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真生活

好好的生活是否就是真生活？
談生活很難，可能原因有幾種。有人會說，何必浪費心神和時間去談論生活，過日子就好、把每一天的生活過好就好。有人認為，盡力保持積極態度，以便有美好、幸福的生活。有人深信，獨善其身並兼善天下，就達到入世的至高境界。談生活之所以難，難在我們已經身在世上、處於生活當中，因而不可能與生活做出可以談論它的距離。
然而誰不追求讓自己滿意的生活?市面上以及網路上出現數不清教導人們圓夢的說法和出版品，明顯地反映出我們對當下生活境況的不滿意，甚至反抗。
朱利安先生從眼前所見盛行的「幸福市場」出發，分析為何人們需要這種市場，他拈出了兩種生活:非生活和真生活。回溯到古希臘人所創立的「真生活」及其應用範圍。「真生活」的始作俑者是柏拉圖，可柏拉圖把它用作形而上之用，就是當哲人離開此世時，他們會抵達彼世而過著真生活。不過，在柏拉圖的構想當中，只有哲人有這種優勢。從而讓人質疑柏拉圖的真生活主張之正確性，亦即質疑理想主義的真生活之合理性。
作者也闡明他所提出的真生活概念也不是強調如尼采所倡導的能量生活主義，人只有眼前的生活，所以應該好好地以最現實、最緊湊、最燦爛的方式過當下的生活。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

哲學家、希臘學學家暨漢學家，是巴黎迪特羅大學特級教授，也是巴黎人文之家基金會世界學研究院他者性講座教授。他是最常被翻譯成外文的當代思想家之一，其論著已經被譯成25種語文。

François JULLIEN, philosopher, hellenist, and sinologist, is professor and chair of the 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at Université Paris-Diderot and chair of alterity at the Fondation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 He is one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s most widely translated thinkers.

譯者
卓立 Esther Lin
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巴黎索邦第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2000年代研究中國當代文學和臺灣文學，近年來將其翻譯工作與研究結合，探究概念性詞彙的翻譯問題，特別以法國哲學家、古希臘學學家和漢學家朱利安為研究課題。她所出版的多種翻譯作品當中有文學（如謝閣蘭的《古今碑錄》Stèles、佛樓定的《作家們》Ecrivains、舞鶴的《餘生》之法文版Les Survivants）、精神分析專論（如侯碩極的《犧牲：精神分析的里程碑》Le Sacrifice. Repères de la psychanalyse）、朱利安的哲學論著（如《淡之頌》、《山水之間》、《從存有到生活》、《去相合》、《第二人生》等8種），和開學文化出版朱利安作品導讀《暢然存在》以及多位法國漢學家的漢學專論的中文翻譯。除了在法蘭西學院漢學研究所圖書館任職之外，她也是巴黎人文之家「他者性講座」的合作研究員，並且負責「朱利安哲學基金會」（Fonds philosophique François Jullien）的聯絡工作。

 

朱利安在臺南成功大學演講的開場白
【譯者導言】 真生活無法被定義，只是活生生的生活
一、空缺的生活
二、兩種生活
三、論真生活
四、不是美好生活、不是良善生活、 不是幸福生活
五、失落的生活
朱利安論著中文翻譯書目

 

