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

☆最貧瘠的資源，創造最巨大的財富！
☆最邊陲的區域，孕育最現代的社會！
☆最複雜的族群，誕生最高效的政府！
小小彈丸之地，為何能躍居吞吐世界的大國？
新加坡的崛起，在於掌握了21世紀的歷史潮流。
新加坡的成功，來自於海洋與人才！

新加坡的國土面積只有六百多平方公里，略多於香港的一半，人口五百四十多萬，不及台北加新北。然而，它卻是全球首屈一指的航運、貿易、金融、教育中心。全球每年有一半的海上貿易從新加坡旁邊的麻六甲海峽通過，其港口每年經手約五億噸的貨運。作為美國重要的商業與戰略夥伴，新加坡在2012年吸引到的美國直接投資高達1160億美元，是對中國的兩倍，對印度的五至六倍。以城市而論，新加坡的經濟實力排名全球第六，而人均GDP排名第二，僅次於紐約。《金融時報》稱它為「東方的蘇黎世」，《經濟學人》將其整體經商方便性評為全球第一。
同時，儘管商業發達、社會富裕，透過多種高度管制的社會主義政策，新加坡有效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許多弊病，其失業人口低於2%，有90%的民眾擁有自己的住家。甚至它的威權主義政府與嚴厲的法治，也成為中國等許多集權國家欽羨的對象。
然而，這一切得來不易。當新加坡於1965年被馬來西亞「掃地出門」、被迫獨立時，沒有人看好它能在險惡的環境中生存。新加坡一無所有。沒有腹地，天然資源與勞動力不足。歷史短淺，種族、語言、信仰複雜，難以凝聚國家認同意識。資源匱乏、經濟停滯、外強進犯、內部族群衝突，隨時都有可能奪走這個新興國家的性命。但是，新加坡做到了。不僅成為赤道地帶最發達的城市，甚至躍升為世界級的小城大國。成功的條件主要有二。其一是海洋。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得天獨厚，位於從歐洲通往中國的貿易航路上的中間點，讓它成為船隻的補給、貨物的集結與分銷、水手休憩的首選地點。結合平靜無波的深水港，地理優勢使得它多年榮居全球最大貨櫃裝卸港口。

李光耀──「民族的品質決定了國家的結果。你如何挑選人才、如何訓練他們、組織他們，以及最後如何管理他們，決定了差異。」

然而，在客觀條件之上，更重要的是人的智慧與決心。從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史坦佛‧萊佛士說服大英帝國從荷蘭人手中奪下它，發展為前進中國的貿易據點，一直到李光耀帶領它走出「被獨立」的陰霾，邁向獨立自主，接著「經濟發展之父」吳慶瑞規劃裕廊工業區，推動造船、煉油等工業，並積極在港口採用超級散裝輪與貨櫃碼頭，趕上20世紀最重大的海運革命。這一切靠的都是有遠見的政治家的苦心擘畫、堅強的意志，與劍及履及的行動力。透過廢水回收與海水淡化，新加坡甚至預計在2061年達到飲用水的自給自足！
在《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一書中，全球海洋史專家約翰．培瑞教授從十四、十五世紀前開始，追尋曾經來過這裡的移民、海盜、商人與征服者的腳步，穿越大航海時代、英國統治、日本占領，直到獨立自治，描述這個擁抱多元民族與來自四面八方的貨物、資金與觀念的小島，如何在華人的經商頭腦與英國人的傑出統治下，發揮海洋優勢，締造在「第三世界的沙漠裡，創造第一世界的綠洲」的理想。本書列舉多項新加坡崛起的因素，包括戰略地理位置、歷史巧合、多元文化、彈性又務實的政治決策、為了未來而選擇寬恕過往的罪行，以及廣納人才全力打造吸引國際投資的環境。誠如作者所言，新加坡不是烏托邦，但其故事精彩動人，充滿希望。任何對東南亞、航海、全球商貿與領導力有興趣的讀者，《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是你絕對不容錯過的巨作。

