思考和並採取行動的動機──而個人的故事能構成更大的歷史圖景。
不寫作時，普雷斯頓與她的丈夫麥可熱愛旅行。他們一起去過印度、亞洲、非洲和南極洲，並攀登了馬來西亞沙巴州的神山、坦尚尼亞的吉力馬札羅山，和委內瑞拉的羅賴馬山。他們的冒險之旅還包括在薩伊追蹤大猩猩，並在橫越納米比亞沙漠時露營。
黛安娜和麥可‧普雷斯頓目前住在英國倫敦。
周怡伶

台灣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英國約克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廣泛關注社會人文議題，曾任職非營利組織、出版編輯及內容創作，現職書籍翻譯。譯作有《我的阿富汗筆友》、《西奧律師事務所――FBI的追擊》、《貓狗的逆襲――荊棘滿途的公民之路》等十餘本。ilinchou@gmail.com

「任何戰爭的事實真相，過去從來沒有被寫出來，將來也不例外⋯⋯」
——新聞記者，喬治・林區（George Lynch）

「太陽完全升起時，剩下那一小群人，全都是歐洲人，站在一起頑強地面對死亡⋯⋯前仆後繼，最後終究不敵壓倒性的多數群眾，剩下這些歐洲人每一個都被以極端殘忍的方式斬殺。」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倫敦《每日郵報》（Daily Mail）刊了一則戲劇化的戰事報導，由該報特派員從上海發出。這則新聞的標題是「北京大屠殺」，內容描述令人毛骨悚然，證實了世界各地的猜測——被圍困在北京外交使館區的好幾百個外國人，遭到謀殺。
這則新聞傳遍世界，增添了恐怖的描述。《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詳盡描繪俄國公使和夫人被丟進滾燙的熱油裡，該報還告訴讀者說，被困的自衛外國人「發了瘋用手槍射死自家婦孺⋯⋯拳匪衝向他們，無論死或傷，見人就砍，斬下首級掛在步槍跑到大街上。」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以悲傷的口吻寫道，「對這個恐怖的真相有所懷疑，是愚昧而且懦弱的」，並且發出「西方世界義憤填膺的復仇之聲」，還打算在聖保羅大教堂舉行一場追思禮拜，也刊出措辭沈重的訃聞。但是，就在這一片悲憤的氣氛中，美國國務院（American State Department）收到一則簡短的電報，使眾人暫停下來。這封電報是美國一位資深外交官從北京發來：「我們被圍困在英國大使館已有一個月。唯有獲得迅速馳援才能避免大屠殺」。預定在聖保羅大教堂的追思禮拜連忙取消，報社方面輕描淡寫地表示，之前得到的訊息顯然是錯誤的。
《每日郵報》刊登的那則報導，確實是一則假新聞，而且還扭曲得離譜，這個故事發生在一段奇異的歷史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中國北方的外國人遭到追殺。光是在北京，就有十一個國家的外國人被圍困在外國使館區。這群背景各自相異的外國人，為了求生存而被迫合作。外交官、傳教士、學者、海關官員、軍人、冒險家、旅館老闆、來訪的社會名流、新聞記者、工程師，一起構築防禦工事、堆沙包、滅火、用米和騾肉煮成難吃的大雜燴，心裡想著，最初是為什麼會被捲入這場災禍。據英國首相索斯伯里勳爵（Lord Salisbury）多多少少抱著懷疑地表示，甚至連被派遣到北京的各國聯軍也是個「嶄新的實驗」。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當時是在中國工作的採礦工程師，他的夫人璐・胡佛（Lou Hoover）驚奇地說，「有史以來，從未有過這麼多不同國籍的人一起投入軍事行動」。這是國際合作的創舉，是聯合國維安行動的雛形，在當時世界各國緊張敵對的情勢下顯得相當突出。
