鍛鍊風霜：台灣戰後隨軍來台小說家解嚴後身分敘事探析

本書以「解嚴後的身分敘事」為角度，分析一九四九年「隨軍來台」小說家解嚴後的創作。身分再現不會離開社會脈絡而進行，解嚴後台灣社會經歷返鄉探親、兩岸關係變化、從戒嚴邁向開放社會，本書探查這些步入向晚之年的小說家在這特定時空中，為何還要以中長篇鉅作來證明自己的小說家本位？從中發掘其孜孜矻矻，寫作不輟的心靈狀態，並進一步闡述其主體再現、重建自我的敘事方式、意義和價值。

侯如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教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長期關注台灣文學領域，曾出版學術論著《雙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敘事（1950-1987）》，並撰寫多篇期刊論文。

第一章　導　論
第二章　隨軍來台小說家解嚴後身分敘事的精神結構
第三章　身分敘事的必要與艱難──張放解嚴後小說的敘事動力
第四章　流亡者的自我書寫──張放與王默人自傳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與身分敘事
第五章　禁錮與救贖──舒暢《那年在特約茶室》與梅濟民《火燒島風情系列》空間中的身分敘事
第六章　書寫倫常的兩種方式──司馬中原《最後的反攻》與朱西甯《華太平家傳》中的倫常與文化身分書寫
第七章　離散者的精神堡壘──墨人《紅塵》中的文化身分書寫探析
第八章　結　論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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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一、國共內戰下產生的「軍中作家」
「大兵文學」或是「軍中作家」在文學史上曾經是相當特殊並具有特色的一個現象。軍中文藝的推行，養成了一批出自軍中的作家，其中更不乏以傑出的文學表現持續創作並在文學史冊上留下成就的名字。昔日被認為主導文壇的外省作家，在文學場域已經產生劇烈變化的今日，只剩下少數人在創作。也因此本書特別將「軍中作家」此一稱謂加上引號，因為「軍中作家」只是他們在五○年代時空下被冠上的文學史稱謂，他們許多人早已轉行、退伍，不以軍人職終老，甚至厭惡被冠以「軍中作家」的名稱。故本書便以「隨軍來台」的小說家，用來概稱這一群一九四九年隨軍來台，曾經短暫或有過長期軍人生活的小說家們。
我們以開放探親的一九八七年為界，觀察文壇中仍在創作的隨軍來台小說家們的身分書寫，那些清楚在小說中由主角或重要人物表現出由中國大陸渡海來台，而歷今已在台灣安身立命、結婚成家，甚至已經子孫滿堂的小說家們。對於出身軍旅的作家而言，即便是十二歲來台當了幼年兵，到了可以探親的年紀亦已經五十三歲，更遑論多數大兵年齡都更長些。台灣從戒嚴兩岸隔絕到一九八七年開放探親度過近長達四十年的歲月。昔日於一九四九年遷台，號稱六十萬大軍的軍人們，也已經由青年至中年，由中年以至老年。四十年的全然隔絕，使時間真空空白，待到四十年後返鄉，時空刻痕在擠壓下，其傷痛殘忍已不是「少小離家老大回」所能道盡，在此之後的他們若還持續寫作，便是進入了生命中的向晚之年。
大陸遷台人數民間一般推估為二百萬。由於早期大部分軍人有兵籍而無戶籍，所以人口推估不明確，人口學家、歷史或社會學家的估計大約是落在一百萬到二百萬之間。根據近期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中的推估約是一二○萬左右，軍籍人口佔六十萬。而楊孟軒〈五○年代外省中下階層軍民在台灣的社會史初探〉估計外省遷台人數應少於一○九萬人，認為約是早期社會人口學家李棟明九十一萬左右的推估較為精確。軍人來台一般稱之為六十萬大軍，胡台麗引用行政院退除役官兵委員會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底所公布的資料，大陸來台軍人約是五十八萬人，遷台軍籍人口大約是遷台者總數的二分之一或近於二分之一的人口。
回顧過往遷台外省人的職業身分，戴國煇將台灣的外省人分為八類：
