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暇、身體與政治：近代中國游泳文化【限量精裝版】

潘淑華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研究興趣包括香港史、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及動物史。著有Negotiating Religion in Modern China: State and Common People in Guangzhou及《閒暇、海濱與海浴：香江游泳史》（與黃永豪合著）等書，並編有《「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論文散見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Modern China及Modern Asian Studies等學術刊物。現正進行的研究包括晚清至1950年代的中國耕牛，以及西方動物保護概念在近代中國與香港的傳播。

緒論（摘錄）

1912年11月，廣州啟蒙刊物《時事畫報》，刊登了兩幅日本婦人於海濱拍攝的照片，標題為「美人出浴」。在第一幅照片中，三名穿著泳衣的日本婦人，裸露著小腿及部分大腿。在另一幅照片中，兩名婦人斜躺在沙灘上，其半裸露的雙腿成為照片的焦點。署名「秀清」的作者為照片附上數句說明：「日本美婦，多好海水浴，其國人競以是風倡，島人多淫，窺圖益信。」（見第二章，圖2-1）《時事畫報》由潘達微（1881-1929）等同情或支持革命的知識分子於1905年在廣州創刊，創刊號直言其目的是「欲把國民喚醒免在夢魂中」。《時事畫報》刊登日本婦女穿上泳衣的照片，卻又將之描述為「淫」，其真正的目的，究竟是為了批判日本女性，還是為了向讀者展示日本「文明開化」的同時，避免被保守人士批評照片有傷風化？無論《時事畫報》的意圖如何，我們不難理解民國初年中國人對游泳活動及女性穿著泳衣的態度。

二十多年後，1936年7月，上海《申報》刊登〈游泳和風化〉一文，作者方克文指出他的一位朋友認為政府應該禁止游泳活動，原因是「去的人也並非為游泳而去，女的大都是為去拍照……男的也大都抱非分之想，借游泳的名目去親近親近女人」。方克文則為游泳活動辯護，認為批評者「用老花眼鏡來看新的男女關係」。方克文絕對沒有想到有一天，游泳與中國的國家政治會如此緊密地結合。1966年7月16日，毛澤東「暢游長江」成為文化大革命重要的一幕，宣傳刊物《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中前進》指出1956年「第一屆橫渡長江時，女運動員只有二十多名，現在每屆都有上千名，其中還有女民兵武裝泅渡」。

以上三段資料可見自民國初年至1960年代中國社會急遽的變化，同時亦說明游泳與兩性關係、身體政治及國家權力的密切連繫。游泳活動不單反映二十世紀政治與社會變化，也是推動政治及社會變化的一種力量，是展現個人與國家掌控身體的競爭場域。根據身體政治理論，身體是文化建構的產物，身體的動作、形態、裝束以至象徵意義，被不同的論述與價值觀所形塑，身體也是各種權力關係博弈的場所。正如布萊恩．特納（Bryan Turner）指出，身體是「自我表演的工具」，也是社會為防止越軌行為而時刻監控的對象，身體因而對「社會的微觀和宏觀秩序至關重要」。近現代中國在國家建構過程中，試圖把民眾的身體納入國家管治，這種嘗試不但體現在學校教育及官方政治集會，也逐步伸展至民眾的閒暇空間與閒暇活動。對民眾來說，閒暇是享受歡愉及自由的時間和空間；對國家政權來說，閒暇是對民眾的教化、規訓及社會控制的手段。閒暇因而是民眾與國家力量的交接點，也是雙方衝突的場域。本書選取游泳文化作為研究課題，原因在於游泳不僅是體育活動，更是民國時期日趨普及的大眾休閒方式，反映及形塑個人身體與政治及社會秩序之間的互動和協商，因而是具體展現閒暇如何塑造國家與社會關係此一重要學術課題的理想切入點。

