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讀法：司馬遷的歷史世界

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從西周留下來一個傳統的重要標準，就是時間，也就是一個人可以被記得多久。

楊照讀《史記》，永不過時的千古之書
解譯司馬遷不可思議的精密心靈
穿透兩千年時空的普世價值
彌補天命之不平，叩問權力本質，洞悉抉擇關鍵點

歷史真正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關係，或者進一步說，是解釋「如何」及「為何」，這是與我們當下學習歷史的態度差異最大的地方。按司馬遷的態度，歷史不是一堆「What」，重要的是「How and Why」。在個人層次上，一個人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講話做事？作為一個群體，彼此行為之間的互動會產生什麼模式，他們為何如此？某些事情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為了達到某種目的又選擇何種手段？這些都在歷史裡，也是我們理解、研究史學時最重要的挑戰。
當我們以這樣的視野和方式去整理豐富龐雜的史實，就會對人類行為有一個合理的解釋，從而碰觸到普遍的人類經驗，真正做到以古鑑今，讓歷史對當下現實有所幫助。司馬遷在著作中清楚地展現了這種歷史態度。他用了幾個重要的觀念解釋《史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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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是一部通史，也就意味著是人類有意識、有經驗以來的總和。通史是時間的完整呈現，司馬遷要從開天闢地、人怎麼來、人的社會怎麼來、人的歷史怎麼來開始寫起。通史不會有真正的終點，因為時間要繼續流下去，不過在現實上，司馬遷只能把歷史寫到自己那個時代。這件事情本身的意義非常重大，因為這是中國歷史意識的一次提升與突破。
司馬遷用他的著作讓我們認識到，當我們把歷史當作一個整體時，所看到的歷史、從裡面學到的內容，以及因此認識到的世界與道理，是完全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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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們需要歷史，就是因為只有通過歷史，才能夠彰顯世間的千百種人，以及千百種生命追求。