義和團之亂是一個相當不尋常的事件，既有英雄色彩卻又滑稽可笑，既悲慘震驚卻又生猛荒謬。它引發了各式各樣的傳說。對於使館區的防衛者有各式各樣的描繪，有的說他們是「文明」世界的堅定代表，英勇地把邪惡老太后——「中國的耶希碧 」——底下那些喊打喊殺的野蠻人趕走；有的說這些防衛者其實從來沒有陷於險境，他們只不過是一群膚淺無情、只知牛飲香檳的寄生蟲。真相，在兩者之間。既有勇氣與人性的表現，也有自私自利及極端冷酷的行為。
在這一切之上，它是一個充滿各種人性的故事。存活下來的外國人寫下許多事件描述及後續發展，希望能記錄下曾經發生的事——「在風暴真正來襲之前那種隱隱的恐怖感⋯⋯；一支虛弱的作戰士兵被困在歐洲防線上⋯⋯各國彼此應對的方式奇妙到有時會覺得外交手腕根本就消失了；最後終於抵達的救援聯軍是那麼怪異 ⋯⋯」。有人以當時充滿華麗辭藻的語言風格寫道，他們希望「栩栩如生表現出⋯⋯步槍上膛的咔咔聲；上身赤膊、汗珠閃閃的亡命之徒，野蠻地喊叫；重現令人不寒而慄的嗩吶鳴響；描寫出高聳入雲的烽火」。這些流利的文字描述，充滿意見而且通常是偏見，為這些事件提供引人入勝的洞察觀點。然而，在一九〇〇年那個身心受創的夏天，他們為什麼會產生那樣的感覺，又為什麼會那樣做，我們為了深入理解，就必須先瞭解當時他們世界中的某些事，以及他們既有的成見。
當時，人口數量跟現在非常不同。一九〇〇年出版的懷帖克的歲時曆（Whitaker’s Almanack），摘錄了受到義和團之亂影響的各國人口數目。英國的人口大約是四千萬；而當時佔全球表面積五分之一的大英帝國，人口總數是四億。美國的人口，根據一八九〇年普查，只有六千三百萬左右；到了一九〇〇年普查，由於移民，人口暴增到七千六百萬。義大利有三千一百萬人，法國將近三千九百萬，日本四千三百萬，德國約五千二百萬，俄國則是一億三千萬。而中國的人口，據稱超過三億。懷帖克駁斥了中國人口將近四億的說法，他語帶不遜寫道：「一般認為，中國官員所謂的普查是不可靠的。」
當時，西方國家正處在新世紀的開端，人們還在爭論，到底世紀開始的時間應該是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還是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在英國和美國是從一九〇一年一月一日開始算，受到英國皇家天文學會的認可。然而，德意志皇帝和德國政府堅持一九〇〇年一月一日才對。有些人是樂觀主義者，相信進步和文明將會一直向前而無法抵擋。作家喬治・威爾斯（H.G.Wells）預言一個有飛機、空調以及舒適郊區生活的世界，但是，他也跟別人一樣，預言會有戰爭發生。有些人認為，大規模的國際衝突只是遲早的事。當中國北方的動亂爆發時，他們在想這會不會就是觸媒。有一位在中國工作的美國女傳教人璐耶拉・麥恩兒（Luella Miner），眼光非常清楚，她描述「周遭的氣氛就好像電光火石一觸即發」，並且焦慮地問道，「我們是否來到了一直擔心的歐戰觸發邊緣？」