約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
美國塔夫茨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 Tufts University）海洋史教授、海事研究學程創始系主任、東亞與太平洋研究專家，同時也是全球海事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Maritime Studies）創始主席。
培瑞的研究範圍涵蓋亞太與美國關係、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美國在太平洋的擴張等，著書與論文甚豐，以善於用清晰、簡潔、睿智的語言向一般讀者解說複雜的歷史脈絡而備受好評。1991年曾獲日本政府頒發明治時代設立的「瑞寶勳章」以感謝他對美日關係的貢獻。
著有《鷹翅之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Beneath the Eagle's Wings）、《感性的帝國主義者：美國在東亞》（Sentimental Imperialists）、《西進：美國與太平洋的開啟》（Facing Wes）等書。

譯者簡介
林添貴
政大外交系、台大政治系及研究所畢業，歷任企業高階主管及新聞媒體資深編輯人，譯作逾一百本，包括《台灣的中國兩難：台灣認同下的兩岸經貿困境》、《恐懼：川普入主白宮》、《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基地帝國的真相：走訪60多個美國海外軍事基地，對其歷史、國際政治和社會問題的再思考》、《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美國該走的路：歐巴馬如何抗拒華盛頓的政治惡鬥，重新定義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南海：21世紀的亞洲火藥庫與中國稱霸亞洲的第一步？》、《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等書。

新加坡、香港、台灣代表專文推薦：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林韋地（新加坡醫生、作家、草根書室董事）、劉曉鵬（政大國發所教授兼亞太研究英語學程主任）

「培瑞是個嫻熟海洋與外交的歷史學家，他提供了一個關於新加坡的獨到觀點，這個具有指標性的港口城市，像香港和巴林一樣從一介英國殖民地轉變成商業、服務與知識的重鎮。在這本書中，他一步步追溯新加坡這個種族和文化多元的城市，如何發展出獨特的社會政策，以及新加坡領導菁英們如何傳授給全球領袖們一堂世界級的領導課。」──傅高義（Ezra Vogel，哈佛大學榮譽教授、《鄧小平改變中國》作者）

「一本出色、引人入勝、令人忍不住一睹為快的好書。這本書的主角非常渺小，但內容包羅萬象。它帶領我們了解為何新加坡在世界上如此重要，以及為何是一個非典型強權。本書也讓我們了解，新加坡的歷史演進也在國家發展的進程中成為不可或缺的要角。」──易明（Elizabeth Economy，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高級研究員暨亞洲研究部主任、《習近平與新中國》作者）

「新加坡的歷史就是二十一世紀的歷史：微小但極具創意的外交政策可以創造出巨大的經濟機會、政治穩定與多元文化的交流。獅城的發展歷史實在有太多值得學習之處，而培瑞則是最棒的嚮導。對國際關係有興趣的讀者，絕對不能錯過這本重要著作。」──詹姆斯．史塔萊迪（Admiral James Stavridis，美國退休海軍上將、塔夫茨大學佛萊契法律與外交學院前院長、《海權爭霸》作者）

「論敘事，節奏完美。論描述，生動清晰。論理論，紮實且深刻。在脈絡描繪與差異對比之間可見涉獵範圍之廣。人物描寫時有洞見。評論非常大膽。培瑞的這本《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極具啟發性。」──菲立普．費南德茲－阿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英國歷史學家、《大探險家》和《文明的力量》作者）

「培瑞這本書賦予讀者一場流暢又愉快的閱讀體驗，書中將這個東南亞城市國家置於一個歷史脈絡之中，並鏗鏘有力地敘述在過去兩百年來，有遠見的領導菁英們如何發揮堅強的政治決心和地理優勢，進而打造出一個世界級的經濟強權。」──林肯．潘恩（Lincoln Paine，美國著名海洋史學家、《海洋與文明──世界航海史》作者）

