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

人類學大師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最平易近人的幽默作品！

我提出的是「實踐中的無政府主義。」
我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包括捍衛政治、衝突與辯論的價值，
以及隨之產生、永遠存在的不確定與不斷學習。
 
///┌ 為何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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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國家緊扼人民的命脈、財團資本控制世界，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艱困世道中，
人類學大師斯科特以29篇幽默的靈光片段，捍衛地方性知識、常識、個體創造力與自發性的無政府主義思維，
帶領我們審視世間百態，用不同眼光看歷史、尋找政治生活的另類出路！

///┌眾聲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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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欣怡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何明修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宋世祥 【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國立中山大學人科學程助理教授
李宜澤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林開世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系學系副教授
洪申豪 獨立創作者
洪伯邑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
鄭肇祺 芭樂人類學寫手之一、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龔卓軍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專任副教授

///┌在地感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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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斯科特相信，默默無名的小人物才是創造歷史的主角，無論馬來半島的小農民、
不願臣服的東南亞高地少數民族，亦或是東歐社會主義統治下的尋常百姓。斯科特對於國
家保持戒心，因為統治者往往編織出一套正當化其特權的理由，從新石器時期的農業帝國
，到二十世紀掌握了現代科學與追求發展的現代政權，都帶來了前所未有的人性與生態浩
劫。無政府主義者的核心信條之一，即是平民百姓可以憑自己的力量創造出合理而公正的
社會秩序，而不需要依賴立基於強制力的國家體制。這一本充滿日常觀察智慧的小書，肯
定能將無政府主義的思維帶入二十一世紀。
──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活在政治無所不在的今日，我們更需要理解無政府主義的發展與理想是怎麼一回事，才能
察覺人們的生活是如何被政府、政黨與大型企業共同形成的結構所影響，也才有機會自我
解殖，看到自己的能動性與社會發展的可能。本書用一篇篇深入淺出的短文，如同操作手
冊般帶我們重新檢驗當今社會的運作，為理想主義留下一片淨土。
──宋世祥／【百工裡的人類學家】創辦人、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暨科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在這本書中，斯科特（James Scott）從農民運動的觀察與政治批判出發，討論國家，階級
，治理，暴力，結構，行動策略等狀態，一方面組合成為利維坦巨獸的穩固，卻又提示人
民面對壓迫時的可能逃脫策略。斯科特擅長分析階級差異下的「底層政治」（infrapolitics）
，對他而言「無政府主義」是一種歷史思維方式，也是不與政府與國家統治發生合作下的
相互性。我們若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對不同階層的社會行動「逆行理路以爬梳」
（read against the grain），將會看到非精英階層的能動性，以庶民行動的歷史辯證重新打
造意義的偶發性。如果葛雷伯（David Graeber）書寫的是當代無政府主義的行動綱領，則
斯科特寫給我們的是歷史條件下無政府主義的鏡像碎片。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斯科特（James Scott）的這本小書不是嚴謹的學術作品，但卻是想要理解他從1960 年開始
以來，一本又一本充滿原創性與挑戰性的經典，不可或缺的指南。我們這些長期跟隨他、受
到他啟發的學徒，一直都感受得到他的著作背後那種無政府主義脈動，但是真正讀到大師娓
娓將他的政治哲學坦誠的鋪陳，還是一種令人激動與感動的經驗。
高度的推薦給所有關心未來的政治如何可能的人，希望這本書能夠溢出校園，讓一般讀者也
能加入討論。像斯科特這樣的學者，在當代已經是寥寂的晨星。
──林開世／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近年我一直在想我們需要無時無刻存在的國家嗎？有需要管東管西的政府嗎？有需要一個以
愛國為前提的政權嗎？面對這種政府，除了奮力抗爭外，我們還能做什麼？有什麼「另類」
被管治而不失尊嚴的可能性？斯科特（James Scott）持續出版學術研究著作，探討政府的
思維及行動模式，也討論弱者的「武器」以及被管治者的「抵抗藝術」。
看不懂嗎？不要緊！這本書是他以普羅大眾為對象的一本小書，從他的日常生活、閱讀及（
相對）少量田野、文獻資料出發，以「碎片」的簡單概念分享他對無政府主義的思考和期待。
這是我讀過最接地氣的斯科特著作，邊呷一口咖啡邊讀此小書，總有會心微笑的時刻。
──鄭肇祺／芭樂人類學寫手之一、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

