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的我：承認理論研究。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旗幟性人物霍耐特力作（簡體書）

本書將大量近年來關於如何在黑格爾承認理論的基本假設上進行理論構建的討論進展整合在了一起。在《為承認而斗爭》一書中最初勾勒出我對黑格爾路徑的解釋之後，為了響應反對意見，我一直忙於矯正或進一步闡明我的基本立場。尤其是和南希•弗雷澤的爭論以及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坦納講座（Tanner lectures），為我提供了很好的機會，讓我得以對那些原本仍然模糊的思考做出更為精確的解釋。但是沿著這條路向下走，並試圖解決來自其他主體間性理論的各種衝擊時，很多問題尚未得到解決。畢竟，我力圖重構黑格爾承認理論的理由是我收獲了新的洞見，這些洞見不僅使我重新思考正義的概念，而且還導向了對社會化與個體化之關係，以及社會再生產與個人同一性結構之關係的更好解釋。我近年來澄清這些關係的各種努力都匯集在本書中了。除了少數例外，這些文章都遊走在社會哲學的邊緣，在這裡，只有將其他鄰近學科的經驗研究納入考慮，規範性問題才能得到回答。
第一部分包含兩篇文章，在這兩篇文章中，我重新探討了黑格爾實踐哲學的本質構成。雖然在《為承認而斗爭》一書中，我仍然認為只有在黑格爾耶拿時期的講稿中才包含一種承認理論所需的各種融貫的要素，但是在對黑格爾成熟時期的作品進行更仔細的研讀後，我逐漸意識到我之前的觀點是多麼錯誤。我不再相信黑格爾在發展一種獨白式的“精神”概念的過程中放棄了他早期的主體間主義；相反，黑格爾終其一生都在力圖將諸如社會實在這樣的客觀精神，解釋為一組有層次的承認關係。在這種重估的基礎上，我試圖借助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來促進承認理論的發展。和黑格爾早期的著作相比，其中表達得更強烈的是一個開創性的理念，即社會正義是根據相互承認的要求來界定的，而且我們必須以歷史發展和已經制度化了的承認關係為出發點。在討論黑格爾的自我意識概念的篇章（第一章）中——這是處理《精神現象學》的關鍵一章——我試圖澄清本書中承認的系統性意義；對成熟時期的黑格爾來說，承認指的是道德性的自我約束行為，如果我們要達到一種對我們自己的意識，就必須能夠在面對他人時做到自我約束。相比之下，關於黑格爾《法哲學原理》的文章（第二章）則試圖回答一個困難的問題：我們應如何設想承認與人的自由之間的內在聯系。根據我的理解，黑格爾創造這種聯系的方式是，嘗試向當代的自由主義支持者證明，只有通過參與個體自我約束的制度性實踐，我們才能體驗到自己意志的完全自由。
在第二部分的文章中，我嘗試進一步發展黑格爾的這些理念，來解答當代正義理論的一些核心問題。這些進路的系統性框架可以在第一篇文章（第三章）中找到，這篇文章旨在將正義觀念由一種對分配益品（goods）的原則的迷戀重新導向創造對稱的承認關係所需的手段，從而糾正我們慣常使用的社會正義觀念。然而，像我在隨後的章節中試圖表明的那樣，這樣一種理論上的逆轉必然無可避免地讓現有的勞動組織（第四章）變得可疑起來，也無法回避如下難題，即哪種類型的社會承認在當前有助於間接地強化社會支配（第五章）。理論預設既不能把社會勞動領域排除在外，也不能不考慮某些意識形態，這些意識形態服務於鞏固一種由正義理論的文本中產生的支配。在對布爾當斯基和勞倫•泰弗諾合著的頗具啟發性的研究著作《論辯護》（On Justification）的討論中（第六章），我通過反對兩位作者解構社會道德的傾向，將一些已有的觀點結合在一起，轉而強調已經制度化的承認領域的規範力量。在討論戴維•米勒的正義理論的章節（第七章）中，我做了類似的努力，這最初是作為米勒的專著《社會正義原則》德文版前言而發表的，這本書如今已經成為經典。同樣地，我主張如果一種正義理論要和社會現實建立起更緊密的聯系，那麼，對已經建立的承認原則進行黑格爾式的“重構”至關重要。