「憑藉詳盡的調查與全面的論述，培瑞對於新加坡這座島嶼與地區的過去、現在以及未來的論述充滿洞見與智慧。任何好奇當代世界大趨勢是如何打造出一個現代商業城市國家，以及為何非此地莫屬的人，這本書你一定不能錯過。」──丹尼爾．費納莫（Daniel Finamore，美國畢巴帝艾塞克斯博物館〔Peabody Essex Museum〕海洋藝術與歷史館長）
「令人難忘的一本關於歷史與經濟的傑出作品。」──丹尼爾．摩斯（Daniel Moss，《彭博商業周刊》亞洲經濟專欄作家）

推薦序（一）：香港觀點：假如新加坡不算奇蹟，世上還有奇蹟可言嗎？──沈旭暉
推薦序（二）：新加坡觀點：小是新加坡最大的優勢，但它的心很大──林韋地
推薦序（三）：台灣觀點：偉大領袖出現的前後──劉曉鵬

序言 海洋的力量
第一章 在航海時代之前
第二章 海上強權的爭奪
第三章 遠東之后
第四章 如日中天的帝國
第五章 世界大戰：雲霧、大雷和風暴
第六章 走在剃刀刀鋒上
第七章 被掃地出門
第八章 來到現在
第九章 邁向全球樞紐
謝詞
註釋

摘錄 第一章：在航海時代之前

＠新加坡的週期性危機

在最早的年代，也就是七個世紀之前，新加坡面臨來自敵對鄰邦對其生存的威脅，也失去作為重要海港的地位。英國人一八一九年抵達當地時，首先得克服環境的不適，於險峻、蕪蔓的叢林邊緣開闢出臨時性的屯墾地。此地的熱帶環境讓許多屯墾者飽受其害，大量嬰兒因此死胎或夭折。
倫敦當局基於歐洲地緣政治的原因，原本威脅要懲罰先到的屯墾者，後來遲遲才核准此一快速發展的帝國新據點。一個世代之後，英國在鴉片戰爭（一八三九至四二年）擊敗中國，戰利品之一就是曾經荒蕪而後快速成為英國重要港口的香港島。在此之前新加坡被稱為「前進中國的門戶」（gateway to China），因而當它被香港取代後很可能也會失去和中國的貿易，而這正是新加坡建城的理由以及繁榮致富的首要因素。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全球商品交易的波動起伏劇烈，尤其是橡膠這項主要轉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很大，顯示新加坡十分依賴非其所能控制的全球市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陵夷，以及日軍的殘暴占領，又再次痛苦地證明新加坡一直無力抵抗外在世界力量的進犯。
一九六三至六五年，與馬來西亞經歷動盪、短暫的結合之後，新加坡突如其來地變成完全獨立的國家。許多人對這個新國家捏一把冷汗，認為可能凶多吉少。失業率飛漲、社會失序動盪、罷工打亂了生產、亂民於街頭流竄。許多人嚮往共產主義，而且新加坡面臨侵略性極強的惡鄰印尼。
有許多人民嗷嗷待哺，但新加坡資源匱乏，僧多粥少，這個脆弱的新政治實體面臨的挑戰是必須在種族、宗教和語言紛亂混雜的基礎上，建立穩定的經濟和國家意識。主導開國大業的李光耀總理甚至也說，建立海上城市國家的構想根本是一個笑話，國族認同持續困擾著新加坡。
但是李光耀本身擁有雄心壯志，對於新加坡的前途也信心滿滿，他巧妙地運用人民渴望自由的心理來激勵他們，同時利用英國殖民統治遺留的威權主義機制逐步建立政治控制。可是當經濟發展到能創造就業、緩和社會緊張之際，英國卻開始在一九七一年撤軍，對新加坡的國防和經濟帶來沉重打擊。英國的基地創造新加坡將近五分之一的國民生產毛額（GNP），也雇用了新加坡十分之一的就業人口。
今天新加坡是世界上最依賴貿易的國家，這也表示它面對超乎其控制的全球經濟力量時相當弱勢。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在政府巧妙運作之下，持續驅動該國在人才教育、國防備戰、節約能源、強化經濟競爭力、提升全球地位等方面屢創佳績。
「雄心」和「焦慮」二詞是孜孜矻矻的新加坡人的最佳寫照。新加坡領導人不斷利用焦慮心理勸諭人民接受而非抗拒領導人所追求的改革以及政府採行的戰術。前任總理吳作棟表明，新加坡「在通往未來的路上沒有成功的保證，必須團結一心，相互合作、保持競爭力，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奮力航行」。