敵對雙方將在戰場上對決，而達爾文的演化論更進一步支持了這個想法。對某些人來說，至少演化論似乎是正式認可了種族之間以及個人之間存在顯著差異，而且它將社會階級、貧富差距、還有從上到下的各式欺凌剝削，都給正當化了。十九世紀有一位著名的英國新聞記者威廉・湯瑪士・史提得（William Thomas Stead），後來因鐵達尼號失事而遇難，他曾寫道，「演化論可以視為這個世紀的宰制教條。其隱含的影響在生活各層面都可以感覺得到。它深切改變了我們對生命創造的觀念，而且愈來愈影響我們對道德的看法。人們在問，為什麼不趕快把所有的笨蛋、瘋子、以及治不好的病人都送去毒氣室？而且，在更大場域的國際政治上，我們為什麼要對弱國施恩？誰夠力，誰就有理。趕盡殺絕的戰爭，似乎被認可是符合自然的。」
英國和美國都認為，盎格魯薩克遜種族優於其他白人種族，因此，有權統治其他種族。有一位作家認為盎格魯薩克遜人「完美符合現代生活的種種特徵條件」。盎格魯薩克遜注重實務興趣以及物質擁有，因此在全球市場中獲勝，「因為他們是天生的物質發明家，而物質是民主制度裡大眾最為關心的。」這位作家成功以雙韁繩來駕馭自利行為及道德標準，這一點讓他很突出，不過這位作者認為，盎格魯薩克遜具有「優越的心理狀態，無感於這種天生的二元性」，於是沾沾自喜下了結論，「說英語的人和其他人有著一種心理上的差異，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在別人身上顯得偽善的，在他們身上就不會。他們是善感的人；善感的人，並不擅長分析自己的動機和衝動。」
西方人這種自覺的優越感，特別是講英語的西方人，在義和團之亂的英美文獻之中，明顯地佔了絕大多數。他們瞧不起「歐陸人」抽煙喝酒無所事事，而且歐陸人總是避免出力，盎格魯薩克遜人則是苦幹實幹。有一位美國傳教士寫道：「英國和美國的男孩子，就算是穿著斑駁的制服，也能一眼就分辨出來，因為他們的體格就是男子漢。這讓我對自己的種族感到驕傲。」
當「英國的世紀」接近尾聲時，英國把眼光投向美國，這是合理的；而且，英國擔任全球警察、以及龐大帝國的行政官，這種責任實在是難以獨自負荷。英國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向美國發出「負起白人的重擔」這項呼籲。對於他和跟他想法一樣的人來說，白人的重擔，包括了所有不是白人的人。他的訴求帶有無私的高貴氣息，美國人採納了：他們認為，新的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對於美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發生在中國的事件正是一個根本性的探問。共和黨的威廉．麥金利（William McKinley）在一八九六年被選為總統，儘管私下有點遲疑，但他是個擴張主義者。當時，夏威夷正要正式被併入美國國土之中。古巴當時是西班牙殖民地，美國和西班牙為了古巴處置問題，雙邊緊張情勢升高。一八九八年二月，一艘配備武器的巡航艦緬因號（USS Maine）在哈瓦那港爆炸沈沒。這艘船爆炸原因可能是大意在火藥室旁儲存易燃煤炭，不過，當時的自然反應卻是怪罪西班牙人。
美國的帝國主義者亞伯特・比佛利奇（Albert Beveridge）曾宣稱：「我們是一個到處征戰的民族，我們必須順從流在我們體內的血，要去佔領新的市場，有必要的話，要佔領新的土地。」大西洋是「我們的真正戰場。西班牙在太平洋上的菲律賓建立了島嶼帝國。而美國在太平洋上有一支強有力的艦隊。菲律賓理所當然是我們的首要目標。」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宣戰，五天之後，美國海軍中校德威 （Captain Dewey）在馬尼拉灣攻擊一支西班牙艦隊。美國在古巴對西班牙的戰爭，則是結束於聖地牙哥一支西班牙艦隊被擊敗；四天後，夏威夷成為美國屬地的條約正式批准生效。古巴獲得獨立，西班牙因戰敗而割讓波多黎各及關島給美國。
