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巾下的穆斯林：甘肅、臺灣與馬來西亞檳城穆斯林女性的田野調查及理論思考

推薦序一
這是李靜教授研究穆斯林婦女的又一部新著。
本書作者李靜教授長期研究內地西北地區回族等少數民族，尤其關注少數民族婦女的生活狀況。近二十年來從實地田野調查、理論思考，到推動整合研究、進行跨地域合作等，成果豐碩、見地深邃。這次更以內地西北地區穆斯林婦女社會生活為樁機，結合了臺灣地區穆斯林婦女和馬來西亞穆斯林婦女的社會生活，就穆斯林婦女社會生活的一些活躍點，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刨析，新鮮靚麗、新意多處、發人思考。本書是李教授近年來從事跨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亦是一部傾注了她思考穆斯林婦女社會發展的一部作品。
穆斯林婦女的研究是女性研究與穆斯林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內容，亦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傳統生活中的穆斯林婦女，在家庭中主要是生兒育女、相夫教子及家務勞動等活動，在家庭中相對處於從屬地位。頭巾下的穆斯林婦女給外界的印象是一個神祕的女性世界。隨著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全球一體化的進程，穆斯林社會同樣也在發生著變化。以前恪守「男主外、女主內」性別模式的穆斯林婦女也開始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在家庭和社會經濟生活中產生影響。依循同一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同一性別—女性，將研究視線延伸至不同地域，或許能發現穆斯林婦女社會生活的共性與差異性，這也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研究視角。
本書以內地甘肅、臺灣、馬來西亞檳城三地穆斯林婦女作為研究對象，研究內容主要集中於伊斯蘭教發展歷史的追溯、宗教空間分佈與地域文化、穆斯林女性的婚姻、穆斯林女性社會性別分工、穆斯林女性的宗教活動、穆斯林女性的行為文化，最後、對上述研究內容進行的總結與思考，並通過其所進行田野調查及對比研究提出了兩個理論。一個是關於「穆斯林女性信仰表現與經濟能力之間的『∪』型關係理論」；一個是「女性主內與家庭經濟能力之間的『∩』關係理論」。這兩個理論的提出，可以解釋當前社會中存在的某些宗教現象，這亦是其研究創新之處。她的研究從中國西北出發，延伸至臺灣地區，再至馬來西亞的檳城，這樣一個大跨度的研究足見其學術視野的寬闊和很強的駕馭資料的能力。
李靜教授的著述，多注重實地調研，內容生動鮮活、角度新穎，頗受學人贊許。本書仍繼承這個好的學風，從實際調研出發，採取比較研究的方法，取相似群體的生活習俗、婚姻交往、宗教信仰、文化取向等重點問題，提取其相同、不同和差異之處，推究其發展變化演變的原因和途徑，使人們的認識破除偏執性、僵化性和表面性，從而得到更深入細微、更準確的知識。這就是本書的亮點和特點。
總之，本書在研究方法論上、在比較的觀點上，以及在理論建構等方面都具特色和新意，確為一部具有高學術水準且通俗易懂的跨文化研究之論著，也將會是一本廣受歡迎的書籍。作為她的指導教授，看到其新著即將在臺灣付梓，至感欣慰，謹作本序以為推薦。

楊建新
2019.9.9於蘭州大學
（蘭州大學教授，主要從事民族學、西北地方史、中外關係史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學工作，為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民族學家。）