＠新加坡如何辦到？

二〇一五年一項研究調查把新加坡列為「經濟實力」全世界第六強的城市，僅次於紐約、倫敦、東京、香港和巴黎。以整體經商方便性而言，世界銀行與《經濟學人》週刊皆把這個城市國家評選為全球第一名。新加坡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在三十年內由五百美元增長至一萬五千美元。以二〇一四年的美元現值折算，這個數字等於五萬五千一百五十美元，與前母國英國相比高出將近三分之一。拜政府給予雇用低工資工人的企業稅負抵免之賜，失業人口低於百分之二。
新加坡人甚至可以誇耀具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近年有一項研究指出智力和健康的關聯。不受傳染病困擾的國家，人民平均智商高於疫情嚴重的國家。而新加坡的相對疾病率低，且根據比較智商計分，在全球最高智商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在美國，某些小學教師發覺他們的學生達不到最佳國際標準，因此開始關注「新加坡數學」的教學方法：這套注重數字和計量概念的教學觀已幫助新加坡學生在該科目上高居或接近全球頂端。此外，在科學此一學科上，在全世界先進經濟體當中，只有芬蘭學生的分數高於新加坡學生。
無論是創造或維持傑出的經濟表現，教育都是公認的最終關鍵。新加坡非常注重基本閱讀和數學能力。求知欲通常來自家庭，而華裔新加坡人在這方面特別明顯。雖然英語仍然是最重要的，新加坡人通常都能說第二甚至第三種語言。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這是美國人欠缺的優勢。
政府公職吸引第一流人才，其支付的薪水不遜於民間企業。豐厚的薪酬和嚴刑峻法使人不敢起貪瀆枉法之心。財閥及特殊利益在新加坡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政府具備高超的理財技巧，以審慎和節儉聞名。它設立的「公積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強迫工人及雇員儲蓄，藉此提供人民國民住宅和退休年金，也使政府有龐大財源投資基礎設施。
新加坡領導人接受全球科學界對氣候變遷的共識，沒有像美國人一樣心存質疑。新加坡學校的生物課裡也不會教授反對演化論的「智能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新加坡人可以指出，雖然他們的政治可能很敏感、受到政府管制，但是和美國大不相同的是，在基因研究這類事物上，他們沒有意識型態的束縛。
除了照顧其遍布全球的經濟利益之外，新加坡採取不干預主義的外交政策。該國從來打算不把資源投注在戰爭之上。它維持一支訓練精實、裝備精良的小型軍隊，意在發揮嚇阻戰略，把大約四分之一的政府經費花費在國防事務上。為了克服其領空太小的限制，新加坡利用外國基地訓練部隊，它也因而可以自誇具有東南亞最現代化、最有戰鬥力的空軍。雖然女性免服兵役，新加坡實施強制服役制度。政府認為這個義務兵役不僅提供國防之需，也有助強化社群及國族意識。
新加坡已經為自身爭取到顯著的國際地位，無人能忽視其存在。早在一個多世代之前，《金融時報》就稱呼新加坡是「東方的蘇黎世」，影響力遠超過其狹小國土。許多人欽佩新加坡，也有些國家想要效法它，視其為榜樣。杜拜學習它的商業作法；喬治亞共和國總統米哈伊‧薩卡希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曾經自誇他的國家是「具有新加坡元素的瑞士」。巴拿馬和新加坡相似，扼居航運戰略要衝，喜歡自命為未來「中美洲的新加坡」。在中國惡名昭彰的薄熙來還在擔任大連市長時也曾說，他以新加坡為師，種植樹木、重懲汙染，並且「獎勵市民檢舉粗暴的計程車司機」。
