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藏漢籍善本圖目（簡體書）

序

在從事中國文化研究的近六十年中，李約瑟博士搜集了近七百部漢籍。復旦大學的陳正宏教授從中挑選了一百部，編纂成本圖錄。李約瑟博士並沒有搜尋精美或昂貴的珍稀善本古籍，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並不是一位傳統意義上的藏書家。他之所以搜購和收藏這些書籍，是因為它們對他的前現代中國科學、技術和醫學的研究至關重要，其中部分書則是他的朋友和仰慕者贈送的。因此，這是一批特殊的藏書，藏書中閱讀的痕跡比比皆是，包括鉛筆注釋，在特定位置插入的簽條，卷起的書角和翻到斷線的裝訂。陳教授沉醉其中，當他詢問我是否能辨認出這些手書批注出自何人之手，或者指出何處有補版或修版的時候，他的眼睛閃爍著興奮的光芒。因此，本書目的揀選，反映的是他所選擇的最珍愛的古籍，以及他對這些古籍歷經數世紀的悠久歷史的鑒賞。

李約瑟博士（1900—1995），劍橋生物化學家，英國皇家學會院士，不列顛學院院士。他37歲才開始進入中國研究的領域。眾所周知，1937 年，三位中國科學家來到劍橋生化實驗室，促成了李約瑟的這一轉變。李約瑟愛上了三位科學家中的一位，即魯桂珍博士（1904—1991）。在魯桂珍的幫助下，他開始學習中文，還在劍橋大學跟隨古斯塔夫·夏倫教授（1898—1951）上課。我猜想李約瑟最早的中文藏書可能是第457、458 和459 號，它們是中國歷代孩童學習古代漢語的標準啟蒙讀物。這些書是魯桂珍送給他的（可能是她的家人或朋友寄來的），李約瑟在書上做了大量的批注，在去中國之前的幾年裡，他很可能利用這些書來學習。1938 年，他還取了中文名字“李約瑟”，用漢語拼音標注為“ni ruo se”（因為魯桂珍是南京人，南京當地人的發音中［n］、［l］不分）。這些啟蒙讀物上鈐有一枚漢文“李約瑟”的印章，之後的年月裡他得到過許多印章，這可能是第一枚，可能也是通過魯桂珍從中國獲得的。這些印章有時還可以佐證他某些書的得書時期。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以後，李約瑟博士就一直在英國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政治活動。他對中國產生興趣，正逢1937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之時。他在英國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到促進為中國提供援助的活動中，比如“拯救中國運動”。一位在牛津的中國訪問學者羅忠恕成立了一個牛津委員會，旨在喚起學術界對中國困境的認識，爭取他們的支持。在聽了羅忠恕一次慷慨激昂的主題演講後，李約瑟在劍橋也成立了一個類似的委員會。李約瑟支持和鼓勵中國革命的消息傳到了中國的科學和學術機構，如中央研究院。通過這些活動，他與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的關係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此時，他對中國科技文化遺產已經產生了興趣，而且他和魯桂珍正在為撰寫一篇這方面的論文收集素材。他還開始考慮是否能和他的妻子到中國休一年學術假。他的妻子多蘿茜·尼達姆（1896—1987，中文名字“李大斐”）是一位優秀的生物化學家，也是英國皇家學會院士。

二戰在歐洲爆發後，李約瑟覺察到自己的事業前景不明。他曾試圖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建立一個大型研究實驗室，但並沒有成功，此後他的生物化學研究就一直停滯不前。而且，與多蘿茜以及他自己的許多朋友和同事不同，他沒有找到適合戰爭需要的研究領域。於是，他利用自己的人脈四處活動，以期被派往英國的新盟友——中國，來充分發揮和運用其科技專長及快速增長的有關中國的知識。

李約瑟終於在1942年年末實現了自己的夢想。他啟程前往中國，途經美國、非洲、中東和印度，並於1943年2月抵達昆明。他從昆明奔赴重慶，很快就在英國大使館成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他的工作就是為在大學、政府和工業實驗室工作的中國科學家以及分布在“自由中國”地區的工廠提供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所謂“自由中國”地區就是指中國廣闊的西部和南部腹地，這些地區還未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在一批中外科學家和後援團隊的支持下，他和同事們跋涉數千英裡，訪問了三百三十多家組織機構，並為身陷困境卻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工作的中國科學家提供了書籍、期刊及大量實驗室基礎設備。他在信件、日記和照片以及隨後的兩本書中，記錄了自己的經歷。他還以卡片索引的形式記錄了與近兩千五百人的會面，這些構成了他在科學界的社交網絡，對他未來有關中國的研究和收藏漢籍至關重要。

從抵達中國的那一刻起，他便開始就中國科技史和醫學史的諸多問題向學者們請教，並向他們尋求關於搜集漢籍和文章的建議。他的旅行日記，載錄了他四處購買大量線裝書（包括價格）的情形，其中還包括一次不幸損失部分書籍的記錄！當然，他也收到了許多精美的禮物，比如第280號，以及《天工開物》的一個印本（第005號），這是由著名學者傅斯年（1896—1950）贈送的，我猜想這一直是他最珍貴，當然也是最常用的一部書。