///┌ 斯科特無政府暖身操，預備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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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常生活、從地方、從家門口隨時出發！
無政府主義不一定是街頭革命或傳統印象的政治運動。

┤「我要自己開店！」小頭家如何製造甘願？
├為何二戰後德國紀念逃兵？公開質疑服從？
└人民微小的不服從匯聚起來，意外地改變了歷史？
┘魅力領袖如何接地氣？
┌雜亂無章的自然，暗藏著什麼玄機？
┐誰是小資產階級？為什麼小資產階級讚讚讚？
┼什麼情況下，沒有交通號誌，看似不安全才是真安全？
┬美國SAT學力測驗與SSCI作文比賽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地方的柑仔店不只賣商品，還提供更多服務？
┤├└┘┌┐┼┬┴ 請見書中更多討論┤├└┘┌┐┼┬┴
討論實踐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趣味逸品，一篇接著一篇，越看越停不下來！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美國當代政治人類學大師。耶魯大學史德林政治學教授、人類學教授與農業研究計畫主任。著作包括：2019年麥田出版《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不被統治的藝術》（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等。收成平平的兼職農夫與養蜂人。

相關著作：《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


王審言
研讀新聞與國際關係，資深記者，現仍存活於新聞界，二十年來，目睹不少怪現象。譯有《為什麼我們要懂公眾語言？公民教育的核心，從思辨、論述到說服的藝術》一書。

碎片一　斯科特無政府暖身操法則
這個法則是一九九○年仲夏，我在德國新布蘭登堡（Neubrandenburg）發明的。

在前往柏林高級研究院（Wissenschaftskolleg）客座一年之前，為了提升我僅存不多的德語能力，興起在農場打工的念頭，因為我實在懶得去上歌德文化中心（Goethe Institut center）的語言課，跟那群還長著青春痘的毛頭小鬼廝混。柏林圍牆一年前倒塌，我計劃在東德，找家朝「合作化」改造的集體農場棲身。柏林高級研究院裡的朋友，有位近親的姊夫，正好是東德普里茲（Pletz）一個小村莊集體農場的領導。雖然心下狐疑，但是看在每週房租如此豐厚的份上，那位姊夫還是同意提供食宿，讓我在農場打工。

我破釜沉舟、置諸死地的語言實習計畫，算是相當完美；但若以愉快的農場啟發之旅的標準來看，卻是一場夢魘。村民，尤其是負責接待我的房東，頗為猜忌我此行的目的。難道我是來查集體農場的舊帳，揭發是否有不為人知的「異常侵吞」？或者，我是荷蘭農夫的先遣部隊，在蘇聯社會主義附庸國崩解之後，跑來這裡搶奪獵取土地出租的先機？

普里茲集體農場是東歐集團經濟何以崩潰的鮮明例證，專門種植「澱粉馬鈴薯」，無法製作薯條，實在沒飼料了，豬，也許能湊合湊合的吃。這種馬鈴薯原本設定的功能是經精煉後，提供東歐化妝品所需的澱粉基底。但是從柏林圍牆倒塌的那一天開始，東歐衛星國家的化妝品市場，怎麼也回不到先前的水平。一座座小山似的澱粉馬鈴薯，堆在鐵道兩旁，在夏天烈日曝曬下，任其腐敗。

我的東道主在琢磨未來會有什麼不可測的變局，以及在這過程中我究竟扮演什麼角色之餘，更擔心眼前的麻煩：我有聽沒怎麼懂的德文理解能力，會不會有危及小農場的風險？比方說，我會不會開錯柵欄門，讓豬隻跑到鄰居的田地？我會不會把餵牛的飼料拿去餵鵝？我在農場工作的時候，是不是始終記得鎖好門，不讓吉普賽人闖進來？我在第一週狀況百出，讓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對我多提防點。他們總喜歡扯著喉嚨叫我，希望透過高亢的聲音克服語言障礙，但終究徒勞無功。他們勉強維持表面上的禮貌，不過，在晚餐桌上，其他人暗地交換的眼神告訴我，他們的耐心已經快要耗光了。我在充滿疑慮氣氛裡勞動，我明擺在眾人眼前的不適任與理解能力低落，壓得我格外緊張。