如何讀史記？
太史公司馬遷的《史記》是一部好看卻難讀的書。
《史記》之好看，大家都知道。書中寫了那麼多精采的故事，還寫了讓人一讀難忘的人物。沈從文一九五二年的一封家書中，如此反映了《史記》的迷人之處：在四川農村裡參加土改工作隊的一個難眠之夜，他從垃圾堆中翻出了一本殘破不全的《史記》選本，在燈下讀了李廣、竇嬰、霍去病、衛青、司馬相如的傳記，「不知不覺間，竟彷彿如同回到二千年前社會氣氛中，和作者時代生活情況中，以及用筆情感中」。然後，沈從文感慨評斷：「《史記》列傳中寫人，著筆不多，二千年來還如一幅幅肖像畫，個性鮮明，神情逼真。重要處且常是三言兩語即交代清楚毫不黏滯，而得到準確生動效果，所謂大手筆是也。」
英年早逝的漫畫家鄭問，當年就靠著慧眼選擇了《史記‧刺客列傳》的內容，完全將司馬遷所寫的用來作劇本，完成了他的代表性傑作。鄭問會畫、能畫，不過他的《刺客列傳》能夠一炮而紅，大部分還是要歸功於《史記》中那些好看且動人的故事。
但好看的《史記》卻有其難讀之處。畢竟《史記》是兩千多年前用文言文寫成的，文字語法各方面有著時代差異帶來的障礙。雖然現代有各種白話翻譯版本流通，偏偏司馬遷的古文寫得那麼漂亮、簡潔、準確、透徹，簡直無法改動，轉化為白話就韻味全失了。難就難在不用原裝古文來讀，就讀不到從紙面穿透而來的真摯情感。
《史記》之難讀，還有超越文字層次之處。最難的，在於《史記》是一本完整的大書，不只翻譯成白話就走樣了，事實上各種節錄選本也都必然扭曲《史記》的面貌。《史記》中有那麼多好看的內容，然而重點卻在於，司馬遷放進《史記》裡的不只是那些好看的內容。
《史記》一共有五十二萬餘字，分成一百三十篇，五個不同部分，這些都是司馬遷特別規劃的，那是《史記》的架構，更是司馬遷極度在意的全書完整性的呈現。
讀《史記》，我們不能光揀好看的看。古往今來很多《史記》的選本，都依循一個簡單的原則，就是考慮《史記》文章好看程度，將「不好看」的部分挑出來，只留「好看」的部分。但這樣就遺漏了一個關鍵問題：為什麼司馬遷要在《史記》裡放那麼多「不好看」的內容？為什麼很多讀者認定「好看」的內容，在《史記》中往往被放在很後面？為什麼依照司馬遷自己的編排方式，讀者必須先讀很多沒那麼好看的內容，接著才能等到「好看」的篇章出現？
難道司馬遷沒有編選的眼光，分辨不出自己寫的哪些好看哪些不好看？還是說司馬遷是個缺乏自制揀選能力的作者，捨不得放棄自己寫的任何東西，當斷不斷、當捨不捨，以至讓《史記》變得過度駁雜、龐大？司馬遷是個能寫好文章的傑出作者，卻是個糟糕的編輯，不能好好整編自己的著作，必須由後人來替他揀擇重編？
當然不是。仔細讀過《史記》全書，配合相關史料對於司馬遷的認識，就會明白，這問題的真切答案是：司馬遷從來就沒有要寫一本「好看」的書，或者該說，他沒有要寫一本光是「好看」的書，「好看」在他自覺而嚴格的寫作標準中不是那麼重要。對於《史記》這本書，司馬遷有更廣闊且深刻的動機及目的。
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拋棄這位偉大作者的主觀動機及目的來讀《史記》。只將此當作一本好看的書，只選擇好看的部分來看，這樣的閱讀態度與方法，一方面對不起付出了生命與自尊的代價來寫作的司馬遷，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我們能夠從《史記》中得到的領悟與啟發。讀《史記》，一定要有耐心（甚至要有知識上的勇氣）走入這片文字的荊棘叢中。
如何讀史記？很簡單的基本態度，就是謙虛地面對這本大書，認知這樣一本書的內容和安排出自遠比我們博學、聰明、深思的偉大心靈，因而願意盡心竭力地去探觸書中形構的複雜歷史世界。不只要從頭到尾通讀，而且在細讀的過程中，要不斷追問為什麼：為什麼司馬遷這樣寫，為什麼司馬遷如此繁寫、如此簡筆，為什麼司馬遷如此分配相關內容，為什麼司馬遷如此安排篇章及行文順序……