菲律賓方面，問題就比較棘手了。菲律賓獨立運動的領導人阿奎納多（Emilio Aguinaldo）已經跟西班牙人對抗了好幾年，在戰爭中他是站在美國人這一邊。他推崇美國，而且喜歡人家叫他「菲律賓的喬治・華盛頓」，阿奎納多希望菲律賓獨立作為回報。但是他的盼望落空了。在幾番辯論之後，美國把菲律賓納為屬地，阿奎納多發動游擊戰，一直打到一九〇〇年初。最後，美國的死傷人數，是美西戰爭的四倍之多。「因為菲律賓問題，我被大力抨擊，」麥金利總統說，「但是不應該怪到我頭上。說真的，他們是上帝送我們的禮物。」
菲律賓問題並沒有阻擋美國的多數公眾意見，不像歐洲大陸支持波耳人從英屬南非獨立的奮戰。波耳人被視為具有自由身份的白人，經濟獨立，他們對抗的是人數眾多且裝備較精良的敵人。英波戰爭的起因有一部分是為了非波耳人在波耳共和國裡的權利，但是，也許更是為了鑽石礦場的控制權。英國最後獲勝，《生活》（Life）雜誌說得乾脆：「擁有鑽石的小男孩，打不過經驗老到的大強盜。」
英波戰爭在一八九九年十月中旬開戰，一開始是英國人節節落敗。英國軍隊很久沒有打仗了，上一次是四十年前的克里米亞戰爭。年輕的軍官出身於私立貴族學校，在這種學校受到高度尊崇的是英勇氣概而非學業表現，結果證明了他們不如老經驗的波耳指揮官。一八九九年十二月「黑色的一週」，英國打了三次大敗仗，分別在梅傑斯豐坦（Magersfontein）、風暴山（Stormberg）及科倫索（Colenso）；一九〇〇年初，慶伯利（Kimberley）、拉迪史密斯（Ladysmith）、梅富根（Mafeking）三個城市被圍。看到英國軍隊的表現這麼差，英國大眾都震驚了。大敗於斯匹恩山（Spion Kop）消息傳來，這絕對不是英國人想要的新年禮物，而且這似乎也證實了他們暗自擔心的事，那就是大英帝國擴張過度而撐不下去，開始走向衰落。
英國的歐陸對手可是幸災樂禍。一八九八年，英法兩國在尼羅河的法秀達（Fashoda）發生衝突，法國在非洲的發展野心因而受到阻礙，此時還懷恨在心。一九〇〇年一月還有英國報紙刊出嚴正的文章表示，法國有可能趁著英國忙著跟波耳人打仗時，發動一支聯軍來轟炸倫敦以示復仇。俄國和英國也是互相猜忌，尤其是在亞洲。這個時期就是所謂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英國跟印度的間諜——就像吉卜林筆下的基姆（Kim）那樣——混跡在中亞高山地區的遊牧民族之中暗暗監視，以防俄國的擴張主義威脅到英屬印度。英國跟德國的關係也很緊張。德國的威廉大帝（Kaiser William）雖然很愛戴他的祖母維多利亞女王，但是他認為，德國的軍事及商業力量正在崛起，所以應該要得到相應的殖民地才對。威廉大帝追求實現他的想法，決心要與英國優越的海軍一爭高下。一九〇〇年新年當天，他承諾要讓德國海軍重生，好讓德國有機會贏得「它尚未得到的位置」。
一八九八年，俄國沙皇尼可拉斯二世（Nicholas II）已然體認到這些大國之間的敵對以及隨之而來的軍備競賽，於是他召集了一個國際會議來辯論這個議題。會議在一八九九年五月於海牙（Hague）召開，會中各國同意一項協議，針對國際爭端提供自願性的仲裁。另外還有一項協議是，定出陸戰的相關規範，包括絕對禁止「交戰國」搶佔私人產業，也就是說，禁止洗劫財物！而且還有一條用心良苦但毫無約束力的解決方案，明列軍事支出以及新種武器的限制，「這對於人類道德與物質利益是相當必要的」。除了英國和美國之外，其他二十四位使節都同意禁止使用達姆彈。然而，發生在中國北方的事件顯示，遵守這條協定還不如乾脆打破協定。