一位緊張兮兮的西班牙人視它為轉放存款的地方，甚或是舉家搬遷重啟新生活。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宣稱他要把國家建設為「中非的新加坡」，不過盧安達和新加坡兩者有天壤之別的差異。盧安達是內陸國家，缺乏與其他國家的連結，人民的教育水平也低。至於中國，新加坡亮麗的基礎設施、財富和學科測驗的優異表現吸引不了它，但是新加坡的軟性威權主義政治卻是中國效法的對象。
即使在美國，也有位美國房地產開發商表示，希望紐約法拉盛（Flushing）的海岸「景色像新加坡」。
天時得宜顯然是是新加坡成績斐然的原因之一。當前的新加坡很幸運能在過去五十年崛起，這段期間世界財富大躍進、全球經濟大整合，舊海洋帝國紛紛瓦解，許多新近獲得自由的民族，特別是海洋世界的人民，釋放出「原始的求生本能」，科技又突飛猛進。
天時得宜之外，新加坡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地利亦得宜。一切都從地理開始。新加坡的總面積只有二百四十一平方英里，僅及美國羅德島州的一小塊地區。以交通而論，你可以在一小時之內從國家的這一頭開車抵達另一頭。現在該國人口已超過五百萬，對於一個城市而言人數不少，就國家而言卻又不足。
新加坡的領土面積狹小限制了其國內市場及人力資源的供應，這導致了新加坡的憂患意識。但是，小歸小，也有優勢。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會有龐大、落後的農村部門妨礙高度城市化的國家。
面積狹小也保障了迅速且密集的溝通渠道，使得新加坡可以透過安撫組織和促進共識強化社群意識，更方便、更有效地組織人民及其行動。鄧小平曾經對李光耀感嘆：「如果我只有上海需要擔心就好了……可是我有整個中國呀！」
新加坡除了有個位於全世界最具戰略重要性的航線上的海港之外，缺乏任何天然資產。麻六甲海峽連結起印度洋和太平洋。新加坡控制住麻六甲海峽的最東端入口，形成目前歐洲和東亞之間、美洲的太平洋岸和南亞之間的全球航路最重要的一環。就本區域而言，它又是半島和群島東南亞地區交會之處。因此新加坡屹立於世界主要海上航路上，夾在中國和印度這兩個自古以來即是東亞和南亞的重要文化中心之間，它們現在也是世界上增長速度最快的兩大經濟體。
麻六甲海峽每年承接將近全世界一半的海上貿易，現在已超越英吉利海峽，成為全世界最具戰略地位的商業航道。無論任何原因使得這條航道交通封閉，整個世界經濟將哀鴻遍野，受傷最重的將是需要進口石油的中國、韓國和日本，最終無可避免地也會衝擊到美國。
新加坡位於全球重要海上貿易航路上，其風平浪靜的天然深水港又轉變為全球主要港口，這都是該國的寶貴資產。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獨立的新主權，又躬逢其盛地趕上人類利用海洋空間的革命性變化。
雖然已經不再是唯一選項，海洋仍然是資訊流通的主要媒介；現在超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全球網際網路通訊是透過海底光纖電纜流通，百分之九十的洲際貨櫃也藉由海路輸送。物流業者、標準型鋼鐵貨櫃和超級輪船的出現，一起聯手讓運輸成本大幅降低。這些改變刺激全球海運大幅增長，而新加坡因為善於利用這些新工具而靠著海運崛起，從貿易到製造業、再到服務業，靈巧地在經濟價值鏈上一步步高昇。這個迷你國家已經創造出獨樹一幟的全球商業地位，是全世界唯一重要的當代海上城邦國家。
新加坡港口每年經手約五億噸的貨運，是亞洲最早接受貨櫃輪的港口之一。它也是全世界主要的船用柴油供應國。它還是全球的主要「石油港」，為船隻加油且轉運石油到各國，和休士頓、阿姆斯特丹並列為主要的石油提煉港。
新加坡可以泊靠巨型商船，碼頭又靠近倉庫和工廠。海浪和海潮沖刷著港口的深水出入口，除了緊鄰著海岸的碼頭之外，不需要再人工疏濬。麻六甲海峽兩側的山脈屏蔽著航道，免受惡劣的天氣侵襲；和中國沿岸的香港與上海這兩個商務競爭對手不同，新加坡沒有颱風的威脅。即使在今天，颱風仍是海員最可怕的災險。