第三部分使用了相對含糊的標題“社會的和理論的應用”，我采納了在這本書的前兩部分已經描述過的理念，並且努力使它們具有解釋力。因此，在這些獨立的文章中處於核心的是社會學解釋問題而不是規範性問題。但是，這一點隨即就會變得顯而易見：當談到“應用”這些理念時，我們沒有辦法把社會事實和對於正當性的規範性主張幹凈利落地分離開來。一旦我們跟隨黑格爾，認為承認的關係對所有社會實在來說都是構成性的，那麼我們就必須認識到，任何對社會進程的解釋都必然援引占主導地位的規範和原則。主張和要求、義務和信念就像據稱是純粹“客觀的”物質一樣是實在的一部分。這一部分的第一章（第八章）代表的，是對政治科學中近來使用承認概念解釋國際關係領域的張力和力量變化的那些嘗試的一個非常初步的響應。我在這一章的唯一目的是澄清將國家間關係構想為由對承認的期望所調節，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這一部分的另外兩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聚焦於正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in Frankfurt）進行的理論探索。和馬丁•哈特曼一道，我嘗試對我們就現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悖論”的跨學科研究做出更細致的解釋。這項工作的方法是經驗性地證明，結構性經濟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將歷史上發展出來的對承認的期望轉化為了對主體的規訓式要求。然而，在這本書的背景下，這兩篇更具社會學色彩的文章也只能初步地揭示，一種基於承認理論的對於當下的診斷會是什麼樣的。在第四部分，我挑選了一個自《為承認而斗爭》出版以來，我幾乎從未涉及過的理論問題。我一向確信，正如客體關係理論以典型的方式研究表明的那樣，承認的社會關係的發展只能以人類心靈中相應結構的發展為前提。盡管我訴諸精神分析學的做法已經不時地引起一種指責，這種指責稱我使承認理論整體上變得“太心理學了”，但是即便是在今天，我也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要放棄我在外部的社會承認和結構性的心理形成之間建立聯系的計劃。當然，有人可能會得出一個錯誤的起源學上的結論，並通過指出人們有受到心理傷害的危險來證明要求承認是合理的，但是除此之外，使承認理論和精神分析相吻合的做法對我來說似乎是一種非常有益的嘗試。我試圖在兩篇文章中進一步發展這些洞見，在其中，我說明了社會團體的重要性（第十二章）和心理上的“消除邊界”（第十四章）的作用。這部文集最後一部分的另外兩個章節（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尤其是對我的朋友喬爾•懷特布克作品的討論，代表著我捍衛自己立場的嘗試，這一立場在於以對精神分析學的承認理論解釋來對抗一種顯而易見的反對意見，即認為我忽略了破壞性的、反社會的驅力。
我要感謝斯蒂芬•阿爾特邁耶和弗勞克•科勒為本書的完成提供的技術性支持。他們的鎮定和關心確保了這些分散的文章可以被納入一個統一的、成體系的形式。蘇爾坎普出版社的伊娃•格雷姆在編譯不同章節時提供了很好的建議。最後，我要感謝譯者約瑟夫•加納爾，我要感謝他多年來忠誠的工作，也要感謝他確保這部文集可以以既具可讀性又切合原義的英語版本面世。