當時外界對日本的了解並不多，不過日本跟中國都有派代表參加海牙會議。自從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日本迅速現代化，把西方科學及工程技術，以及古老的愛國主義價值觀及東方道德觀，結合起來。
一八九四／五年，中國被日本的海軍和陸軍打敗，兩軍在組織及裝備上都是沿循歐洲路線。這場戰爭震驚全世界，因此德意志皇帝創造了這個用詞「die Gelbe Gefahr」——黃禍，這個觀念迅速傳開。一八九八年出版的《黃禍》（The Yellow Danger），作者席爾（M.P. Shiel）描述中國人跟英國的歐洲敵國共謀，意圖打破英國在遠東的霸權；其實，中國人真正意圖是與日本之間的秘密結盟，以成為歐洲及亞洲的霸主。書中有一個角色這麼說，「如果黃種民族幾億人團結起來，大步朝西前進，那麼歐洲會面臨到什麼命運，實在是無從想像了。」 話雖如此，作者已經把那幅景象描繪出來給讀者看。嘶喊的中國人，在巴黎大街上用斬下的首級及四肢當球打；而且，「東方佬」還會用食人族的手段。「在歐洲，區分黃種人與雜食者的矮籬，真的是非常矮——歐洲人的皮肉不是黃色的，而是粉紅，就像初生幼鼠那樣。飢餓感一來襲，這道矮籬很輕易就被跨越過去了。」
《黃禍》書中用來形容東方角色的詞彙辛辣，例如「對殘忍有著惡魔般的愛」、「窮凶惡極的狡猾」。這種語言也可見於一九〇〇年被困在北京的外國人所寫的書信、日記和國際報紙的文章中，用詞完全一模一樣。《泰晤士報》憤怒譴責假想中的北京大屠殺，文章中警告「全球的黃種人暴動崛起」的危險。外國人在北京被圍困當時，美國某份報紙上刊出一首詩，相當典型：
幾百萬可悲而且怪異的黃色面孔，
帶著恨意把他們團團圍住；
絕望之中，他們以勇氣堅守著斷垣殘壁，
等在外面的是那些暴徒。
達爾文主義更是加強了這種恐懼和偏見，而且鼓勵西方人把東方人看作是比較沒有高度演化的物種，而且受到野蠻的動物本能驅使。一八九七年，在中國北部發行的《先鋒報》（Herald）出版了一篇文章標題是〈達爾文主義和中國〉。文中引述一位荷蘭科學家杜波（Eugene Dubois）的研究，此人宣稱發現了爪哇猿人的形成過程中「失落的連結」，基於這一點，這位匿名的報紙文章作者說，東方人就是不像歐洲人那樣高度演化，任何對此懷疑的人必須去中國的街上走一走：「很多中國人還保有控制雙腳的演化遺存現象，這一點在歐洲人身上已經完全看不見了⋯⋯。觀察那些苦力赤腳踩在潮濕的街道，就足以證明他們腳板的內側從來沒有碰觸到地上⋯⋯」，他接著又說：「⋯⋯人在發怒的時候，就跟野獸沒兩樣」。當中國人暴怒時，他的「類人猿祖先」就回返了，把他變成「一頭憤怒的野獸，眼睛有如噴火，嘴巴吐出泡沫，幾乎就像瘋狗分泌毒液那樣⋯⋯觀察他彎腰後突然挺身、手臂揮舞、手指頭抽動，幾乎無法受控制的樣子⋯⋯活生生就是一個發怒的類人猿。」
作者應該會發現，有一種心態令人完全無法理解。「中國人從來不曾有一絲懷疑，無論拿各種事物來考量，他們認為自己絕對優越，外國人根本不能比，而且他們最後一定會勝利」，牧師提摩西・理查（Timothy Richard）是在山東旅行的威爾斯傳教士，熱切地把這個訊息捎回家鄉，他描述有一個中國人問他打從哪裡來：
「打從青州府來的，」我回答。
「可是，」他說，「你不是中國人呀；你是外國人。」
「沒錯，」我回答，「我出身英格蘭」。
「英格蘭！」他大喊，「就是那個反叛我們的國家⋯⋯」
「不能說英格蘭反叛，」我說，「因為它從來不屬於中國。」
「但是它確實是叛變，」他反駁，「以前英格蘭是對中國朝貢的國家之一⋯⋯後來它造反了，自有天下以來這是最大的叛變。」