推薦序／陳祥水
推薦序二

2010年李靜教授到臺灣清華大學訪問時，因緣際會，得知該校人社院人文社會中心有個亞洲季風研究計畫。因此向該中心提出這個《頭巾下的穆斯林》研究計畫，獲得該中心同意及資助。自此而後，數度來臺進行調查，終於完成她心目中的泛文化研究心願。材料經數年的整理分析及修改撰寫，今日終於付梓出版了。
李教授做了多年的大陸西北穆斯林研究，成果豐碩，出版專書及文章多篇。藉著參與此亞洲季風研究計畫，對不同地區的穆斯林做泛文化的比較研究，來了解及分析伊斯蘭教在甘肅蘭州、臺灣及馬來西亞檳城等三個地區的發展歷史、發展過程的內外在影響因素，及影響的結果。讀者們可清楚瞭解回教在不同地區的發展，及對各地區文化產生的影響，或和當地的文化接觸產生了涵化的效應。因此李教授蒐集這三地區回教婦女的日常生活習俗，加以整理和分析。
李教授採用了人類學的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和比較分析研究作為本民族誌最主要的田野調查研究方法。書上的圖片及訪談的資料顯示出她田野調查的勤奮。在三地田野的活動參與及深度訪談，不論是在報導人的家裡，報導人的營業場所，或是在清真寺裡與教長或教友等人的訪問，都變成了本書珍貴的寫作資料。李教授強調不同的生態文化環境對於不同地區的女性穆斯林的影響是甚麼？她以婚姻，性別分工，宗教活動，服飾，居住型態等作為分析和比較的項目。讀者們可以清楚地知道同一項目在不同地區的實際發生狀況。雖然有些相似，但卻也有所不同。李教授收集的田野資料很豐富，透過她細膩的寫作手法，讀者們看完全書就會發現所謂日常生活模式的表現，在不同地區會因為宗教信仰不同反應在生態環境、性別分工、婚姻、族群等層面上也差異巨大。同一件事情發生在本地區的可能是以喜劇收場，但在另一地區卻是哀傷眼淚的悲痛。讓我以發生在這三地區的婚姻為例來說明。基本上在甘肅的通婚主要還是教內婚，但現在其通婚圈也逐漸擴展到非教徒可以通婚，前提是對方必須入教。在臺灣則因選擇範圍相當有限，因此通婚圈向外擴展甚大。有位掌教的說要是在大陸，他根本沒資格當掌教的，因為他太太是教外女性。在臺灣的研究中有個和族群意識有關的結婚例子。鹿港的郭姓有不拜豬肉的白奇郭和拜豬肉的日湖郭。白奇郭祖先是回族，但現在除了像不拜豬肉的少數族群特色外，其他大多數的生活行為模式已和日湖郭沒兩樣。有一個以喜劇收場的結婚例子就發生於其間。剛開始時，女方家長一聽對方也姓郭就怕血緣太近而不同意，後來知道對方是拜豬肉的日湖郭姓就不反對了。但檳城華人婦女卻向李教授哭訴，她們因和穆斯林結婚而改信伊斯蘭教，就得不到家人諒解。沒被家人接受，不能回娘家探親。發生在臺灣的例子是以飲食習俗的不同而認為良緣是可被接受的；但發生在檳城的卻被認為是「背祖」而認為婚姻應該是被拒絕的。這兩個結婚的例子就反映出文化涵化與堅持的不同特性。
穆斯林是善於經商的民族，但礙於教義的規定，女性必須在家養育小孩，不得拋頭露面，出外工作。中和來自緬甸的華裔女性穆斯林跟李教授說，雖然伊斯蘭教規定女性要留在家裡，只要條件可以，她也願意在家裡；可是由於生活所迫，就不得不從事家庭商業。所以他們還是得屈服於現實的生活壓力。因此李教授在女性穆斯林宗教信仰和經濟活動的關係上得到兩個理論模型。第一個是信仰表現與經濟能力之間的「U」型關係：經濟水準地和經濟水準高者，信仰比較虔誠，但一般的工資階級或做小生意者，終日為生活忙碌，做禮拜的時間是很難保證的。第二個則是女性主內與生活條件的倒「U」型關係：生活水平愈低者，外出工作者少；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外出工作者上升。但經濟水平更高時，外出工作率就減少了。這兩個模式是李教授在三地的比較研究所整理出來的宗教信仰和經濟兩者之間的關係。不過就像李教授最後說的，也許還有其他因素所導致，必須有待將來樣本量的增加和更深入的田野才可進一步解析。換句話說，這兩個理論模式雖然他覺得是可行的，但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才會更具有說服力。是的！譬如說鄉下的穆斯林沒出去工作，到底是因為為貧窮，還是因為缺少工作機會呢?還是兩者皆有哪！