朱利安在臺南成功大學演講的開場白
1. 身為哲學家，我來自希臘。我們在歐洲經常說:我們(歐洲人)是希臘人的繼承人。但是只要我們沒走出去，我們對這份遺產所知有多少? 這是為什麼當我還是年輕的希臘學學者時，我就選擇一個對希臘思想而言的「他方」(ailleurs)， 既是語言上也是歷史上的他方。語言上的「他方」: 必須離開歐洲語言，或更準確地說，離開印歐語系；印度因此不屬於他方。歷史上的「他方」: 阿拉伯世界不屬於這個他方，然而位於歐亞大陸兩端的中國與歐洲，在長久期間裡沒有相遇。所 以，我希望使中國這個外在性(extériorité)對哲學發揮作用。我說「外在性」，而不是「他者性」(altérité)：因為外在性是觀察到的，他者性則是建構的。
2. 這就是為什麼我繞道中國語言—思想(la langue-pensée chinoise)。「中國語言—思想」指的是一種雙重經驗。最先是感受到思想上有一種不再左右逢源的匱乏、不知所措；就是說，當我們離開了歐洲思想的重要哲學元素，譬如「存有本體」、「神」、「真理」、「自由」等等，對我們的思考會有什麼改變？在哲學命題的歷史當中無法往上回溯，離開那些命題於其中建構的語言時，我們的思考會有所改變嗎？離開了像韓波所說的「歐洲的古老牆垣」，我們是否會改變思考？繞道中國語言—思想的同時也呼喚返回—我說「同時」而不是之後。否則的話，我們就永遠回不來了：因為必須學習很多知識，要有耐心，才能開始進入中國語言—思想。所以「一開始」就啟動返回。對我而言，同時進行繞道與返回，指的是，從中國這個外部返回到哲學，以便從哲學裡面去質問哲學自己不質問的事物，質疑歐洲思想的成見，這些成見被同化得很好以至於我們以為那是「不喻自明」的，而且不再把它們看作是我們所選擇的意見。我們沒想過要思考它們。只有從某個「外部」(dehors)才能看到那些成見，不再認為它們是必然的，而是看到了它們所含的獨特以及發明能力。繞道中國，是一種間接的策略—拐彎抹角—為了觸及我們的「未思」(impensé)。我所謂的「未思」指的是：我們據以思考卻因此不思考的事物。要處理這樣的事物，像尼采所說的沒有「方法」，只能使用「詭計」(ruse)。
3. 在當代哲學史裡，我會說那是啟動一場「外部解構」(就是藉由外部來進行解構)。因為在歐洲，我們面對希臘人的存有本體論及其發展出來的形而上學，我們如何做出後撤呢？一般，人們憑靠歐洲思想的希伯來傳統以對抗希臘傳統。就是用聖經的啟示去面對「邏格斯」( logos )。 這就是人們所謂哲學的「未思之債」，海德格爾、列維納斯、德希達都有這筆債。這就是不停地促進歐洲思想發展的宏大搖擺，在希臘人和猶太人之間擺動。例如，黑格爾思想裡：(希臘人的)「幸福」或(猶太人的)「不幸意識」。或者，尼采或齊克果思想裡的亞伯拉罕面對蘇格拉底。然而，脫離上述不斷啟發歐洲思想的兩極，以便聽見其他如海德格爾所稱的「原始的話語」，這是我為何去中國的原因。
4. 如是地，一本論著接著另一本論著，我在中國思想和歐洲思想之間建構了「面對面」。我所說的「中國思想」，指的是用中文表達的思想；歐洲思想，用歐洲語言表達的思想。但是我不做比較。我不做「差異」或「相似」的比較，這種同與異的比較總是武斷並且沒有生產力。我是通過「間距」和「孕育力」，也就是藉由思考可用的「資源」去建構中國思想和歐洲思想之間的「面對面」。我在這兩種思想之間所打開具有「張力」的「之間」裡，並從所開拓的「間距」出發去建構一種「反思性」的面對面，每一方就能在對方裡自我反思並探察自己的未思。
5. 一路做來，就是讓中國在理論的操作上起了作用，我試圖震撼搖動(ébranler)滋養了歐洲思想的成見—震撼搖動它們的根本，而不只是批判它們—並且使理性重新工作。從此之後，我就能漸漸地回到我的哲學計劃。特別是，我開始發展一種「暢活哲學」(philosophie de l’existence)，這種existence哲學也得益於中國 傳統當中所發展的「生活」思想。於是產生了我 將做的演講內容。這些演講是我2020年將出版的《論真生活》這本書的一部分。因為當我們思考什麼是「生活」時，我們就會想到與生活相反的，只是一種仿真造假的生活、一種偽生活，就是「非生活」，而不再是「真的生活」。「真生活」這說法出於柏拉圖，但是柏拉圖把真生活轉為形而上之用。那麼，我們如何思考「真生活」，但沒把它奠基在形而上學裡，也沒把它等同於某個樂園，也沒讓它被沒收到真理「之下」。而是嚴謹地思考真生活就是，抵抗不停地要覆蓋它的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