本書橫跨民國時期與1949年後的中國，以閒暇與政治的關係為主軸，探討西方游泳文化在中國的形成與發展，究竟是什麼歷史因素、個人及團體所促成，在傳播過程中又如何影響中國人的「摩登」身分建構、海濱空間的布局與意義，以及國家與個人身體的關係。此主題可進一步細分成以下問題：其一，城市民眾如何利用泳衣潮流及游泳活動，表達其現代身體形象及建立「摩登」身分？其二，當地方與中央政權發展游泳運動，視之為「高尚娛樂」時，如何調適及規管游泳的摩登身體與中國傳統身體文化所產生的碰撞？其三，因應游泳活動而出現的游泳場及海浴場，如何改變城市空間及海濱空間的規劃和意義？這些游泳場有多大程度是大眾共享的閒暇空間？管治者又如何管理這些新興的空間？其四，1949年共產政權建立後，國家力量如何改造游泳的閒暇意義，將之與黨國意識形態結合？熱愛游泳的毛澤東（1893-1976），又如何利用自我的身體及推廣群眾游泳，建立個人崇拜與進一步延伸其政治權威？

本書將圍繞以下數個論點進行論述。首先，游泳文化在中國的發展，展示了西方文化從沿海地區向政治中心地區擴散的在地化過程。其次，游泳作為西式的閒暇體育活動及「高尚娛樂」，對追求「摩登」閒暇活動的青年男女來說，是自我身體的呈現，也是建構摩登身分的資源。民國時期的游泳場，則是體驗及展示現代男女開放互動關係的新式都市公共空間。其三，國家權力試圖伸展至游泳場，期望以國家理念形塑或規範民眾的閒暇空間及身體場域，而民眾則根據手握的資源，以順從、逃避或反抗等不同的方式回應。其四，游泳及海浴文化，亦改造了海濱空間的景觀及民眾對海濱的觀念。海浴活動一方面拉近了城市與作為邊陲地帶的海濱的空間距離，但另一方面亦成為城市菁英從海濱居民手上奪取海濱資源的權力話語。其五，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閒暇與國家政治進一步結合，群眾游泳成為民眾體現毛澤東崇拜的政治活動。諷刺的是，不少民眾企圖以游泳偷渡出境，來逃離毛澤東的管治。至此，游泳成為含混的符號，同時代表了民眾對毛澤東的忠誠與背棄。（以下略）

本書並非近代中國游泳體育史。體育史把重點放於體育的內部發展，例如體育組織的演變及運動員的專業化等。此研究選擇以社會文化史而非狹義的體育史為視角，結合跨國史、地域史、城市史及身體史等研究取向，聚焦於游泳、閒暇及身體政治這個主題的關鍵時刻及事件，分析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現代國家建構、摩登身分的追求及毛澤東崇拜等多種力量交織下，游泳文化在現代中國的發展及傳播。在此過程中，身體成為政治場域，不同社會階層藉此作為建構自我身分的資源，並引發國家及地方社會的各種變遷。本書因而避免給予游泳活動狹窄及單一的定義。在社會文化史的視角下，「游泳」不單是體育運動，也是「文化實踐」及「權力體現」，不同政治及社會群體因應自身的理解及現實需要，為游泳文化及游泳場與海濱空間，賦予不同的象徵意義及豐富的生活內涵。全書分成六章，各章節圍繞以上主題進行討論。

第一章首先闡述傳統中國社會的游泳活動，與西方自十八世紀興起的現代游泳文化的差異。接著將分析於1910年代初開始，香港殖民政府面對鼠疫爆發引致的對「公共衛生」的關注，開始在海濱開闢公共游泳場以鼓勵華人參與游泳運動。香港的華人體育會亦扮演了向華人社會推廣游泳活動的中介角色，游泳風氣遂在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普及起來。1920及30年代，游泳風氣逐步在中國內地其他城市興起。報刊及游泳指南對現代游泳知識的建立固然重要，但香港華人社會的游泳風氣對內地城市無疑起了先導作用。