所有的為什麼都必須、也只能回到《史記》的文本中找尋答案。令人驚訝的是，愈是積極探問為什麼，就愈是會在《史記》中挖掘出相關的解釋，讀到原本忽視了的，或是讀不到的意義。換句話說，今天針對《史記》能夠發出的種種疑問，似乎司馬遷早在寫作之時，就在文章之中或文章之間準備好了給我們的回應。
用這種方式讀《史記》，逐漸就會明白，光是將《史記》當故事書來讀，只看到其中「好看」的部分，會多麼浪費！司馬遷的歷史意識、他那既遼闊又深邃細緻的心靈，遠遠超過一個說故事的人。而且，由這樣一顆既遼闊、深邃又細緻的心靈流瀉到筆下的故事，也就充滿了多層次多曲折的感情與經驗表達，無法用單純聽故事的輕鬆態度來領會。
「如何讀史記」因而是一種試圖穿越兩千年時空距離的努力，通過文本去接近並揭示司馬遷那不可思議的複雜、精密的心靈。先從《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解讀起，然後進入《史記》和司馬遷的切身遭遇，接觸那些明確影響他終極生命價值建立的事件，查考他如何寫李廣、寫漢武帝。要更深入理解漢武帝及其時代，就必須上溯漢代的建立，所以接著對照細讀《項羽本紀》和《高祖本紀》，盡量釐清司馬遷對於漢代的看法，以及寫當代歷史的他抱持了什麼樣的標準與理想。
《項羽本紀》、《高祖本紀》同時也是《史記》本紀中最具代表性的篇章，可以藉此說明本紀的意義與功能。書中另外選了《呂后本紀》，希望讓讀者能體會司馬遷對政權運作獨樹一格的功過判斷。
然後進入表和書，除了用「多重時間維度」的觀念來說明司馬遷的設計之外，再從《史記》八書中選出了《平準書》來凸顯書的突破性創意。
至於《世家》則選了留侯、蕭相國、淮陰侯、曹相國等在內容上相關聯的幾篇，將司馬遷對於漢初政治的銳利觀察與分析，表現得更清楚。
《世家》之後是《列傳》。我們首先會仔細逐字逐句解讀列傳首篇《伯夷叔齊列傳》，因為這篇蘊藏著司馬遷最熱情的史家自我責任告白，宣示著正因為「天」與命運是不公平的，好人不一定會有好報、壞人常常不會有壞報，許多值得被推崇的人沒有權力、沒有地位，最後默默無聞地被遺忘了，許多惡行因沒有被記錄下來而逃過了譴責，所以需要史家史筆。歷史重要的存在理由之一，就是彌補「天」與命運的不公平，將好壞行為與名聲彼此相地存留下來。
《伯夷叔齊列傳》放在第一篇，還有另一項宣示作用─在司馬遷的道德價值判斷上，最純粹最高貴的德行就是「讓」，為了原則而寧願將至高的利益與享受推出去，甚至會為了原則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樣的人，他們把堅持自己的信仰、原則看得比生命還重要。不管他們是什麼樣的身分地位，有沒有豐功偉績，歷史都應該將他們的人格典範記錄下來，傳留給後世。
讀完並充分理解了《伯夷叔齊列傳》，我們回頭才能明瞭為什麼世家的第一篇是《吳太伯世家》。吳太伯和伯夷叔齊的共通點在於，他們人生中最關鍵的決定都是「讓國」。有國而不居，吳太伯甚至為了貫徹「讓國」的決心，逃到文明之外的地區，寧可「斷髮文身」化為野蠻人。
最後則從列傳中選出幾篇今天讀來仍具備高度思想衝擊的個傳與集傳，讓讀者體會一下司馬遷碰觸、揭露跨時空的普遍人間議題的高超能力。
這本書源自二○一七年所製播的一套一百二十集音訊節目，如果沒有梁文道和「看理想」的同事們提出這項計畫，督促我整理過去對於《史記》的種種研究與探索，當然就不可能會有這項相關的出版計畫。在此過程中，主要安排協助音訊節目製播的張登邑、負責整理書稿的馬希哲，還有參與其中的馬曉晨、魯興剛都對他們的工作提供了超出水準的成果，我也才得以在那麼短的時間內將書稿備好，和讀者見面。簡單的「謝謝」兩字實在無法表達我衷心的感動。
當然，書中有任何錯誤或混亂等未盡完美之處，都是我自己的不足，賴不得任何人。
是為序。