大部分外國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是造反的蠻族，而且他們還瞧不起中國的獨裁及封閉的政府制度，認為這些完全不合時宜。但是，一九〇〇年的歐洲大陸還存在國王和皇帝，只有法國和瑞士是共和國。被派到北京的聯軍組成國家之中，只有美國、英國和法國可以說是民主制度。俄國沙皇、奧匈帝國皇帝、德意志皇帝，可以隨時解雇大臣，就跟中國的皇太后一樣。
或許不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時期也是無政府主義運動的高峰。持這種想法的哲學家對未來的看法是一個無政府的社會，其中的人可以完全自由，沒有政府、法律、私有財產權，也沒有腐敗的體制。沒有人可以剝削別人的勞動而生活，人類天性會產生自然而然的正義。但是，為了達到這個烏托邦，必須發動革命，因為統治階級不會自願放棄權力。炸彈和刺客的子彈，就是革命的工具。一八九四年，法國總統卡爾諾（Carnot）被暗殺；一八九七年，西班牙總統卡諾瓦（Canovas）被暗殺；一八九八年奧國女皇伊莉莎白被暗殺。北京使館區被圍困時，義大利人得知他們的國王也被無政府主義者暗殺了。
同時，一八八七年俄國，年輕的烏里亞諾夫（Alexander Ulyanov）連同其他四個學生被絞死，因為他們策劃以炸彈殺掉沙皇亞歷山大三世（Tsar Alexander III）。烏里亞諾夫的兄弟伊里奇（Vladimir Ilyich）誓言復仇。伊里奇被流放西伯利亞三年，一九〇〇年初被釋放後，他前往維也納，繼續策劃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這次要更有盤算、更有組織，而不是像無政府主義者喜歡的隨機暴動。伊里奇得知中國發生的事件之後，他呼籲「被奴役的中國人割斷它的鎖鍊 」，一九〇一年他開始使用化名「列寧」（Lenin）。
無論是否主張革命，社會主義運動得到支持是因為，十九世紀末的西方世界仍然相當不平等。在英國，至少有十五個貴族地主，從土地得到的收益一年超過十萬英鎊。收入懸殊差距非常大。派駐中國的英國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cDonald）年薪是五千英鎊。一個海軍副將，例如駐中國的皇家海軍艦隊司令西摩爾中將（Sir Edward Seymour），年薪是一千四百六十英鎊。但是，他的下士水手，一年薪水只有三十二鎊；步兵隊長年薪約二百一十鎊，二等兵年薪不到二十鎊。售貨員、辦公職員及老師，年薪大約是七十五鎊到一百鎊之間。在美國，百分之一的人擁有整個國家總財富的一半。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年薪五千五百美元，陸戰隊上校大約二千美元，陸戰隊士兵大約一百六十六美元。辦公職員薪水是一千三百二十美元，女僕年薪是四百八十美元。（一九〇〇年的匯率大約是一英鎊對四・八美金）。在購買力方面，在英國要購買房子的全副傢俱要花一百五十英鎊。一瓶威士忌價格是三先令又六便士，二十五支雪茄價格是五便士，一份「牛肉及雜碎餐」價格是四便士。在美國，一套品質好的西裝是十一美元，一瓶威士忌大約二美元，一磅醃碎牛肉是八分美元，一份「火雞餐」是二十分。在北京城劫掠那段時期，許多一般士兵和水手很難過的是，他們手邊沒有錢能像長官那樣購買大特價的贓物。