第二章及第三章分別以廣州及上海為例子，分析游泳及海浴文化如何通過不同的「文化代理人」引進當地，並因應不同地方的政治社會脈絡，衝擊原來的男女性別界線及華洋種族界線。由於香港的影響，廣州游泳風氣自1920年代初開始普及。與香港一樣，華人體育會對推廣游泳活動扮演關鍵角色。雖然廣州政府鼓勵游泳活動，但在1934年以防止「傷風敗俗」行為作為理據，下令實行「男女分泳」政策。廣州游泳場及民眾則以各種方式抵制，以捍衛他們在游泳場的自主與兩性互動的自由。

第三章分析自1928年上海公共租界游泳池向華人開放後，游泳風氣在上海華人社會迅速普及起來。此章可與第二章有關廣州的發展軌跡作一比較及對照。上海的游泳場與公園皆被上海華人視為種族歧視的象徵，租界游泳池向華人開放，衝擊上海原來的種族界線。男女應否被允許共泳，亦繼而成為上海華人領袖關注的課題。結果，公共租界游泳池採取折衷方式，每星期三下午實行男女分泳政策。租界游泳風氣普及對上海華界政府的閒暇政策亦帶來影響，上海國民黨政府利用為民眾提供「高尚娛樂」為理據，從高橋地區的居民手上奪取海濱擁有權，開辦高橋海濱浴場。上海游泳文化在1930年代結合當地原已非常蓬勃的印刷媒體及攝影技術，迅速發展成為城市民眾建構「摩登」身分的資源。

第四章聚焦於民國時期來自香港的女泳手楊秀瓊（1918-1982）。此章承接第一至第三章有關游泳風氣在香港、廣州及上海普及的歷史發展脈絡，分析楊秀瓊成為民國時期「摩登女性」象徵的歷程及影響。楊秀瓊的游泳生涯始於香港，進而在廣州的省級游泳比賽冒出頭來，接著在1930年代通過於南京舉行的全國運動會及上海的時尚雜誌，成為全國家喻戶曉的「美人魚」。時尚的游泳衣形塑楊秀瓊的「摩登身體」，在國內外參加游泳比賽奪標以及在江西南昌「新生活運動」表演泳術，則造就她的「國族身體」。楊秀瓊的身體所體現的「摩登」與「國族」之間的衝突與協商，可視為民國時期政治與社會形態的寫照。

第五章討論中國最知名的海浴場──北戴河，自清末至共產政權建立後的發展。北戴河比第三章討論的上海高橋海濱浴場更早出現，其複雜的發展過程反映海浴活動被引進中國後，各種群體憑藉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海濱的空間規劃及象徵意義上，進行力量比拼。此章首先討論西方人在清末開闢北戴河的契機，接著分析以朱啟鈐為首的「北戴河海濱公益會」，如何以「公益」為名，在北戴河西部建立屬於華人菁英的閒暇空間。最後的部分討論在1949年後，與集體主義及歌頌勞動相結合的「休養」論述，取代民國時期的「閒暇」論述，北戴河從西方人及上層華人社會的閒暇空間，被改造成工人的休養空間。

第六章接續第四章關於楊秀瓊的「游泳身體」與第五章有關中共政權改造北戴河海浴空間的討論，分析1950年代中共政府對游泳文化的改造，以及毛澤東對其自身「游泳身體」的形塑。自大躍進開始，毛澤東利用其「游泳身體」及推動群眾游泳，動員民眾支持其共產革命理念。他在1966年7月16日暢遊長江的壯舉，為文化大革命拉開序幕。在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游泳活動負載了兩極的意涵，它既是民眾表現政治忠誠的儀式，也是他們逃離中國大陸的求生技能。

本書打破地域史與國家史的界線，以游泳風氣在中國沿海地區興起的軌跡為主脈絡，以微觀的角度分析香港、廣州、上海及北戴河等地游泳文化的形成，當中既有不同地域之間互為影響的因素，也有各地域因應獨有歷史背景而出現的內在力量。游泳運動作為來自西方的異文化，對中國不同地域的政治、社會、種族及性別關係帶來不同性質的衝擊。把不同地域拼合起來，我們才能夠對中國的整體圖像建立實質、立體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