但是地理位置只是客觀條件，還有待人為的開發利用。富有創見的領導人善於組織及管理人們賣力工作賺錢，更能讓他們樂於工作，藉此為新加坡提供了巨大的經濟動力。海洋生活使得新加坡有今天的風貌。李光耀曾說：「沒有港口，我們連一半的成就都不會有。」新加坡如何利用海洋與時俱進的經驗，告訴我們海洋作為全球經濟引擎仍然十分重要。
精打細算的華人創業精神與井井有條的英國殖民治理兩相結合，孕育出新加坡的活力。這一結合奠定新加坡作為殖民地的前景，也使它今天繼續發展。即使英國人不再治理新加坡，政治穩定和威權統治的傳統仍然存在。
新加坡孜孜不倦地開發人力資源，尤其特別著重領導人才，但也不僅止於如此，這使得大家常公認「審慎管理」（prudent management）是該國能有卓越經濟成就的主要原因。受過高等教育、幹練又務實的菁英，全心致力於解決就業、住宅、大眾運輸、衛生和教育等具體問題，使新加坡得以快速現代化。最終關鍵是人。不論是領導人或追隨者，新加坡人民都提供該國最大的資產。
新加坡歷史中有兩位傳奇性的傑出人物。自信、果斷的史坦佛‧萊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因為在一八一九年開創了他口中的「我的殖民地」，至今在新加坡仍是家喻戶曉的名人。另一位則是長期擔任總理、近年才去世的李光耀，他敏銳的頭腦和便給的口才打造出精采的政治生涯。李光耀睿智的聲譽和珍貴的建言，使他在國際上名聲斐然，也提升各方對其國家的尊敬。
李光耀雖然得到許多忠誠的得力助手的輔佐，但他對新加坡之所以能締造今天的輝煌局面的貢獻超越任何一個人。他在一九九一年的一次演講提到人類的動力，他論及這件事的方式充分展現出他的威權作風。「一個民族的品質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結果。你如何挑選人才、如何訓練他們、如何組織他們，以及最後如何管理他們，決定了差異。」這裡頭的關鍵字，是「管理」。
批評者立刻能指出威權政府對自由所造成的代價。新加坡政府干預、指導並指揮公民生活的程度，雖然肯定小於日本在二戰期間的軍事占領，卻遠大於英國的殖民當局。新加坡政府公認的高效率為其鋪上一層光環，讓人看不到它近來逐漸軟化的威權主義，而大多數人民因為滿足於生活水平的提升，迄今仍默認政府的強勢作風，把選票投給這樣的領導人。然而這種政治傾向是否會持續下去仍有待觀察，尤其是那些沒有經歷過去貧困的人們。一九六五年新加坡獨立時，貧困是常態，但如今已經幾乎不見蹤影。
李光耀在二〇一五年三月去世，全球各地紛紛表示哀悼，許多人感念他為新加坡做出的傑出貢獻，獨裁者及潛在獨裁者則讚揚他這個人，也隱然崇拜他的鐵腕治理，渴望用新加坡的繁榮來合理化他們的專制統治。李光耀的去世意味著新加坡面臨新的時代，我們的故事基本上在此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