我覺得，在沒把自己跟農場夥伴逼瘋之前，每週一天我得到鄰近的新布蘭登堡走走。不過，要到那兒去也不容易。火車不會停靠普里茲，除非你在鐵道邊插根旗幟，告訴司機本站有乘客候車；回程的時候，得提前告訴車掌，你要在普里茲下車，他才會在綿延的田間，找個地方停下來，放你下車。進了城裡，我就在街上晃晃，最常光顧咖啡廳或者酒吧，假裝看德文報紙（偷偷翻閱小字典），盡可能不要引人注意。

從新布蘭登堡返回的火車，一天只有一班，抵達普里茲的時間大概是晚上十點。萬一錯過了，就得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裡，跟流浪漢一樣設法打發整個夜晚。所以，我至少在半小時前，就趕到車站。我在這兒晃蕩了六或七個禮拜，每個禮拜都會上演一幕很妙的場景。我有足夠的時間，身兼觀察者與參與者，從容思考。「無政府暖身操」這個概念就是在此時誕生，人類學家或許會稱我的研究方法為「參與觀察」。

再怎麼說，火車站外好歹也是新布蘭登堡最重要的十字路口。白天，算是車水馬龍，行人、車輛、卡車，還有交通號誌規範行止。入夜之後，車輛幾乎絕跡，相反的，卻有不少行人上街漫步，享受清涼的晚風。一般而言，晚上九點到十點間，路上大概會有五六十個行人，好些喝得步履蹣跚，穿越十字路口。交通號誌的變換間隔，根據我的推測，還是根據白天熙來攘往的車輛密度，並沒有考慮到夜幕低垂之後，行人數量變多的實際情況。一次又一次，這五六十個人都耐心的在街角等候號誌變成綠燈：四分鐘、五分鐘，也許更久，感覺像是永恆。新布蘭登堡位於梅克倫堡（Mecklenburg Plains）平原，一望無際。站在十字街口眺望四方，起碼都可以看到一哩開外，通常都沒有半輛車子。非常非常偶爾，會有一部小小的衛星（Trabant）孤零零、慢吞吞，拖著一屁股黑煙，悠然駛過十字街口。

根據我在十字街口的實地觀察，大概五個小時內，會有兩名行人等得不耐煩，不顧燈號，擅自闖過十字路口，每次都會引發背後七嘴八舌的斥責，指指點點，頻頻表示難以贊同。我是這個場景的一部分。如果我因為稍早的德語表達荒腔走板，導致信心潰散，多半就會混在人群中，乖乖的等待綠燈，完全不敢冒著可能遭到白眼的壓力硬闖。但如果我德語講得得心應「口」（通常這機率不高），自信陡升，就會無視燈號，鼓起餘勇往前衝，為了壯膽，一邊想著在這種情形死守著無關緊要的法律規定實在很蠢，呆呆站著實在不合理。

想想，連自己都覺得意外。只為了闖紅燈過街，我要鼓起多大的勇氣，橫眉冷對外界的質疑。訴諸理性得來的信心，在面對譴責的壓力時，竟是如此不堪一擊。昂首闊步闖越十字路口，也許流露出滿不在乎的印象，但在一般情況下，我多半沒這膽子。

為了合理化我的行為，我在內心預演了一段小小的演講，假設自己能用熟練的德語傳達。我想要這麼解釋：「知道嗎？你們，特別是你們祖父母那一代，應該要有一些違反法律的勇氣。有一天，道德與理性會號召你們挺身而出，打破重大的法律規定。全靠這一點了。你們必須有所準備。當真正重大的抉擇橫亙在面前，你們準備好了嗎？你們必須保持在『狀態』中，當真正的挑戰迎面而來，就得承受衝擊。所以你們需要『無政府暖身操』。每隔幾天就違反一些無關緊要的不合理規定，亂過馬路也成。用自己的大腦去判斷：這法律真的公正嗎？合理嗎？如此一來，就能儲備能量；當重要時刻到來，自然準備就緒。」