科技也是促使社會轉變的一個因素。十九世紀是蒸汽的時代。路上的鐵路及海上的蒸汽船，大大增加旅行的速度、大量人口移動以及貿易量。從英國到上海，坐蒸汽船不到六星期就能抵達。電報、海底電纜以及新發明的電話，使人們幾乎可以無時差通訊。一八九七年六月，維多利亞女王在白金漢宮的電報室，發了一封登基六十週年的訊息給她治下的帝國臣民。不到兩分鐘，訊息就已經通過伊朗的德黑蘭（Teheran），直奔她帝國的最遠疆界。中國發生暴動時，「所有現代文明的設備」都派上用場來協助被圍困的人。根據其中一位的說法，「電報載著吾等慘況於大海波濤下迅速傳送，全球四方海軍基地和地面營旅因而騷動」。這種裝置發明，大大增加軍隊部署至暴動地點的速度。然而，靠動力的運輸交通還在初期階段，要是鐵路和電報纜線斷掉時，軍隊還是得像中古世紀那樣，靠著馬匹來傳送訊息及馱運行李和槍枝，在中國的各國聯軍就是如此。
槍枝本身也演進得更有威力，能迅速開火，也比較準確。早在一八七九年英國對戰南非的祖魯人（Zulus）就已經使用首批機關槍。也許是預見到這一點，一九〇〇年在巴黎舉行的萬國博覽會上，最大的個展就是施耐德（Schneider-Creusot）的長程大砲，以及維克斯－馬克沁（Vickers-Maxim）的快速擊發機關槍。中國人對這些新式武器非常有興趣，而且投資很多在歐洲軍火製造商。這些武器竟被用來對付供應武器的國家，在中國的戰事還是其中頭一遭。德意志皇帝聽到消息，有一艘德國戰艦在中國遭到最新式的克普大砲攻擊，因此非常生氣地向軍火製造商佛列茲・克普（Fritz Krupp）抱怨，「我派士兵去跟黃皮膚野獸打仗，此等危急情勢可不是發財的時機。」
然而，造訪巴黎萬國博覽會的五千萬訪客，非常驚訝看到其他迅速發展的科技。主展場是電力宮（Palace of Electricity），裝上五千七百顆以電力供應的電燈泡，整座宮殿耀眼輝煌，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造燈光聚在同一處。而且，此時距愛迪生首度向大眾展示電影還不到十年，觀眾已經可以欣賞到由十個同步投影機「循環播放」的影片，只是這些機器不時就故障。博覽會上另一個亮點是蜿蜒在地面上的兩條移動走道（trottoir roulant）；還有X光機也展出了，遺憾的是，這個新發明是北京圍困中的醫院很需要的。
除了萬國博覽會以外，巴黎還是不負令名，繼續豐富的夜生活。歐洲紳士來到巴黎，沈醉在本國所無的異國風情煙花界。有一家妓院老闆自傲展示一張椅子，英國王儲、也就是未來的國王愛德華八世，就是坐在這張椅子上挑選共度春宵的女人。紅磨坊裡大跳康康舞。羅特列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此時雖然病重，但還是生動地畫出那些娼妓。孱弱的王爾德（Oscar Wilde）在一八九七年出獄之後，流放於巴黎。
如果說巴黎充滿誘惑力，那麼東方的溫榻軟床就更是挑逗了。對西方男人來說，東方女人具有神秘的魅力。根據一個維多利亞時期的人以狂放熱情所寫，一般認為東方女人「完美理解所有的性愛藝術及手法，能夠滿足任何品味，而且臉蛋跟身材賽過世界上任何女人⋯⋯」。有一位被圍困的日記作者描述跟滿族女人的一段遇合，「耳中仍迴盪著狂亂的喊打喊殺時，那就像一劑迷魂藥」。許多男人覺得，當地的床伴，或說是「字典情人」，是一個學習語言的好途徑，而且充滿樂趣。一八九八年美國的《世紀雜誌》（Century Magazine）刊載了一篇故事就描寫到這一點。這篇充滿感傷的傳奇故事，描寫一個年輕日本女子嫁給美國海軍軍官，但是後來被拋棄。這個故事經過戲劇化之後，就是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的靈感來源。