一是追隨國府中央遷台而移入台灣的外省人。
二是埔軍校出身的將領們所統帥的軍方人員。
三是特務機關。也就是「軍統」（軍方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中統」（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俗稱C.C）以及警察機關的上層人員。
四是民意代表與高級官僚集團及其家屬。
五是支持國民黨的財界、經濟界、企業界的領袖。
六是技術官僚人士。他們和政治沒有直接的關聯，而是不願困於國共內戰無法就業、工作，所以想要入台從事戰後復興的公共事業與各項工業。
七是初中、高中以上的中高等教育機關的教職員身分遷入台灣的人士。
八是一九四九年高峰期入台的六十萬外省籍軍人，以下級士兵為主。
其中第八類，戴國煇這麼解釋：他們歷經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然後入台。他們多半未婚，或隻身入台，學歷既低，地位且卑，所以大多條件不佳。據說其中文盲佔多數。因此，前七類明顯有別於第八類。前七類的外省人他們有較好的經濟條件，比起老兵他們也較有親屬的關照。而本書所要討論的，主要是當初來台屬第八類的作家。
一九四九遷台外省人身分以職業軍人居多，他們之中的差別卻不是軍人身分所能全然概括。在文學史上他們是一群相當奇特的群體，他們曾先以「大兵文學」被認識，接著又在文學史中以「軍中作家」的名稱被定位。五○年代文壇進行政治動員，軍人也是文藝動員的一環。一九五一年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提出「文藝到軍中去」運動，一九五二年六月，政治部舉辦「軍中文化示範營」，提出「兵寫兵、兵唱兵、兵演兵、兵畫兵」的口號。一九五四年設置軍中文藝獎，一九五五年蔣介石提出「戰鬥文藝」號召。「文藝到軍中去」運動，鼓勵作家提供軍中創作所需，指導軍中文藝創作。並配合軍中文藝創作策略，一九五四年發行《軍中文藝》，後改名《革命文藝》，至一九六二年再改名為《新文藝》。一九六四年之後，王昇又提倡國軍新文藝運動，推行軍中文藝，成立國軍戰鬥文藝工作隊、編印官兵文庫、舉行國軍文藝金像獎競賽、組織文化工作服務團隊等等，鼓勵了許多軍中作家投入寫作，亦有「大兵文學」此一名稱。而日後文學史再度回顧這段歷史，軍中文藝也成為標誌台灣五○年代文學史非常重要的一個特色。研究者封德屏便曾評價：「台灣軍中刊物、軍中作家影響所及，在古今中外皆可算前所未見。」
然我們或也可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為什麼軍中文藝可以動員的如此成功？除了透過國家機器推動、獎勵甚力之外，何以能培養出這麼多作家？而他們其中更有結束軍人生涯仍持續寫作，日後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者。他們後來的文學成績還是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只倚賴軍中文藝的獎掖是無法達成的。
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出版家》月刊（五一期｜五七期）曾有「大兵文學在中國」專欄，邀請文藝界人士和軍中作家討論「大兵文學」一詞，敘述其性質和內涵。其中即提到，大兵文學是以兵寫兵，展現了軍人生活的特殊與戰鬥性，具有反共色彩的時代特性。這除了代表是呼應反共國策之外，也表現了在國共內戰下文學被作為政治動員的一環。
然而，若脫去我們所習慣的政治性理解，聚焦於「大兵」本身，寫作者除了具軍人身分之外，特別讓人注意的是「大兵文學」的「大兵」的指涉。尹雪曼在這專欄中敘述：「這一批十幾歲和二十幾歲的青少年。雖然都是正在受教育的時期，可是由於共匪的叛亂，使得他們不得不背鄉離景，參加國軍的行列，以正式的軍人身分或少年兵的資格，跟隨國軍部隊轉戰南北，而於民國三十八年來台」或者是如將姜穆所說，「大兵文學」這個詞「用來自謙，以說明這一代軍中成長的作家，沒有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而自我學習，自我鍛鍊」。張拓蕪便曾自豪的肯定「大兵之能動筆寫文章，之能被稱為一種文學，掃目古今中外也只有我們中華民國」，而張拓蕪自己就是「大兵文學」的創作者。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這些大兵在少年長成青年之際，因為戰爭之故，或是由於愛國情操下的政治選擇，或是由於非自主性的逃難、抓兵、離亂等等可能而被迫離開家園，「當兵」便成他們在戰亂中可以生存下去的一種方式，他們在軍中成長，藉由軍中的資源以各種方式來學習，例如軍中文藝的推行不僅是鼓勵創作和欣賞，還有講座、座談、或者是函授的課程可供學習；在求學方面，也有職業軍人升學管道等等。