要判斷何時違反規定才算合理，需要縝密的思考，即便像是亂闖馬路這種相對無害的瑣事。有一次，我到荷蘭拜訪一位學術成就素來受我敬仰的退休教授，體悟到這點。這位荷蘭教授是眾所皆知的毛澤東思想支持者（Maoist），替文化大革命辯護，是荷蘭學術界的好戰分子。他邀請我到小城瓦赫寧根（Wageningen）公寓附近的中國餐館吃午飯，途經十字街口時亮起了紅燈。瓦赫寧根跟新布蘭登堡一樣，一馬平川，從四面八方望出去，都可以看到大老遠。我一看到什麼車都沒有，想都沒想，就往馬路走去，才一抬腳，威爾泰姆（Willem Frederik Wertheim）教授就開口了，「詹姆斯，你得等一下。」我趕緊閃回人行道，發出微弱的抗議：「但是，威爾泰姆教授，路上根本沒有車啊。」「詹姆斯，這對孩子來說是很壞的示範。」他立刻回答。我既受到了訓斥，也學到了一課。信奉毛主義的好戰分子，居然如此體貼入微、展現如此強烈的（恕我斗膽添上「荷蘭的」）公民責任感；而我，卻如洋基牛仔般的一味莽撞，完全沒顧慮我的行為可能會對其他市民朋友造成影響。現在，每當我想亂闖馬路，一定左顧右盼，確定現場沒有孩童，以免我的壞榜樣讓他們以後可能遇險。

新布蘭登堡農場打工到了尾聲的時候，有起更公眾的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明目張膽的挑戰陳規。我從當地報紙一個小小的版面上，得知一群西德的（這個國家要在一個月後，才會真正的統一〔Einheit〕）無政府主義者，開著一部拖板車，載著一個混凝紙（papier mâché）雕像，從這個城市的廣場，巡迴到下個廣場。上面是一個奔跑的人的剪影，雕嵌進花崗岩內，題為「紀念兩次大戰中不知名的逃兵」（Denkmal an die unbekannten Deserteure der beiden Weltkriege），並陳述著這則傳奇：「紀念這些拒絕屠戮自己同胞的人」。

這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姿態，鮮明的闖進我心中，挑戰幾乎放諸四海皆準的「無名士兵」主旋律：雖然姓名不詳、面目模糊，但「每位戰士」都為了實現國家的目標，光榮投入戰役。即便在德國、即便在非常近期的前東德（自詡為「日耳曼土地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明確不歡迎這種挑釁的理念。在德國進步派分子的腦海裡，不論他們有多麼反對前德國納粹的意圖，但對於這批捨身奮戰的士兵，對於他們的忠誠與犧牲，依舊保持著不打任何折扣的敬意。好兵帥克（The Good Soldier Švejk），捷克的反英雄，寧可窩在溫暖的火爐邊享用香腸與啤酒，也不願替國家出征，這或許是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人民反戰的模範，但在東德即將收場的暮光中，這個反諷的紙糊塑像卻讓市政官員們笑不出來。一待當局集結警力趕走拖板車，巡迴展覽也只好匆匆謝幕往下一個城市。於是你追我跑的遊戲開始：從馬德堡、波茨坦、東柏林、彼特費爾德，到哈雷、萊比錫、威瑪、卡爾馬克思城（後改名為肯尼茲），再到新布蘭登堡、羅斯托克，最後回到聯邦國的首都波昂。遊走城市的躲貓貓展覽所引發的騷亂，以及帶動的關注度，或許正是活動發起者希望達到的目的。

這個噱頭受益於柏林圍牆倒塌後兩年，瀰漫於全德國激昂浮躁的氣氛，快速的傳染開來。很快的，進步派人士與無政府主義者就在德國各城市，創作不同的裝置藝術向逃兵致敬。傳統上被視為怯懦及背叛的行動，突然間，竟然變成光榮的、甚至值得仿效的目標。德國因為服從於以泯滅人性為目標的愛國主義，很明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也難怪他們會率先公開質疑服從的價值，並且在城市廣場放置各種逃兵的紀念象徵，而不是神聖化馬丁．路德、腓特烈大帝、俾斯麥、歌德或者席勒的紀念碑。

紀念逃兵在概念與美學上都深具挑戰。在德國，的確有幾座紀念逃兵的雕塑，具有永恆的藝術價值。比方說漢娜．史特茲．曼佐爾（Hannah Stetz Menzel）在烏爾姆（Ulm）的作品，苦心孤詣，至少說明了這種不服從的表態，儘管必須冒著風險，卻蘊藏鼓舞的力量，持續感染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