另一方面，出身良好的西方女人是不可以享受性愛的，否則就會被視為天生的娼妓胚子。一八九六年，英國首批「性事大師」之一艾德華・卡本特（Edward Carpenter）表達出維多利亞時期的普遍觀點，對於許多女人來說，性不過就是「真正的犧牲，即使是自願的」。寇松勳爵（Lord Curzon）教他的夫人如何行房時說過一句名言，「淑女絕對不可以動」。但是，許多記載顯示，北京的西方人透過頻繁的婚外私通，兩性雙方都表現熱絡。
同時，在北京的西方人不解的是，在這個女性被輕視且被支配的國家中，掌權的顯然是皇太后。而所有牽涉其中的西方各國，除了維多利亞女王為帝國元首之外，沒有一個國家的女性擁有完整的民主權利。就連時任美國總統的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一九〇五年還這樣寫道：「懂事且負責任的女性不會想要投票。在創造我們的文明的過程中，由男人女人分別承擔的職責，很久很久以前就由一位比我們更高的智慧設定好了。」這種說法，跟孔夫子遺訓也差不多；好幾個世紀以前，孔夫子就已經定義了中國女性被支配的地位。
軟弱被視為娘娘腔，在很多方面，白種女性是白種男性的所謂負擔之一，尤其要保護女性名譽，以免被一大群造反的低等種族玷污。這就是為什麼，女性傳教士深入中國內地時，往往引起非教會社群的非議。報紙上還激烈爭辯女性是否應該從事運動。杜賽斯公爵夫人（Duchesse d’Uzes）說，「所有的運動只要不造成太多疲勞都是有益健康的」。諾度醫生（Dr. Max Nordau）認為，「在運動中，即使是最有男性特徵的運動，女性具有不同於男性的其他企圖跟希望。她會在意穿著。她試圖以好本事來取悅人。這是另一種賣弄風情的形式，說到底就是在賣弄風情。」當然，許多女人在保衛使館區時承擔了軍事角色，有一兩位女性駐守防禦工事，出身芝加哥的北京飯店（Hôtel de Pékin）老闆娘，還前去援救改宗信教的中國人。
抽菸是另一個爭議點。根據一九〇〇年二月英國《淑女園地》（Lady’s Realm）雜誌，女性讀者四比一贊成女人抽菸，但是要符合某些條件。「要看煙是怎麼抽，也要看是在哪裡抽；如果可能會冒犯別人，她就不會抽菸⋯⋯要展現自己之前，先學習怎麼抽；不要扭曲你的臉；不要吸進去；避免抽廉價香菸。」至於反對女人抽菸的意見則頗為刻薄，「我認為抽菸的女人很可怕而且一點都沒有女人味⋯⋯，我希望男人不要理睬這種女人，因為她活該：不可能有其他辦法能夠讓她醒悟。」時至一九〇八年，紐約市還頒佈蘇利文條例（Sullivan Ordinance）禁止女人在公眾場合抽菸。但是，在北京使館區被圍那段期間，許多女人抽煙抽得很兇而且還是公開的，有部分原因是放鬆壓力，另外也是為了蓋過身體的臭味。
到了一九〇〇年，女性也有機會受新式教育，學院和大學開出各種科目的學位課程給女性。女性也開始認真思考如何養活自己，不只是經濟上需要，而是為了擁有更大的自由。女性雜誌上有許多找工作的建議；也有些女性進入專業領域。義和團之亂當時，英國的女醫生超過兩百位，而一八八〇年只有二十五位。被包圍在北京使館區內就有五位女醫生，但是很有趣的是，她們毫不猶豫同意擔任男性醫師手下的護士。
這就是一九〇〇年，不幸在北京遭遇圍困的外國人的世界。他們遭遇到的事情，促使許多人以紙筆寫下來，這些不時透露熱情的生動紀錄，描述了一個至今仍有共鳴、超乎尋常的事件。為英國《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報導義和團之亂的愛爾蘭記者喬治・林區寫道，「任何戰爭的事實真相，過去從來沒有被寫出來，將來也不例外。」他是對的；但是，義和團事件之中，那些精彩而充滿人性的經驗，卻精準地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