以居住型態來說，甘肅的穆斯林基本上是「圍寺而居或近寺而居」，產生緊密的社會聯繫及正常的宗教活動。使得回族人在數百年來並沒有被吞噬，反而更形茁壯。在檳城則因伊斯蘭教是國教，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就是很正常，也很頻繁的；甚至公司老闆也會配合伊斯蘭教的規定，允許職員在上班時間進行某些崇拜活動。所以居住型態對穆斯林的信仰活動沒甚麼影響，比較困擾的是華人女性嫁給穆斯林丈夫後，很難獲得家人的諒解。但在臺灣，不用說兩三百年前就到鹿港居住的回族白奇郭，穆斯林意識非常薄弱，對婚姻近乎沒有牽制力，就連在近百年內才在都市定居的穆斯林的婚姻，也常以教外婚來尋覓嫁娶對象。有位長老認為受到中國父系文化的影響，女兒嫁給外教的，基本上就不信仰了。再加上信徒們大都散居各地，兒女們上大學，在各地就業，伊斯蘭教的有些宗教行為和職場的要求是互不相容的。年老的逐漸凋零過世，年輕的日益流失，因此到清真寺做禮拜的人數就愈來愈少了！這裡我們又再次看到宗教和文化間的緊密關係了！
 就像Geertz在他的《後事實追尋》（After the Fact）一書中所說的，研究者可以描述制度的轉變，結構的變遷：家庭，市場，正負，和學校。研究者也可以去建構一個模式，構想一個過程，提出一個理論，也可以畫出一個圖型。但這一切都是在事情發生之後，人類學家把在田野所看到，所聽到而拼湊出來的拼圖（見方怡潔、郭彥君合譯（2009）《後事實追尋：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Geertz, Clifford （1995） 著。李教授經歷前後數年的田野調查，把所看到，所聽到的資料收集起來，仔細分析，整理而寫成這一本對於三地穆斯林的精采論述。這些年來，也許有更快速的變化也說不定。我相信這本書可以對不熟悉穆斯林的讀者們提供一些伊斯蘭教的教義和宗教背景的論述；但我更盼望讀者們在閱讀時，能夠以一種理解而非排斥的心態來暸解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在不同族群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意義。

陳祥水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

【作者序】
身為女性學者的我，女性研究一直是我很關注的主題。生長於中國大陸西北地區，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斯林，也就特別關注處於傳統社會中的穆斯林女性。我們的研究發現在西北的傳統穆斯林社會裡，以前是男性或外出打工，或經商謀事；而婦女大多是操持家務、相夫教子。但是在經濟發展的現代，婦女們開始衝破傳統禮教的束縛。她們或外出打工，或外出經商。有些穆斯林婦女更成為企業家或成功富商，開始在家庭經濟生活中發揮著主要作用。同時，其家庭地位與作用也在發生著變化。這些傳統角色及其變化是社會環境的影響，還是宗教文化的影響？在穆斯林社會中有普遍意義嗎？局限於一定地域，研究視野肯定受到局限。如果能對不同地區的穆斯林女性做一項跨文化的對比研究將是一件很有學術意義的嘗試，對相關問題的討論和思考將會更加深入，可擴展我們對穆斯林女性在現代社會日常生活的經營策略有更全面性的理解。