如何讀史記？

認識司馬遷
太史公自序：史官的使命
報任安書：司馬遷的理想告白（上）
李將軍列傳：國士之風
報任安書：司馬遷的理想告白（下）
《史記》的態度

權力與命運
封禪書：長生不老的諷刺
項羽本紀、高祖本紀：英雄與無賴的對決
秦始皇本紀：暴落的帝國
呂太后本紀：一個女人的史詩

超前與缺憾
《史記》的表和書：多重維度的史觀
平準書：最早的經濟史專著
老子韓非列傳：史記的局限

司馬遷的英雄們
世家導讀：通古今之變
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盜火者，孔仲尼
留侯世家：帝王師的一生
蕭相國世家、淮陰侯列傳、曹相國世家：皇權下的生存智慧
列傳導讀：活成主角的邊緣人
伯夷列傳：史記的終極關懷
吳太伯世家：君子典範
伍子胥列傳：怨毒的能量
刺客列傳：士為知己者死
游俠列傳：是否存在「法外」正義

如何為官
酷吏列傳：為何酷吏總是成群地來
張釋之馮唐列傳：執法者的尊嚴
汲鄭列傳：逆勢而行的長者

被遺忘的智者
日者列傳：卜筮者的風采
扁鵲倉公列傳：漢醫的智慧
貨殖列傳：為商人正名

簡短的結語
為什麼要讀《史記》

太史公自序：史官的使命

何為「太史公」？
在司馬遷寫了《史記》之後，中國人看待歷史的方式有了非常大的變化。並不是司馬遷之前的中國人不重視歷史，或不知道歷史是什麼，而是司馬遷從概念上對「歷史是什麼」、「我們如何看待歷史」給出了新的答案，更寫了一部龐大作品來親自示範。因此，要深切地理解《史記》，就應該先瞭解司馬遷是一個什麼樣的人，活在什麼樣的時代，有些什麼樣的精神，而這些精神又源於何種生平經歷。
瞭解司馬遷的重要資料是《漢書‧司馬遷傳》，但是班固在寫《司馬遷傳》的時候真是偷懶，這篇傳記幾乎找不到班固自己寫的內容，從頭到尾就是抄兩篇文章：前面抄的是《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史記》的最後一卷；後面抄的是一封信，即司馬遷寫完《史記》之後，在非常特別的情境下寫給任安的信。班固沒有再多加什麼內容，但通過這兩篇文章，我們已經能夠清楚地認識到司馬遷是什麼樣的人，以及他為什麼寫《史記》。
在《漢書》中寫司馬遷的這篇文章叫《司馬遷傳》，沒有加「太史公」三個字。然而，要瞭解司馬遷和《史記》，就不能不追究為什麼司馬遷叫「太史公」，以及「太史公」是怎麼來的。
東漢的時候，衛宏有一本解釋漢代朝廷制度的重要著作，叫做《漢儀注》，其中有一小段紀錄對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擾。書裡說到，武帝時曾經立過一個叫做「太史公」的官職，高於丞相：

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換句話說，各種朝廷資料的正本先要給太史公，副本才給丞相。然而這只是一個孤證，可能是衛宏搞錯了。但這就涉及兩個有趣的問題：一、衛宏為什麼這樣講？二、如果沒這個官，司馬遷為何自稱太史公？