外省第二代作家王幼華便曾經這麼描述這一批作家：「這些軍中作家大部分出身流亡學生、難民家屬，在國民政府保存實力的作法下，隨著學校或軍隊撤退至台灣，期間不乏秀異者，他們到台灣年紀都很輕，許多學生因應了當時需要加入了部隊。」又或者，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在新世紀之後這樣子描述他們：「當時所謂軍中的作家們，其來源多是戰亂中的流亡學生，再不然就是一些在戰亂中為了獲得糊口的機會不得不投入行伍的小知識分子群。」
以現實的觀點看來，最低程度的生存問題解決，才有可能追求自己的喜好，讓熱愛文藝的青年得到發展，或者讓未受完整教育，身心發展都還在狂飆中的青年有了進一步接觸文藝的契機。軍中給予了他們這方面的成長機會和發表空間；除此之外，還可以透過創作競賽或投稿替微薄的軍餉加薪。在內在心理上，這群跟隨政府離散來台，失去親族依靠，甚至在莫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投身軍旅的青年，文藝同時也是他們抒發心情的管道。所以「軍中文藝」作為文學史中的重要現象，代表的不只有文學方面的意義，還在於一批因離亂失學的大兵，得以透過軍中資源學習，在重視文藝的氛圍與獎勵下透過筆端明志抒情，進而肯定了自己。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這麼說：「這些人在世界性的熱戰和冷戰中，在無望中忍受流浪、漂泊、孤獨、飢餓、監禁等等現實之苦，面對世界的變化，好像什麼都讓他們想去相信而又不敢去相信。在無所申訴之時，詩和藝術就成了他們最親切的語言。」文學藝術給了他們心靈的暫憩之所，正說明了除了功利性的目的之外，另一部分也成為了他們情感上的慰藉。
軍中文藝的推行有正面的價值，但也有其流弊。封德屏曾含蓄的指出軍中文藝的推行有政治性的功利特質，其強烈的宣傳意味，容易使人產生口號文學的反感。而投注眾多資源的軍中文學，有充足的軍方媒體報刊、雜誌得以發表，在特殊目的之下，因此也和社會文藝產生隔閡，有「各立門戶」的感覺。王幼華更是不諱言的說：「軍中作家在六○、七○甚至八○年代，掌握了大部分的文學媒體，如報紙副刊、雜誌等。他們共同的特徵是忠貞，憂患意識強，同儕團體凝聚力夠，與黨政關係融洽。」他們的說法都不約而同的從思想內涵、文學創造性以及發表媒體上指出了軍中文藝或作家的特質，而如此自然也影響了日後他們的藝術成績和在文學史上的評價。
時光流逝，他們經過時間的歷練、時代浪潮的沖刷，也受到文學史的考驗。早在七○年代在寫大兵文學的專欄裡面，大兵曾有意識的察覺到學院內作家的興起，對於他們在文學場域中的位置充滿焦慮。張拓蕪便曾經說，在學院派文學未崛起之前，大兵文學是台灣文學的主流；但是學院派作家崛起之後，批評家們便對大兵文學這株「野草」不屑一顧了。或者如姜穆，認為在「盲目知識崇拜」之下，大兵文學將受到學院派文學的排擠，而成為「下里巴人的東西」。
這種焦慮並非空穴來風，至九○年代，齊邦媛〈二度漂流的文學〉即指出政治開放與本土化的浪潮已漸漸將一些隱居文壇的作品，如五○年代被稱之為「反共懷鄉」文學沖至邊緣地位的現象，而憂慮這些作品將「可能被放逐作二度漂流」。觀察九○年代之後的文學場域，這些文學史上的淘洗現象其實相當必然。文學典律化的運作機制下，後來文學史中學院出身的外省作家所受到的重視程度的確大於這批出自軍中的作家，他們在解嚴後的寫作與以往五、六○年代受到重視的情況實在是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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