二○一○年承蒙臺灣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陳中民教授的推薦，筆者有機會到該所擔任訪問教授，期間得知該校有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也和主任黃一農院士有所交談。二○一一年起的兩三年間，承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的協助，我得以在臺灣清華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並完成此項研究工作。我首先要感謝主任黃一農院士及其中心的「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的研究計畫。此研究計畫推動了國際化的跨學科研究，凝聚國內外眾多學者研究季風亞洲帶文化揉合的歷史過程，以及影響文化揉合的政治、經濟、地理及社會文化等主要因素，以及季風亞洲區研究的多元文化總視角等等。這種研究理念正好幫助我實現了對穆斯林婦女性多重社會特性層面的對比研究。參與「疾風亞洲與多元文化」計畫，啟動了我對大陸西北、臺灣及馬來西亞濱城穆斯林女性的研究工作。這裡要特別感謝黃院士及該中心的所有行政人員在行政業務處理過程中，鉅細靡遺的鼎力協助。沒有他們的幫助，就沒有這項計畫的執行，當然也就沒有今天的這部研究成果。感謝臺灣清華大學人類學所前所長、人類學家陳祥水教授，是他推薦我申請臺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季風亞洲與多元文化計」，使我有機會將研究的問題進行延展。感謝他對我和家人在臺灣工作、生活期間的關心和幫助。他的幫助使得這項研究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並完成。在此期間，我得以在臺灣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和通識中心、臺灣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發表與此書相關的演講，得到許多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教育學家的回應意見，感謝人類學家陳中民教授、民族學家張中復教授、教育學家傅麗玉教授對我的關心與幫助；更感謝他們對大陸學者的關愛與支持。
與本研究有關的田野工作更是得到各方面人士的關心與幫助。臺北清真寺的馬孝祺先生、臺北文化清真寺馬教長、龍岡清真寺的馬監事、臺中清真寺的閃教長、高雄清真寺的陳教長、臺南清真寺沙總幹事都為我做臺灣穆斯林研究提供了很多幫助，在此對他們的無私幫助表示感謝。謝謝臺灣清華大學人類學所博士郭雅瑜小姐，她自己是鹿港人，亦做過鹿港郭姓的歷史記憶研究。她以自己的學術積累與田野經驗不辭辛苦帶我訪問了鹿港的郭姓人家，瞭解到很多郭姓對回教後裔之說的不同解讀與認同。感謝鹿港郭恒瑞老人家，他撰寫的《日湖郭氏渡薹鹿港族譜—日湖坑十六世》所分析的白奇回族漢化之必然及其過程，為我提供可借鑒的資料。雅瑜小姐和郭老人家為我順利研究鹿港郭姓、丁姓人家提供了太多的幫助。我也謝謝臺灣清華大學人類學博士翟振孝女士帶領我們進入中和地區的穆斯林商圈。透過她的人際關係，我們知道了這些從滇緬來的穆斯林女性在此經商的經營策略及奮鬥過程。感謝可愛、睿智、善良的龍潭劉金花大姐（我們對她的暱稱是「金花婆婆）。她開車帶我們走了臺灣很多地方、訪問民間人士，瞭解到臺灣的風土人情。感謝馬來西亞的王樂麗女士，在百忙中接待我，為我介紹了馬來西亞華人穆斯林的歷史及生活狀況。我要感謝的人很多，最需要感謝的是那些接受我們訪問，為我們提供家族資料、口述歷史、信仰現狀及內心活動的穆斯林女性們，謝謝妳們！在檳城訪問汾陽堂郭姓公司外（當地人稱祠堂為公司），也走訪其他姓氏公司，謝謝王公司的王吉成先生夫婦及林公司的林春煌先生的幫助。我也得感謝我的外子趙偉教授及兒子樂樂。他們父子兩人讓我離家在外面安心做田野調查，把家務丟給他們自行處理。謝謝他們的諒解及寬容。
在書稿即將付梓出版之際，心裡有很多的感謝與感慨。這裡還要感謝的是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輝潭先生，也感謝吳適意主編，她負責了本書的編輯出版全過程，不厭其煩的一次次幫我排版、校對；是你們的支持和幫助才使這部書稿得以問世，讓更多讀者瞭解不同地域穆斯林女性及其生活，讓對於性別研究有興趣的讀者有更多可讀之資料，更了解到多元文化的生態影響，讓穆斯林女性的柔韌和剛強的精神和毅力得以做出適度的調整和發揮。