前 言 001

第一部分 黑格爾主義的根基
第一章 從欲望到承認：黑格爾自我意識的基礎 003
第二章 實現了自由的王國：黑格爾的“法哲學”概念 020

第二部分 系統性的後果
第三章 正義的構造：論當代程序主義的限度 037
第四章 勞動與承認：一個再定義 059
第五章 作為意識形態的承認：道德與權力間的關聯 080
第六章 社會解體：呂克•布爾當斯基和勞倫•泰弗諾的社會理論 104
第七章 作為社會研究的哲學：戴維•米勒的正義理論 127

第三部分 社會的和理論的應用
第八章 國家間的承認：論國際關係的道德基底 147
第九章 組織化的自我實現：個體化的悖論 164
第十章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悖論：一個研究綱領 181

第四部分 精神分析學的衍生
第十一章 否定性的作用：對精神分析學的一個承認理論的修正 209
第十二章 “我們”中的自我：作為一種群體形成之驅動力的承認 218
第十三章 前社會的自我的諸面向：對喬爾•懷特布克的反駁 236
第十四章 削弱現實的力量：安慰的世俗形式 253

索 引 262

但是，毫無疑問的是，比起這些其社會範圍同樣顯得可疑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對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生產和服務業的重建。這個時代發生的事情，在經濟上被描述為對福特主義生產方式的拆解，但是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關鍵性的是伴隨著這個過程的、一種全新的對於工作主體的觀念。工作主體不再被制度性地處理為單純的雇員，而是有創造力的“創業者”，或自主勞動者。當理論家們如今談及一種“對勞動力的規範性的主體化”以及個體勞動者尊嚴的提升時，這首先意味著勞動者的智力主動性在生產和服務組織中不斷地被喚起。新的管理觀念，例如層級結構水平化，鼓勵團隊合作、團隊自治和自我指導，將適應對自我實現的需求，而這些需求是由雇員們尋求自主地貢獻和出售他們所習得的技能的機會而表現出來的。但是很快我們可以看清楚，這種新的、後泰勒主義的企業家策略有一種完全不同的影響，這種影響讓勞動越來越可以被設想為一種“天職”，而反過來產生完全不同的對於勞動者的期待：他們的動機需要被內在地裁剪以適應要求他們的生產活動；他們必須把自己職業描述中的每一次變化都呈現為自己決定的結果，而且他們的積極參與必須導向整個公司的利益。這說明在僅僅三十年的跨度裡，一種新的要求體系被確立起來了，使得就業取決於勞動者能否在工作場所令人信服地表達自我實現的渴望。這樣一種顛倒反過來創造了空間，讓一些放松管制的手段得以被證明為合理的，這是由於考慮到雇員不斷增長的承擔個人責任的意願，在工作場所，地位和資歷的作用逐漸變得過時了。這給“白領”和“藍領”勞動者施加的壓力呈現為一種極端的悖論形式：雇員們為了他們未來的職業生涯，必須根據自我實現的模式來構建他們自己的職業史，雖然最有可能的是，他們想要的只是一定程度的社會和經濟安全感而已。
在這些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出一種趨勢，即把不斷增長的自我實現的需求轉變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一種生產力——這有一定的道理。主體越來越傾向於把他們的人生視作通過試驗去尋找自我同一性的過程，這不僅可以作為一系列旨在實現經濟結構重建的手段的合法化基礎，而經濟結構重建的目的在於放松工業和服務業中的管制；此外，這種新的個人主義也被直接用作一種生產要素：在這些看似發生了改變的勞動者的需求基礎上，勞動者將會比在一個受社會調控的資本主義類型中表現出更多的積極參與、靈活性和主動性。但是在我看來，把這種傾向解釋為聰明的、有合作精神的管理者們故意采納的一種策略，以響應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對資本主義的“享樂主義”批評，這是有誤導性的。相反，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精神”，像呂克·布爾當斯基和伊芙·夏佩羅在一項吸引人的同名研究中所考察的那樣，似乎是許多不同的、互相聯系的過程的非意圖性後果，而這些過程中的每一個都有其自身的歷史和發展動力。如果我們在電子媒體、廣告業和生產領域的結構性轉型中，把廣泛的、日常的對於個體之自我實現的期望的增長也包括在內，那麼我們就會得到和布爾當斯基以及夏佩羅一樣的結論：工具化、標準化和虛構化，已經把過去半個世紀以來逐漸發展的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變成了一種無情的要求體系，在這種體系當中，如今的個體似乎更可能遭受痛苦，而不是蓬勃發展。