李約瑟於1946年4月離開中國，在巴黎新成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擔任創始主任。在巴黎工作了兩年之後，他於1948年返回劍橋，開始致力於撰寫原計畫只有一卷的《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在中國一般被譯為《中國科學技術史》）。在此期間，他在中國的一些知名的朋友，如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1890—1974）、國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1890—1979），幫助他購買所需的書籍，並通過英國文化協會轉交給他，以協助他的工作。僅以竺可楨1948 年初寄出的書籍為例，共17種1658冊，其中包括另外一部常用的古籍《夢溪筆談》（第011號）以及《明儒學案》（第448號），還包括一些大型叢書。

1949 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約瑟與中國的交往翻開了新的篇章。在劍橋, 他在一位嚴謹的研究者王鈴的協助下，全力推進《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一書的寫作。王鈴（1917—1994）是一位來自“中研院”的歷史學家，於1950 年後得到了中國科學院的部分資助。王鈴是幫助李約瑟研究的核心人物，因為是他首先翻閱李約瑟收集的漢籍以尋找其關注的部分的。他會在這些書中適當的地方插入一張簽條作標記，而本圖錄收錄的古籍中保留了許多這樣的簽條，顯示出李約瑟工作中使用最多的資料來源。李約瑟和王鈴會定期會面，查閱這些參考文獻，討論和修改王鈴所作的初步翻譯，並將它們納入到書稿主體中，這些都成為《中國的科學與文明》裡的段落，從而構成了該書某一卷的內容。

隨著他們的研究範圍和規模的不斷擴大，李約瑟多方搜尋，來滿足他日益增長的漢籍需求。1946年他曾經訪問過魏智在北京的書店，此後他聯系這家書店，給他們一張書單向他們購買所需書籍。1951年魏智的書店關閉後，書單上的大部分書籍最終通過新成立的國際書店購得。他還向香港、美國（Paragon Books）和英國（倫敦的Collets）的書店和經銷商搜購書籍。

李約瑟在1952年、1958年、1964年、1972年對中國進行的一系列長期學術訪問卓有成效。此外，1978年、1982年及1986年他還對中國進行了短期訪問。前三次訪問在搜集研究資料、豐富藏書方面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我們可以通過外封或函套上他所作的批注、所鈐印章，以及散見於和這些訪問相關的檔案（尚未經整理編目）中的書單和收據，來確認某些線裝書的購買地點和時間。例如1958年訪華時，他刻了兩枚中國四字成語“走馬觀花”（本意是做某事令人心境愉快，但是後多指觀察了解過於粗略）的印章，這一年他在中國買的書，就都鈐有這兩枚印章，比如醫19和醫22。

他的老朋友們再一次在促成這些訪問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特別是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竺可楨。早在1951年，在解決是否允許李約瑟將他購買的線裝書帶回英國這個問題上，竺教授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二十世紀前印刷的圖書實行嚴格的出口管制，攜書出境必須具備特殊的出口許可證，竺教授獲得了這些必要的許可。到了1958年，禁止出口書籍的範圍從1795年前的出版物擴大到十九世紀及以前的出版物。李約瑟寫信給竺教授，請求鑒於他開展自己的研究對這些書的特殊需求，允許他將一些自己購買的十九世紀的書籍帶回劍橋。竺教授再次促成了這件事。

事實證明，李約瑟圖書館入藏的最後一批線裝書，主要就是得於這些訪問期間。不過，館藏古籍也包括1995年李約瑟去世前後來自他人的一些贈書，如第453號和454號，就是最近由帕梅拉·尤德女士贈送給圖書館的。

最後，我必須再次向陳正宏教授致以謝意。他對揀選這批漢籍抱持的熱情，使這部圖錄得以成書，我從他身上獲益良多。我也要向中國中醫研究院的鄭金生教授致謝。2003年鄭教授在我們研究所短暫停留期間，編錄了研究所藏書中中醫部分的古籍目錄，其中的一部分也已經包含在本圖錄中。我們都希望，這部圖錄能夠對研究者有所幫助，也可以使藏書家和那些在圖書館的書架上邂逅它或者可能對李約瑟這位杰出人物的生活和著作感興趣的讀者興致盎然。

莫弗特

2017年8月

於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東亞科學史圖書館

（劉堃 譯）

目錄

序 莫弗特

凡例

卷一 經史之部

經類

史類

卷二 子叢之部 上

儒兵農家類

醫家類

道釋類附耶教

卷三 子叢之部 下

術譜類

雜家類

類書叢書類

附録 李約瑟博士藏書印

索引

中文書名、著者筆畫索引

中文書名、著者四角號碼索引

中文書名、著者拼音索引

英文書名、著者索引

跋 陳正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