李靜
（蘭州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三地穆斯林女性

從我們調研的情況可以看到，三地儘管文化、地域，乃至政治體制有較大的差距，但是，穆斯林女性對自己的要求都是按照伊斯蘭教的教義以及《古蘭經》及聖訓來行事的。從家庭分工模式看，伊斯蘭社會基本上是「男主外，女主內」社會，一般是希望女性可以留在家裡相夫教子、操持家務，而男性外出工作、承擔養家之責。
伊斯蘭所賦予女性的生命、榮譽和財產同男人一樣，同樣是神聖不可侵犯。伊斯蘭社會的家庭原則強調，決不是讓女性成為家庭的寄生蟲，也不是家庭的奴僕，她所獲得的衣食和一切生活用品不是為丈夫或家庭服務的報酬，而是家庭為一個整體各自功能的平等分工。只不過丈夫和妻子在共同協作中分擔著不同的職責而已。而在中國現今的穆斯林社會，男女同工同酬，同時參與社會工作，對家庭同樣承擔的責任與義務，更進一步加強了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所以，在甘肅回族中，除了傳統農業社會之外的、生活於都市中的穆斯林女性，大多數還是會接受現代教育、積極參加工作。或者有些就是夫妻雙雙從事家庭性的商業活動，如：開小餐館、小賣部、雜貨店等等。在調查中我們也發現，處於甘肅鄉村社會中的穆斯林婦女現在也有一些從家中走出，隨同丈夫從事家庭性的商業經濟。
即使是有些生活於城市中的、家庭條件比較好的穆斯林，其女性也是參加工作，較少因為家庭條件好而不出去工作的。這個可能也與中國大陸整體大環境有關係，很多女性也是願意參與到社會生活中的。穆斯林女性也是整個中國女性的一部分，大多數的女性還是願意走出家門、走向社會的。
西北穆斯林女性到了祖母期，即當了奶奶之後，無論在家庭內部，還是公共場合，都有比較自由的活動空間。比如，祖母期的穆斯林女性是能夠和來訪的客人同席吃飯、談話，而年輕婦女則要注意規避。又如在穆斯林女性的葬禮上，祖母期的保安族女性可以為亡者行「抓水」洗屍儀式，在公共場合可以與認識的穆斯林行他們特有的見面禮。一般這些活動在祖母期之前都是被限制的。這充分表明了，祖母期的穆斯林女性享有比較自由的宗教活動空間和比較廣泛社會交往面與權利，其社會地位、宗教活動範圍及宗教影響力相應地有很大提高。
臺灣的穆斯林，我們能接觸與觀察到的較為活躍的群體是泰緬歸僑穆斯林。以居住在中和的為例來看，大多數女性也在積極參加工作、從事家庭商業經濟。正如，從泰緬來的清真寺的教長所言的，他們來到臺灣時是兩手空空，所有的事情都要靠自己的雙手打拼，所以女性也是參與其中的。
圖中這位在中和開餐廳的女老闆（雲南籍泰緬歸僑穆斯林），也是典型的家庭商業，兒子在餐廳給她幫忙。在她看來，穆斯林的女性之所以出來從事商業活動也是生活所迫，如果是家庭經濟條件可以，她們也不願意出來做工。在對整個緬甸街經營小餐館的穆斯林進行的訪問中發現，家庭中的女性都參與其中，而且發揮著重要作用。當談論這一問題時，大家的一個共同話語就是生活所迫，否則，女性是不願意出來工作的。
在馬來西亞的調研我們注意到這樣兩種情況：一種就是改教的穆斯林，這部分華人穆斯林大多數年紀較輕，而且基本上都在從事務工或其他行業。她們中的大多數認為如果將來條件允許了，就不會再工作，而是要專心帶孩子、做家務。前面提到的一個訪問個案AH小姐曾甘告訴我們，她現在兩個孩子，等到家裡條件好了，她就不出去工作，要再多生幾個孩子。還有一種情況就是那部分馬來西亞華人穆斯林新移民群體。這些華人穆斯林中的大多數都是因為留學等原因而留在馬來西亞的，他們中的大多數男性都是高校教師、計算機行業等行業的工作人員。這些人在馬來社會中處於中等及偏上的生活水準，其女性多是隨同丈夫而來的。這些女性幾乎100%都選擇了留在家裡而不外出做工，即使她們中的有些人在國內已經受過高等教育。她們認為，按照伊斯蘭教對女性性別角色的規定，她們待在家裡相夫教子是天經地義的，她們很樂意不出去工作。她們普遍認為伊斯蘭教對女性是非常好的，不讓女性太累、太冒風險。她們還強調家庭是需要女人來料理的，尤其是對小孩子的教育上，母親比什麼人都重要。