司馬遷和父親司馬談在武帝時期擔任的都是太史令，再加上司馬遷把這個官職看得非常重要，從而誤導了衛宏，讓他覺得武帝設置了一個了不起的官職，司馬遷才會把它記錄下來。
衛宏的錯誤是一個重要的提示，反而讓我們能更精確地掌握司馬遷的想法。其實中國本沒有太史公這個官職，司馬遷擔任的是「太史令」。太史令最早掌管天文、儀式，後來慢慢開始負責記錄，這就是為什麼《漢儀注》說「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其實應該是「先上太史令」），他掌管的不過是一個資料保存中心，地位不可能比丞相高。這個職位既然位階不高，又不那麼重要，為什麼司馬遷要「自抬身價」，稱自己為太史公呢？實際上司馬遷並沒有私心，他不是為了炫耀自己官做到多大，父親官做到多大。認真讀一下《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我們就可以解開這個謎。從漢代官職的現實去看，太史令其實不是什麼重要的官，但司馬遷擴大了太史令所做的事，改寫了自己的使命。他認定，太史令應該保存古往今來所有重要的史料。
本來太史令是一個普通工作，很多人都做過，但是司馬遷極其認真地看待這個工作，以至把它變成一種vocation─這個詞在英文裡有一種宗教式的意涵─是一個calling，是更高、更神聖的聲音召喚你去實現生命最大的意義。
在原本微不足道的太史令工作上，司馬遷有近乎宗教式的自我提升，這個提升不在於別人怎麼認定他，而在於他如何認定自己。這部分來自他對父親的崇拜，如果進一步溯源，則還有歷史、傳統、家世所給予的一種命運讓他不得不承擔。所以，「太史公」三個字含有宗教式的情懷，在這個信仰面前，其他的都沒有那麼重要。也是從這裡，我們才能理解司馬遷生命中的悲歡，以及種種決定。如果沒有這種宗教性的堅持，司馬遷不可能在遭遇到這麼大的打擊後還能堅持下去。
這個最大的打擊，就是「李陵之禍」。在這個事件中，司馬遷觸怒了漢武帝，他那時面臨兩個選擇：要麼去死，要麼接受宮刑。如果對漢代人最基本的尊嚴稍有理解，你就會知道司馬遷幾乎沒有選擇。選擇接受宮刑，被養在宮中，那是比死還要痛苦的事。可是最終在考量之後，司馬遷沒有選擇死，而是苟活下來，去完成他應該完成的事情。
所以，當他寫《太史公自序》或者《報任安書》時，這些事情已經在腦海裡折磨他很多年。司馬遷是如此嚴肅地看待「太史公」這三個字，把它當作自己的命運，即使付出最屈辱、最不堪的代價也非完成不可。
在《太史公自序》一開始，我們就看到他解釋這個命運如何落到自己身上：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他把太史公的傳承一路往前推，推到黃帝的孫子顓頊的時代，即文明剛開始的時候。顓頊時有什麼特殊官職，到了堯舜時代又有什麼樣的官職，然後一步步到了夏商。
而司馬家的由來可以追溯到周宣王的時候。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坑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

關鍵的一句話是「司馬氏世典周史」，就是說，已經不知道多少代，姓司馬的人的職責就是記錄周代的歷史。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司馬氏分散各地，出了好多名人。他一代一代地開始講這些留下名字的人，先講了司馬昌，司馬昌之後是司馬無澤，司馬無澤之後是司馬喜，司馬喜之後是司馬談。
到了這一段的結尾，他稱司馬談為「太史公」。這是文章中第一次出現這個詞。司馬遷想告訴我們，他父親不僅繼承了家族長久的歷史淵源，而且是被正式任命為該官職的。這也意味著，司馬談已經用太史公的自我期許來看待自己的工作了。
於是，一種清楚的、高貴的、昂揚的史家意識形成了。能夠記錄歷史的人是光榮的，而且這個人是繼承了責無旁貸的使命的。司馬遷秉持著這種態度，不是為寫書而寫書，而是為了可能已經傳承了近千年的家世傳統，因此《史記》才會有這樣令人驚訝的、突破性的創意和成就。
太史公的成長之路
司馬遷，這位中國史學上最重要的人才，絕對不是憑空而來的。對於自己的來歷，他在《太史公自序》裡面交代得清清楚楚。
他的自豪首先來自家世。司馬家原本就是一個史學世家，司馬談在武帝朝擔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裡完整收錄了他的《論六家要旨》，彰顯了其學術和思想。
這裡有幾個可能的用意。其一當然是司馬遷作為兒子，不僅想留住父親的名字，而且要把父親的重要貢獻藉由自己的著作保留下來；其二，他想展示，司馬談這樣一個傑出的歷史學家，最大的本事是把過去幾百年非常繁雜的現象化繁為簡，同時不扭曲地表現出來。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種思想同時冒出來互相競爭，各個流派出現了諸多人才、著作、思想，彼此錯雜影響。這種情況貫穿了三、四百年。面對這一現象，如果沒有史學家來整理，我們可能手足無措，很可能也無法將其收錄在人類經驗當中。這也是司馬遷收錄《論六家要旨》的重要用意之一。
六家指的是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司馬談對其都有非常簡要的說明及統納。他先從陰陽家開始說起：「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陰陽很繁雜，它很重要的一個作用是使人感覺這個世界有很複雜的運作道理，在生活當中必須要和陰陽五行的各種元素配合。這是它的重點，同時也是它的問題。司馬談接下來說，「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陰陽有它的好處，就是讓人感覺到天道流行中的模式，以及和我們之間可能產生的關係。
接下來講儒。儒家的不足在於它有非常複雜的六藝，加上《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各樣著作，讓很多人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搞清楚，甚至父子兩代都不行。從這個角度來看，儒家並沒有一個簡要的原理。但儒家的好處是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理念，即「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將人倫規範清楚，告訴每一個人在人倫關係中應該做的事情，這是儒家絕不能被抹殺的功勞。
通篇看下來，我們會知道司馬談在六家當中有所選擇，《論六家要旨》談得最多的不是儒家，而是道家─「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執，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這些都是正面的。道家無為，但同時又無不為，正因為無為，所以才能無所不為。用語言把道家的道理講清楚非常困難，可是如果落實在生活上面，道家卻又是最簡單的。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先是追溯了自己的家世，而後又彰顯了父親的教導和成就：把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整合為六家，又釐清六家的要旨，交代其脈絡淵源，讓人一下子就能領會。能夠用精到的文字把複雜的東西說清楚，這也是史學精神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
再然後，司馬遷終於說到了自己：「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司馬遷受教於家世，還有經學。當時經學有今文經和古文經，司馬遷學的是古文經這一派。二十歲的時候，他開始壯遊。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鄉射鄒嶧，阨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若把這些地名全部在地圖上鋪陳開來，會發現他遊歷了很龐大的區域。此外，壯遊意味著他不是去當觀光客，而是抱著生命的生成這種想法的。顯然，他的遊歷是要完成對歷史的探索，所以他「上會稽，探禹穴」，是去探索傳說當中大禹治水的痕跡；「講業齊魯之都，觀夫子遺風」，不只是為了看山東的山水、民風，更重要的是去憑弔孔子的遺跡。
壯遊徹底改變了司馬遷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這是他成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我們都應該思考，壯遊跟年輕人的成長可以有什麼樣的關係─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沒有抱持這樣的態度去遊歷世界，那麼要如何才能成熟，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麼、做什麼樣的人呢？我們今天可以去到很多地方，但不見得就有壯遊的經驗。壯遊需要強大的自覺，不只是要看到一個廣大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被這個世界衝擊，從而檢討、反省在離開家門之前的那個自己是多麼有限，藉此去追求更廣、更大、更高的經歷及思想。
等到司馬遷回到長安，又有一件事情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就是父親的死。父親之死是因為漢武帝封禪。封禪是歷史性的重要儀式，漢武帝沒有帶太史令去，司馬談、司馬遷這兩代顯然都不能認同，認為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此重要的事情，竟然沒有讓負責記錄歷史事件的太史令同去。司馬談覺得自己的職責沒有辦法盡到，人也受到了侮辱，因而「發憤且卒」。
那時剛好司馬遷回來，「見父於河洛之間」，在病榻臨終之時，司馬談握著兒子的手，哭著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他有巨大的焦慮，即司馬氏一路下來所做的這些有意義的事情，到自己這一代難道就結束了嗎？不可以這樣！
因此，他交代司馬遷說：

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他留給司馬遷繼續完成的使命，就是要寫出漢武帝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封禪這個事件從歷史上又該如何看待。這裡的兩個目標，是後來成就《史記》的關鍵。其一，如果認定某件事是歷史性的關鍵事件，一定要知道歷史是什麼。一定要有歷史的模式，我們才會知道在古今之變中哪些事情重要，哪些沒那麼重要；其二，要能夠探索當下時代，尤其是司馬談、司馬遷所生活的漢武帝這一朝。漢武帝到底做了什麼，在漢武帝之後，時代發生了什麼變化？一個史家，如果沒有完成這兩件事，沒有把歷史從古到今的大模式探究出來，把當下這個時代放進歷史長流中解釋、彰顯它的特色，那就是沒有完成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