「儘管在今天的政治舞臺上，女性掌政已非絕無僅有。然而回教國裡的婦女卻絕不可能盤踞國家手掌或政府要職。回教黨副主席納凱伊曾經向陳志勤醫生證實這點。（註1）
納凱伊在《星報》言論版內發表一篇名為『聖戰‧回教國‧婦解（駁拿督蘇比書）』的文章，進一步為回教國的婦女政治地位辯護。他說：『在回教國裡，婦女的地位與角色是明確的，因為她們是耐心培育、誘導下一代的一群。這項工作使她們不應再負擔超出她們生理與心理荷量的重任』。他所謂的『重任』，正是指政府要職而言。」（註2）
從三地穆斯林女性社會性別的分工及分工意識我們可以感受到經濟條件對她們是否參與社會工作是有一定影響的。男女兩性分類，是一個多學科的分類系統。它既具有生物學意義，也具有心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意義，同時還是一個可以進行多層面分析的現象。既可以從個體層面，也可以從人際層面、群體層面、社會類別層面、社會制度層面、文化類型層面等予以解釋。可見，情景中的社會性別與勞動性別分工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西北穆斯林女性（生活於都市中的）的情況是大多數還是願意選擇出去工作，即使家庭經濟條件好也要出去工作。這與西北儘管有著濃鬱的穆斯林文化，但同時也有中國文化及他民族文化的影響。而臺灣穆斯林現在我們能關注到的就是來自泰緬的華僑，他們兩手空空移民而來，生活是需要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奮鬥，所以，這些女性也不得不出去工作。我想，即使將來生活條件改善了，在臺灣這與的多元文化氛圍中生活的穆斯林女性，她們也會積極出去做工、參與社會事務的。馬來西亞的情況就比較不同了。因為馬國是伊斯蘭國家，其社會中的一切都會按照伊斯蘭教和《古蘭經》的要求去行事，所以，婦女選擇留在家裡的是比較多的。或許像她們說的，一旦條件允許或者生了小孩就不會再出去工作了。而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穆斯林女性也願意選擇留在家裡相夫教子，這些與馬來西亞伊斯蘭氛圍有關。同時，我想是不是與這些新移民的穆斯林女性又要重新學習馬國語言與文化有關。既然家裡經濟條件好就不需要兩個人都那麼辛苦，反正孩子總是需要人來照料的。
其實，依性別分配勞動是人類早期的勞動分工形式之一，是人類有效地組織社會生活的重要方法。傳統社會，由於社會生產力不夠發達，以性別為依據的勞動分工成為社會最基本的分工。勞動性別分工的最基本形態表現為：女性負責與人類的生產與再生產相關勞動，如：生育、撫育和照顧老人的勞動；男性負責與生存有關的勞動，如：打獵、養殖、農耕等。人類學家喬治‧默多克對200多個社會群體的跨文化研究表明：所有文化中都存在勞動性別分工，女性多專注於家務和家庭責任，而男性在外工作。這既是現實，也是最便利的。人類學研究表明，家庭中的活動涉及家庭資源的配置和使用。家庭活動通常不是盲目的，它往往受到來自宗教和傳統文化等的影響，是按照一定原則和分工方式進行的，社會性別分工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分工方式。家庭中的性別角色分工是決定家庭關係和女性地位的基礎。性別角色分工雖然與生理因素有直接關係，但卻不是由生理因素決定的，它是社會文化塑造的結果。

（註1）2011年元旦日的英文星報，曾刊載回教黨副主席之一的納凱伊接受陳志勤醫生的訪談內容。
（註2）總編輯：戴小華，主編：張景雲，《當代馬華文存》（政治卷‧80年代），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拿督林金華局紳助印，2001年9月，頁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